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聖體》是與《寄生蟲》在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同臺競技的一部影片。就我個人的趣味來說，我更欣賞《基督聖體》，而非屢獲大獎的《寄生蟲》。波蘭導演揚·科馬薩執導的這部電影，比起側重於左派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寄生蟲》，更有深度與內涵。眾所周知，《寄生蟲》寓含底層關懷以及對貧富差距的批判。《基督聖體》的重點則在於探討人的境遇。也即這部影片想探討這樣一個哲學問題：人什麼時候會作惡，又什麼時候會從善？影響一個人作惡或從善的原因，僅僅出於他的倫理道德觀，還是與外在環境有著很大的關係？當一個人外在的符號身份不同時，在善與惡之間，他最終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影片的男主人公丹尼爾是一位少年犯，他失手殺人，進了少管所。在少管所的一位牧師的善意教導下，丹尼爾開始對神學鍾愛有加。但因丹尼爾的殺人罪責，任何一個神學院皆會將之拒於門外。為了躲避新入獄者的尋仇，牧師派丹尼爾前往一個小鎮木材廠勞作。機緣巧合，小鎮上的牧師年老體衰，且酷愛酗酒，並不熱心於自身職責。丹尼爾冒充神父，並試圖以其對神學的淺顯理解，使小鎮上因一起車禍而彼此仇視的人們互相和解。這個自學成才的神學家，比起前任牧師，更現代，更有天賦，更抵宗教核心——愛、寬恕與救贖。在神父身份下，丹尼爾一直向善而行，他由一個殺人犯變成了一個熱衷於自救與救他的大寫的良善之人。
但任何造假，終有被揭穿的一天，身份造假亦然。當真牧師找到這位假牧師，再次把他帶回少管所時，他又開始與少年犯們血腥鬥毆、互相廝殺……丹尼爾的人生弧線，由囚犯到神父，再由神父到囚犯，形成一個有趣的起伏巨大的善惡閉環。這讓我們不由追問，身份變化，真的可以使一個人的行為發生重大改變嗎？
當然，我們可以說《基督聖體》是一部虛構片，它所有的情節皆出自人為的虛構，但與這部影片相映成趣的是2017年的德國影片《冒牌上尉》。《冒牌上尉》改編自二戰中的真實事件，事件中的主人公被德國史學家稱為「埃姆斯蘭德劊子手」。二戰結束的前兩個月，一位德國逃兵在納粹憲兵的追捕之下，倉皇逃命。好不容易逃脫的他，在一輛吉普車裡發現一套嶄新的納粹上尉制服。為了活命，他穿上了這溺水者最後的救命外衣。
這套制服，不但讓他在逃亡之路上一路順風，還讓他收羅了一些唯命是從的散兵遊勇。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名頤指氣使的納粹軍官。見證過制服隱含的權力之威後，假上尉逐漸淪陷為納粹制服的傀儡——殺人如麻，毫不手軟，以致血洗了整個逃兵營。他似乎忘記了擁有這套制服之前，自己也曾是一位亡命天涯的逃兵。這悖謬至令人難以承受的屠殺案，僅僅來自於一個虛假的符號委任——一套撿來的納粹制服，就讓一個普通人，良知全失，沉迷於權力的遊戲，沉迷於操縱他人生死的巨大幻覺之中。
我們看到，《基督聖體》裡的男主人公，在神父身份的指引下向善而行。《冒牌上尉》中的男主人公，在納粹制服的庇護下縱惡如流。由此可見，符號身份影響著一個人在這個世界的實際行動。符號身份是一種外在的符號授權，是一種來自大他者的委任。人類社會本身便由各種各樣的符號身份交織而成，我們都身處符號身份的網絡之中。符號身份是我們所有人在公共領域裡所擁有的身份，我們都面臨著公共領域的符號性委任。譬如總統、將軍、經理、藝術家、作家等等，皆是一種符號身份。在符號身份下，我們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正如《基督聖體》裡的男主人公，在神父身份下，他自然要傳播上帝教喻，主持正義，聆聽生者的懺悔，為死者祈禱。
那麼，我們需要追問，符號身份下的人，真的就完全喪失了自由意志嗎？良知之心與公共職責真的就互相衝突嗎？顯然並非如此。眾所周知，納粹「死刑執行官」艾希曼（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大部分都由其負責）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反覆強調他並未犯罪，他僅僅是在履行職責。阿倫特因此認為，艾希曼所犯的是由「不看」「不思」所導致的「平庸的惡」。其實阿倫特哲學理念中「平庸的惡」這一概念，最早源自於康德哲學的惡的分類。在康德看來，惡分為三個類型：1，本能的惡；2，將惡誤認為善的惡；3，法律規範的惡。仔細分析一下，本能的惡指的是原罪。法律規範的惡，指的是諸多違反法律法規的犯罪。而將惡誤認為善的惡，則是阿倫特所言的平庸的惡。
從康德倫理學的角度看，平庸的惡亦可以叫「善的誤認」。譬如艾希曼，他是納粹高官，他的符號身份是「死刑執行官」，他盡職地履行上司頒發的焚燒猶太人的命令，對他而言，本身便是向「善」而行。一如《冒牌上尉》裡的「上尉」，一旦穿上納粹制服，殺人越貨皆變得合法，因這是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允許並廣為倡導的。生活在「善的誤認」的意識形態之中的人，大多是喪失了自由意志的人，他們並不思索至高權威的命令，是否良知泯滅，是否有違常識，是否反人類。服從最高權威的指令，並認為這是正義且正當的，是他們活著並「行善」的理由。但這「善」真的是善嗎？這是惡魔之惡扭曲之後，灌輸給他豢養的意識形態殭屍並命其履行罷了。
那麼給出這個哲學概念的阿倫特的思想導師兼性導師的海德格爾「不看」「不思」嗎？顯然不是。比起手握諸多猶太人生死大權的艾希曼，海德格爾其實也是個小人物。我個人認為，與其說海德格爾這樣的人物所犯的罪孽是「平庸的惡」，莫如說這是「平庸的選擇」。在善與惡的莫比烏斯帶上，大多數人為了利益，而非為了良知，最終進行了順應時代的平庸選擇。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海德格爾顯然不是一個「不看」或「不思」的人，而是一個類似於我們在日常生活裡就可隨時迎面相遇的犬儒知識分子。權衡一番利弊之後，他順應了時代潮流，選擇了大多數人的選擇。任何時代，大多數人的選擇是都是平庸的。何況道德律令只能自求，而非求他，求他涉及規則與法律體系。但當法亦非法，一切皆是例外狀態時，人類社會的至暗時刻就降臨了。
比起《冒牌上尉》裡在一套制服授予的虛幻權力下就大開殺戒的男主人公，《基督聖體》裡的冒牌神父丹尼爾，即若從善，亦更具獨立思維能力。在神父身份下，他改變教會舊有的祈禱模式，鼓勵信眾祈禱時公然表達自己的情緒……和傳統的神父相比，他更接近宗教的要義。某些程度上，他更像一個神父與精神分析師的綜合體，他給他的教民，從內心至行為進行心理理療。回歸少管所與少年犯們鬥毆，驀然由善變惡，一方面是身處共惡的環境裡，他不自衛，就無法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神父身份的喪失，對他來說是理想的幻滅。與假上尉截然相反，丹尼爾內心深處對神學的嚮往，導致他選擇了神父身份，而非神父身份授予他行善的能力。他的行為，更接近阿倫特政治哲學理念裡的新生性。
在阿倫特看來，海德格爾存在主義思想，強調沉思，強調向死性，實質上是一種逃遁，一種對世俗生活公共領域的逃遁（這也解釋了為何最終他成了一個納粹）。與海德格爾相對立，阿倫特更強調新生性，也即人之言論與行動所導致的創新性對於世界的意義。這是一種源於尼採哲學的觀點，讚美此在，讚美生命的意義，而非虛懸的神或上帝。在《人的境況》一書裡，阿倫特強調了世界異化（相對於馬克思的人的異化）對於人的迫害，正是世界異化使得人放棄了公共領域，而成為一個個孤獨的原子式的冷漠個體。阿倫特的政治哲學致力於打造一個充滿異議性的古希臘式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裡，人們熱愛世俗生活，以復多的形式辯論與行動，並催生一個多樣的、不確定的、全新的政治空間。
疫情漫長，遙遙無期。全球人類共同體的集體遭難，是我們反思自身境況的時候了。在全球共此一疫的至暗時刻，我們該反思我們自身的人性之惡與人性之善。疫情初發時期，一個小小的紅袖箍，就讓一些人沉醉於權力的幻覺，對同胞又扭又打，宛若惡神附體。這些舉動，與《冒牌上尉》裡的假上尉何其相似爾！外界賜予的符號身份不是我們推脫自身責任的理由，分辨善惡的能力，才是良知最後的守門人。我們不能叫醒一個「善的誤認」的人，但我們至少可以不服從、不配合，要求自己不成為「平庸的惡」的共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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