我們如何談論相距最近，時常又是最遠的親子關係？2017柏林金泰迪熊獎獲獎影片《日常對話》或許可以給到一些啟示。為了能夠從更多角度和層面去觀看這部優秀的紀錄片，VCD影促會邀請《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和《寫母親》項目的發起人、藝術家黃靜遠就母親和表達、影像創作、社區工作等話題進行了一場遠程的文字對話。5月13日（本周日）在攝影筆的《日常對話》放映之後，黃惠偵導演則會親自抵達現場和《寫母親》項目參與者，新工人影像小組的發起人宋軼進行一場更為深入的對談。購票及其他實用信息請參閱文末。
「在接受VCD邀請正式和惠偵以文字方式交流之前，我對《日常對話》以及它的形成過程就很有興趣。主要是因為兩點，第一，她主動的用（藝術）媒介解決自己的問題，家庭的問題。這種「清創手術」[1]也許就是鏡頭和影像的力量之一。第二，由於拍攝時間跨度和工作團隊的演變，這是一部結合了很多種「人稱」的片子：裡面有她自發的遙遙無期的紀錄，也有以電影節為平臺的團隊合作。對目前大陸關於「底層和精英語言之間借用」討論，有很多啟發意義。誠然，我的這些興趣來得很主觀，也自然的把它和最近進行的「寫母親」項目聯繫起來想。
我們溝通後感覺也許文字可以分兩個部分，一部分談語言和情感的問題，在放映前推出；第二個部分談幕後或者語境的內容，在放映後推出。雖然我們都說中文，都是同齡人，也同樣關心母親和家庭的問題；但是兩地語境卻讓我們對不同的詞有不同的回憶。下面是我們圍繞著「語言」和「愛」的較勁。」 ——黃靜遠
▲ 《日常對話》劇照，影像版權歸導演及片方所有
HC=黃惠偵
JY＝黃靜遠
JY：你怎麼理解「為難」這個狀態的？我感覺，這個狀態在片子裡常常被顯現（激發和定格）出來。對我而言，這種「無言」與「身體語言」的混合與片子清晰的初衷正好形成對應。
HC：「為難」也許算是我與母親某種共通的生命基調吧，對我媽來說，這個社會的許多規範與價值都令他為難，成為母親這件事也是。對我，「為難」就是一種雖然我做得到，但做了是違背我心意的狀態，是一種比較不容易被閱讀到，但又非常需要被理解的情緒。
JY：為什麼，在語言上，會圍繞「是不是愛我」這個句型？我覺得，「愛」這個詞不見得是片子想探索的主題，至少它不是這個片子要圍繞的東西。
HC：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應該是第一次有人認為這部片子所要探討的並不是愛。
為什麼片中會一直出現「你是不是愛我」這樣的問句，我想那反映的是我們太缺乏可以用來把「愛」這件事說清楚的語言與詞彙了。拍完片子之後我覺得「愛」這件事實在太抽象了，我仍然沒有辦法去形容它。那些問句，或是片中所有的對話與問題，在問的或許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我所在乎的那個人是不是也在乎我？我們都期待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為那樣，自己的存在才是被肯定、有意義的。
▲ 《日常對話》劇照，影像版權歸導演及片方所有
也許那個問題是個必經的關卡，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可能我不是一個擁有足夠智慧的人，我就是得透過追問這個問題，才能往前跨過那一步前往理解。
在片子仍在拍攝的當下，那個疑惑是真實存在的，只是當時我還未能真正明白我帶著的那個疑惑後面，之所以需要得到一個答案的原因是什麼，就是人為何需要明白自己是被愛的。愛到底是不是這部片子所要探索的主題？端看觀者如何理解及定義「愛」。
你覺得對你而言，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感，最困難與最動人的部分分別是什麼？
JY：具體的說，對我而言，最困難的是這個：我媽的愛在她看來是發自內心的，在我看來是非常缺乏理解他人和世界的意願的。最動人的是：她的出生和所處時代並沒有給她多少愛；但是她對我依然傾其所有。所以這個最困難加上最動人，結果就是一個悲劇性的情感習慣。
我現在很多工作就是在深入和質疑這種情感習慣，以多少逃脫它的控制。我這種痴心妄想也可能是很不理性的。我同意你說的「太缺乏可以用來把『愛』這件事說清楚的語言與詞彙了」。但是我和你的不同之處也許在於，雖然同樣的感受到「缺乏」，我會遠離已有的表達，也希望不需要用「愛」的框架來談這個事情，您也說「愛」這件事實在太抽象了。
HC：我覺得談論家庭以及母親與我的關係，不太可能脫離愛這個框架，因為催生這部電影的，正是始於對於愛的種種疑問。而且我也不知道這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什麼才能算是與愛無關？如果我已經知道也設定我要對話的對象是我母親、是普羅大眾，當然就會是以最容易理解的語言去說。溝通單靠語言本來就已經不易了，用更遠離常規的詞彙去描述，很可能只會增加我想對話的對象（我母親）的理解困難。
JY：關於「溝通單靠語言本來就已經不易了」 這點，我深有同感。但是，你媽媽語言的常用方式是什麼？是談愛麼？在觀影中我得到印象是：直接說愛，承認愛，恰好不是你媽媽的語言；它是你想要你媽媽說的語言。而且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這就是愛的強制性嘛。當然我知道我沒有什麼資格說什麼不是你媽媽的語言，我談的只是一個觀感。可能是因為文化和語境不同，我覺得「你愛不愛我」不是一個普通大眾的語言，而是一個媒體的語言（比如流行歌曲或者家庭電視劇等等）。不過需要承認的是，很多時候媒體語言就是大眾語言。
▲ 《日常對話》劇照，影像版權歸導演及片方所有
HC：我倒覺得說愛是我媽的語言，只是他過去沒對孩子說過，但他一直在對他的伴侶說，甚至可能每天說。他平常愛看的歌仔戲、連續劇，把愛都說爛了，但我覺得人們很難在那些戲劇情境裡頭進一步思考愛到底是什麼。說愛的後面其實帶來了強制、規範、不自由，那些才不是我媽會使用、能理解的語言。
舉個例子，我媽現在會告訴我女兒，我當然愛妳媽媽，因為她是我的小孩啊。愛這個字眼有點像是一個最大公約數，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跟一個六歲的小孩對這個字的詮釋肯定不盡相同，但卻又大抵都能理解，所以我說那是我媽可以理解的語言是這個意思。
至於愛的強制性我也不會否認這點，因為它是真的存在，人們對於愛的給予跟索求其實都有其自私的部分，幾乎像是一種本能，在我們對給予愛、索求愛的對象，以及愛這件事情本身產生理性的認識與理解之前，多數人可能都是被那種本能給驅動著，去與他人互動。
▲ 《日常對話》劇照，影像版權歸導演及片方所有
JY：謝謝你的解釋。我看片中採訪你媽媽的女朋友的片段，還有很多他和女友在一起的片段，感覺他確實是一個很多情和柔情的伴侶。說到語言，說這點我父母輩和你媽媽是很相似的。一方面他們也總在看那些帶不來思考的電視劇，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理解「愛的後面其實帶來了強制和規範」：其實這是互為因果的循環。
對「愛」這個字在公共領域的出現和運用，我的理解確實包含了很多我的投射吧。比如，在寫母親項目中涉及到的以愛為名義進行的各種事情（包括拒絕接受孩子同性戀，逼婚逼生孩子），一些以塑造母愛為方式的革命教育愛國教育，等等。這些都讓我傾向不用母愛來談母親。我和你一樣，有對於愛的種種疑問。
HC：所以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有機會去搞清楚那些關於愛的疑問，這根本應該放到國民義務教育裡頭去。我們現在的現實是人們對愛有許多理所當然的想像或期待，所以我們從來不好好去思考它、談論它。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藝術可以成為那個促進我們思考這事的媒介。在你發起和組織寫母親的項目之後，你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定義是否有什麼新的看法？
JY：對的，這些缺失下，藝術可以是那個促進思考的媒介。我不希望我們只有用媒體語言作為對父母用的「大眾語言」，好像現在就只有用「藝術」來促進了——這個和您拿起相機來發問和紀錄可能是一種類似的動機。說到母親這個角色，一開始我覺得我無法定義它，所以一幫朋友來一起嘮叨一下這個事情。隨著「寫母親」項目的深入，越是覺得她是無法定義的。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起經歷每個人都在試圖去描述的過程；一起讓這些描述和我們自己面面相覷。
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被範式語言不斷代言我們情感的世界。我們想要在一個臨時的共同體裡通過「邀請描述」，「回饋描述」，「遇見描述」來接近甚至創造一種語言。可能和臺灣不大一樣，「集體」對我們（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下的人）而言是一個很糾結的詞。它在過去的形式很有限，我們被各種好的壞的歷史印記控制，我們難以找到一個「培養共同感知」的操練場所。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二元對立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和私人生活無法正常相處的問題。
▲ 《日常對話》劇照，影像版權歸導演及片方所有
HC：如果你有機會選擇，你會選擇成為或不成為一個母親？為什麼？
JY：我儘量選擇不成為母親。有不少原因。其中，第一，我覺得很多人都做母親了，不缺我一個；第二，現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我摯愛的事情，我經常苦惱於沒有足夠時間投入，所以不想分心。第三，我確信我可以用我的精力幫助更多做了母親的人。第四，我對繁衍這個人類行為有很多困惑。那您當時是在什麼情況下決定要孩子的？
HC：我在幾個不同的情況之下都考慮過要有小孩，但真正下定決心是在有了孩子之後。有些時候我還蠻相信「有命」，生死有命、貧富有命，我女兒的到來對我來說可能也是某種有命的安排，但我同時也覺得不該認命，不希望自己重複多數女性在有了母親這個身份之後的不得不。有孩子是我生命中的一項新功課，我還在過程中，而且我得很認真的去看懂題目然後解題作答。因為那不只是關係到我，也關係到我女兒之後可能會如何理解養育孩子以及成為母親這件事，我希望我們都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發展出一種對她對我都好的母女關係。
[1]「清創手術」－黃導演曾經在一次對談裡提到「曾經有觀眾問過，你不覺得這是在逼你媽攤牌嗎？可我覺得，這就像我們身上有一個傷口，過去我們只是在找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蓋住傷口；但實際上傷口沒有好，它反而腐爛了。而我拍片的過程就是清創手術。挖得深一點，把腐壞的部分挖掉了，我才能夠真正幫她重新上藥，我們才有痊癒的可能。所以我會說，殘忍當然殘忍，但是你會覺得醫生做清創手術很殘忍？不會。這是必須的，這樣你才會好。」
關於對談者
黃惠偵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是一名自由影像工作者，曾任臺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2017年，由於其紀錄片《日常對話》獲得小泰迪熊獎而被人們所熟知和關注。這名成長於「社會大學」的紀錄片作者一直關注移工、原住民、土地等議題。
黃靜遠
1979年生於廣西，2006年畢業於康考迪亞大學藝術系獲學士學位，2008年畢業於芝加哥藝術學院獲藝術碩士學位，現工作和生活於北京。她於2017年7月發起「寫母親」的共同寫作計劃。
「寫母親」工作組
「寫母親」是2017年由藝術家黃靜遠發起的共同寫作計劃，隨後與馮俊華、王亞敏共同組織、編輯和出版。第一季和第二季共有十五位寫作者參與，公開部分共計五萬五千多字。此項目還根據不同邀請組成各種「寫母親工作組」，參加特定議題的雜誌討論，舉辦工作坊，加入主題展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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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指南
2018.5.13 (日)
14:30-16:30
母親節特映及對談 黃惠偵x宋軼
攝影筆
2018.5.19 (六)
14:00-17:30
27院兒x鯨魚放映室 聯合放映
日常對話
Small Talk / 2016 / 88 min
閩南語、普通話，中英字
在臺灣，當政治不再作為背景，電影人關注的是個體家庭與個體宿命。雖然沒有赤裸的貧窮，個體身份對社會的讓步同樣對自身造成了傷害。《日常對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非專業電影出生的導演黃惠偵，也是這部片子的主人公之一，用一種極其簡單的影像語言，敘述了跨越幾十年的家庭故事。當母女這對最熟悉的陌生人開始遲到的對話，片中母親這一性少數群體的社會處境，以及家庭的親密關係等社會議題也被一一帶出。導演曾在採訪中，如此描述她的母親：她是個體制外的人，騎車沒駕照，罰單從不交，選票從不投。她在自己的安全範圍內快樂，痛苦。這算得上是儒家文化界的一種別樣風景。本片獲得第67屆國際柏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泰迪熊獎。
5月13日映後嘉賓
宋軼
策劃人、寫作者、影像作者，藝術空間「激發研究所」運行者，發起「新工人影像小組」。
延伸閱讀：Small Talk！泰迪熊獎知多少
實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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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場地
攝影筆
北京市東城區
東四十一條 64號
27院兒
北京市東城區
內務部街 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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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影展2018春「南方季風」
影片介紹及排片
國際影像文化促進會
World Organization Of Video Culture Development
國際影像文化促進會（簡稱：VCD影促會）於2017年夏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作為一個非營利機構，它致力於搭建一個觀影、學習和交流的平臺，向公眾普及和推廣藝術影像。一方面，VCD影促會以舉辦影像資料展、文獻展、講座和學術研討會等方式為更多人提供影像藝術教育；另一方面，它也通過自身平臺挖掘更多優秀的影像藝術作品，在為其提供放映機會的同時助力青年影像藝術家持續創作。
四季影展
Lumen Quarterly
作為VCD影促會的主要落地項目，四季影展立足於長期穩定地為觀眾展映高質量的藝術影像作品，並通過主題論壇，講座，文獻梳理等方式優化觀眾的觀影體驗。有別於其他影展，四季影展更加看重個人經驗在文化有機體中的作用，並試圖由此出發，以最開放的態度，將藝術電影、實驗影片、短片、動畫，影像藝術等多種類的影像作品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為此，影展以我們所熟悉的春、夏、秋、冬為時間軸展開，每三個月邀請一位藝術家或文化人士擔任策展，按主題挑選影片，長期不間斷地進行展映。通過這種穿插比照式的放映方式，VCD影促會希望能夠開放性地引起話題，使觀眾以更開闊的視野對包括電影及更多形式在內的動態影像本身產生更直觀感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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