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只按實際需要而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少，誇張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多」，「我被認為是「不器用」和「無愛想」的，但實際上力量並不取決於話語的多少或聲音的大小，難以言傳的東西是傳達不出的，還是靜默更能表達自己」。
第一次見到高倉健，是九九年十二月，在東京品川的酒店，他要了一間會客廳，從一點半談到近五點。那天他說起他的父親，一位曾在中國東北煤礦工作的技術員，說「人到了這個年紀，就會想要做些讓父親在那個世界覺得欣慰的事，我把《鐵道員》的中國上映權買下來了，等你翻譯好了，我就送到中國，我要專門放給宋大使看」，宋大使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駐日大使宋之光，他非常敬重宋大使。
這是一個老鐵道員和他的小站在時代大潮下消逝的故事，最終卻透出悲壯的美。我告訴他：這不僅是日本的往昔，也是今日中國的一幕。中國也有許多同樣的父親，我想翻譯得讓人逐漸忘記這是一個日本的電影。
第二天中午，收到他前晚寄出的快遞：「今天成了一個不會忘卻的日子，預感將看到新的夢想…」。
2006年高倉健把片子帶到北京去，親自為坐著輪椅來的宋大使放了一場，然後在北京電影學院放了兩場。回國後他在信裡對我說：「事前聽說學生們看片子時常常失去興趣中途退場，但這次有不少人流淚，最後響起了掌聲…具體的感想，等見面時再告訴你」。
這部片子後來並未在中國上映。
高倉健感到悵然，他把拷貝留在中國，把在中國的放映版權贈送給了張藝謀，他不期待票房收入，只期盼這部片子能在中國上映。
《鐵道員》海報
如今想來，《鐵道員》的確是高倉健的最愛，他的電影美學，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大成的體現。能如此成功，也與他的兩位老合作者密切相關。
一位是前東映東京攝影所所長，《鐵道員》和《螢火蟲》的製作人坂上順。一位是導演降旗康男。如今他們也都已年屆八十。坂上五十年代進東映，從現場助理一直做到東映東京攝影所所長。降旗康男從高倉健早期的《新網走番外地》一直拍到《冬之華》、《車站》、《夜叉》、《居酒屋兆志》、《鐵道員》、《螢火蟲》和最後的《只為了你》，高倉健最後十五年的電影裡，除了張藝謀的《千裡走單騎》，都是由他導演。
七十年代末，任俠黑幫系列日漸寥落，高倉健也與東映分道揚鑣。此後，高倉健憑山田洋次的《幸福的黃手帕》和《遠山的呼喚》走出任俠形象，曾和高倉健一起打造過日本電影黃金時代的老員工們，卻日薄西山。坂上暗下決心， 「總有一天要讓高倉重回東映」，
一九九七年，坂上讀到了淺田次郎的《鐵道員》，他非常喜歡這個故事的氛圍，在他看來，這種「不迎合時代的倔強和最後一任站長的悲壯」既會使高倉健形象走進新的境界，也會勾起同代人的共鳴。於是，多年不和高倉健來往的坂上給高倉健寫了一封信，寄去了小說。
高倉健去世不久的11月20日晚上，在一間高倉健生前度過無數時光的屋子裡，我問坂上先生：「高倉健最初怎麼答覆的？「他看著高倉健的遺像說：「他從來不一次答應，但我不死心，繼續一封封信地跟他講這個故事的意義，告訴他一代老東映們都在等他，他們也都是『鐵道員』，他心動了」。
我又問：「後來呢？」，坂上笑著說：「他想了幾天，然後開車去降旗康男家，問降旗：『這會是個什麼樣的電影？』降旗答：「就像被一場五月的雨打溼了身子。」
接下來的，我從高倉健寄來的隨筆《在旅途中》裡讀到了：「那天從降旗家出來，我一面開車一面回想著他的話，什麼叫被五月的雨淋溼？不清楚，東大出來的傢伙說話太雅。不過從那時起，我已經一步跨進了《鐵道員》」，於是他答覆坂上和降旗：「雖然還不明白什麼是五月的雨，且一塊兒來淋一次吧」。
坂上說，我高興得幾乎落淚，立即打電話回廠告訴老東映們：健要回來了！
高倉健重返東映那天，二百多名東映員工肅立迎候，一俟他下車，全體鞠躬喊道「健さん、お帰りなさい！」（健桑，您回來啦！）高倉健在隨筆中說：「那一刻只覺得渾身發熱」。
接著，坂上陪他去了當年他的服裝間，他看到，屋子裡依舊一摸一樣，那個神龕，也一如當年地放在那裡，沒有一絲蒙塵。
這一切都是坂上的安排，就像在劇中為高倉健設計場面一樣。
坂上說：「高倉健的故事，多是一個被動寡語的男人，默默地感動對方，最後自己也意外地被黃手帕感動」。
另一個最了解高倉健的，就是導演降旗康男。
在現場，高倉健話少，降旗話更少。幾十年來，一直如此。乃至不少初到現場的人都以為大嗓門的攝影木村大作是導演，降旗是助理。
高倉健說過：「每次拍之前，我都在心裡把這段戲過一二十遍」，同時他也定下了這個鏡頭裡自己的視線表情語調語氣。一到現場，人人靜氣屏息，試走一遍後，降旗問：「可以了嗎？」，高倉健點點頭，降旗輕輕一聲「開始」。他們就是這樣高度默契，降旗不在現場對高倉健作任何導演闡述。
高倉健幾乎所有鏡頭都是一次拍成，降旗說：「三臺機子從三個角度一起拍，一次成功，張藝謀拍《千裡走單騎》前問我高倉健在現場怎樣，我告訴他都是一次ＯＫ，他說這可真有點難，因為他電影裡群眾演員太多，經常一個鏡頭要拍三十次，我對他說，那你就得先告訴高倉健，說對不起都是普通群眾所以一次拍不下來能不能配合一下，據說後來張藝謀在這點上很是小心」。
「健桑要什麼，降旗最知道」，坂上說「這幾年我也給高倉健推薦過其它導演，他都一口拒絕，在日本，除降旗以外，他誰也不要」。
這些天來，日本電視臺一面播映《鐵道員》和《只為了你》，一面紛紛分析高倉健形象魅力的秘密，許多名人在電視上發揮闡述，但是坂上和降旗始終沉默不語。
其實，高倉健後四十年銀幕美學的背後，有一位他深愛的日本作家：山本周五郎。
2003年6月15日，我收到高倉健一封信，信裡說：
「隨信附上的這本書，是在為拍《南極物語》而遠赴南極時，在行李重量限制下我帶去的唯一一本。身邊有許多想要讀這本書的朋友，可惜已經絕版，我特別重印了200冊，寄去一冊作為紀念，請笑納」。
這本書，就是木村久邇的《作為男人——山本周五郎筆下的英雄們》。
第二天，我打電話謝他，他說：「我塑造形象時，深受山本周五郎的影響，我非常喜歡他筆下的人物」。
他曾經這樣形容山本周五郎的短篇小說《晚秋》：「這就是所謂硬骨吧······雖然他寫的是武家社會，但表現了現代人正在失去的東西。聽說黑澤明生前也是一旦一籌莫展就讀山本周五郎」。
山本周五郎筆下的英雄，大都伏激情於靜默。
高倉健早年的任俠電影，已有剛毅的武士風貌，也少不了揮刀對決的動作場面，但從《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開始，他開始擺脫任俠形象，既保留原有的剛毅堅忍，又融入了日常的沉默。
隨後，藉山本周五郎的文學，他的人格美學逐漸清晰，且在表現上也有意識地由動變靜，力求用沉默表現內心。他在隨筆裡說：「如今只按實際需要而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少，誇張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多」，「我被認為是「不器用」和「無愛想」的，但實際上力量並不取決於話語的多少或聲音的大小，難以言傳的東西是傳達不出的，還是靜默更能表達自己」。日語「不器用」即中文所謂不聰敏、不靈活，而「無愛想」則近於無表情或冷漠。他在這種木訥和冷峻的底下，蘊蓄強烈的張力和激情。
如果說，日本人的思維定式中既有富於計算的實用主義，也有不計得失的美學主義，那麼他所塑造的人物，就都是後者。他喜歡山本周五郎的這句話：「活在這世上，不必計算得失，人生不長，還是走自己想走的路為好」 。
他曾經演過很多血刃對決的任俠或臥薪嘗膽的死囚，但這些年，尤其是《鐵道員》和《只為了你》，他通過老鐵道員，老技工這樣的底層人物，表現堅守職業靜默終生的美學和深藏至愛於內心的人格。
他後期的影片，都是他從劇本初稿開始，傾注一兩年時間，和製作、導演一筆筆創作出來的。《鐵道員》開拍前，他和坂上的所有書信來往，幾乎都是在修改劇本和臺詞，他就是這樣精心在人物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句臺詞和每一個表情反應上寄託自己的人格美學。
他通過電影表達自己的人格美學，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實踐這種美學。
他不赴社交聚會，不與政要過往，不作豪遊，愛去衝繩西表島住簡樸民宿。那年陳逸飛來東京，歡談之餘，我給他手機打了一個電話，想約他一起見面，聽聽陳逸飛的電影構想，電話裡他悄悄說「很想見，可這會兒正在西表島的民宿裡呢，現在這一身可真是見不了人啊」。
這是人後的他，一旦走到人前，一舉手一投足，從語調到表情就都要是「高倉健」。
去世前兩個月，他被一位堅持無農藥種植的社長的來信感動，從醫院出來拍了一個廣告，那天，誰也沒看出他癌症已擴至淋巴，他依舊壓低帽簷，穿著他喜歡的牛仔褲，很高倉健地走在林間和田野，十個小時的現場，他始終不肯坐下，這是他在現場的一貫，也是他的美學。
如今，那句「不用農藥，就靠汗水」成了他生涯最後的臺詞。他走後，醫院依照他遺囑，只告知了他生涯中最親密的幾位友人。三天後，這幾位為他舉行了火化密葬。整整一周，他們都堅守著他的遺願，未作一絲透露。
他生活中最親密的朋友有兩位：一位是東京品川京急酒店地下一層理髮店的師傅佐藤，這幾十年，他大約每周給高倉健理一次髮，不理髮不拍戲的時候，高倉健常在理髮店裡間一杯咖啡一本書地坐半天。佐藤為他安了一臺傳真，有什麼事，高倉健事務所就發個傳真來。高倉健沒有家人，最後時刻，陪伴左右的是佐藤，去世三天後遵囑為他密葬火化的，也是佐藤。直到現在，佐藤還未對媒體說過一句話。
另一位是東京麻布十番中國餐館「富麗華」的主人徐富造，他夜裡常去富造兄家閒坐聊天，銀幕上寡言少語的他，在富造面前暢所欲言。張藝謀導演和與高倉健有過交往的中國電影人，都知道徐富造。演《千裡走單騎》時，天天要在餐館裡照應的富造，放下餐館隨高倉健遠赴雲南日日陪伴左右。連日來，日本電視上有許多名人敘說與高倉健的點滴交往，從一張賀卡到一次握手。但是，富造依舊什麼也沒說。
他們都追隨高倉健的人格美學，繼續與他靜默相守。
美的確與距離有關，高倉健終生保持與世間的距離，使人們只能根據影片中的他來想像實際的他，最終將二者一體化，於是他在生前就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傳說。
儘管實生活中的他並不同影片中的他，但他始終在人們視線所及的每一處都保持自律和沉靜，對他接觸過的每一個普通人都報以敬意和親切。
他以對人的敬意體悟自身尊嚴，將對職業的不苟視為至高鐵則，在影片和生活中，他都堅守這種美學直至最後。
一如武士的「有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