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一位早殤的男嬰，我的祖父載灃共有三子七女。三個兒子均擔任過政協委員。
第一位是我的大伯父溥儀。他1906年出生於北京什剎海後海北河沿的醇親王府。1908年，年僅3歲的他承慈禧太后懿旨入宮登基，自此，作為清朝末代皇帝的溥儀開始了他極為不平靜的人生。
1959年冬，他特赦從撫順回京，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他。我父親、五姑等人去火車站接他，他穿著一身撫順戰犯管理所發的棉襖棉褲進了家門。當晚家族成員都趕來聚會，由於正處於困難時期，所有出席的人自帶二兩糧票，主菜兩隻鴨子和胡蘿蔔來自醇親王墓的一位看墳人。醇親王墓位於京郊西山，俗稱「七王墳」。我曾祖父奕譞樂善好施，收養了20個孤兒看墳，教他們讀書，長大後給他們分地，幫他們娶妻成家、繁衍生息。這些看墳人後代對我家很感激，有事都會出力。得知溥儀特赦回京消息，他們把胡蘿蔔像寶貝一樣揣在懷裡，走了幾十公裡路送來。
由於長期改造形成的習慣，溥儀不管和誰見面都說：「我有罪，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剛回北京時，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園學習勞動，在技術員的指導下，他親手種植花草。之後，他成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主要鑑別處理文史資料以及寫作《我的前半生》一書。國家給予他的待遇很好，他搬入了全國政協的宿舍，因為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好，還有一名老服務員負責照顧他的生活。他的工資也很高，剛特赦回京時月薪約100元，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後，月薪約200元，這在當時是很高的收入。
據全國政協機關幹部回憶，溥儀的最後一段婚姻，介紹人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一位專員和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1964年，溥儀出席了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這是他第一次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會議。溥儀在會上做了發言，通過現存的發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溥儀對新生活、新社會懷著極大的熱情，但由於特殊的人生經歷，他的生活經驗極其缺乏，鬧了不少笑話。比如，他看到有人掃大街，就拿起笤帚幫助他們掃地，一路低頭掃出去，掃完了卻發現迷路了。任全國政協委員時，有一次去「紅都」定製西裝，試穿襯衫時把有扣子的那面穿在了後面。全國政協組織參觀一個景點，溥儀由於缺乏生活常識，被困在衛生間的彈簧門裡，一動不動，也不喊人。直到大家上車清點人數時才被發現，最後終於有人發現了還站在衛生間門邊、等人來「救駕」的溥儀。
溥儀出門常常迷路，常把錢包隨手落在別處。因此，在親戚中逐漸形成了他來做客就負責送他回家的慣例，因我是家中長子，每次來我家都由我送他回去。當時他還單身，我和他一起坐13路公交車回全國政協宿舍，有幾次他還盛情邀請我一起在全國政協的公共食堂和小食堂吃飯，我能感受到他和我這個晚輩一起平等用餐時那種發自內心的高興，在過去他幾乎不曾有這樣的機會。
1967年10月，溥儀因病去世，終年61歲。1980年，全國政協秘書處為他補開了追悼會，並把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移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第二位是我的二伯父溥傑。他15歲就進皇宮伴溥儀讀書，從此，他的命運與溥儀的命運緊密相連。
1937年，經日本關東軍策劃安排，溥傑與日本皇族親戚嵯峨浩締結政治婚姻。但這一政治婚姻卻被傳為佳話，婚後兩人感情和睦，歷經磨難，相依相伴。1960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溥傑獲特赦回京，熱切期盼與妻子團聚，但卻因嵯峨浩的日本人身份，遭到了兄長溥儀的反對。周總理得知後，專門召集我們家族成員開會，做通了溥儀的思想工作。周總理對我們家族一直關懷備至，多次接見，還邀請家族成員一起吃年夜飯。每次見面周總理都以兄弟相稱，如稱呼溥儀為大哥、溥傑為二哥、溥任為四弟。
1961年，溥傑與妻子在北京重逢，夫妻團聚後一直居住在護國寺52號。這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是我祖父載灃購買的產業，分家時分給二伯父，那時他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國家專門安排一名保姆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另有我們家族中的一人做他的生活秘書。「文革」期間，周總理曾經給溥傑夫婦特批了日本護照，讓其可以自由回日本，但他們始終居住在中國。「文革」結束後，夫婦倆多次回日本省親，為增進中日兩國友誼做出了努力。
溥傑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第四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等職務。我常去他家中走動，知道他的日常生活都由我二大娘安排，但凡涉及接待外賓、外國記者等大事，溥傑總是先請示全國政協再做決定。生活上有困難他也會想到找政協，1981年溥傑陪嵯峨浩去日本看病，給北京子侄的信中就提及回國後打算由政協介紹新保姆。我在他家見過一些他在全國政協的同事，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們關係很好，經常來往。他和廖承志關係也很密切，周總理幾次接見溥傑和其他家族成員，都有廖承志作陪。1982年嵯峨浩尿毒症病情加重赴日本透析治療，負責陪護的表姐沒有護照，還是廖承志親自協調公安部為她辦理護照和加急籤證。
溥傑對待工作一絲不苟，且公私分明。除非辦公事，絕不用單位的小轎車。二大娘嵯峨浩因行動不便需要用車時，他都向護國寺口外的計程車站打電話叫車。曾有日本親戚要送給他家一輛小汽車，他也沒有接受。他出門常坐公交車，因歲數大、個子小，他在擁擠的公交車上不慎多次丟過錢包。
溥傑夫婦相繼逝世時，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日本皇室和大使館、全國各地的滿族人士有很多人前來弔唁。1994年溥傑去世時，我幫著父親為他操持後事。當時在護國寺52號院設立了一周靈堂，前來弔唁的人把護國寺花店的花都買空了。和他在全國政協共事過的好多老同志都淚流滿面地說：「他是個好人啊！」溥傑去世前後，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加急整理出版了《溥傑自傳》一書。去世後，遵照他的遺願，護國寺52號捐獻給了全國政協，後來成為全國政協的辦公用房。
第三位是我的父親溥任。他是祖父載灃最小的兒子，溥儀的幼弟。
與其他兄弟的命運不同，溥任終生與父親載灃相伴，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努力維繫著一個大家庭的生存。1947年，為避免國民黨軍警特機關強佔王府房舍，我家利用王府閒置房屋開辦了競業小學，一切開支靠變賣字畫文玩。祖父載灃任董事長，我父親以金友之的名字任校長兼教師，七姑韞歡協助任教，我也在這裡上過半年學。因為經費緊張，據說小學第一批桌椅是用王府的舊木料打造的。
競業小學當時有一定影響，老師中有很多名家，如書畫家愛新覺羅·毓峨、崑曲名家傅雪漪。學校免費招收附近貧困孩子、滿族子弟就讀，最多的時候有200多個學生。1949年以後，我父親把競業小學無償獻給了國家，也不再擔任校長，而到其他小學任教直至退休。競業小學師生併入現在的鴉兒胡同小學，原址則成為北海幼兒園分園的前身。
我父親的認真、和藹和責任心在學校是出名的。他非常守時，早上8點上課，他常常提前穿戴整齊，拿著自行車鑰匙，盯著牆上掛鍾坐在床邊等候，一到時間起身就走，從不例外。在學校值夜巡邏抓到破壞桌椅的學生，他打著手電苦口婆心地教育，還和學生一起把桌椅搬走鎖起來。他一生教書育人，每當有早年前的學生在路上和他打招呼，或者有學生寫信找他時，他都由衷地高興。退休時他是廠橋小學高級教師，退休後還擔任了多所小學的名譽校長。
我的父親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央民族大學滿學研究所顧問、恭王府書畫社名譽社長，擔任了第七、八、九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他退休後致力於清史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還整理了其父載灃的《使德日記》等。
鮮為人知的是，我父親陸續向故宮、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等文史機構捐獻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和古籍，包括曾被八國聯軍劫掠到英國後又被高價買回的乾隆御題澄泥硯、「醇親王寶」金印、清康熙等書法和《二十四史》等古籍圖書。父親做這些的時候，他總覺得「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