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以刑法為核心內容的古代法制不僅對社會正常運轉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本身也凝聚著古人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法律智慧，值得進行深入總結和研究。
一、德法互補、寬猛相濟。德法互補、寬猛相濟，既是中國古代君主推行的法治政策，也是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的精髓。周在立國之初汲取商「重刑闢」、失德失民的亡國教訓，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強調國家治理應以教化為先，教化無效方施以刑罰，主張「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尚書·多方》），即通過殺戮罪大惡極者與釋放無罪之人以勸勉百姓向善。德法共治的思想為歷代所沿襲和發展，並不斷賦予其更豐富的內涵。唐朝以國家律典的形式，在《唐律疏議》中明確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將德禮、刑罰的本用互補關係喻為「昏曉陽秋」的自然規律。康熙、乾隆也反覆強調治國應「以德化民，以刑弼教」，推行德法互補的政治法律政策。
德法互補的治國思想在實踐中體現為寬猛相濟。一方面，常態下刑法應輕重適宜。「寬」表現在古代的制度中充分體現「德」的要求，慎刑恤殺、矜老恤幼；而「猛」則突出表現在對於「十惡」等危及統治秩序、破壞禮制等行為進行嚴厲懲處，法與德、嚴與寬相互協調、相輔相成。另一方面，動態上刑法應「世輕世重」。《周禮》提出「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的觀點，即國家應根據社會發展情勢和犯罪趨勢的變化調整「寬」與「猛」之間的關係，選擇輕重不同的刑罰與之相適應。文景、貞觀、康乾等盛世社會秩序穩定，因而一改前朝之嚴刑峻法，實行「平世用輕典」。明成祖即位初，為維護政權穩固，敕令恢復已幾近閒置的《明大誥》的效力，永樂十九年後鑑於社會穩定、《明大誥》用刑過於酷烈，又敕令「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妄行榜文條例」，要求諸司審判案件皆依《大明律》科斷，違者追究司法審判人員的法律責任，體現出君主對寬猛相濟、「世輕世重」這一司法策略的運用。清朝在社會治理以及刑罰適用過程中，非常重視寬嚴之間的權衡，乾隆多次提出治理國家之道「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因而應當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以實現寬嚴相濟（《清高宗實錄》）。德法互補、寬猛相濟的法治政策，既能有效遏制民眾的犯罪動機，又能減輕刑罰在民眾心目中嚴苛、冰冷的固有印象，對恢復、維護社會秩序具有積極意義。
二、援法斷罪、罪刑均衡。援法斷罪、罪刑均衡，是中國古代刑法在立法、司法上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
援法斷罪是指判斷罪行的有無、輕重及對罪行的處罰應當依照法律進行。周公曾言「用其義刑義殺，毋庸以次汝封」，提醒康叔不要以國君身份幹涉司法活動，反對決斷刑罰時摻雜個人感情或徇私枉法，以維護法律的公正（《尚書·康誥》）。唐貞觀、開元時期，將斷獄和定罪量刑標準通過立法形式加以明確，「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要求官員審理案件要依法進行，否則須承擔法律責任。清代順治、康熙也積極倡導並身體力行「依法而治」「持之以平」的司法原則，不僅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還通過律文中的小注及四條附例，對援法斷罪適用進行嚴格規範（《大清律例·斷罪引律令》）。
罪刑均衡的基本含義是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罪當其罰。明賞信罰是法律公平的要求，也是正確適用法律的標誌，能否賞罰得當關乎人心向背、社稷穩定，因而刑事立法與司法中對刑當其罪尤為關注。周時刑律中關於區分眚、非眚、非終、惟終，即過失與故意、偶犯與慣犯等相關規定，已經體現出罪刑均衡的思想和要求。漢文帝曾提出「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史記·孝文本紀》）的觀點，景帝更明確指出「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漢書·景帝紀》），揭示出罪刑之間的內在聯繫。《唐律疏議·名例》在開篇即明確指出「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應，比例即事表」，意為罪名與刑罰源自犯罪行為，罪名確立，相應的刑罰就隨之而至，體現出罰因罪生、刑罰的輕重與罪行相適之意，而唐律中通過對不同行為、情節、入罪標準及處罰所作的具體規定，無不體現了對罪刑均衡的追求。
三、慎刑恤罰、從嚴治吏。慎刑恤罰、從嚴治吏是中國古代刑事立法的內容特徵和司法態度。文景時期秉承寬省刑罰的政策，不僅盡除「收孥諸相坐律令」，廢「誹謗、妖言之罪」，「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並進行了著名的刑制改革，用髡刑、笞刑取代了黥、劓、刖等割裂肢體之肉刑，改終身勞役刑制為有期限的勞役刑制（《漢書·刑法志》）。漢景帝曾頒詔強調「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規定了「上具獄」的死刑多重上奏、復奏的程序（《漢書·景帝紀》）。唐太宗追求仁政，一改隋末的嚴刑峻法，立法「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凡削繁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記」。唐太宗認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貞觀政要·刑法》），在立法上大力削減死刑條文，「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反對連坐，主張「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並用加役流取代了部分死刑（《舊唐書·刑法志》）。在司法上對重大疑難或死刑案件實行「三司推事」及「九卿會審」的覆核制度，通過官員會同審理以示對死刑之審慎。唐玄宗更於天寶六年藉助《南郊推恩制》提出「施令約法，已去極刑」，主張廢除死刑（《冊府元龜》）。恤刑恤殺、尊重生命的立法思想，合理的制度設計以及慎重的司法態度，使得這一時期執行死刑人數幾乎達到歷史最低點，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刑僅二十九人，玄宗開元十八年死刑僅二十四人。乾隆時期，通過成熟完善的秋審、朝審制度專門覆核地方上報的死刑案件，使死刑的審理與覆核更加嚴格，將慎刑慎殺的法律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度。
與刑罰寬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於官吏貪腐行為之嚴厲懲處。漢文帝重刑治貪，他贊同大臣提出的立法建議，官吏枉法受賄或監守自盜經查實後可判處「棄市」，這一舉措在當時刑罰寬省的整體氛圍之下極大地震懾了各級官吏。唐太宗時期對官吏犯罪在立法上不僅法條詳盡、設禁嚴密，還從嚴懲處，「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貞觀政要·政體》）。明永宣時期，對官吏諸如失職、瀆職、貪汙受賄、朋比結黨等行為皆嚴法以治，如明律把貪贓分為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與坐贓等六種，且繪六贓圖標於律首以示重懲貪墨之罪。乾隆時為便於御史監察官員，先後制定了《京察濫舉處分條例》《侵虧案條例》等十多種懲貪治吏職官條例，並規定凡侵貪千兩以上者，執行斬監候。慎刑恤罰有利於建立良好的生產、生活關係，促進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從嚴治吏有利於制約權力、澄清吏治。二者有效結合為古代社會穩定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
（作者：尉琳，系西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02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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