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年—1950年），是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被稱為「大地的女兒」。在她的著作中曾寫道：「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她的書中字裡行間裡流露出對中國人民和革命的深厚感情。
她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奧斯古德的貧困家庭，曾祖父為印第安人，1901年時隨父母移居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後來，她當過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她性格堅強，在逆境中堅持學習，以飄泊打工賺錢讀完了師範和夜大。17歲時，史沫特萊參加縣教師資格考試，在新墨西哥州的鄉村學校任教一學期。
正是因為她出身貧苦，她的一生同情苦難和被壓迫者人民，為爭取民主、獨立、自由勇於和強權世界作鬥爭。1911至1912年就讀於坦佩師範學校，並作為坦佩師範學生的撰稿人和編輯，開始了作為記者的職業生涯。其間，她結識了歐內斯特·布倫丁，1912年8月兩人結婚，搬到了加利福尼亞，1916年兩人離婚。
1917年她搬到了紐約，從1917至1920年，她一面在幾個大學半工半讀，一面投身於政治運動，為《號角》和女權主義刊物《節育評論》撰稿。
1918年3月，因聲援印度獨立運動而被以煽動反抗英國統治的叛亂而捕入獄6個月，出獄後便發表第一篇成名作品《鐵窗難友》。
1919年，為追求真理，史沫特萊來到一戰後的柏林，僑居柏林8年，繼續從事印度解放運動，曾與尼赫魯會面。1928年完成自傳小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
1927年去蘇聯參觀。1928年底，以《法蘭克福報》記者的身份從蘇聯進入中國。後來到上海。在上海七年間，她同「左聯」和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來往密切，與宋慶齡、魯迅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曾為魯迅請美國大夫診治。
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她改為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寫出了《國民黨反動的五年》、《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文章。埃德加·斯諾受她的影響，由宋慶齡介紹進入陝北，寫成了著名的《西行漫記》。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時，史沫特萊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身份在城內採訪，及時把西安事變相關情況向世界報導，國際輿論迫使南京政府採取和平解決。
1937年1月，她從西安到達延安。在延安，史沫特萊很受歡迎，她一直待到10月。期間，她對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採訪。多次採訪朱德總司令後，成為好朋友，並徵得朱總司令的同意寫他的傳記。
她身穿紅軍服裝，白天在幹部戰士間奔走，晚上用帶來的留聲機放唱片，教紅軍高級領導和將領們跳舞。她還在延安發起了節制生育運動、滅鼠運動。
她為解決紅軍缺醫少藥問題，利用自己與印度友人和美國方面的關係，促成了白求恩和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到來。她還與紅十字會聯繫，為陝北運來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材。
斯諾的《西行漫記》記錄了毛主席的生平自述，史沫特萊也想為朱德作書宣傳。她在四個月裡每星期抽出兩三個晚上，到朱德總司令的窯洞裡交談採訪，徵得了朱德同意為他寫傳記。
1937年10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進入山西抗日前線，史沫特萊也隨同前往採訪。1938年1月，她前往武漢，在武漢工作了九個月，擔任中國紅十字會長的助手，不斷發表文章呼籲國際上援助中國，並揭露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
武漢失陷後，她前往華中新四軍，一面當記者一面到急救站工作，還經常參加文藝活動。她根據自身經歷寫成的《中國的戰歌》一書，在美國多次再版，被譽為二次大戰中最佳的戰地報導之一。
在皖南的艱苦環境中，史沫特萊病情日益嚴重，新四軍領導人勸她到條件較好的大後方治療。1940年夏，她到達重慶，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被迫轉赴香港治病。
1941年夏天，史沫特萊想再去解放區，但道路已不通，香港又面臨被日軍佔領的威脅，史沫特萊不得已返回離開二十多年的美國。她回到美國後，仍然到處講演撰文著書宣傳中國革命，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
1947年以後，隨著「冷戰」開始，史沫特萊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視，迫使她搬到鄉下朋友家寄居。美軍遠東司令麥克阿瑟又直接出面指責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迫使她正式向法庭起訴以討回清白。
雖然美國軍方因拿不出證據，只好撤銷「間諜」指控，但官方卻以經濟等手段加以迫害，不許書店和報刊出版發表她的作品，也禁止其講演，使她生活來源中斷，有時竟連寄稿件的郵費都付不起。
1949年11月，她被迫流亡英國，並準備取道英國來中國。但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潰瘍出血而惡化，僅靠牛奶維持生命。在英國期間，雖然病重，可她仍不肯放下未完成的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與時代》，可惜最終只留下未完成的手稿。該書直到1956年出版。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終因身體過於虛弱，手術後再沒醒來，在英國倫敦醫院逝世，終年58歲。
在做胃潰瘍手術前，她預感到自己可能因此去世，於1950年5月1日給朋友寫了一封信，留下遺囑和希望：
「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並不希望死在將要做的手術中。但假如我因此而死去，我請求你為我做一些事……
我並沒有財產，我所有的都在我的身上。一千九百元的政府公債和一本旅行支票都在我的提包中。請你用這旅行支票來支付一切我善後的費用。這包括郵電費、喪葬費和運輸我最後的幾件遺物的費用等等。我已忘記了我遺囑上的確實詞句了。但我還記得我留下一千元政府公債給我的侄女——瑪麗。一切從我寫作所得的款項均請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他可以運用這筆款子，把它用在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上……
在倫敦海姐的家裡，有我所有的衣服、書籍和我還未完成的稿子（指史沫特萊未寫完的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一部分稿子在我房間的箱子裡，一部分在我的工作檯上，另一部分在我的身邊，還有一部分在你的房子裡我臥室中的黑皮包內。請你把這些稿子收集起來用掛號寄給傑克·貝爾敦。他和斯諾會處理我的這些稿子的。
其它屬於我私人的東西：打字機和照相機都在牛津。衣服和書籍都在倫敦海姐家中。請包紮好裝在我的鐵箱裡，等待中國駐英大使來英時，請他轉交朱德將軍。假如派大使一事目前還不能實現，那麼用我的錢把東西由香港轉運寄交北京朱德將軍。
其次，在我的遺囑中，我特別要求將我的遺體火化，把骨灰運交朱德將軍，請他把它理葬在中國的土地上。你能給我辦到這幾件事嗎？
……我自有生以來僅有一個摯念、一個信心，那就是為解放那些貧苦和受壓迫者而努力工作。在這個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國人民革命在這方面的成就。我將多麼愉快地看到中國大使的到來，在我的遺體旁唱中國的國歌——起來！
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將使我的心靈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許多中國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
艾格尼絲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牛津」
收信人瑪格麗特是她從倫敦到牛津進醫院前，住在牛津朋友家裡的女主人。這封信放在她的手提包裡，沒有發出。她逝世後幾天，她的美國朋友柏萊斯女士把這封信從美國寄給我國與史沫特萊共同工作過的許錫鑽。
史沫特萊病逝後，遵照遺囑，她的遺物被送交朱德。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時，在北京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朱德總司令親自將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中國烈士陵園，並親題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1956年，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出版後，依照史沫特萊遺囑，國外有關機構將這筆稿費交給了中國駐德國大使館。
1958年2月，朱總司令接到中國駐德國使館的請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館存稿費95008.30馬克，已有兩年之久，此款如何處理？」朱老總批示：「買自然冶金科學新書、化學新書寄回！」大使館買回的大量國外最新科技書籍，全部分給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科研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