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我道「書」中豈無兩岸情？
有一句話說得好：財富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朋友卻是真正的財富。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的一段經歷，使我結交了不少旅美或海歸（臺灣）的臺胞朋友。當他們獲悉我躍入陌生的書海後，紛紛向我伸出援手，使我在不經意中與反獨促統大業沾上邊。
1989年5月中旬，我驚喜地收到一封「海外」來信，從信封上娟秀的字跡，不看來信的地址姓名，就已經猜到這是臺灣頗有名氣的女詩人沈花末寄來的。我與沈花末是俄大校友，我進俄大時，她已是該校藝術史研究所的碩士生，是另一臺胞校友張健行介紹我認識的。因為都愛好文學，儘管與這位曾獲臺灣優秀青年詩人獎的女詩人相比，我不過是一個兒時愛好文學的理工男，但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可談。我在舊作《憶花末》中寫道：
在赤裸而嚴肅的冬天
我們曾有過難忘的見面
在鮮亮而開朗的春日
我們也有過熱烈的交談
從此，海峽彼岸的友情
融化了阻塞肺腑的隔膜
從此，沁人心脾的詩風
洗刷了腦中疲憊的舊歌
1989年3月，沈花末以臺灣《自立晚報》副刊主編身份來到北京，這次訪華她只在北京停留數天，是特來看我和表示支持我新的工作。第二年春暖花開時，沈花末又一次來北京看我，我們一起到了杭州、紹興，又同在我大哥家與我紹興的親人們見面歡聚，成為最早海峽兩岸同胞情的溫馨體現。
沒想到沈花末的來訪，不僅為我引進幾位臺灣作家、記者，更讓一個島內風雲人物走到我的面前，他就是時任臺灣「立法院立委」、民進黨黨團幹事長陳水扁。
1991年7月一天上午，一個陌生的來電使我十分驚訝：「謝先生，我是臺灣的陳水扁，今天剛到北京，住在王府飯店。希望儘快與你見面，有事要託你幫忙，你有時間嗎？」
儘管其時陳水扁還不是政壇高官，但已成了不可小覷的政界名人。我帶了一個助手，如約趕到王府飯店，與等在房間的陳水扁見了面，一起見面的還有陳水扁兩位隨行人員：他的辦公室主任陳淞山和助理柯承亨。在我們彼此作了自我介紹後，他就滔滔不絕地對我講述了臺灣政局的現狀，對執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制度表示了強烈不滿。當談及自己在參選臺南縣長時，妻子吳淑珍遭逢「政治車禍」，而次年他因案入獄，不久父親又撒手人寰的那段經歷時，陳水扁的情緒顯得很激動。敘罷一段往事，談話轉入正題，陳水扁正式表明了他此行來意：「我這次是未經民進黨同意私自來北京的，希望能約見國臺辦主任王兆國，確切地了解大陸的對臺政策，能同他們交換一下看法。聽說謝先生在國臺辦內有關係，希望能予以幫忙牽線。」
我聽了為之一怔，沒想到這位民進黨的中堅分子，竟能有此衝破「禁令」、飛抵「禁地」之舉，難道此君是從兩岸統一重重迷霧中殺出來的一匹黑馬嗎？我答應運用個人渠道去聯繫臺辦領導。臨別時，我問陳水扁，是誰將我介紹給他的？對此他閃爍其辭，未作正面回答。
回來後，我將電話撥給老朋友、國臺辦專員許家現。老許一聽情況，感到十分重要，立即向唐樹備副主任作了匯報。晚上老許來電告我，唐副主任也很關切此事，馬上給上面寫請示報告，待批覆後與陳水扁見面。在等待答覆期間，我將公司的奧迪車和另一輛豐田麵包車讓給他們使用，叫三編室主任許紅海和司機小彭陪同他們在京城遊覽。因陳水扁怕錯過約見時間而不敢遠行，只同意在京城內逛逛，柯承亨等三人則去了慕田峪長城。
唐樹備那裡一直沒有傳來肯定的答覆，陳水扁給我的電話中逐漸流露出不耐煩的情緒。大約過了三天，陳水扁終於沉不住氣了，在給我的電話中表示，如果國臺辦高官不給面子，他就不再毫無意義地空等了，聽得出他的口氣中流露出一種失望、沮喪和埋怨的情緒。當晚我直接撥通了唐樹備家的電話，唐樹備要我轉告陳水扁，見面時間正在安排之中。在陳水扁一行臨行前的晚上，全國臺聯安排了一次宴請，使陳水扁得以見到唐樹備並與他作了交談。陳水扁結束了他的神秘之行，但對他如此突兀來京並專門找我之事，使我一直感到納悶。兩年之後，臺灣名嘴之一、軍事記者張友驊再度來北京看我時，我才知道原來是他將我介紹給陳水扁的，而他是通過沈花末認識我，他也是我的老鄉、（紹興）嵊州人。
這件事一直秘藏在我的心底，直到2006年10月的一天，國臺辦聯絡局長王小兵請我和許家現吃飯，席間追溯起當年前陳水扁來京一事。王小兵說：「這件事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搞清楚，究竟他是怎麼來的，在京期間又是誰接待的。查問了一些人，都說大概是臺聯，但卻含糊其事，不清楚來龍去脈。」
「其實接待單位並非臺聯，而是我。」於是我向王小兵敘述了這一段特殊經歷。
「你與陳水扁留下合影嗎？」仿佛聽完一番「天方夜譚」，王小兵將信將疑地問。
「當時手頭沒有相機，而且也毫不在意這次見面，因此沒留下什麼合影。」
「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陳水扁那次來京是你接待的？」王小兵似乎對此事的可信度還有保留。
「怎麼沒有！陳水扁、陳淞山、柯承亨給我的三張名片，我現在還保留著。再有陳水扁臨別時贈給我一本《陳水扁在國會》的書和兩份報紙，他在書的扉頁上題了三行字：『謝總經理惠存：謝謝安排，敬請指正弟水扁敬贈91.7.24.』」
「那就好了！下次我們見面時，請你把那本書帶來借我一用，我送給陳雲林主任看一看。」
自那次接待後，我與陳水扁再無什麼聯繫，沒想到在十六年後又引出了一段「尾聲」。在2007年陳水扁即將下臺之際，時任臺灣「國防部副部長」的柯承亨突然兩度通過我好友段桓，向我發出在香港或新加坡晤面的邀請，費用由他承擔，如同意他將與張俊宏（原臺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同來，意在請我向中央高層轉達陳水扁的重要口信。我認為這件事或許有點內因，不妨一見。但考慮到我是臺辦的局外人，就與許家現商量，能否與我一起以旅遊客身份同往。雖然前臺辦領導人唐樹備也覺得不妨一見，但經許家現向現任臺辦領導請示，終因沒有獲準而放棄了這次面晤的計劃。
沈花末到訪後不久，俄州大學的一位臺灣校友徐崢給我送來一個信息：他的大哥段桓是一位臺灣名律師，思路廣、點子多，而且在臺港有不少朋友。他即將到大陸來發展，希望我能和他見面談一談，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段桓於1989年來到北京，下榻賓館後就馬上找到了我，果然如其弟所言，他知識淵博，思路開闊，談話舉一反三，滔滔不絕。幾次交往後，段桓向我提出一個關於服裝合資的項目，原來他是臺北縣一家臺灣麗儀服飾有限公司的董事。段桓向我展示的公司樣本，所顯示的少女裝及服飾圖片著實令我眼球一亮，我立即意識到麗儀產品在中國大陸一定會有廣闊的潛在市場。
中方合資對象很快找到了，是位於東城區的一家老廠，叫興華服裝廠，主管該廠的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樂蘭一眼就看中了麗儀服飾。不過這是首都第一家合資的服裝企業，不僅辦理審批的手續繁瑣，而且要獲準也相當困難。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封明為的親自坐鎮、現場指揮下，這個項目在1989年的最後一天得到批准。
然而千不該萬不該的是，段桓不顧中方以及我的強烈反對，看上了一個既不懂業務又毫無管理經驗的賓館男服務員，貿然決定讓他出任臺方總經理。另一方面，他沒有履約辦廠，而是不斷指揮從香港麗儀公司非法「倒運」剩餘商品來京販賣。合資企業完全走了樣，使企業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雙方準備商談終止合資公司之際，一個令所有人震驚的消息傳來：臺方「總經理」（那個服務員）攜帶貨款逃跑了！北京第一家服裝合資企業，竟以這樣一種不光彩的結局成為鏡花水月。
段桓讓人欽佩之處是他對海峽兩岸局勢以及遠景的看法，三十年前他就直言不諱地提出與多數研究臺灣的大陸學者截然不同的見解。白雲蒼狗、世事變幻，當歷史演變到今天時，不能說全部但卻基本上證實了段桓的預見。在一次兩岸海事糾紛事件中，由於段桓從中斡旋，促使矛盾得以解決，為此國臺辦副主任唐樹備專門宴請了他和我。此後我們之間保持著密切聯繫，直到他前年去世。
1990年春節後，我們公司與臺灣麗儀服飾公司在王府井貴賓樓舉辦了臺灣時裝模特表演，時裝中首度出現泳裝，這也許是首都四十年來第一次公開的大膽表演。因臺灣朋友懇求，我冒昧地打電話請陳雲夫人于若木光臨指導，沒想到她居然答應並興致勃勃地來了，一直面帶微笑專心地觀看臺上演出。
誰知這一鏡頭被臺灣記者捕捉到了，在次日的《中國時報》頭版登出了這一報導和照片。臺灣朋友將此事通報給我，令我感到十分驚詫，一個不足為道的活動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嗎？朋友對我解釋道，最近臺灣媒體正在盛傳陳雲去世的謠言，于若木的輕鬆露面被認為是中國官方為闢謠而做出的有意安排，使無意插柳的一個動作在海峽對岸造成了政治影響。
被稱為「天使之城」的美國洛杉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定居於此的臺灣人就多達百萬，而其中的蒙特利公園市因為是臺灣人的聚居之城而被稱為「小臺北」。以小臺北為中心的大洛杉磯，成了臺灣國民黨嚴密控制的地盤，臺獨勢力人多勢眾。然而這裡同時湧現出一群來自臺港的愛國華人，我自1985年12月走進小臺北之後認識多位僑領，從那個時候起我與他們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
此後，我與這些朋友曾一起策劃並共同籌辦了一系列項目，其中在蒙特利公園市合資經營以售賣中國大陸圖書為主的蒙特利圖書文具公司，並在該公司舉辦第一屆中國期刊展，一度成為當地重大新聞。還有一件我並不在意的小事，更被臺灣媒體鼓吹為「特大新聞」：
1988年5月我率中央電視臺、中國經濟出版社聯合祝壽團，赴洛杉磯慶賀哈默九十大壽，正巧遇上蒙特利公園市舉辦的中國古典園林展開幕在即，開幕式定於5月26日上午在蒙特利公園市政廳前的廣場舉行。但當前來主持開幕式的蘇州市政府領導來到現場後，發現市政廳左側矗立著一塊石碑，上書：「蒙特利公園市—臺北縣姐妹城紀念碑」，文字上方還清晰地刻有「青天白日」旗。倘若在這裡舉行開幕式，面向觀眾講話的蘇州市領導身後恰好是此碑此旗，電視轉播更將他置於「青天白日」的背景中。為此蘇州代表團立即向蒙特利公園市長提出交涉，並明確表示不撤此碑就馬上撤展，年輕的美國市長雖然對中方態度表示理解和贊同，但又感到無計可施，使一件好事陷入僵局。
一天晚上，當地僑胞周國華來賓館找我，說一起出去溜溜。汽車開到一塊空地，他叫我下車幫他將一塊石碑抬走扔掉，於是兩個人一起搬運走了這塊石碑。隨之翌日洛杉磯的中文報紙頭條紛紛刊出一大新聞：「蒙特利公園市—臺北縣姐妹城紀念碑昨夜遭劫，碑石不知去向，臺北縣已向蒙特利公園市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儘快查明行劫者身份及碑石去向。」
朋友給我拿來報紙，經瀏覽後我不禁恍然大悟，原來我已經成為臺灣當局所通緝「罪犯」之一。這時朋友笑嘻嘻地對我說：「美國小市長正發愁怎麼處理開幕式這件事，聽到這消息連高興都來不及，還管你媽的什麼『抗議』！」正如他所說，蒙特利公園市政府果然對此事置若罔聞，而開幕式卻如期熱熱鬧鬧地舉行了。
「國際文化」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員工，就是被譽為「畫虎能手」的石愚。1991年10月，石愚告訴我一個消息，說臺灣有人邀請他赴臺舉辦個人畫展。我當時也不過一聽了之，心裡並不以為然，因為他雖有名聲，但並非畫壇大家，而且邀請他的王乃昌校長亦非來自臺灣名校，尤其是大陸畫家正式獲批赴臺辦個展尚無先例。不久王乃昌來訪，向我表示千裡之行只差一步了，希望石愚在京辦妥赴臺手續。回到臺灣後，王乃昌很快發來好消息：臺灣方面的障礙已完全消除，石愚遂於10月19日放心地啟程赴臺了。
啟程當晚，我突然接到石愚從首都機場的來電，急促地告訴我說海關對他不予放行，理由是缺少一份國臺辦的批示。我接到電話不覺一怔，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手續差錯呢？在無計可施之中我只好貿然給國臺辦副主任唐樹備家裡掛了電話，這件事無疑是給唐樹備出了一道難題，需要他當機立斷。幸虧外交家出身的唐樹備做事果斷，帶著無奈的口氣對我說：「老謝，事已至此也只能同意你先斬後奏了，我馬上通知海關放行，但正告你下不為例！」就這樣石愚順利過關到達臺北中正國際機場。
在舉辦個人畫展期間，為怕「家人」惦念，也因經常要為補充「營養品」中華牌香菸之需，石愚不時從臺北給我打來電話。得悉他的畫展獲得圓滿成功，蔣緯國、陳立夫等許多臺灣名流前往祝賀並獻上花籃，我們都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1992年1月29日，回到北京的石愚召開記者招待會，我和程思遠、封明為、邵宇以及首都二十多家媒體記者出席，對他的畫展成功表示熱烈祝賀。這時我才了解到在石愚到達臺北後不久，從巴黎赴臺也去辦展的著名畫家範曾接踵而至，兩位大陸畫家雖不是同場卻是同時獻藝，必將造成「撞車」的不良效應。殊不料身著整齊西服的範曾一下飛機就猛然遭到當頭棒喝，臺灣名人畫廊老闆胡云鵬因受「範曾假畫案」牽連遭到重大損失，以憤怒的拳頭迎接了他，使其原以為轟動寶島的畫展受挫，反而更成就了石愚畫展。
1993年，美國加州的一群愛國僑胞，本著「為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而努力」的共同理想，在洛杉磯成立登記註冊了一個民間社團組織——華夏政略研究會，該會發起人和會長是我朋友、美籍臺胞王中平。自1995年起，該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單位合作，連續舉辦了十一屆研討會。其中2006年12月第九屆研討會希望由中國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負責籌辦，此事就落在時任研究會副會長的我的頭上。
會議的籌備工作情況突變，幾經周折，最後在紹興市委書記王永昌支持下，由臺灣麗儀公司所屬貴婷服飾（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秋吉慷慨解囊，無償資助三十萬元人民幣，使研討會得以在紹興國際大酒店成功開幕。市委副書記、市長張金如向大會致詞表示熱烈祝賀，海峽會副會長張銘清和原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出席了大會。
臺灣的一句名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曾在海峽兩岸傳為經典名句，沒想到當我進入出版界後，竟與名言的原創者不期邂逅，他就是臺灣著名出版人、經濟學家、教育家和新聞傳播學家高希均。高希均在「國際文化」相繼出版了《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臺灣經濟四十年》兩部力作，其中《臺灣經濟四十年》總結了臺灣歷經四十年建設的經驗。
此後高希均與我保持多年聯繫，一次他在京與我見面時，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希望我們合夥在北京開一家文化咖啡店，由他出資，我負責登記註冊和日後的經營管理。而在那個連「咖啡店」的概念也沒有的北京城裡，要辦成這樣的事無異是夢熟黃粱。
繼高希均之後，定居香港的臺灣國學大師南懷瑾、經濟學家、臺灣「交通部」顧問歐陽正宅，先後在「國際文化」出版了《孟子旁通》、《老子他說》以及《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等著作。最後一位與我交往甚密的臺灣文人應數簡志新了。簡志新（簡瑞甫，人以「簡公」尊稱）是臺灣《中國時報》副社長、《時報周刊》發行人，我們相逢恨晚，但也來往數年。
在曾與我合作的臺灣文化人中，有一位是中國鼻煙壺協會會長柯佐融，另一位是臺灣勝大莊總裁李志仁。
一天柯佐融在「國際文化」執行副董事長許力以帶領下來找我，希望將他的合作者、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馬未都掛靠在我們公司，並為他提供一間辦公室。鑑於柯佐融的誠實誠信，我在此後遵囑曾為馬未都兄弟的卡拉OK掛名了一段為時不長的董事長，算是表示對柯佐融的尊重之意。與他的交往很短暫，隨著我辭去掛名的「董事長」之職，我們之間就再無繼續聯繫，只是留下了一個良好印象。
李志仁在兩岸的名氣比柯佐融大得多，他一跨進京城之門，就以大手筆編導了一曲在北京登場的「序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隆重展出"李志仁先生書畫創作暨珍藏展"，國家領導人谷牧、黃華蒞臨開幕式剪彩，還在中南海受到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接見。他與我的第一次見面是一起參加著名畫家邵宇的宴請，邵宇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兼任「國際文化」副董事長。
自我和李志仁頻頻聯繫以來，曾多次策劃聯手搞一些項目。然而在合作過程中我發現他不守承諾，最後一次在他與中央電視臺聯手製作由我策劃的兩部電視紀錄片《八千裡路雲和月》、《三十功名塵與土》時，曾一再許諾全部資金由他負責，為此王楓臺長特地抽調了多名電視臺資深編劇、導演參與其中。然而他又一次失信，也就在這次合作後，我斷然關閉了我們聯繫的管道。而他的「管家」、原勝大莊香港公司總經理張鑫武，卻與我一直保持聯繫至今。
「兩岸情未了」，2006年的一天，臺辦王小兵招待兩位臺灣朋友吃飯，也把我叫去了，從而使我的臺灣朋友名冊上又增添了兩個新名字：周荃、鄭又平。我的大老鄉、浙江江山人周荃來歷不凡，她是曾風光於政壇、又「靚」相於傳媒、現為臺灣賢德惜福基金會董事長的「三棲才女」，在見面時總以其晏子、淳于髡般的能言善辯令我折服。她的合作者鄭又平因為是中央電視臺特約政治評論員，頻頻出現於中央4臺《海峽兩岸》節目中，更為人們所熟知。我與兩位文化界名人在北京見過多次，而且通過微信結成了小朋友圈，彼此有話暢談，有事相幫。我曾應他們要求，在紹興幫忙接待過兩批先後由他們率領前來參觀的臺灣大學生，而他們卻幾乎成全了我一件大事。
我的一套國史散文叢書《大江東去》（三冊）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後，頗受讀者歡迎，當周荃、鄭又平來京時我便贈給他們一套。沒想到他們張羅在臺灣出此書的繁體字版，在他們的努力下，果真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了，與我談妥版稅、出版時間等條件後，就開始著手對書稿進行修改編輯工作。為了擴大此書在臺灣首發的影響和促進銷售，出版社擬在圖書問世時舉行一次作者與讀者見面會，要我務必參加，我答應了。周荃的賢德惜福基金會為我赴臺做了周密安排，發來了有關赴臺所需的文件材料，一再囑咐需要我注意的各種事項。
然而正當雙方為圖書出版積極地進行準備時，我得到上面的通知，說現在臺灣的臺獨勢力十分猖獗，為保護我的「人身安全」，不同意我的赴臺申請。一紙公文就把我視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次難遇的機會，輕輕鬆鬆地一風吹走了。不過在心田鐫刻下這一傷痕的同時，我也銘記下了周荃、鄭又平的朋友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