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認為，大部分日本士兵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我黨對他們進行耐心的人道主義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頑固戰俘被教育改造成堅強的革命戰士，這在世界各國的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無此先例。
在抗日戰場上，曾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本是拿槍對準中國人民的「日本鬼子」，後來卻與日本帝國主義兵戎相向；他們雖曾「效忠天皇」，卻最終選擇站在正義一方；他們曾信奉武士道精神，卻轉變為堅定的反戰勇士。這群日本士兵被中國軍民親切地稱為——「日本八路」。
(1941年，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津田秀委員長、宮本哲治等四人合影。)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通過卓有成效的戰俘工作，將大量冥頑不化的日本士兵轉變為正義之士。據統計，8年全面抗戰，我軍共俘虜日本士兵6200餘人。其中主動投降的日本士兵在整個日軍俘虜中所佔比例逐年增加。1940年為7%，1942年為18%，1943年猛增至48%，1944年為85%。通過改造，有數百名日本士兵奔赴抗日前線，其中有36名在戰場犧牲。
中共究竟用何種方法將這些強調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至死不降」的「日本鬼子」轉化為拿起反戰武器的「日本八路」？又是如何實現對極其頑固的日本戰俘進行徹底改造，使其重獲新生的奇蹟？
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誕生地」
山田一郎，原名前田光繁。
1939年被俘後一年半的時間裡始終頑固不馴，甚至曾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跳湖逃跑，然而當他患傷寒從病床醒來,得知129師不惜用完所有藥品醫治他，時任129師師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的劉伯承多次來探望時，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終於擺脫了那個糾纏他一年半之久的反抗念頭，從心底開始真正接受八路軍，接受共產黨。
雙手捧著劉伯承師長特地送來的一桶沉甸甸的醬菜，山田一郎深切感受到了八路軍滿滿的關切與誠意。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山田一郎獲得「新生」，原為醫生的他，重披白大褂治病救人。
1943年6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反戰成為他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學習馬列主義著作，逐漸將自己武裝成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並擔任了野戰醫院副院長。
1946年回國後的山田一郎任日本代代木醫院院長，日本共產黨澀谷區議會議員。回憶那段歲月，他說道：「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誕生地，那裡有我痛苦的記憶，也有脫胎換骨後難以忘懷的與親愛的同志們共同渡過的苦與樂的回憶。」
中國共產黨認為，大部分日本士兵只是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政策蒙蔽和欺騙而被迫穿上軍裝的普通勞苦民眾，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因此始終秉持「優待俘虜」的政策，對他們進行耐心的人道主義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
1937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懷聯名籤署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命令——對日軍俘虜政策問題》規定：「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 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負傷者， 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願歸故鄉者， 應給路費。」
1939年2月，毛澤東等在《關於優待日軍俘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在戰鬥中俘獲之日軍俘虜應儘量釋放，多則不超過兩星期，情況許可時則當場釋放, 多加宣傳優待。」
1940年7月， 朱德和彭德懷聯名發出《八路軍司令部命令》， 其中，對如何處理日本戰俘問題作了明確規定:「日本士兵系勞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軍閥、財閥欺騙強迫之下而與我軍接觸。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後，不準傷害、侮辱，其所攜物品一律不得沒收或毀掉。並須以兄弟對待彼等。我軍指戰員如有違犯此項命令者處罰之。二、對負傷或患病之日本士兵， 須特別注意給以治療。三、願回國或願歸隊之日本士兵， 儘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達目的地。四、願在中國或中國軍隊工作之日本士兵，應予適當工作，願學習者，應使其進適當學校。五、願與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應予以方便。」這些內容還被製成傳單，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大會，宮本哲治支部長帶領全體成員誦讀宣言。）
在太行軍區政治部1945年編制的《關於處理日本俘虜情形的通報》中曾詳細列舉出對日本俘虜應採取的態度與辦法，其中尤其強調了與日本俘虜相處中的多處細節要求：「一、態度要親切，感情要融洽和接近；二、剛來時不勉強讓他們看宣傳品或馬列主義理論的書籍；三、絕對不要對他們說謊話，如告訴他們可以釋放等；四、絕對禁止沒收他們的東西（武器除外）和金錢，但為了避免他們的逃跑，應將其身上的本子、文件、金錢暫時收起來，連人一併送到軍區來，並且告訴他們，來到反戰同盟後可以還給他門。今後如有搜俘虜腰包、私自將東西（如手錶、水筆之類）或金錢取走者，一律予以處罰。即使本人同意將東西或金錢送給時也不準收受；五、不要與他們談距離他們政治覺悟太遠的問題。如共產主義、天皇制度等……不要勉強他們在群眾大會上講話；六、不要隨便將他們的真名字發表於報紙上。」
除了從態度上要求部隊對日本俘虜給予充分的理解與保護，中共對戰俘的生活也給予了特殊優待。1941年9月，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日本戰俘優待辦法的規定》，其要點有：夥食費標準比我軍官兵增加一倍；年節、紀念日進行會餐；糧食供應機關，撥一部分白面、大米等。
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部隊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只能靠野菜充飢。而對日軍戰俘，不僅供應大米、白面，還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水果白糖等，彭德懷還注意到日軍洗澡的習慣，要求部隊積極創造條件解決日軍戰俘的洗澡問題。
從思想到生活各方面的悉心關照，使頑固的日本士兵從最初的抵抗、排斥到通過親身感受逐漸相信再到發生轉變。軍委一局1944年《抗戰7年來日本俘虜總結》顯示，中共從最初1名日本俘虜都沒有，至1944年這7年間，共收納日本俘虜2407人，其中從第三年開始共有自動投降者115人。
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軍去」
今野博，化名金野博、中野博，於1939年8月3日在山東汶上縣被八路軍第115師俘虜。
9月13日夜，今野博等6人乘暴風雨逃跑，3人在逃亡中淹死，其餘3人再次被俘。經部隊的悉心教育，今野博得到轉變並於1941年7月7日宣誓參加八路軍，後赴魯中區從事反戰活動，任反戰同盟魯中支部支部長。
1944年春，反戰同盟山東支部派今野博回根據地匯報工作，武工隊安排了幾位隊員護送。幾人不幸在高興區的一個小村莊遭日偽軍包圍，經過激烈戰鬥後今野博被俘。牢房中的他大義凜然毫不屈服，並駁斥日軍審問者。在敵人威逼下仍誓言：「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軍去！」最終，日軍將其秘密殺害，年僅25歲。
在轉化戰俘工作中，中共不僅制定寬待俘虜政策，同時匯聚日本反戰力量，積極支持日本共產黨及反戰和平人士組成反戰組織，藉助日本反戰組織瓦解和改造日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敵後根據地先後成立了「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等多個反戰組織。
1942年8月20日，為統一領導、統一機構，由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倡議，成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1944年4月，反戰同盟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聯盟主席由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擔任，日本反戰力量得到空前發展。據檔案記載，1945年8月31日，解放聯盟已建立了2個地方協議會，4個地區協議會，20個支部遍及各抗日根據地，盟員達到1200餘人。
為了喚醒被日軍矇騙的日本士兵，反戰同盟開展了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反戰宣傳活動。盟員們與日本士兵通信，他們在信中揭露日本軍部的法西斯本質，同情士兵的疾苦，啟發士兵的覺悟，激勵日本士兵到八路軍中來，並保證其生命安全，僅濱海支部一年中就寫了247封信。
盟員們在前線對日軍喊話，衝鋒在離日軍100米，甚至50米的前沿陣地，大聲用喇叭唱反戰歌曲，喊反戰口號，有時他們甚至把電話機直接接在日軍電話線上，同士兵通話，用拉家常的方式進行反戰宣傳。同時製作反戰宣傳品，僅反戰同盟山東濱海支部，在1944年一年中，向日軍散發傳單2.22萬張，小冊子2.5萬冊，送慰問袋146個。
(1941年，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正在編發反戰宣傳品。)
通過反戰同盟的不懈努力，日本士兵思想趨於理性，在日軍部隊中，經常有反戰同盟的宣傳品秘密流傳。如1943年7月，駐潞安附近的一日軍分遣隊得到太行支部發行的《同胞新聞》，全班競相傳閱。
後來部隊還對老百姓說：「八路軍有很多我們的朋友」，並主動問：「你們還有這類的宣傳品嗎?」不少日本士兵還常向老百姓購買反戰同盟的報紙等。反戰同盟給日軍發出的信中，每3封可收到一封回信，魯豫支部書記水野就經常接到日本士兵向他們索取報紙的函件。
有的士兵在回信中說:「我的身體雖在日軍中，但我的思想是八路軍的思想。」某據點的日軍隊長與盟員喊話時說:「你們說的很對，希望你們常來，我保證不做壞事，不抓老百姓。」事後，被抓的老百姓果真被放回。日本士兵接受了反戰同盟的宣傳後，逐漸認清了侵略戰爭的本質，再也不願充當炮灰，想方設法逃離日軍部隊。
同時，反戰同盟盟員還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直接與日軍作戰。他們拿起武器，與八路軍、新四軍一起活躍在抗日最前線。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不少盟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僅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一年中，反戰同盟犧牲的盟員佔總人數的12%。樹立在延安寶塔山日本工農學校前的紀念碑顯示，共有36名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牲。
中國共產黨支持下的反戰同盟，從日本人的視角出發爭取戰俘工作，拉近與日本士兵的距離，貼近日本勞苦民眾的需求，奏響了抗日戰場上一曲喚醒靈魂、振奮軍心的和平旋律。
我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去學習」
渡邊俊夫，1940年8月被俘，受傷住院治療期間，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回憶那段經歷說道：「百團大戰時，我們中隊在晉西北大部分被殲。剩下我們受傷的當了俘虜。我當時認為，當俘虜是日本軍人的最大恥辱。我日夜擔心，八路軍一定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處死我們。當時，我精神上極其苦悶。在醫院裡，和我住在同一個病室裡的是120師的一位戰士。他不管自己的傷痛，周到地照顧我。我患了痢疾，他扶我上廁所，幫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褲拿到河邊洗乾淨……不久，我被護送到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在這裡，我認識了另一位八路軍同志，逐漸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裡吸菸、談話。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裡，就請他帶點黃醬來。他欣然答應。後來，我聽說他竟是八路軍的一位旅長，就惶恐起來趕去道歉。那位旅長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沒什麼，那是我應該做的。八路軍和日本軍隊不一樣。』」渡邊俊夫深切感受到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誠意，為了進一步了解共產主義、了解八路軍，病癒後他主動提出「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去學習」。
渡邊俊夫申請入學學習的日本工農學校是一所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與反戰同盟共同創辦的戰俘學校，這裡因地制宜的教育轉化了大量日軍戰俘，成為培養反戰勇士的革命搖籃。
黨中央和毛澤東對這所學校的建設都非常重視，從選址到成立儀式再到教育培養的具體過程，以及日常生活方面都給予了特殊關照。八路軍總政治部《關於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育及工作的決定》中記錄：
(《關於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育及工作的決定》中「有關優待在延日本學生辦法」。)
「為了顧及日本學生之學習及情緒，原則上規定除種菜外日本學生不參加其他體力勞動。
規定日本學生每月用具如下：
晉恆紙每人每月四張或大麻紙十二張。
鉛筆每人每月一支。
墨每十人一錠……
夥食除按一教統籌統交規定外加：
每人每月豬肉大秤一斤。
糧食按我軍規定外每人每月另加優待面拾斤。
如遇年節或日本的重要節日及時報告供給機關批准發給一點會餐費……
對於新來日本學生予以下列優待：
第一月分發給津貼費五元……」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的津貼每月5元，當時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補貼也只有5元，士兵1元。在生活標準上，所有學員都享有八路軍連級以上幹部的待遇。日本工農學校不設高牆衛哨，不搞打罵體罰，而是採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學員們自己推選代表管理內勤，組織學習、生產和各類文體活動。學校還十分注意豐富學員的課餘生活，成立了學生劇團，每周搞一次體育運動日，不定期地舉行排球、棒球、棋類比賽等。1944年冬，話劇《島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公演，毛澤東和邊區黨政軍領導人觀看了演出。
對於八路軍的熱情關照，學員們都深受感動，從思想上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5年，先後有近500名日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學習和改造。學員畢業時都紛紛要求走上前線，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直接從事對敵工作。他們大多成為反戰同盟各支部的骨幹和主要負責人，在抗戰前線開展形式多樣的反戰活動。
1944年11月21日，駐延安美軍觀察組的全體成員參觀了日本工農學校後，擅長與日軍戰俘交流的日語專家埃默森總結到：「促使工農學校學員思想轉變的原因有以下幾條：第一，他們發現八路軍不殺俘虜，不虐待俘虜；第二，遇見轉到敵人方面的日本人後，心理上受到了衝擊；第三，八路軍的優厚待遇；第四，開始接觸外面的消息，從中得到啟發，看出日本可能失敗，有可能出現與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後一點，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日軍對日本工農學校的存在深感恐懼，曾多次派遣特工暗殺破壞。然而，被日軍派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間諜，有許多通過學習和接受教育，被感化後主動坦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凡田，1943年接受日軍暗殺任務伺機混入延安。在1943年總政治部印發的《關於日本特務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該特務)帶有白色毒藥。若投入冷水或冷開水中，飲此毒水者可引起激烈的下痢，抵抗力弱者可以致死。其所持分量，足殺死50人。同一特務還帶有一隻炸彈表，只要機關一動，遞交給我們的幹部，5分鐘或10分鐘後便自動爆炸。」凡田的特殊身份和不尋常行為引起學校的警覺，經過耐心的教育，凡田主動交代事情真相，坦白臥底身份，最終得到寬大處理。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長期堅持不懈努力，為抗日爭取了一支反戰力量，鞏固擴大了國際革命統一戰線，培養了一批為日本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的革命志士。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頑固戰俘被教育改造成堅強的革命戰士，這不僅在世界各國的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無此先例。
(圖為2005年8月31日，前田光繁（左）和小林寬澄（右）等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慶祝活動。據統計稱，從1939年7月反戰組織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出生命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有名可考的有36人。)
炮火硝煙的戰場使侵略者泯滅了人性、埋葬了真情，但億萬抗日軍民用博大的胸懷融化了一個個被戰爭扭曲的冰冷的心。血債血還換不來逝去的生命，用心感化卻可以使無數迷途的靈魂重獲新生。中華民族用最真誠的方式呼喚和平，感動了敵人，感動了世界。
圖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提供
（賈茹、徐小明、袁馥蓉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