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漢》新編規範,是耶非耶?

2021-01-08 觀察者網

《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推出第六版,是最近國內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在這個網絡時代,恪守規範性、一直以來被廣大師生奉為圭臬的《現漢》也遇上了難題:有人批評《現漢》太過保守,連「剩男」、「剩女」這類日常習見的詞都不收;也有人說,《現漢》既然是「漢語詞典」,就應名實相副,不應過度「西化」。是耶非耶? 曾參與編寫《漢語大詞典》、並任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編審多年的徐文堪先生從詞典編纂的實際操作層面與理論層面,對《現漢》加以點評解說,同時介紹了相關歷史,有心的讀者自可從中得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

前不久,有上百名學者「上書」新聞出版總署、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舉報《現漢》收錄「NBA」等二百三十九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現漢》收錄字母詞,是否違法?

徐文堪:我認為《現漢》第六版這一內容並不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在2000年10月31日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以第三十七號主席令頒布該法,規定2001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的核心精神是國家推廣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它的第十一條規定:「漢語文出版物應當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定和標準。漢語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國語言文字的,應當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釋。」

字母詞不是在該法頒布之後才產生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字母詞了。比方說,當時很多出國留學的人要考GMAT,這就是一例英文縮寫,它是人們口語中經常使用的字母詞。說話聊天,用GMAT比較順暢自然,硬要用對應的漢語翻譯就比較彆扭,反而阻礙了溝通效率。又比如,外國人在中國參加漢語水平考試,它的縮寫是HSK,這也是通行的習慣用法。NBA就更不必說了,這個縮寫,廣電總局曾規定在電視轉播中不得使用,而應稱為「美職籃」,但很多專業人士和廣大網民都認為不妥,現在也推行不下去了。

既然字母詞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存在,有些人可能比較習慣,另一些人可能不太習慣或不明白意思,所以就需要有人相應地編寫工具書。我知道的最早的這方面的工具書,是上海辭書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字母詞詞典》,作者是語言文字專家劉湧泉,他曾經擔任過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副所長。此後學界又有相關文章和若干種字母詞詞典。有趣的是,劉先生在2009年的時候又出版了《漢語字母詞詞典》。我在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工作時,也曾覆審過一部字母詞詞典。

字母詞有很多種形式,有時是英文縮寫,有時是漢語拼音縮寫,有時是漢英混搭,是否都叫字母詞(字母詞的定義和範圍),要不要字母詞,在什麼範圍內使用字母詞,這些都存在爭論。為了便利起見,人們一般把上述幾種縮寫都視作字母詞。因為字母詞使用起來比較方便,又有很多是已經約定俗成的,因此不能禁止使用;但有的時候也得規範字母詞的使用,不能濫用。比如,一家影響很小的機構任意地製造和傳播字母詞,反而增加溝通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運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進行規範。

《現漢》從1996年的第三版開始以附錄的形式收入了一些西文字母開頭的詞。現在根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如果在漢語文出版物中使用外國語言文字,就應該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釋,《現漢》就是在做注釋工作,它把常見的字母詞收入其中,有助於貫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並不違法。

另外,《現漢》是規範性詞典,從注音、收詞、釋義到例證,雖然未必全部恰當,但全書都在努力貫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者可以對是否使用字母詞有不同意見,可以寫文章討論、商榷,但舉報就沒有必要了。

9月4日的《文匯報》刊登了一篇《左看右看字母詞》,作者是此次舉報活動的發起人之一。

徐文堪:這篇文章的幾個主要觀點我都不能同意,正好借它談一些我對字母詞的看法。作者說,大多數中國人不認識字母詞,即使有幾億人學英語,也還有幾億農民不懂英語。我認為這與事實不符。舉例來說,現在的農民看電視,也用手機、電腦,有很多機會接觸字母詞,看電視至少就知道臺標CCTV是指中央電視臺,並不能說農民對字母詞一無所知。這位作者又說,在漢語中夾雜英語會讓漢語變成不漢不英的語言,說話的時候不斷在兩種語言之間跳來跳去,影響交流的效率。但使用字母詞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為了提高交流的效率。NBA誰都知道是什麼意思,非要簡稱為「美職籃」就很彆扭了。

他還說,漢英夾雜影響語言的美觀,外國人就不在英語書刊中夾雜漢語。這也不符合事實, 我手邊就有一本關於絲綢之路的論文集The Silk Road: Key Papers,隨處可見大量漢語夾雜在英語裡面,我們還可以再看一本叫作《佛教東漸》的日文書,書中假名、英文和漢語夾雜在一塊,看上去也並沒有讓人覺得不美。實際上,幾種文字混排在外文書中很常見。最後,這位作者說,使用字母詞會從根本上危害漢語言的安全,再過幾百年,中國人就不喜歡漢語喜歡外語了。許多語言中都有大量外語借詞,韓語中就有大量的漢語借詞,比例大概要佔百分之六七十,韓語不也好好的嗎?韓劇也還是這麼流行。

他又認為吸收外來詞不可避免,應該由國家把所有外文字母詞翻譯過來。這個工程實在太浩大了。因為每年產生的新詞,特別是專科新詞,數量實在太多。雖然我們有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做這個工作,但不可能把所有的外來詞都翻譯成漢語,對理工科還有醫科的學生、老師來說,數學、化學公式也都只能直接用外語。退一步說,就算翻譯,也很難做到信達雅。

比如,laser其實也是個縮寫,臺灣音譯為鐳射,大陸一般意譯成雷射,據說這是錢學森翻譯的,這樣譯就很好;Operational Research譯成運籌學也很好,但類似這樣的翻譯極少。如果每年都要把成千上萬的詞譯成漢語,實在太費時費力,且根本無法保證翻譯質量。歐盟現在有二十七國,過去沒有二十七國的時候就專門成立翻譯機構,花了無數的錢,也只能就幾種主要語言進行翻譯,到現在還是沒能解決這個問題。更何況,漢語與外語互譯比歐洲語言之間相互翻譯要複雜得多。我國各個少數民族從漢語吸收新詞,也是直接借入,而不是通過翻譯。

也有人提出機器翻譯。機譯是人工智慧的一個重要方面,機器翻譯的前提是實現人工智慧。這件事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人在做,原來的設想是很快就會成功,但實際上直到現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取得實質突破。今年是人工智慧之父圖靈誕生一百周年,圖靈說過,人工智慧成功的標誌是,人機對話,但人分不清和他對話的到底是人還是機器。目前,我們離真正的人工智慧還遙不可及。

此文作者還主張對公共出版物進行監管,這在技術操作上很難進行。他主張對專用領域和通用領域進行劃分,但這樣的劃分也很困難,比如「DNA」,如何劃分,算「專用」還是「通用」,各人的標準是不同的,無法用行政手段加以統一。

另外,他有些誤解,比如說中國的絲綢,英語將其翻譯為silk,其實英語並非直接來自漢語,silk是從拉丁語來的,而拉丁語又是從希臘語Sēres來的。中國古代的翻譯有很多是音譯,二十四史中大量少數民族的詞都是音譯的;佛經中也大量用音譯,如「般若」。甚至還有整部書都是音譯處理的,《蒙古秘史》一書沒有蒙文,全是漢字音譯,只有旁譯用漢語詞作了些解釋,實際上就是用漢字轉寫。因為用字是有規律的,可以將其還原為蒙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翻譯。現在自然不需要這樣做了。

有沒有漢語詞典收錄字母詞的先例?

徐文堪:晚清有一位留學日本的汪榮寶,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過書,回國後做了小京官,後來還做過駐比利時、瑞士、日本等國的公使。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與葉瀾合編了《新爾雅》,有「釋法」、「釋教育」、「釋格致」等篇目,其中就收錄了「X光」這個詞。漢語詞典收錄西文開頭字母詞,這是最早的一例。汪榮寶是對語言文字很有貢獻的學者,例如,他還寫過一篇音韻學論文(關於音韻學,他一生可能就寫過這一篇論文,但影響巨大):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鋼和泰(過去都說他是俄國人,實際上他是愛沙尼亞人)的論文《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這篇文章說,通過梵文翻譯中國漢語的例子可以研究中國的古音,當時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汪榮寶接著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表了論文《哥戈魚虞模古讀考》,根據外文和漢文的對音來研究古音,引發了一場關於音韻學的辯論,章太炎反對他,錢玄同、林語堂等人都寫文章支持他。這場論戰,對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當然,章太炎在語言文字學方面也有很大貢獻,如臺灣現在還用的注音符號,主要就是他制定的。

汪榮祖編《新爾雅》

《新爾雅》中收錄的「X光」一詞

有關於詞典編纂的專門學問嗎?

徐文堪:以前編詞典主要靠經驗,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的Lexicography逐漸興起,也就是國外的「詞典學」,我們這裡往往叫「辭書學」。有一位捷克裔美國學者叫茲古斯塔,他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後到了美國,在伊利諾伊大學當教授,後來被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1971年他出版了《詞典學概論》,這是詞典學成為一門學問的重要標誌之一。這本書已經有了中譯本。中國最早出版詞典學著作的是胡明揚等先生,胡先生主持編寫的《詞典學概論》出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可見在這方面我們與西方相比,起步不算太晚。

《上海書評》曾刊登《現漢》書評,引起熱議,我們應該如何評價《現漢》?它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徐文堪:《現漢》從1956年開始編寫,至今出到第六版。最初編寫時有這樣一個背景——1949年之後我們強調語言的規範化,1955年還開過一個關於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學術會議,當時提到文字改革,具體是三項工作:一、推廣普通話,二、簡化漢字,三、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就要和漢語規範化結合起來。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又加以規範的通用語言,它不是單純的方言。當時的中科院語言研究所主持編寫詞典,最初是呂叔湘先生主持,接著由丁聲樹先生主持,1965年完成了詞典的初稿,不過只是內部發行,沒有公開出版。「文革」時,詞典受到了批判。「文革」後編纂工作又陸續恢復,至今出到第六版。因此,我們評價這部詞典,要先讀讀前言、凡例,了解本書如何收詞、如何定位,才便於評價。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一部好詞典。當然,不排除其中還會存在各種問題;隨著歷次修訂,詞典的質量還在不斷提高。

對語文詞典的評價,最重要的是立目(收詞)、釋義、例證等幾個方面。《現漢》強調規範,所以收詞時強調的是較常見的詞,數量較少。《現漢》對詞的解釋雖然準確,但有些詞檢索率不高。第六版修訂的幅度還是比較大的,剔除了很多陳舊的詞,過去漏收的詞又重新補入。第五版還做了一項嘗試,就是標註詞性,標註的時候還注意到詞和非詞的區別。顧名思義,《現漢》是實用的工具書,所以在以詞為主的基礎之上,還要收錄一些詞組、短語甚至名句。漢語和外語不同,後者自然分詞(書寫時,詞與詞之間是分開的),漢語中詞和非詞的界限就不很明顯。

朱績崧先生在書評(編按:見今年8月26日《上海書評》文章《【北京人】只「指北京猿人」嗎?》)中提到「北京人」的釋義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解決了,因為「北京人」是「北京猿人」的簡稱,在這個意義上是個詞;而區別於「上海人」、「廣東人」的「北京人」則是一個「詞組」。因此,作為主要收錄詞的《現漢》就只將「北京人」釋義為「北京猿人」。

《現漢》還要收錄專科詞,語文詞典對專科詞的解釋要區別於專科詞典中的解釋,語文詞典對專科詞的選擇範圍也與專科詞典不同。還是以「北京人」為例,《辭海》的性質是語文兼百科,以百科為主,它也收錄了「北京人」,但它的釋義是指曹禺的一個劇本《北京人》,這個明顯不屬於《現漢》的收詞範圍;當然《辭海》還有「北京猿人」這個條目。

又如,「雞蛋」是一個詞,外語詞典肯定會收這個詞。《現漢》之所以沒有這個詞,是因為它無需解釋,就是「雞下的蛋」。但「鴨蛋」不同,「鴨蛋」除了是「鴨子下的蛋」之外,還有「零分」的引申意思。《現漢》對「鴨蛋」的處理辦法就和對「北京人」的處理辦法不同了。它處理「鴨蛋」時作出兩個釋義:一個是「鴨子下的蛋」,另一個是「借指零分」。可能編者考慮過,「鴨蛋」因為第一層含義與第二層含義有相關(鴨蛋的形狀與零分的形狀相似),所以列了兩個意思。這都是可以討論的。如果要編寫大型歷史性的詞典,就要源流並重,舉出例證,要具體寫出「鴨蛋」作為「零分」意義的理據何在,舉出最早採用這種用法的作品。不同類型的詞典有不同的釋義辦法,究竟怎麼做合適也是可以斟酌的。

《現漢》的例證都是自造例,也就是不註明出處,這是由詞典的性質和體例決定的。不過這些自造例都是有出處的。語言所過去積累了一百多萬張卡片,語料很充分。現在有了電腦之後,又補充了很多材料。如果編大辭典,就不能用自造例,而需要書證,說明引自何書,特別需要註明該詞在文獻中看到的最早例證,如「鴨蛋」作為「零分」的意思最早見於何書。

再舉一例,計算機(computer)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當時中國的報紙等出版物肯定有報導,但在漢語中究竟如何稱呼,這也是需要查考的。古代、近現代的詞都要查考。《牛津英語詞典》之所以被大家盛讚,是因為它追溯詞源。編寫歷史性詞典往往都是很漫長的,像《牛津英語詞典》——也就是OED——至今一百五十多年,現在還在編第三版;格林兄弟開始編纂的德語詞典,直至冷戰時期東德和西德合作,總共一百多年才勉強完成。西班牙語歷史性詞典至今也未完成。印度也在編梵文的歷史性詞典,至今也未完成。

最初編纂《現漢》時強調它的規範性,現在仍然強調它的規範性,這也是可以討論的。就編纂詞典而言,始終有規範派和描寫派兩派之爭。現在傾向於描寫派的主張較多。過去,法蘭西學院幾百年以來的一項任務是規範法文,它通過編寫詞典定出規範。法國人在全球化時代也不大喜歡說英語,他們對自己的語言看得很重。現在,年輕人也逐漸接納英語了。英美編的詞典就比較強調描寫而非規範,但凡出現新詞就收入詞典。

《現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強調規範,就當下而言,我認為該詞典要反映現代漢語的基本面貌,注音、釋義、例證,都需要考慮。注音的問題,在近期討論中沒有涉及,我在此就不談了。是否以後固守規範性詞典的詞典性質,是可以考慮的。《現漢》雖然是規範性詞典,但也不屬於學習型詞典,並不特別注重講詞語的具體用法。它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使用的參考書。如果是這個類型的話,似乎沒必要特別強調規範性原則。而且現在的規範也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規範有很大差別了。

國外的詞典,比如《牛津英語詞典》已經實現數位化、網絡化,但《現漢》還沒有。

徐文堪:前面說到《現漢》的不足之處,這也可以算一個。把詞典數位化、網絡化之後,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瀏覽並提出意見,在吸收讀者各方面意見和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修訂提高。如果把《現漢》上網,集中各方的智慧,相信兩三年就能修訂一次,這樣的效率是傳統編纂手段無法比擬的。因為詞彙是語言幾個要素中變化最快的,新詞會不斷產生,舊詞會不斷被淘汰。《現漢》也就能及時反映漢語詞彙的這些變化了。

技術上講,詞典電子化、網絡化沒有障礙。但就像世紀出版集團的陳昕先生說的那樣,問題關鍵在於,到目前為止,國內出版社沒有找到電子出版物的盈利方式。

國外專業性電子出版物,盈利最有保證的是工具書和學術出版物。工具書如《牛津英語詞典》的篇幅大,讀者也多,因為全世界使用英語的人多。至於學術出版物。如艾斯維爾出版集團,它擁有兩千多種學術刊物。學術刊物是相關領域的學者必讀的,其中有學界的最新研究動態。它有電子版和紙質版,電子版出版早於紙質版,但價格相差不大。如果在沒有訂閱的前提下,指定要其中某篇文章,費用會相當之高。集團把旗下期刊打包做成資料庫,賣給很多大學或研究機構。這些資料庫最初進入發展中國家,包括到中國來,先是以很低的費用甚至免費供人使用。當人們意識到資料庫很方便的時候,就要購買資料庫了,當然價格也隨之提高了。

在很多國家,出版機構和高校、研究院所是有矛盾的,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儘管這些作品很專門,印數也少,但仍能夠盈利,因為出版機構掌握的資源充沛。而中國的出版社既缺少全球市場,又不像國外大型出版機構那樣擁有充沛資源,盈利就成了問題。中國的科學期刊對外發行都是與國外出版社合作,如著名的施普林格公司,委託它們發行。因為沒有盈利的模式,就需要編纂機構和出版社兩家合作來解決問題。中文資料庫我們也有,如中國知網,不是出版社在做,而是一些企業集團在做,它們能夠提供中文學術期刊的全文檢索資料庫,肯定也是盈利的,因為這是高校和研究機構必須要用的。

另外,我們需要培養人才。呂叔湘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跟我們說過,大學畢業之後,要再讀書十年,這樣的人才有資格編詞典。現在看來,還需要一批掌握現代信息技術的人。在用高科技手段編詞典方面,我們現在跟國外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國外大詞典編輯部都有這類人才。我們需要培養一些懂計算詞典學的人才,不僅僅能夠建立語料庫,還能進一步開發自動分詞、進行語法分析的智能軟體,一方面能夠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對人的工作的有益補充。

比較理想的詞典編纂者是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人才。真正要培養這樣的人才很困難。而且編纂詞典不會有很多名利,就收入而言最多只是社會上的中等收入,可能到大學裡都評不上教授。這是長遠來講應該考慮的事。

詞典收錄新詞有哪些標準?

徐文堪:因為詞的數量非常大,詞典的性質各不相同,所以不同性質的詞典有不同的收詞標準。比如《牛津英語詞典》是歷史性詞典,收詞必須相對齊全,所以它的編寫是一個漫長過程。它的首任主編是詹姆斯·默裡(James Murray,1837-1915)。有一些書介紹了這部詞典的編纂,在2009年就出版了同一本書的兩個中譯本:《萬物之要義——〈牛津英語詞典〉編纂記》,另一個譯本是《OED的故事》。

《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從十九世紀開始,一直到1933年出版了補編,此後又在1986年出齊了四卷的新的補編。然後又把第一版和補編的數卷合在一起,就組成了《牛津英語詞典》的第二版,與此同時開始進行詞典的電子化,具體工作是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做的。現在做第三版,目前尚未完成。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做第一版開始,至今一百五十餘年的過程,它隨時在收入新資料,進行修訂。例如《牛津英語詞典》首次把google作為一個詞收錄。目前,可以在網上瀏覽該詞典,不過要收費。

另外,還要考慮所收錄詞的穩定性,通過不斷觀察記錄,看新詞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被人們廣泛使用。這方面,我國已經在做了,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每年都通過語料庫收集檢測,發布手冊公布當年產生的新詞,有的新詞因為穩定性差,沒有多久就被淘汰了。

收詞時會遇到哪些禁忌呢?

徐文堪:第一,語言本身是工具,沒有階級性,這一點毛澤東也不止一次講過。但是,在客觀上,很多事情是用語言描述的,語言所反映的觀念或代表的事物,在政治上可能有敏感性,需要注意。如「蔣匪」、「共匪」,如果只是從語言學講,這兩個詞都是歷史上曾經出現、使用較廣泛的詞。但我目前沒有看到過中國大陸的詞典收錄這兩個詞。顯然,從語詞本身,這兩個詞不是不能收,問題是如何恰當解釋。這種問題,國外也遇到過。多年前,《牛津英語詞典》收錄了一個關於菲傭的詞,當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就公開表達了不滿,編纂者不得不就此說明,收錄本身並不代表認可該詞所表達的觀念。

第二,與種族歧視有關的詞。中國和外國都面臨這個問題,如中國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稱謂,西方社會對黑人等少數族裔的稱謂等等。

第三,與性或性行為有關的詞,有些比較敏感。比方說可以收錄「性交」、「性感」,但收錄「口交」可能會遇到麻煩。實際上,這個詞本身並不帶有淫穢或變態的意思。過去《現漢》解釋「同性戀」是變態行為,帶有貶義,現在則只是中性地解釋為「同性別的人之間的性愛行為」。

第六版修訂的主持人、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江藍生女士說不收目前常用的「剩男」、「剩女」,她認為收這兩個詞可能有對人不尊重之意。具體收詞,還是要考慮很多因素的。

我個人認為,能夠多收一些語詞,就儘量多收一些;儘量多收一些需要查檢的詞。編詞典一方面要考慮到科學性,要謹慎;另一方面還需要考慮讀者查檢的需要,這就是詞典的實用性。

(相關閱讀:《也談漢語詞典中的字母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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