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範勇鵬的兩篇書評集合。】
範勇鵬：人類文明演進的血與火之歌
——評約翰·基根《戰爭史》
這幾年，一部由小說《冰與火之歌》改編的美劇《權力的遊戲》引起了「美劇控」持續的追捧熱潮。該劇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將人類政治遊戲的諸多基本命題熔於一爐，展現了一場殘酷卻迷人的戰爭史詩。在虛構的情節中，卻影射著不少歷史中真正發生過的故事：「絕境長城」不禁令人聯想到中國的萬裡長城和不列顛的哈德良長城，長城之外的「異鬼」反映了古典農耕文明對遊牧「蠻族」的長期恐懼心理，而長城之內的列國混戰、爾虞我詐更是幾千年政治史的戲劇化寫照。
真實的歷史，卻常常比虛構傳奇更為波瀾壯闊、盪氣迴腸。英國著名戰爭史家約翰·基根的《戰爭史》就是這樣一部史著。該書依照石頭、血肉、鐵和火四個階段對人類戰爭行為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回顧，視野之宏大、敘述之詳細、剖析之深刻，令人讚嘆。20世紀中葉以來，受西方社會科學和美國國際關係學的影響，人們對戰爭的研究越來越陷入所謂「科學化」的流行範式，產生了諸多流弊——要麼是從幾條公理式的假設出發進行邏輯推演，然後靠「點綴式」的案例加以支撐；要麼依賴形式化的數據，做點「消化不良」的統計分析。這時讀讀基根的《戰爭史》，格外感覺解渴，因為它能提供一幅有血有肉、因果關聯的戰爭史圖景。
與他的其他著作類似，基根的《戰爭史》始於對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批判。克氏在《戰爭論》中提出了「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個著名論斷。基根不僅不同意這一點，而且認為它十分危險，改變了歐洲的戰爭文化。他說：「把克勞塞維茨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識形態之父並沒有錯，正如把馬克思看作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父一樣正確」。為了反駁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他列舉了許多並非受政治驅動、也不具有政治性質的戰爭例證：太平洋上的復活節島，人們因生存資料的缺乏而打破了宗教對戰爭的抑制；祖魯王國因周圍的戰亂局面而變成一個極為尚武的社會；伊斯蘭教禁止信徒之間的戰爭導致了埃及的馬穆魯克這樣奇特的軍事奴隸制；還有日本的武士制度為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而拒絕新的戰爭技術。除了開篇提出的這四個例證外，全書涉及的許多戰爭都挑戰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特別是中亞草原地區所哺育的一代代馬背民族的戰爭行為。他們的戰爭常常不為任何政治目的，只是為了逃避生存危機、掠奪財富或滿足原始的徵服欲望。客觀來講，基根的確指出了克勞塞維茨的局限性，即受制於歐洲啟蒙思想對人類成就「高峰」而非「谷底」的關注，致力於建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而忽略了對「現代化」了歐洲戰場之外的戰爭形態的研究。
基根自己一向的觀點是，文化是戰爭的主導因素。在發起戰爭的原因和決定戰爭形態上，文化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例如，歐洲、中東和中國等地區規模巨大、組織良好的軍隊為何無法抵擋中亞遊牧民族的進攻，這是一個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基根提出了一些線索：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騎射、圍趕或分隔牲畜、屠宰等——使他們比習慣於農耕定居生活的人更擅長殺人和作戰。農耕文明產生的倫理或宗教通常對殺戮行為有所約束或疏離，遊牧民族卻完全沒有這樣一回事。再如，農耕文明的徒步戰爭形態產生了種種戰場儀式和規則，然而來自不同文化的敵人或技術的變化（如弓箭和火器的產生）都會使這些儀式變得無奈而過時，就像宋襄公的「婦人之仁」一般招人嘲笑。
該書不僅是了解戰爭的必讀書，對於了解人類文明史也大有裨益。基根並未僅僅著眼於戰爭史本身，他還試圖通過戰爭史發現各種歷史現象之間的關聯。此僅舉一例：該書在「血肉」部分，再現了蒙古騎兵史無前例的輝煌戰績，但基根未止於此，進而挖掘了蒙古人的擴張戰爭給世界歷史帶來的重大影響：騎馬民族的殘酷戰爭手段使其敵人也學會了不擇手段奪取勝利的戰爭方式，這種學習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蒙古人的統治導致了俄羅斯文化的野蠻化和兇狠化，並進而使歐洲大陸上的戰爭出現了種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特點。其次，與蒙古軍隊交過手的伊斯蘭軍隊也模仿蒙古戰爭文化，它又傳播給歐洲十字軍戰士，最終導致了基督教戰士在西班牙對伊斯蘭作戰中的慘無人道。再次，殘忍的作戰方式在西班牙扎了根，又導致仍奉行戰爭儀式的美洲印第安人在西班牙殖民者面前的慘敗。最後，蒙古人的戰爭方式巨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戰爭文化。暴力使明朝建立了比之前更加專制的制度，導致了中國的軍事化。這些論點能否成立，一定存在爭議，但是基根試圖發現世界歷史有機聯繫的努力，還是很有啟發的。
基根對戰爭史的回顧，最終是為了指向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觀點的終極否定。「政治必須繼續，戰爭卻不能繼續」，「把政治和戰爭區分開來是更大的智慧」。基根的戰爭史研究雖然有諸多局限（參見拙文「基根《二戰史》的片面與深刻，《光明日報》2015年5月26日），但他對「武力的克制」的強調和對無限制的戰爭目的的批判是彌足珍貴的。基根客觀地指出了中國乃至東方的戰爭文化在武力克制方面的優點。漢字中，「止戈為武」，武力的目的是為了制止衝突，而非製造無限的破壞。戰爭是文明的產物，因而戰爭應該用來保護而非摧毀文明。人類歷史上，但凡無限制戰爭文化興起，都造成了文明的災難。現代西方文明的無限戰爭觀念更是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浩劫。美國是這種戰爭文化的集大成者，至今卻仍未做深刻反思。最近一段時間，在東亞，特別是南海問題上，美國的火藥味越來越濃，軍方人士也頻頻跳出來喊話。希望他們能聽得進去基根的忠告。
《戰爭史》 約翰·基根 (John Keegan) （作者）， 林華 （譯者），中信出版社
基根《二戰史》的片面與深刻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大巨頭在雅爾達。
《二戰史》 ［英］約翰·基根 著 李雯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戰爭是人類文明的「惡之花」，在政治和國家出現之前，戰爭就已經是人類文明的家常便飯。然而，隨著政治和國家的發展，戰爭的規模、手段和破壞性也在不斷變化升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6000萬以上的死亡人數，在戰爭史上空前絕後。對於戰爭學者，首先要回答的一個根本問題是：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什麼？不外兩種觀點：一種是理性主義戰爭觀，即戰爭是國家、領袖、官僚機構或利益集團的理性的選擇。另一種是非理性主義戰爭觀，強調戰爭現象的感性一面：武士文化、競技精神、榮譽與炫耀、集體心理——歸根結底，文化是戰爭的根源之一。
英國戰爭學者約翰·基根是文化戰爭觀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在文化論者內部的爭論中，不同於以色列的馬丁·范克勒韋爾認為戰爭文化是永久而普遍的，基根堅持認為，隨著文化的變化，戰爭也會因之而變。這種觀點使基根成為獨樹一幟的戰爭學者，也使他成為諸多批評的靶子。
基根歷史視野中的盲點
基根因腿疾而無緣親歷戰爭，可是他卻用一生來研究戰爭的歷史。他在《戰爭史》一書中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戰爭文化觀。開篇第一句，基根就表明了他與克勞塞維茨的勢不兩立：「戰爭不是政策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他認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從而改變了歐洲戰爭的性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個異乎尋常和極其可怕的文化畸變，出自歐洲人在克勞塞維茨世紀作的一項無意的決定，那就是將歐洲轉變成一個武士社會。」他認為這種文化轉變是歐洲戰爭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我們將克勞塞維茨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識形態之父仍是對的，就像我們將馬克思視為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父是對的一樣。」縱觀人類戰爭史，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化仍是戰爭性質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得益於這種鮮明而「任性」的觀點，他的書幾乎總能成為熱點，引來無數批評和讚譽。
基根的一系列戰爭史著作都一以貫之地堅守他的戰爭文化理論。其中《一戰史》和《二點史》都稱得上是史料翔實、視野宏大的傳世之作。然而，《二戰史》與《一戰史》一樣，暴露了基根歷史視野中的盲點：他對兩次大戰的敘述，幾乎全然忽略了中國。無論作為兩次大戰的參與者還是作為二戰的重要戰場，中國都不應被任何一部試圖客觀描述兩場大戰的著作所遺忘。在《二戰史》中，中國戰場只是被當作太平洋戰場的局部性問題偶一提及。例如，他僅在「東條英機的戰略困境」一節中簡單交代了日本侵華計劃，在描述緬甸戰況時提了一句史迪威將軍指揮的中國軍隊，在「日本在南方的戰敗」一節中用一頁多的篇幅介紹了中國國共兩黨的行動，其中還有三分之一是關於「飛虎隊」等援華美軍的情況，如此等等。相比起一個中途島海戰就可以單列一節，整個中國抗戰卻只有寥寥幾頁的介紹，這不禁讓人感到，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望遠鏡裡，「遠東」的景物只是可有可無的背景而已。
然而，西方中心主義不僅決定了基根世界觀上的近大遠小和矮化其他地區和文明的無意識心理，它還決定了基根戰爭理論的狹隘性，註定了他理解人類戰爭的努力最終不可能成功。在《二戰史》的緒言中，基根再一次重複了他的戰爭文化理論及其對二戰根源的理解。基根固然超越了那種認為1914年馬恩河戰役的偶然結果就決定了兩次大戰的幼稚觀點，但依然沒有跳出一種「歐洲戰爭」而非「世界戰爭」原因論的窠臼。模仿埃利亞特或韋伯式的社會史筆觸，基根從歐洲的人口、兵役、財富和技術因素，也即「歐洲的軍事化」開始了他對二戰根源的探索。他依然強調人和文化的作用：因為如果沒有「必不可少的人的品質，物質再豐裕也不能發揮什麼效用」。由於兵役帶來的平等感覺，自由而熱情的士兵成為19世紀以來歐洲戰爭的重要因素。志願兵的普及和人民的普遍武裝，不僅使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得以成功，使1848年革命和德、意民族統一成為可能，最重要的是，也使歐洲浸泡在一種集體精神之中。在一戰中失敗的德國，產生了自由軍團現象，有助於使國家成為一個大軍營，使軍隊成為社會模式的理想樣板。這種軍事文化的極端發展，決定了二戰的性質和面貌。
作為對一個側面的強調，這種觀點有其魅力，但它完全迴避了現代世界戰爭發生的本質原因。由於基根忽視了資本和帝國主義的作用，他的理論只能部分地解釋戰爭的「現代性」，卻完全無法解釋「現代」的世界戰爭。特別是，它只能適用於現代性發達的歐洲和北美，無法解釋其他地區的問題。正是這一點，導致他在緒言中提出的理論與正文對戰爭過程的敘述之間存在脫節。也是由於這一點，決定了他對中國戰場的忽視——在中國，是戰爭鍛造了現代性，而非現代性決定戰爭。
深刻反思西方戰爭文化
儘管基根的戰爭理論存在嚴重缺陷，但在一個問題——對西方戰爭文化的批判上，他顯示了傑出的洞察力。在《戰爭史》中，基根指出中國軍事生活的「最經久特性是溫和節制」，穆斯林戰爭文化也通過招募或僱傭專門的武士階層從事戰爭而使戰爭方式保持著受限狀態。其實這並不新鮮，長久浸淫於文明狀態的多數地區，都產生了類似的戰爭文化，即戰爭之目的，止於屈人之兵。「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正如基根終生反對的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政治的目的不是摧毀，而是建構秩序。隨著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了不同的戰爭文化。基根深刻地揭露了這個致命問題：「西方戰爭方式的勝利是虛妄的。針對其他軍事文化，它已證明不可抵擋。可是轉而針對它自己，它卻招致了災難，連同全盤毀滅危險。」西方的戰爭文化摧毀了西方文明中的最好的東西，即它的自由主義和樂觀氣質，「並且最終否定了一個命題，即戰爭是或可以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可見，能使克勞塞維茨論斷不成立的，恰恰是西方自身的戰爭文化。
《二戰史》繼續了這種反思。美國為首的盟國提出了「無條件投降」。這個待遇對於法西斯戰犯毫不過分，但是它也同樣隱藏著危險的可能性。「無條件投降」似乎是美國人的最愛，早在美國內戰中，格蘭特將軍就對南方軍隊提出了「無條件投降」的屈辱要求，終結了戰敗者不失尊嚴地離開戰場的傳統。一戰後，雖然沒有無條件投降的口號，但是協約國對德國的報復性懲罰不僅摧毀了德國國內建立穩定憲政的可能，也開啟了下一次戰爭的序幕。正是這種追求「虛妄」勝利的戰爭文化，間接導致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興起。用無條件投降來威懾罪惡固然應當，但卻不能指望它消除未來戰爭的陰影。更可悲的是，當西方國家面臨冷戰的新威脅時，同樣的戰爭文化，即全面戰勝蘇聯的要求，又使它們中止了對日本的清算。
二戰後的美國到處追求「虛妄的」勝利。除了在朝鮮和越南之外，這種戰爭文化暢行無阻，摧毀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也使美國人在陶醉中將之推向極致。終於，美國在中東又遇到了泥潭。由於違背了「制衡」而非「全面勝利」的傳統戰略智慧，追求不切實際的軍事目標，美國最終只得收穫「敵人的敵人還是美國敵人」的尷尬局面。
《二戰史》一書出版於1989年。當時的中國，對於戰略家階層之外的普通西方人來說，確實不甚重要。作為一個軍事史家，基根對中國的忽略既是他自己理論的邏輯結果，也是當時西方文化氛圍的產物。如果基根能在今天修訂此書，也許他會自覺到這個問題。如同西方學界受中國發展的觸動而對國家能力、協商制度和中國模式的「重新發現」一樣，基根也許同樣會「重新發現」中國的抗戰對於軍事史和世界格局的所具有的偉大意義。歷史不會被遺忘，中國將舉辦的二戰勝利70周年閱兵，算是這個意義的再一次鄭重呈現吧。斯人已逝，經典猶存，此書中片面和深刻使其對今天的讀者仍大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