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韓國明星踏遍中國熱搜

作者 | 肖瑤

2021年第一天，一對從去年熱播韓劇《愛的迫降》裡走出來的「CP」——韓國藝人孫藝珍、被曝出正在戀愛中，除了韓國媒體爆料外，中國微博也熱鬧得不亦樂乎。

據韓媒稱，玄彬孫藝珍承認戀情

上一次造成如此體量的轟動，幾乎要追溯到「雙宋」（宋仲基、宋慧喬）夫婦離婚的那陣子，據統計，事發的2019年7月，與此事相關微博熱搜數量達到20餘條，熱度最高的超過42億，討論數80餘萬。

雙宋離婚微博話題討論量

不排除人為運作的可能性，但韓劇的輻射作用自然不可小覷。從《請回答1988》到去年的《愛的迫降》，韓劇已經逐漸脫離了十年前常見的那種「浪漫滿屋」式偶像模式。

對粉絲們而言，當夢幻般的神仙眷侶和愛情故事戳破屏幕，進入現實詞條，總是令人腎上腺素飆升的。

2016年以後，韓星在主流文化圈的討論熱度稍有下降，但微博作為個體門戶網站的集約式平臺，最大程度拉近公眾人物與「平民」的距離，也讓中國粉絲對韓星的好奇與關注程度不減反增。

雖然，韓星用微博再勤快，其粉絲也永遠比不上國內明星。

這是廢話也是必然狀態，對中國觀眾而言，韓星的活躍度，往往與韓國發達的影視、綜藝節目緊緊掛鈎，二者甚至是唇亡齒寒的關係。

但即便是作為流量明星生產製造的領頭羊，一直以來，韓國演藝圈藝人的生存狀態，與我國卻始終存在不小差別，「韓國9成藝人月入3千」的話題一度成為輿論熱議話題。

這背後，一直湧動著一個娛樂大國的風捲殘雲。

01

「沒錢的時候就去中國」

在泫雅、「雙宋」、IU等頂流韓星頻繁竄上熱搜之前，「在中國」對韓國藝人明星而言一直是一個可遇且可求的可觀狀態。

而在微博成為主流社交平臺之前，早已有各路演員與節目，講韓國藝人在我國的生存與交流狀態。

2009年，韓國初代流量演員張娜拉在綜藝節目《強心臟》裡第一次直白表明，自己來中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賺錢——「沒錢的時候就去中國。」

張娜拉在節目中表示「沒錢的時候就去中國」

在這些年中韓兩國娛樂藝人的交往與表達裡，類似觀點一直層出不窮。

自2007年出道以來一直藉藉無名的黃致列，首次站到娛樂圈高光地帶，竟是因為2016年在中國參加《我是歌手4》，一夜間人氣暴漲，收入也迅速翻倍，繼而才在本國圈內站穩了腳跟。

在2019年的韓國綜藝《Radio Star》裡，黃致列被主持人問及「為何你在新專輯MV畫面中變胖」時，他回答：「因為火鍋吃太多，中國的火鍋太好吃」。

對整個韓星行業來說，「來自中國的誘惑」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2014年憑《中國好聲音》出道的張碧晨，曾在韓國經紀公司組團出道的關卡上沉寂多年。

張碧晨曾在採訪時提到韓國練習生的日子：「合同規定每天能吃兩頓飯，但現實是每天只有一袋泡麵」

為什麼韓國藝人紛紛往中國跑？這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答案也一直都不新鮮。

於表，市場與收入的差距，既可以估測的，也一目了然。

韓國的國土面積只有我國浙江省大小、人口基數還不及我國山東一半的韓國，縱然娛樂產業極其發達，但市場極其有限，必然導致供大於求，直接拓寬了其海外擴張的道路。

據目前已有的資料顯示，韓國藝人收入的兩極分化十分嚴重。

2017年，韓國國稅廳一則數據顯示，一年進行個人收入申報的15423名演員裡，人均年收入約6800萬韓元。其中，10%上遊演員的年均收入為3.67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75萬元），其總收入佔全部演員收入的86.8%，而剩下90%演員人均年收入僅4.6萬人民幣——上遊1%和下遊90%的年均收入相差300多倍。

韓國《先驅經濟》曾披露韓國三大電視臺制定的演員薪酬等級表：最低6級，最高18級。以主流電視臺之一「KBS」情況為例，每10分鐘演出費最低為3.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00元），而18級演員的10分鐘標準則為1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800元）。

這也意味著，被歸為最低等級的演員每個月拍攝20天電視劇，加上餐費、車費，一年還掙不到83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萬元）。

因綜藝《我們結婚了》而人氣驟升的韓團FIESTAR中國籍成員曹璐曾自曝：在韓國出道6年收入幾乎為零，「一直靠熱情支撐夢想」。

反觀中國。

在大陸內部，明星高片酬早已是社會公開的秘密，據2017年《福布斯》明星收入統計，中國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的合計收入超過22億元人民幣，一線明星整體年收入也達到五六百萬左右。

同等「咖位」的明星，在中韓分別能拿到的工資相差不止一個檔次，收入差距直接帶來人才與資源流動，這是全球市場基本法則之一。

來華的韓國演員收入能得到多大改善？

據韓媒報導，曾借《Running Man》在中國等亞洲國家一躍成名的韓國演員李光洙，出演我國綜藝節目的報酬是一場5000萬~2億韓元；除此之外，拍攝一條廣告的酬勞是2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20萬。

在2018年韓國五大電視臺之一KBS談話藝能節目《Happy Together》裡，韓國歌手黃致列談及在中國的收入情況：「想成是韓國的100倍就可以。」

韓國歌手黃致列談及在中國的收圖情況稱「想成是韓國的100倍就可以」

除了收入直接帶來的市場傾斜，創作層面，在文化交流的和緩、資本流動的多方促力下，合拍片、合資文娛公司如春筍瘋長，越來越多幕後製作團隊紛紛進軍大陸，同時帶動人才向中國大陸流動，比如《來自星星的你》導演張太侑在中國合拍的院線電影《夢想合伙人》。

相較於韓國幾近飽和的競爭機制，中國市場的流動活力、開發與創新力度，持續吸引著韓國文娛項目紛紛落地中國，在這樣的情形下，藝人來華熱即便有所冷卻，在華熱度也定然不減。

情況已經遠遠不能再用當年的「韓流」二字概括。

02

一場來自世紀末的海嘯

轉眼間，「韓流」已經流入中國二十餘年，這個詞自世紀末誕生開始，既作為一場文化海嘯，也成了一個歷史級社會現象。

在談及那個時候韓國的時代大變革時，一個不能忽略的年份是1993年。

1993年，中韓剛開始建交，韓國民選總統金泳三上臺執政，而後全國才正式開始民主化。在此之前，韓國在歷史欠下的債已不可小覷，新社會政治經濟的各方面，都尚處於相較雛芽的階段。

也是在這一年，一部名為《嫉妒》的韓劇被央視引進我國，但剛開播的時候，並沒有激起多大水花。

韓劇《嫉妒》劇照

緊接著，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爆發。在本國資源並不豐富的情況下，為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淖，韓國將目光轉向文化產業，力圖以文化帶動本國經濟的復興。

1998年，韓國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戰略，傾全國之力扶持大眾娛樂產業擴張。在此後十幾年內輻射整個亞洲娛樂圈的「韓流」，從那時開始就是一套完整的流水線式血汗偶像生產工廠。

在一定時間內，文化產業振興計劃是確實有效的，且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亞洲文化圈激起不小波瀾。

從1999年到2000年，韓國文化產業的增長率達到了23%。短短幾年間，隨著影視工業發展及政策扶持，韓國一躍成為亞洲電影工業和電影類型化最為豐富的國家，商業與藝術皆有口碑。

低廉的投資回報率，也使得韓國影視產品在中國也收穫了僅次於好萊塢大片的熱度。世紀末前後，《冬季戀歌》《大長今》《浪漫滿屋》《我叫金三順》等熱播韓劇相繼登陸中國衛視，一段段南韓浪漫愛情拉開帷幕，霸屏內地螢屏數年的韓劇時代正式開啟。

電視劇《浪漫滿屋》劇照

據央視索福瑞統計，僅2003年一年，全國一共播出了67部韓劇，其中《夏娃的誘惑》和《藍色生死戀》則一度成為80後集體青春記憶。

韓流巨星熱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正式燃燒起來，其更新換代的速度遠遠超過內地娛樂圈，以不斷迎合一代代觀眾變換的口味，對口定製出市場需要的藝人商品。

然而，既是商品，就需要用商品的邏輯去預測未來。

2016年前後，隨著中韓關係趨惡，韓流在中國的活躍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幾大韓星金宇彬、裴秀智的來華計劃泡湯，EXO上海演唱會被取消。

韓國娛樂企業的市值也一度大跌。據2017年10月韓國銀行曾發布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過去的一年內，韓國在「音像、影像及相關服務」領域的外匯收入為5150萬美元，較9月減少1430萬美元，降幅達到21.7%。韓國在該領域外匯收入連續兩個月環比減少，並創近13個月來新低。

2016年8月3日15時，韓國主要文化產業、娛樂公司股票概覽

海外市場縮水即帶來如此嚴重的創傷，反襯出本國內部市場與生態這些年所經歷的畸形生長。

《華盛頓郵報》曾把韓國稱作「三星共和國」，意為韓國人一生無法避免三樣東西：死亡、稅收和三星。從政治經濟層面來講，財閥壟斷、固化的社會秩序是造成韓國藝人困局的根本原因。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那條完備的、穩固的大規模明星生產機制，早已由於包裝過度、同質化、臉譜化嚴重、可替代性強、藝人過於壓抑等原因，盡露出千瘡百孔。

03

魔鬼造星國

現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是：韓國的明星行業起步早，整個產業鏈相當完備、精專。

這種精專是資本中心制而非藝人中心的，多年來，韓國在培養明星方面投入了巨大資金。淘汰嚴酷的練習生制度是其重中之重，在這條規模化的造星生產流水線上，藝人都需要接受標準化的打磨改造，最終被批量生產為完美產品，供大眾消費，且最終能成功出山的藝人除了外表出眾，必然也在表演、音樂等方面具有極強天賦。

韓國男子組合東方神起

截至2016年，韓國練習生數量已經達到100萬，但最終與經紀公司正式籤約的僅有1440人，換言之，700人當中才只能有1個成功出道。

在高強度的工業造星流水線上，經紀公司不斷批量生產藝人，然後強塞給已經飽和的市場，一個不紅就馬上推出下一個，這讓許多藝人都生活在「一天不曝光就可能過氣」的重壓之下。

即使成功出道，也不意味著高枕無憂。如果把藝人視為商品，在一個供大於求的市場裡，高速的更新換代意味著更嚴峻的壓力，而不受保護的個人隱私、惡意的輿論攻擊、不穩定的收入和不平等合同跳躍等等，都加劇了藝人的心理脆弱程度。

更要命的是，韓娛圈長期以來形成的行業潛規則、等級制，加劇透支作為商品的藝人，當他們的生命與生活都被無限透支，結束生命可能成為最後的選擇。

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至2017年間，包括李恩珠、鄭多彬、崔真實、張紫妍、金城民在內，韓國藝人自殺人數超過30人。

2009年鬧得滿城風雨的「東方神起解約事件」裡，韓國大型經紀公司SM旗下藝人金在中、樸有天、金俊秀曝光出其籤約的奴隸合同，包括長達15年的合約年限、每人僅可獲分不足0.5%的專輯銷售利潤，全年僅一周休假，及數千億韓元的違約金等等。

近年來，外界也更多關注到了韓星光鮮亮麗外表之下的殘酷機制，除了數年前震驚全球的李勝利、張紫妍等事件，去年，當紅女星崔雪莉的自殺，更赤裸地揭開了韓國藝人所經受的體制性黑洞。

2009年3月，27歲的韓國女演員張紫妍，因受籤約合同的束縛脅迫，被經紀公司老闆強迫著長期給各界領域高層提供性服務，最終不堪忍受而自殺，且事件至今沒有得到清晰的法律處理。

「崔雪莉、張紫妍們」一直在嘗試逃離，嘗試求救，但黑洞一直都在。

如今，縱然「韓流」在我國的活躍程度已比不上世紀交際前後，但源於韓國的那套造星模式，已在國內炙手可熱地復刻炮製起來。

近兩年的國民級綜藝《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節目原型依然來自於韓國，節目中湧現出的不少高人氣選手如孟美岐、吳宣儀、黃明昊等都有在韓國訓練的背景，而手握大批優質偶像練習生資源的樂華娛樂公司，也曾與韓國PLEDIS公司達成過戰略合作關係。

《創造101》成團出道的組合火箭少女101

大半個世紀以來，在經歷了資本濫注、熱錢逐利等階段後，韓國影視界在電影電視劇作方面的突破這些年都讓人有目共睹，佳作不斷浮現的同時，其重編劇、視角獨特等專業創作態度，始終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文化產業、市場生態與作為從業者的演員藝人，這幾樣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

如果仍然只盯著那些極端的、瘋狂的造星路線，不僅偏離了真正應當重視的文化創作軌道，甚至無異於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