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不改的衝野,朝自己的老師和前輩最上檢察官(木村拓哉飾演)怒吼道——「執著於自我正義的檢察官,必將淪為罪犯!」心存執念的最上,未免窮兇極惡者逃脫法網,不惜以栽贓嫁禍、濫用私刑等方式懲罰罪犯,也因此淪為「檢察方的罪人」。檢察官極力追求自我正義的實現,其動機可嘉且結果並非無益,但行事方式難免逾越法律界限,以至於正義縱有彰顯亦受損傷,甚至傷敵三分而自損七分。
諸君見此頗似「炒現飯」的劇情,難免產生審美疲勞——此類影片多是重複性演繹正邪對立、人性糾葛、情法衝突、制度優劣等內容,故事情節往往大同小異,主題升華難以推陳出新。然而,律政類型片的「遺傳基因」或者「永恆主題」,又豈是本片所能輕易拋棄的?其實,永遠沒有陳腐的故事內涵,只有老套拙劣的故事演繹!而本片在主題切入、劇情推進、寓意闡釋等方面均有新意,以「此片樹葉」的獨特之處,詮釋出正義的不同樣態。
一、正義,並不抽象!
正義不是烏託邦式的宏觀願景,而是與價值標準、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休戚相關的現實訴求。對於一起老年夫婦被殺案,混跡黑社會的死者之子力求血債血償,不惜枉殺無辜也要成全人倫大道;懷抱一顆法治初心的年輕檢察官衝野,則始終堅持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並重,不過剛入職場的他面對的只是犯人而非仇人,他的職業正義感並未受到情感和良心的強烈衝擊;可背負戀人被殺之恨23年的最上檢察官卻不一樣,他要不折手段地將刻骨銘心的仇人松倉「變成」犯人,以彌補當年法律在罪惡面前失靈的遺憾,並告慰戀人的在天之靈。
正義不是整齊劃一的全員口號,而是既有個體差異也有階層劃分的內心判斷。即使殺人者應受制裁這一最樸素的正義觀,同為檢察官的最上和衝野也會在實現正義的路徑上分道揚鑣;最上為誣陷松倉承擔殺害老夫婦的罪責,既讓真兇弓岡逃脫法網,又在黑道人物諏訪部的幫助下親手將弓岡處死。構陷之事中途敗露後,因重獲自由而得意忘形的松倉,在諏(音"zou")訪部的刻意安排下死於一場老年司機「操控失靈」而導致的車禍。善惡最終得報,但「正義之劍」並非只能握在特權者手上。
正義不是一成不變的固有概念,而是會隨學識、經歷、環境等與時俱進的動態理念。最上曾在課堂教授衝野,要注重取證的可視化、防止取證的非法性,要有辨偽存真的意志力,他將自己追尋法律正義的夢想傳承給衝野,而獨自踏上懲惡揚善、追尋內心安寧的邊緣險道。其實,最上只需向死者之子發出松倉和弓岡是兇手但證據不足的信息,便有黑道勢力找二人尋仇,但固執的最上也許不願「弄髒」別人的手,也不願承認檢察官的「無能」。最上對法律的「自我信仰」,促使他選擇編織確鑿「罪證」的方式將松倉繩之以法,既報愛人之仇、又重塑法律之威。
二、正義,永不完美!
正義本無完美的範式,就像最上收藏的各種法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義觀,各自擁有一把內心終極審判的法槌。法槌各有其理、世人各有所好,永遠無法找到「都認為最好」的那一把。松倉首次強姦殺人,因系少年犯且一同作案的哥哥自殺,僅被判服刑五年;出獄後強姦殺害最上女友,因證據不足無法定罪,且早已超過十五年的追訴時效。最上說「好人壞人手中都有一把法律之劍。」的確,松倉以法律規定的責任年齡、證明標準、追訴時效來逃脫罪責,檢察官也只能以同樣的法律標準來裁斷案件。法律從未宣告過背棄正義,但劍有雙刃,難免顧此失彼;法律甚至也無法完全代表正義,它有時就像屋外下的一場雨,不單為滋養良善、也不單為滌蕩罪惡,一切雨露只是順勢流向該去的地方。
正義無法完美的實現,因為追尋正義的人更不完美。入職兩年的檢察事務官橘沙穗終於相信同事中有五成怪人、三成冷血混蛋,只剩下二成好人。最上和當年偵辦過松倉姦殺案的警察應該屬於前者,他們在最上的誘導下輕易相信松倉便是新命案的真兇。未受「汙染」的橘沙穗和衝野應該屬於後者,橘沙穗因年幼時同學家長被冤枉殺人而痛恨枉法者,並公開質疑最上的栽贓行為,但她正周旋於司法與新聞出版界之間,正以自己的觀察和經歷積累爆料司法黑幕的小說素材,並受記者之託監視最上與陷入貪汙醜聞的同學丹野議員的往來。衝野是典型的法治理想主義者,因不堪忍受老師最上作出悖法之事而憤然辭職,從調查松倉罪證轉而幫助松倉脫罪,甚至試圖出庭作證揭穿最上的圖謀,還堅持要向松倉當面致歉。善良淳樸的衝野,走向了與最上截然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就連橘沙穗也反感這種「自殺式的倒戈」,更遭到了松倉的羞辱。
三、正義,絕不廉價!
正義需要付出犧牲,包括時間、心血、前程甚至生命。最上願意成為自我正義的殉道者,他為向逍遙法外的松倉復仇,趁搜查松倉家之機竊取留有其筆記的報紙,找尋真兇弓岡拿到作案兇刀,再將報紙包裹兇刀丟在河邊並讓其被人「合理」發現上交警方,由此製造松倉殺人的「鐵證」。雖然這一切太過巧合,死者家中和兇刀上的指紋都被擦拭乾淨,為何還用留有兇手筆記的報紙裹刀、為何未將刀直接丟入河中?但如果不是弓岡的同案犯誤以為弓岡失蹤是遭黑社會報復殺人而嚇得投案自首,上述證據完全可能將松倉送入監獄。當然,法律並非最上的「最後殺器」,他利用與諏訪部同屬二戰軍人後代的關係達成「默契」,以犯罪手法懲治犯罪,追尋法律無法捍衛的「正義」。松倉和弓岡兩名殺人犯死有餘辜,惡魔之死不足為惜,但正義真的降臨了嗎?最上的自我正義是就是正義嗎?最上的自我犧牲又值得嗎?
正義需要制度文明,包括司法、新聞、政治乃至全社會的進步。本片既不是非黑即白的說教,也不是悲情英雄的讚歌,而是在善惡失序、法律失靈的教訓中探尋社會治理的方略。如果DNA技術早日應用、未破案件的物證保管到位、刑事追訴時效早日修訂,松倉之流便可被繩之以法;如果對現場勘驗全程錄像並加強監督,最上便無法從松倉家竊取物證,也可阻斷後續構陷行為;如果對最上及時啟動迴避程序將其與有利害關係的案件隔離,是否會迎來不同的結局;如果少年犯罪案件、因證據存疑讓真兇脫罪案件無法杜絕,在法律判斷與民眾正義觀相互衝突時,社會制度能否給予一些積極有益的努力和幫助.
在制度反思和重構的進程中,最上和衝野都在與自己的靈魂搏鬥。丹野議員準備揭露嶽父的極右翼圖謀而被構陷貪汙,他在自殺前將解密資料託付給最上以期公之於眾,而最上的爺爺曾是戰後著名的反戰作家。最上還需要手握法律之劍來完成丹野的臨終囑託。習慣禪修的最上,選擇與衝野在殺死並掩埋弓岡屍體的別墅進行了一番師生告白。面對坦誠罪行的最上,衝野只覺得昔日尊敬的老師已經「神魔莫辨」。衝野雖然不再是檢察官、不用糾結是否調查老師的殺人案件,但他依舊處在真偽難分的司法環境和社會空氣裡。衝野的知情不舉,是放下「自我正義」的頓悟?還是甘為魔鬼幫兇的墮落?
《檢察方的罪人》根據雫井脩介的同名小說改編,作者同時擔任編劇,影片改變了原著中最上入獄等情節,讓這位難以百分百區分正邪的檢察官繼續手握法律之劍,追尋他執著已久的「自我正義」。「自我正義」固然有偏離「實質正義」的風險,但如果連心中的「自我正義」都喪失了,那還配為檢察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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