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夜生活。在深圳，可以在購物中心咖啡店坐到深夜，能在凌晨找到燒烤店子，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更是數不勝數，這是一座不夜城。但深圳很少有夜市，那些由小攤小販組成的集體夜市，這在鄰近的廣州、香港隨處可見，但在深圳卻屈指可數。
50歲的張大爺，在深圳擺攤超過20年了。他在龍崗區細靚村賣荊州鍋盔，一個梅乾菜鍋盔只賣3元，有固定門面的連鎖品牌，同類型鍋盔11元一個。在房價飆升的深圳，餐飲從業者要活下來，關鍵是控制租金成本。很多小販選擇了街邊擺攤，由於沒有成行的夜市，他們只能流動性經營。
深圳西鄉鹽田步行街（趙小南攝）
儘管不用承擔高昂的租金成本，但小販要應對城管。張大爺經營20年，他的擺攤史就是和城管的鬥爭史，「城管第一次來就讓你走，第二次來就把你的攤子沒收了。」去哪裡擺攤要看城管巡查情況。像他這樣的小販還有很多，他們遊走在深圳地鐵出入口或城中村。但深圳很少有攤販成群的夜市。嚴格意義上來說，深圳沒有夜市生存的城市基礎。
中國和國外多個城市的夜市，都是坐落在在當地歷史悠久的老街，甚至會成為城市的一個景點，遊客同時可以觀光和消費。西安、洛陽、臺北、日本京都等都是如此。繁華的夜市，對其它街道形成了示範和拉動作用，越來越多的街市形成當地特別的夜市文化。
在深圳政府官方網站上，深圳定位是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北上廣比起來，深圳很年輕，建市只有40年左右。
「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圖畫。」根據深圳市規劃國土資源委員會的資料，深圳是東西走向的狹長的地形。1982年提出總體規劃圖「規劃了中軸線、方格路網。整個城市採用組團式的布局，形成帶形城市工業區。」
這樣規劃的好處就是，極大地提高了深圳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的效率，避免了重複建設和浪費。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在城市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劇，這樣規劃的弊端也逐漸暴露。
王富海在深圳經營著一家城市規劃建築公司，也是一名城市研究專家。他在《從規劃體系到規劃制度——深圳城市規劃歷程剖析》裡指出，「在編制內容上，控制性詳細規划過分追求『可操作性』和成果的速成，只求滿足開發建設的基本功能，對規劃一貫追求的城市美學和人的行為環境極少涉及，基本拋棄了規劃的綜合性、系統性和滾動性等原則，造成城市景觀的混亂，城市特色的流失。」
市民也批評深圳的城市建設「有建築無空間，有單體無群體，有道路無街區，有空地無環境」。換句話說，深圳有的是大馬路、大高樓和大商業，但沒有小街道、小市民和小商販。也就是說深圳缺乏生活氣息和人文關懷，而這是夜市能形成的文化基礎。
這樣的規劃思維之下，深圳出現了寬闊的深南大道和濱海大道，出現了繁榮的天安數碼城、南山科技園，出現了高端的香蜜湖和華僑城等各種商務中心和高檔小區，但極少有適合宵夜或者夜市形成的街道。
深圳市區的上下沙和白石洲等城中村，曾經存在少量夜市。但隨著新的規劃和舊改，這些存量的夜市也逐漸消失了。深圳流動攤販成了散兵遊勇，無法集中到某個街區，夜市無法集聚，更無法形成氣候。
中國城市規劃的最大問題，在於過於關注發展，尤其是關注經濟發展、交通便利和環境衛生，但缺少對人的關心。國內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城市建設的重要差異，是人口結構。美國是中產階級居多的橄欖型，而我們是底層居多的金字塔型。城市建設要給大眾留出足夠多的生活空間。通俗的說，城市規劃是為人服務的。城市規劃既包括生產也包括生活，前者是商業經營和城市經濟建設，後者是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樂等。
夜市和擺攤能提供更多就業。中泰證券一份研報指出，截至今年3月15日，個體工商戶已經達8353萬戶，佔市場主體總量的67%，能帶動2億人的就業。其中大量個體戶就是以擺攤的形式存在的。這也就意味著每增加一家個體經營戶，差不多就能解決2~3個人的就業。
在西鄉鹽田街道的王大媽，擺攤超過6年。之前在一家服裝廠上班，長時間工作使她眼睛昏花，腰椎勞損。在侄子介紹下，開始在寶安區鹽田夜市街擺攤。王大媽稱，之前每年能掙10萬元左右，收入遠遠超過了打工。而攤位租金從幾百元漲到了1500元。
王大媽所在的鹽田夜市街，是深圳為數不多由攤販組成的夜市。鹽田夜市街前半部分是各類小吃，後半部分則以服裝飾品為主，包括貼膜、美甲等服務。有人甚至會專門開車來這裡宵夜。
王大媽這樣的案例，在深圳是極少的個案。夜市很多時候被歸為 「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是否存在佔道經營、馬路市場和流動商販，曾經是一座城市能否列席文明城市的重要測評考核內容。在文明城市參評壓力下，多個城市會限制攤販的發展，深圳也不例外。
但另一方面，寶安鹽田夜市街提供了一個模板，攤販管理也可以正當化，無礙於市容市貌。房租同樣昂貴的新加坡、香港，在規劃和法律上為攤販管理提供了示範。
對於新加坡來說，攤販文化已經是這個國度的重要符號。2019年新加坡曾遞交申請，將該國攤販文化，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新加坡也曾被攤販所困擾。1968年，新加坡開始對攤販進行管理。1971年，政府推出設施完善的小販中心，低價租給小販。新加坡平均5.6平方公裡，就會設置一個小販中心。
新加坡目前有超過100個小販中心，超過6000個攤位。甚至有兩家攤販美食進入米其林美食榜單，這也是米其林首次收錄小攤販。與此同時，新加坡也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來對小販實施監管。
在香港，固定和流動攤販都要領取牌照，截至2018年12月底，香港市區共有4942個固定攤位和184個流動小販牌照。攤販面臨困難政府也會提供資助。疫情期間，香港政府出臺攤檔的資助計劃，一次性可以獲得5萬港幣的資助。
「過去百多年來，街頭販賣一直是香港的生活特色之一。」維多利亞港灣和街頭小販，共同組成了這座大都會的美妙風景。街邊食肆不會有礙於這座城市的市容，反倒為之增添別樣魅力，使東方之珠更具人情味和煙火氣。
正常城市的社區模塊應該是混合型的。城市建築學家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裡特別舉了一個曼哈頓的例子，說明豐富的元素才能組成有活力的城市。紐約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曼哈頓則是紐約的中心，聯合國總部和華爾街都在此地。
在曼哈頓中心的上端，原來的規劃是銀行、金融公司、律師事務所、政府單位等核心機構。但是曼哈頓城市規划過於偏向生產，忽略了配套生活，各種公司開始逐漸轉移到曼哈頓中心與郊區的中間地帶，因為當地的結構和城市元素更加多元化，逐漸發展成了新的中心區。當地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也著手開始調整和優化。
這樣的案例，對深圳等中國城市同樣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