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臺北夜市，突然一種失控感降臨，李宇春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別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並沒有人認出她。「我其實是對人群有恐懼的。你覺得這個東西並沒有對你造成傷害，但突然某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讓你自己意識到，原來我是受過傷害的。」
但沒有別的選擇了。李宇春深知這一點。
文｜謝夢遙
編輯｜金匝
攝影 |KAI Z FENG 馮志凱（除特殊標註外）
造型 |The 1207 Studio
化妝 |琪琪liu
一汪湖水
吳彤覺得自己必須去見李宇春，否則他將失去這張流量王牌。此時是9月24日，浙江衛視演技競賽類綜藝《我就是演員》開錄一周前，遊說李宇春加入的工作已經進行了4個月，就在作為總導演的吳彤以為大功告成時，他收到消息，李宇春團隊萌生退意。
第一時間即行動，從杭州趕至北京，已是凌晨。吳彤感到李宇春崩潰了，「心理壓力和生理壓力都到極限了」。他見到的她，「面無表情，絲毫沒有笑意，非常嚴肅」。
如果總導演的描述成立，這將是李宇春演藝生涯裡難得出現的崩潰時刻。就像一汪湖水，在大眾印象中，這位35歲的女星從出道以來，總是保持著一種異於常人的鎮定。
2013年，李宇春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MTV歐洲音樂大獎的頒獎禮。與國內頒獎不同，那個結果是未知的，她將與EXO、賈斯汀 · 比伯等人競逐全球最佳藝人獎。獎項揭曉一刻，李宇春的名字被念出。在那樣一個場景下，擊敗那樣的對手，再怎麼激動都是可以理解的。剛加入團隊的宣傳總監以為，李宇春下臺後一定會非常興奮，但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看到的是一張淡定的臉，他只有壓下與她擊掌的衝動。
2013年，李宇春EMA獲獎 受訪方供圖
這種處事風格大概可以追溯到李宇春的少年時期。她的父親向《人物》回憶，當年她報考四川音樂學院，公布結果時父女倆去看榜，一堵牆看下來，名字沒在榜上。李宇春坐在街邊發呆。父親不甘心，撇下女兒折回去又看了一遍，發現拐角的牆上還貼著一批名單，這次，找到女兒的名字。他興奮極了，喊女兒回頭來看。女兒鬆了一口氣，比父親還要鎮定，並沒有「當時就跳起來那個感覺」。
「在我的印象裡，基本上沒有那種很大起大落的情緒變化。」父親說。
「挺淡的。」這是周邊採訪中描述李宇春常常出現的一句話。不要期待她能夠眉飛色舞地說「太棒了」。「她很少表達出很明確的確定性的興奮。她始終有一個距離感，我並沒有在任何人身上體會到那種感覺。」常年與李宇春合作的攝影師許闖對《人物》說，她很少當面肯定別人。
李宇春是網絡暴力第一代的受害者。自她出道以來，因為幹練、短髮的中性形象，她遭受過鋪天蓋地的調侃、抹黑與侮辱。她沒有公開反抗過，甚至鮮有解釋與自辯。從表面上看，她好像與狂熱、仇恨情緒生活在一個平行空間裡，完全不為所動。
2016年，QQ音樂頒獎典禮，當晚在公布最大獎項，最具影響力女歌手時，大屏幕播放出李宇春的獲獎資料，視頻配音念出的卻是：最具影響力男歌手李宇春。那個直播在後來變成一場騰訊的全面危機，憤怒的李宇春粉絲「玉米」們發動了反攻，騰訊旗下多個App的評分一度被拉低到一星半。騰訊當時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人物》，危機最終化解前，那幾天過得極其漫長，就連馬化騰也親自參與了處理，騰訊音樂高層年終獎取消。
但這一切和李宇春本人沒有直接關係。
事情發生的那一刻，經紀人楊柳從震驚到憤怒，她根本無法說服自己，那個是無心之過。臺下「玉米」一片沉默，「大家都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有李宇春似乎置身事外。楊柳看著她，站起來，走上臺領獎，道謝，一切非常得體。
宣傳問她是否取消之後的群訪，李宇春淡淡地說：「不取消。」果然，她被問到如何看待這個現場烏龍。她平靜地講出對整場典禮的感受，指出那些令人遺憾的疏漏，她更多在談論別人而不是自己。「李宇春式優雅」隨後登上了熱搜。
所有這些故事都在論證她的波瀾不驚。那麼9月24日，吳彤眼中那個「崩潰」的李宇春是怎麼回事？
「那他太不了解我了。」《人物》向她求證時，她笑了，「我沒有（崩潰），完全沒有。」
為什麼面無表情，絲毫沒有笑意？「我可能時常就是這樣的表情。」
湖水依然未見波瀾。只不過那一天，團隊反對聲音達到了頂點。十幾人，沒有一個支持她。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想保護她。李宇春不是專業演員，要她加入到與一群老戲骨的演技對決之中，風險太大了。如果演砸了怎麼辦？如果淪為笑柄怎麼辦？她是經歷過漫長網絡暴力的人，如果引發新一輪怎麼辦？
《我就是演員》之巔峰對決劇照 受訪方供圖
反天娛式存在
對經紀人楊柳來說，李宇春願意參與《我就是演員》實屬蹊蹺。她的志向不是成為演員，拒絕過許多知名導演的邀約。她從小喜歡周星馳的電影，但即便是面對周星馳本人的許諾，他可以親自下場和她一起演，她還是靦腆搖頭。她也不愛上綜藝，一些美食或旅行類節目，錄起來很輕鬆，她也都推了。
在娛樂工業裡，藝人某種程度上是經紀公司的產品，塑造與改變難以避免。作為內地最大造星工廠流水線上產出的第一代藝人李宇春，2015年自己成立公司前，在天娛度過了10年。
天娛原始團隊來自湖南廣電體系，擅長通過電視節目打造粉絲文化，但李宇春抗拒這一切。她從不叫她的支持者為「粉絲」，稱她們（考慮到女性佔據壓倒性比例，故用「她們」）為「歌迷」。歌是她與她們唯一的連接。「李宇春跟粉絲有聯繫嗎，這麼多年，幾乎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這個精力，我覺得它其實是件挺累的事情，而且我本來就不善於跟人打交道。」李宇春說。「玉米」沒有官方組織，靠著貼吧、QQ群動員。李宇春不運營粉絲經濟。圍巾、手機、圖冊，賣各種周邊產品的機會太多，除了為配合演唱會和專輯的形象概念，曾限量發售過一次T恤和旅行箱，15年來她售賣的只是專輯。
每次搭飛機，都有粉絲接送。她不會融入人群，不停步與她們合影，只埋頭向前走。但有一件事情她認為理所當然，不走機場的VIP通道。「我本來就是被大家選出來的，並不是什麼特別的身份。」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青島辦完演唱會去機場，車剛下高速路，就被警車攔下了，指示李宇春避開人群。幾天前，一位好萊塢影星在機場出現引發了混亂，相關部門因此很緊張。前方已經有幾百個「玉米」等著了。
在警方堅持下，李宇春走了VIP通道。她為此破了另外一個例， 為了不讓徒等的「玉米」失望，她請她們到室外空曠處一起合影。
在微博誕生後的8年，李宇春的手機裡沒有這個App。從外界看來，她確實一早就有個微博帳號，但那是唱片約還在太合麥田時，公司為她註冊的。她甚至不知道密碼，都是公司在發。離開太合麥田後，微博就停了。這讓團隊非常頭疼，一般來說，明星只有持續地更新消息、頻繁出現在社交媒體的時間線裡，才能保持影響力。
直到2017年底為宣傳新歌《一趟》，她才正式啟用微博，密碼靠重置才找回。楊柳回憶，那天就像火箭發射，整個團隊嚴陣以待，看著她在手機裡按下了發送鍵。在此之前她先做了一件事，把非本人發的信息一條條刪掉了。
現在，她手機的社交軟體也沒幾個。即便裝了微博，她幾乎不刷，「不太會使用」，一次操作失誤，一鍵關注了80多個人。所以與其他明星場面上的往來亦不存在。不是抗拒什麼，而是沒有需求。她的表達欲極其寡淡，並不關注別人評價，不會搜自己名字玩。碎片時間，她主要在聽歌。
無論她籤下什麼樣的代言，她不會按照行業慣例發微博廣告。這給團隊在商務談判上帶來了麻煩，對方遞上的是標準合同，總需要解釋一番，「微博是她自己管理，我們都無權決定」，然後把相應條款剔除掉。
做自己，對李宇春至關重要。很少上綜藝節目的一個原因是，她抗拒真人秀裡的劇情設計，不願配合去演。「我知道他們是有本子的，我內心確實會很排斥這種東西。」她說。
一切順其自然，別人心心念念的奢求卻在她這裡實現了。2012年，她演唱會做的是一個音樂劇的概念，服裝風格偏宮廷式。她恰好認識了法國殿堂級設計師高緹耶，於是請他合作。完全顛覆式地，1米75的她穿上了一件白紗裙。不是為了走秀，一切為了舞臺服務。那是她被時尚圈關注的開始。勢頭很快起來，王大仁、Gareth Pugh、Jeremy Scott，越來越多的大牌設計師參與到合作中，她代言起古馳、紀梵希、歐萊雅等品牌。
設計師們喜歡她，辨識度是她的王牌，面對那些時尚大咖時，她依然保持著真實的自我。與當時擔任紀梵希創意總監的Riccardo Tisci在巴黎見面時，對方問她，如果穿高跟鞋的話，可以嗎？她直接回答，no。「很酷，我就喜歡這樣。」Riccardo Tisci說。
不要把李宇春想像成一個破壞者。與西方走中性路線的明星大多所呈現的叛逆模樣不同，粉絲用「乖」來形容她，她謙卑低調，沒有緋聞，未見失言。「我講明白了嗎？」她習慣在每說完一段後對《人物》記者這麼問，這是屬於她的語言方式。是「我講明白了嗎」，不是「你聽懂了嗎」，她像在問自己。
與她這個級別的其他藝人不同，她很長時間都沒有隨行安保。考慮到她出道即是頂級「流量」——那時候這個詞還沒出現，這當然不是一項尋常安排。身邊人多次提議，「不是說裝，儘可能避免傷害」，總說服不了她。「我其實特別喜歡就是獨來獨往，可以自由自在的。」她說。
這種情況在2013年底結束了。她去長沙參加跨年演唱會，機場扶手電梯上，前面擁擠的人群邊向上走邊拍照，一下像多米諾骨牌般滾落下來，迎面將李宇春壓倒，她動彈不得，被上行運到臺階口。她的小腿腫了起來，上面硌得全是血痕。
所有粉絲似乎嚇壞了，鴉雀無聲，竟然沒有人敢上前詢問剛被她們壓在身下的偶像。李宇春被扶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她去了醫院，沒有錯過第二天的演唱會。從那以後，她聽從了團隊的安保安排。
雖然普通人的自由對她來說是難得的，她依然像個名利場裡的普通人，派對、豪車和名人朋友，都不是她的興趣所在。「誰的生日party，我可能就來來回回就去過那麼一兩次。我寧願孤獨點，我可以幹一點我自己想幹的事兒。」她說。
所有這些都變成了一個反反覆覆的問題：如果天娛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體系，那麼李宇春是如何變成偶像產業鏈上的一個異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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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倔強
成都鐵路公安老李幾乎在紀律部隊幹了一輩子。服完兵役後，他短暫地在工廠幹了3個月，就穿上警察的制服，直到今天。他有軍人情結，按照他的設想，女兒高中畢業後要考軍醫大，走他的路。讓他意外的是，女兒報了四川音樂學院。
一些日後的行事習慣在少年時已有預兆。李家的家教很嚴，吃飯要端坐，「筷子不能敲碗」。父親生氣就瞪大眼，女兒給他起外號，「大眼睛」。她初中就住校了，非常獨立。她喜歡一個人呆著，放假不愛出門，在家裡打《魂鬥羅》和《超級瑪麗》。住校第一周結束，老李去接女兒，女兒遠遠看見父親很激動，張開雙臂撲過來。但內斂的父親遲疑了，他沒有做出擁抱的回應。他看到，女兒一下子就平靜了。那個畫面一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父親很後悔。「當時應該把她抱起來。」他回憶說，「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們帶給她的是這些東西，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她沒有這種爆發出來的情緒。」
她性子裡有倔強的部分。文理分科，所有人都覺得她作文好，該選文科。她對父母先斬後奏，直接選了理科。「我不想按照大家的意願。」高三時，她突然剪了個短髮回家。母親喜歡她以前留長髮扎馬尾辮的樣子，罵了她。她不說話。她從小就不和父母頂嘴。下次，照舊剪短髮。再下次，還剪。
選擇音樂，並非毫無跡象。她很小時候就有一個隨身聽，從來不離身。中學裡她連拿了幾屆校園歌手比賽冠軍。臨畢業前，應同學要求，她想在學校開個演唱會。父母不同意，她就死纏爛打。演唱會在校禮堂裡開成了，同學們排著隊籤名。
在音樂學院的第一年，她經歷過巨大的自我懷疑。母親音域極高，她繼承的卻是父親的中音，班上別的女孩能唱上去的歌，她完成不了。再加上，她來自普高，沒有系統學習過樂理，很多地方跟不上。有一次在家和母親談話，她說出這些困擾，哭了起來。這很鮮見，父母印象中，她自幼承受能力很強，不會輕易承認挫敗。失落之下，她缺席了一門考試。
從那時候起，她就找到了一種方式，強烈不適的時候，把感受壓抑下去，對外狀態是「石化的鎮定」。「很多的同學就說你很酷，我就覺得那酷就酷唄，也不是什麼不好的詞兒。」她回憶說。
自卑的沼澤是慢慢走出來的。老師給了她鼓勵，「你這個嗓音是你的寶，是辨識度最好的。」她的成績追了回來。大三那年，她報名了超級女聲。2005年夏天結束的時候，人人都在談論李宇春這個名字。
回到當初，父親尊重了女兒的報考選擇。日後，李宇春成了大明星，在家裡聊起來老李提前退休的事情，他不同意，「她走這條路的時候，是她的選擇。她也尊重我的意願，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單位人對他的稱呼，逐漸從「老李」過渡到「春爸」。春爸喜歡他的工作，收入和女兒沒法比，「這個收入是我的收入，我們應該用自己的錢」。
李宇春一家三口的合影 受訪方供圖
他的崗位需要輪流熬夜值班。女兒很忙，一年難得回一兩次家，有個大年三十，她回來了，父親去值夜班了。「向戰鬥在一線的公安幹警表示慰問。」女兒跟父親開玩笑。他們很像，她繼承了他的內斂與冷幽默。她和母親電話聊過，夜班吃不消了以後可以換一換，但從未當面和父親談起。直到近5年，單位考慮到春爸年紀大了，才做出調整。
警察父親可能從未真正理解過女兒演藝工作的全部。他心裡劃著一道線，這一邊是歌手，另一邊是除歌手以外的其他藝人。他本能地對演藝圈抱有戒心，覺得那裡更累，不可控的狀態更多。「我感覺唱歌的歌手，單純多了。」女兒是歌手，他不希望她跨去另一邊。
他更多看到的是這個行業的負面。拍《龍門飛甲》，為了營造沙塵滾滾的氛圍，片場揚起很多石灰，吸進肺裡在所難免。李宇春倒沒怎麼抱怨，當時擔任她助理的嫂子，肺部落下了病根，每年需複查。父親對此耿耿於懷。
那次在長沙機場電梯被壓倒後，李宇春過一個月回到成都，父母注意到她的腿，腫脹嚴重，裡面有硬癤子。他們馬上拉著她去看醫生。「她回去以後沒有好好處理這個事兒。」春爸想。那時，他就萌生了讓女兒退出一線的想法。
這個念想在2018年李宇春巡迴演唱會中途付諸實踐。她滑膜炎發作，但成都站演唱會在即，她沒有取消，選擇打封閉後拄著拐杖上臺。回到酒店，春爸找到了經紀人楊柳。「你有沒有考慮過，不要讓她再當藝人了。身體扛不住了，不能再這麼耗了。」他認真地說。
該回歸家庭了，他想著。夫妻倆好多年前就聊過，女兒「好像無暇顧及個人感情生活」，等她30歲要催婚。結果時間過了，只是當面提過兩次而已，女兒簡單幾句就轉移了話題，誰也不好意思咬住不放。老兩口一參加同事孩子的婚禮，就難免生出感慨，「有時候覺得做一個平凡人挺好的。」
當你知道春爸是這樣一個人，你大概可以明白，為什麼當年超級女聲比賽，他一次也沒有出現在現場。春媽去長沙陪女兒了，他一直在成都上班，沒想過要請假。那只是一個唱歌比賽。他和女兒都是那麼認為的。他不喜歡女兒在節目裡的造型。「哎呀，比賽也差不多了，這場淘汰了就行了，就回來了。」10進8那場他對妻子說。
李宇春被352萬張簡訊投票送上冠軍寶座的那個夜晚，春爸去成都街頭喝啤酒慶祝。女兒打來電話，他對她說：「你抓緊時間收拾一下，回來報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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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
2008年，楊柳加入天娛成為副總裁，主管藝人經紀。很快，她就發現天娛最重要的藝人李宇春，是她將要面對的一座冰山。在籤約以後的數年，天娛在北京的辦公室，李宇春僅去過一兩次。天娛曾為李宇春指定過幾個經紀人，但也只是名義上的，李宇春根本不承認，她基本不回對方的簡訊。
作為負責公司60多組藝人的天娛副總裁，楊柳認為她本人必須與李宇春建立直接溝通。可是每次對接工作，說了一大堆話，李宇春簡單一句話就打發了，「不去。」中秋節她硬著頭皮給她發簡訊，邀請她一起吃飯。冰山紋絲不動。一個月後，簡訊回了，就兩個字，「不吃。」
即便是天娛總裁龍丹妮叫她出來玩，也會碰釘子。春春，給你介紹一個人。不去。春春，出來喝酒。不去。春春，趙本山在這裡。不去。「打幾次電話都不去。」曾來北京陪伴過她一陣的母親回憶。
冰山不是一天形成的。
生活在她成為選秀冠軍的第二天就徹底改變了。她早上7點飛機就去了北京。粉絲送的禮物來不及處理，母親留下來打包，二三十個大箱子。
她在四川長大，初來乍到，不適應北京的氣候。不適應的遠遠不止於此，她期待成為一個歌手，但是她對新環境和這裡的運行規則完全陌生。「你帶著很多的問號，沒有任何人培訓你。」她回憶。唱片約她選擇了張亞東所在的太合麥田——從學生時代她就喜歡張亞東的作品，後來才知道真是什麼都不懂，並不是要籤在同一家才能合作。
那一年下來，整個人完全是懵的，像個高速旋轉的桌球，去了太多地方，見了太多人。「每天早班飛機，每天早班飛機，站著都打瞌睡，她不知道做藝人要跑這麼多通告。」春媽說。夫妻夜裡兩點才敢睡覺，「因為到那個時候感覺才能給她通一下電話」。
大部分時間在路途中。抵達一座新的城市已是夜幕降臨。當然會寂寞，她坐在商務車裡，盯著窗玻璃上自己的投影，和自己對話。「你變了，你一點都不夠自我。」玻璃上映出的那個人說道。
太多與音樂無關的活動了。她被天娛安排客串一個角色，覺得特別蠢，根本搞不清在幹嘛。還有一次她站在臺上，一波波的經銷商輪流站在她身邊拍照。「你就是一個白痴。」身體裡的另一個聲音又響起來。周圍混亂嘈雜，她一直站在那裡，但收起了微笑。
那一年，她反覆看一部叫做《海上鋼琴師》的電影。在那個主角身上，她找到了一些相似的東西，「他也是那種極其孤獨的一個人」。她意識到，人生註定孤獨才是生活的真相。
母親感到，女兒變了。以前她們無話不聊，她記得中學住校時，女兒連每個禮拜50塊的生活費怎麼花，都會主動寫在一個小紙條上匯報給她。但現在，交流的門關上了。她像望不見底的深淵。「哎呀，這個比賽真不該去參加，怎麼把我娃娃變成這種性格了。」春媽對丈夫說。
父母去北京看她。到的時候天黑了。父母站在門口，屋裡燈光昏暗，她坐在礦泉水箱上，留給父母一個清瘦、孤獨的背影。那是讓父母難以釋懷的一幕。那不是他們所以為的明星生活，她一定是遭遇到某種困境。她住的那個兩居室空得像個倉庫，亂糟糟的，連椅子都沒有，只有房東留下的兩個小凳子。
母親害怕將要失去這個女兒了。去質問她，她並不走開，只是低頭沉默。哪怕像更年輕時候那樣，在父母面前哭一場也好，沒有，什麼都沒有。
父親感到必須做點什麼。他手寫了一封信，表達對現狀的擔憂和對女兒的鼓勵，滿滿六七頁紙，當面交給她。她看了後，什麼話都沒有說。
《皇后與夢想》專輯封面 受訪方供圖
她對天娛的公開反抗發生在錄製第一張專輯《皇后與夢想》的時候。頻繁商演讓她無力專注於音樂，這觸碰了她的底線。她直接去找天娛董事長王鵬。她不知道還有誰曾這樣挑戰過老闆，在此之前她跟王鵬也沒有任何交集。她贏了。
「相當於第一次跟老闆說不吧，」她回憶，「當你發現這招有用的時候，你就隨時會拿起這個武器。」
她在天娛變成一個特殊存在。其他藝人是求著演出部負責人，安排更多的商演，李宇春是反過來的，演出部負責人要求著她。她好像完全不著急掙錢。沒有人給予她話語權，她的話語權是通過對抗爭取來的。
剛籤約天娛的時候，公司指派的經紀人大李宇春幾歲，把她當成一個小孩，說話有時是命令式。「我會比她更強勢，因為我會說，我根本不在意你們這個東西，我要回去讀書，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是激怒的。」李宇春說。
兩人矛盾徹底激化卻是因為一件小事。有一次過機場安檢，那位經紀人沒打招呼就將自己的東西塞進了李宇春的行李箱。她知道後，非常生氣，「你為什麼可以隨便地放在我的箱子裡面，萬一是毒品呢？」
很多年後，李宇春對《人物》承認，她剛進入行業時過於敏感了。「除了對那個經紀人的不信任，對娛樂圈也是不信任的。為什麼你會說到毒品呢，肯定因為對這個圈子有一些之前的固定印象吧。」
《超級女聲》當年的狂熱，被外界賦予了很多意義，史無前例，中國觀眾有機會用投票來決定明星的誕生。李宇春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媒體的提問難免帶著既定框架，她感到她被當作一個符號，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因此對採訪變得牴觸。「我只記得反正問我的問題，是我能回答『是』結束的，我絕不會回答為什麼。」
她聽得到那些質疑的聲音，冠軍為什麼是李宇春？為此，她將2006年啟動的系列演唱會起名為「why me」。「為什麼是我，why me。但是同時你又有一個屬於21歲的倔強，why me，因為我會要告訴你為什麼是我，所以它既是一個疑問，它也是一個感嘆號，它會促進你自己去拼命地往前嘛。」
她的中性風格也時常成為被討論的話題。這為她帶來了困擾。「你也會想說究竟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別人的問題。那我在這件事情上面我應該是要堅持去做我自己，還是我應該放棄做我自己，別人無法去幫助你消化或者是去做引導的。」
更複雜的困境將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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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作為中國第一代流量明星，有李宇春的地方就有著應援燈牌與吶喊。對於某些行業前輩來說，這構成了一種破壞力。有人曾表示不願與她同臺，或者公開表達對她的輕視。
草根選秀出身某種程度上成了她的原罪。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曾將矛頭指向湖南衛視，稱「超級女聲」低俗。「降溫處理」確實發生了。她與其他幾位超女參加北京奧運會主題曲的群星合唱，全部沒有得到特寫鏡頭。廣州邀請她與林俊傑、莫文蔚等4人錄製亞運會的主題曲，現場開幕時，卻被臨時決定不讓她上臺。參加公安部文藝晚會，她的節目被剪輯掉了。她的每張專輯都是年度銷量名列前茅，但在2013年以前，她從未得到春晚邀請。
早年那種局面是選秀歌手們都要面對的，並不針對她一人。落在她個人身上的，是另外一個狀況。
也許是她後知後覺，李宇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網際網路的惡意，是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她去獻血，被人拍到，網上有人發現照片中扎針的位置不同，指稱她造假炒作。
她一貫身體虛弱，獻血是她瞞著母親去的。按流程，要先在一支胳膊抽血化驗，合格再換另一隻胳膊進行捐血。她沒想到事情會如此發展，確實很多人相信了。她本可以公開向媒體解釋，但她決定遵守自己的內心選擇，不辯護，也不再去看那些指責。
不說不看，卻停不下來自己想。「這件事情是會讓我對人性有懷疑的。」她掉進了一張網裡，那些想法總會冒出來。有一天，她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也許她獻出的血會流向一個罵她最狠的人的身上。她很驚訝自己會這樣想問題，感到荒謬，又覺得有一種魔幻現實般的黑色幽默。
然後是那場席捲網際網路的狂歡。從2009年開始，「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掛科」，到處湧現出這樣的聲音。後來回頭看，人們會承認，不同於某些自我營銷式標籤，「春哥」是對女性的刻板偏見與侮辱。也許，傷人的不僅僅是一個詞本身，而是伴隨而生的那種欺凌文化。她的頭像被PS，各種移花接木的惡搞圖片流傳於網絡，甚至出現在鄉鎮「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海報裡……
2009年7月內蒙古音樂節，場面失控了，臺下的搖滾迷喊著「春哥」，向臺上扔礦泉水瓶。有報導說她回到酒店就哭了，那是誤傳。她堅持在臺上唱完3首歌，還一腳將一個礦泉水瓶踢了下去。「我當下的第一反應我自己還會嚇了一跳。」她說。
「黑的最慘的時候吧，我也不會要求公司去刪那些東西或者幹嗎，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反正那個人又不是我。」包括她本人，都曾以為自己是不在乎的。
後來她想清楚了，所謂的不在乎，是個假象。
「表面狀態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我覺得內心還是會受到很多的影響。」李宇春對《人物》說。那時她特別害怕和父母在一起時，突然有人衝上來對她喊那個詞，「我會覺得我不知道怎麼應對。」為此，她刻意減少與父母相處的時間，經常自己待著。
她認定了，反擊是無效的。「我仔細想了一下，還是因為我自己太清高了，我太倔強了。我覺得他們有問題，那我為什麼要去跟他們去講。」她認為時間可以去幫她洗刷掉這種攻擊和傷害，她近乎盲目地相信這一點，雖然她不知道這之前需要熬多久。
再然後是那些層出不窮的假新聞：和煤老闆結婚，自殺，整容死亡。無數屏幕後面有著無數ID。「天天發律師函，刪帖。」楊柳回憶。
所有傷害累加起來，構成因果。「我完全就是用了一個硬殼把自己給包裹起來，身邊的人也走不近我，我也不願意走近他們。」她說。也正是2009年，她完成了第一張創作專輯。她開始學習打鼓，那變成她的一種宣洩方式。她對眾聲喧譁的微博不感冒是必然的。她越來越讓自己沉溺在封閉的世界裡。那裡只有音樂。
2009年結束時，天娛在一個酒吧開年會。楊柳記得那一幕，別人都在唱歌、喝酒，李宇春一個人坐在很遠的角落裡打鼓，「沒有一個人敢去靠近她」。她就那樣奮力敲打了幾個小時。最後，鼓被打壞了，公司賠了錢。
隨後的why me演唱會，李宇春插入一個自導自演的短片，將遭受的網絡暴力以意象方式呈現——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片中她走過充滿敵意的人群，臉被飛來的玻璃碎片劃傷。隨著她繼續走著，傷痕不再可見。她翻唱了《流言》。唱著唱著，眼淚掉落下來，那是至今僅有的一次她當眾哭泣。
李宇春演唱會現場 受訪方供圖
臺下的春爸春媽哭了。他們這時才體會到女兒內心的壓抑。他們理解到女兒對他們的隔離，恰恰是在保護。「那個時候我們才感受到了她當年那種孤獨，那些網絡暴力給她造成的傷害和影響。」春爸說。
她連心理醫生都沒有看過。後來，她將原因歸於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長大。中學她住宿，父母每周三開車去給她送湯補身體。大些時，她感到不好意思了，就利用課間出來，坐在車上喝完再回教室。一次媒體採訪問及父親對她的影響，她沒有長篇大論，給了一個簡單到令人意外的回答是：「愛我媽媽。」
少時埋下的根基，父親那封沒有得到她回應的六七頁紙的親筆信，母親關切的嗔怪，所有的一切都在發生作用，她後來想，這才是導致她沒有滑向黑暗的原因。
破冰
楊柳感覺她必須做點什麼了，李宇春太封閉了。她難以找到途徑接近她。有個觀念在李宇春腦中根深蒂固，她是個歌手，所以她和唱片公司太合麥田那邊的人走得更近。楊柳向那邊人打聽，得知李宇春上開心網，「有一個加菲貓頭像的是她」。
她一天到晚盯著那個加菲貓，發現她經常在半夜3點鐘上去偷菜。她就在那時候逮住她，和她說話。她也偷加菲貓的菜。「你必須要接近她，所以你就只能夠看有什麼機會能夠跟她建立一個交流。」下次見面，話題有了，「哎呦，昨天你偷了我的菜。」
當時，陳可辛導演的電影《十月圍城》希望李宇春參演，楊柳加入到遊說工作中。持續幾個月，隔幾天就給她髮長篇大論的簡訊，多半是不回信息的。每次被擋回來，她就會對自己說，要不再堅持一下。她推著她往前走。春春，導演來了，見個面吧，要不不禮貌。春春，要不先看看劇本吧，演不演再說。
讓李宇春成為演員，並不是楊柳計劃的一部分，主要是想幫助李宇春打開自己。音樂就像一個避難所，她長期躲在裡面，不和外界交流。而劇組就是一個流動的小社會，她要與其他明星打交道，與導演打交道，與服裝、道具、造型師打交道……
李宇春最終答應了，那是她的第一部電影。「她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誠。看到導演和劇組那麼執著地找她，她其實也有點不好意思。」楊柳說。
其實李宇春心裡也有另外一種打算。她想著，若是演砸了，就再也不會有導演來找了。那時她內心很煩楊柳，見面就吵架。
事後看來，建立認可的過程非常漫長。一個關鍵節點可能是拍最後一場戲時，楊柳在睡夢中被李宇春的電話吵醒。時間是凌晨3點。她想一定是十萬火急之事，因為以前李宇春從不會主動聯繫她。電話那頭說：「你騙我，不是不摘帽子嗎？」
進組時，李宇春的角色造型是梳著長長的辮子，戴著一頂棉帽子。她不適應角色的長辮子，與楊柳約法三章，任何時候帽子在頭上都不能動，眼下正在拍爆破戲，帽子被導演要求摘掉。
為什麼對戴帽子這麼堅持？她將其歸於一種奇怪的安全感，好像帽子在，就在電影這個陌生的冒險島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她無法自己與劇組溝通，「我完全是自閉兒童，我都不跟別人講話的。」
楊柳趕緊找導演身邊的人。「真的不能摘帽子。摘了帽子，建立的信任就毀了。」導演很為難，劇情是屍橫遍野，旁邊人胳膊都沒了，怎麼能有一個帽子戴在頭上不被炸飛呢？
楊柳保住了那頂帽子。電影裡那是個不合理的鏡頭，帽子安安穩穩地戴在死去的角色頭上。為了保護她的安全感，導演妥協了。後來，劇組的造型師還開玩笑地送了李宇春一個戴著帽子的玩偶，「你的帽子永遠別摘」。
2013年李宇春去演賴聲川導演的話劇《如夢之夢》，是又一個大跨步。聽說賴聲川導演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戲劇在籌備，楊柳決定先不問李宇春的意見，自己去聯繫賴聲川的劇組。她相信話劇表演能夠繼續打開李宇春的自我封閉。起初，李宇春和賴聲川都對這個事保持懷疑，結果見面只聊了半個小時，兩個人就都改變了態度。這可能有一種奇妙的機緣，賴聲川喜歡李宇春的純真、乾淨，而李宇春看的第一部話劇就是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他們很投緣。
「她如果遇見好的老師，會成長得很快。」楊柳說，「我覺得賴老師是那個能夠幫助她豐盛和變得更開闊的人。」
話劇在那一年成了李宇春的主線。與拍電影不同，她與話劇演員們朝夕相處。每天去排練，下午兩點到晚上十一二點，連續一個多月，然後是5個月的巡演。她主動放棄了明星待遇。那是學生時代之後她再也沒有過的體驗，坐著大巴往返，所有人一起吃盒飯。
話劇《如夢之夢》劇照 受訪方供圖
最初和大家相處時，她是扮演一個觀察者，看著大家吃東西、聊天、踢毽子，後來，她也加入了踢毽子。有的演員買了麻辣燙，喊她一起吃。她感動了許久。「當時為什麼特別想哭呢？」她對楊柳說。
演出謝幕，給她的呼喊聲總是全場最大的。她為此惶恐，她只是個配角。她問賴聲川，該怎麼解決這個難題。「你一點都不應該困擾，你帶了多少年輕的觀眾走進話劇。」賴聲川回答她。她有所釋然。
另一邊，楊柳需要頂住壓力。「公司那邊不好交待。」商演都停了，一場話劇的酬勞是5000元。
她依然是個敏感的人。有一次，搭對手戲的演員對李宇春說，他所在的小劇場要有演出，邀請她來看。她很開心地答應了。但那人馬上說：「還是不要了，那個地方人太多了，你很不方便，你要不是李宇春就好了。」
如果對話在這裡停止，對她情緒也不構成影響。那個演員又喃喃地說了一句，「不對，應該說你要是李宇春就好了。」她感覺就像被「猛插了一刀。」
「你是一個軀殼，你是個符號。」她在這話裡體會到另外的意思，「你現在活著的這個人不是真正的李宇春。」
解鎖
開拓疆域是在那一年前後啟動的。她覺得她離生活太遠了，她要尋找工作之外的愛好。於是，她自己裝修房子，學著做菜。腿受傷後，行動不便，她撿起了多年沒碰的吉他。每解鎖一個新技能，她就離過去那個封閉的人更遠了一點。
她研究起攝影，上網自學。她計劃拍一組肖像，人選是樸樹、周迅、張亞東。同籤過太合麥田，李宇春與樸樹都是內向的人。拍他那次，樸樹正處於閉關階段，她去他家裡。半天下來，兩人都不怎麼說話，就是坐在房間裡一首一首地聽歌。
她對藝術產生了興趣。不只是對純粹的美的欣賞，她在裡面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看到奔湧鮮活的感受。她認為那正是她所缺少的。她需要一種新的刺激。
藝術顧問鄧理承認他剛認識李宇春是帶著偏見的，覺得她不過是想「貼標籤」，但接觸下來有了很大改觀。他感覺她確實大量看展，有自己對藝術的審美。
去威尼斯雙年展時，她被關小的影像作品《大衛》吸引。「每個人都去看大衛，有的時候遠，有的時候近，有的時候他被印在T恤上面，有的時候被印在什麼卡片，我們每個人都在消費他，吃掉他，有的時候我們破壞他，然後又仰望他，然而我們卻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卻不知道他是誰，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大衛是誰。」後來接受許知遠採訪時，她說。
坐在那個小小的展廳裡，她獨自把那個視頻看了3遍，又靜靜地想了一會兒。她想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網絡暴力。「那種平庸之惡，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李宇春是誰，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兒。」她好像跳脫了出來，俯視過往。
藝術也反哺了她的音樂。最新一張專輯《哇》的音樂監製陳偉倫回憶，專輯最後一首歌李宇春寫出來以後，始終沒想好名字。希羅尼穆斯 · 博斯的畫作叫《人間樂園》，李宇春和陳偉倫有一次聊起了這幅天堂、地獄、人間的三聯畫作，「也許，叫《人間樂園》是最適合的。」
2018年她決定發起藝術公共項目展《流行之菜市場》。鄧理知道，這是個有風險的舉動，藝術圈一定會有質疑的聲音。和李宇春聊，她很坦然。她不認為持古典主義藝術觀的那些人錯了，她只是與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她就要從外界打破圈層。
她非常投入，光是和鄧理的會就開了至少十幾次，每次四五個小時。他叫她「會長」。
李宇春《流行之菜市場》項目展現場圖 受訪方供圖
在這個過程中，鄧理明白了她參與藝術的更深層動機。通過更平靜的語言、更具象的物質，她多了一層抒發方式。「她內心有很多很熱烈、很激烈的部分，她是想要通過藝術去表達內心。」
他們一起去看路易斯 · 布爾喬亞的展。李宇春很喜歡一個作品，兩個螺旋狀的人緊緊擁抱在一起。鄧理覺得李宇春有點符合那個作品的意象，「外部的看法和她對自己的看法糾結在一塊兒。」布爾喬亞有抑鬱症，但沒有因為抑鬱症而傷害到自己，藝術變成她的紓解之道。鄧理想，李宇春與她有些類似，「藝術是有一層這樣的功效的，你很多憤怒是會被化解掉的。我覺得她越來越懂得療傷了。她那一層殼越來越軟了，因為她自己懂得了怎麼處理傷口。」
這幾年，變化確實在李宇春身上發生了。她更鬆弛了，能夠重新看待當年圍繞她的種種討論。「比如說關於草根的問題，關於傳統審美的一些東西。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她說。
看著那些新時代的流量小生，迅速得到主流的推崇與業界前輩的呵護，她感慨時代變了，他們是幸運的，無需走她曾走過的路。但是同時她又覺得，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他們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在呵護著他們，他們也同時在被這些東西所綁架著，沒有辦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領和輸出自己的價值。不斷崛起的新的偶像，分享著新聞頭條，可能也分走了她身上的壓力與注意力。她覺得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問題，對她而言，比較自在的一點是，會有空間去創造一些東西，「我覺得之所以沒有事情做，是因為你並沒有創造，不能怪別人。」
那場網絡狂歡已經遠去了，但時不時，還是會有流言出現。去年她在坎城，穿著晚禮服參加品牌方的活動，旁邊站著位西裝革履的老頭給她當保鏢。網上開始傳，李宇春和老頭結婚了。春爸春媽都急了，她被逗樂了，完全不在乎。
與父母的關係，重新親密起來。她經常給他們打視頻電話，做了菜會拍圖片發給他們看，去年還帶著一家人去了非洲。她介紹父母給《人物》採訪，這在以前是絕無可能的事。採訪結束，她給父親發了個紅包，「老李，這是打給你的出場費。」打開一看，一塊錢。
曾經的她儘量避免和別人吃飯，怕因為自己不自在而引起別人的不自在。2012年拍《龍門飛甲》，演員們輪流坐莊請客吃飯，輪到她時，她邁出了這一步，但招呼大家時，還是拘謹得不行。現在她變得更願意聊天了。和一個外國朋友見面，用英語一聊就是4個小時，語法都顧不上。她驚訝自己怎麼能一口氣說了那麼多話。
接回故事的開頭，她最終說服團隊，參與到《我就是演員》。「我上一次去所謂的參賽是15年前，我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了。為什麼15年之後要去比賽呢？」不是為了展示演技，真正的挑戰是，大眾眼中作為符號存在，但不是作為鮮活生命存在的自己。她將其視為一種行為藝術，「是不是除了音樂，還有其他的藝術載體可以表達你想表達的東西，表演是否是其中一種呢？你在不同的角色裡面，你把自己藏進她的身體裡面，你跟隨著她的情緒，你說出了她想說的話。其實，那些喜悅也是你的，那些悲傷也是你的，那些話也是你想說的。」這是十幾年來第一次，她想展現自己的喜怒哀樂。
她成為了整個節目裡的驚喜，作為非專業演員，總體而言她的演技收穫了肯定。她演了五幕戲，每個角色身上都能找到曾經的影子，比如孤獨，比如輿論傷害。她選擇角色，角色也選擇她。她期待對內心的挖掘能夠更深一些。
人際交往中，她依然是被動、內向的人。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的冷幽默。吃飯時若是有人談起工作，她會拋出口頭禪：「雷公不打吃飯人。」參加《我就是演員》時，導演吳彤給了她一個雪糕，下次見面，她就管他叫「雪糕男孩」。
只是某些時刻，以為已經擺脫的感受會在內心深處喚醒她。幾年前在臺北夜市，突然一種失控感降臨，她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別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並沒有人認出她。「我其實是對人群有恐懼的。你覺得這個東西並沒有對你造成傷害，但突然某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讓你自己意識到，原來我是受過傷害的。」
但沒有別的選擇了。李宇春深知這一點。
沒有變過的，只有她對音樂的愛。她始終專注認真，印在專輯上的歌詞，一個整句的空格和斷行，都要符合唱的節奏。她親自參與設計演唱會的每一個環節。在她看來，那是一套完整流程，所以不設返場，「設計完了，就是演完了」。《人間樂園》先後錄了19個demo，不斷修改。全部都錄完了，在去義大利的飛機上，她聽到有嬰兒哭，得到了啟示，決定在那首歌的結尾處再加一段八音盒配樂，為沉重的樂章添加一些希望。
去年她父親找楊柳談到讓她退出演藝圈的那個晚上，李宇春加入討論。
「爸爸，我達到今天這一步，其實是無數次的跌倒，整個團隊磨合、試錯。我常常會覺得我都做不到，真的太難了，所以怎麼可以就這樣放棄？你太輕率地就講出這句話了。你還得往前走。」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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