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資訊】美國死刑犯的最後一餐吃的啥?

  1985年1月，必勝客在南卡羅來納州投放了一個商業廣告，講述了一個死刑犯點必勝客的外賣作為最後一餐。兩個星期之前，該州執行了它二十年來首例死刑，以電椅的方式處死了一個叫做約瑟夫·卡爾·肖的男子。肖最後一餐要求是披薩，雖然不是來自必勝客。這則廣告很快就收到了很多投訴，而且愈演愈烈，公司負責人宣稱，這個廣告從沒打算在南卡羅來納州上映的。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必勝客的創意團隊會認為這個廣告是個很好的主意。最後一餐將食物、死亡和犯罪融合在一起，讓人難以抗拒，它驅動了一個商業的、帶有偷窺性的行業的發展。Studiofeast是紐約一個大型的邀請制的晚餐俱樂部，針對「如果你將要死去，什麼將是你的最後一餐」的最佳回答每年舉辦一場晚會。這在很多書、雜誌和藝術項目中都有介紹，名廚師，如馬裡奧•巴塔利和馬庫斯·薩繆爾森 的最後一餐，或者著名人物或者聲名狼藉的人最後一餐都吃了什麼。新聞報告稱薩達姆·海珊最後一餐有雞肉，但是他拒絕了，而君子雜誌出版的一篇文章報導，疾病晚期的密特朗總統，前法國總統，吃了馬倫尼斯牡蠣，鵝肝，最主要的是，兩隻食米鳥黃鶯。這種鳥被認為是法國的靈魂。它是受到保護，因此，食用它是非法的。

          儘管與1999年98人的峰值比，每年在美國執行死刑的人數是在減少的，但是「死者的食譜」的網站對新千年的第一個十年裡全國死囚的最後一餐進行了跟蹤和評論。該網站最新的一個報導是，在2010年1月，鮑勃·韋恩·伍茲，因強姦並殺害一個11歲的女孩兒在德克薩斯被判死刑，的最後一餐請求：兩個炸雞排，兩個煎雞胸肉，三個煎豬排，兩個生菜、西紅柿、洋蔥和沙拉醬漢堡包，四片麵包，半磅的炸土豆和洋蔥，半磅的洋蔥圈加蕃茄醬，半鍋糖霜的巧克力蛋糕，和兩罐牛奶。

         也有些人在試圖利用最後一餐的流行文化奇觀來抗議死刑努力著。一位俄勒岡藝術家曾發誓每年在瓷磚上畫五十份美國囚犯的最後一餐的需求，直到死刑被廢除。國際特赦組織在今年二月發起的反死刑運動重點描述了幾位後來被免除死刑的罪犯的最後一餐。

         不管在死刑上你站在哪方的立場，飲食和死亡都是人類進程普遍又極端的象徵。死亡讓人逃避生活，我們被吸引到任何能為我們提供對未知世界一瞥的事物上。就像法國美食家安瑟米·布裡勒特·薩瓦林說的那樣，吃什麼成就了我們是誰，那麼最後一餐可以看做是最後的自我表達。當這些表達來自像提摩太·麥克維（兩品脫薄荷巧克力碎片冰激凌）或者泰迪·邦德（他拒絕了一頓特殊的晚餐，而要了牛排、雞蛋、土豆煎餅、吐司、牛奶、咖啡、果汁、黃油和果凍）。美國人生活中，超大號食物、節食、增肥或者減肥都反映了其與食物令人擔憂的關係，當上述那些因素的結合與這關係相衝突時，必勝客沒有成為贏家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死刑前最後一餐的想法是富有同情心或者是有違常理，這取決你的看法，但是它確實包含一種內在的奇怪的矛盾：用一樣事物標記生命的終結，維持它像是充滿了意義但又像偏離了主題。就像巴利·李·菲兒查爾德——1995年在阿堪薩斯州被處以死刑，就他最後一餐說的，「就像給沒有發動機的汽車注入汽油。」

         1772年1月14日，在法蘭克福，蘇珊娜·瑪格麗特·布蘭德殺死自己還是嬰兒的女兒，她等待執行死刑的準備是坐下來與當地六名官員和法官一起大吃了一頓。這個儀式被稱為劊子手的一餐。那天的菜單是「三磅的煎香腸、十磅牛肉、六磅的烤鯽魚、十二磅的豬油烤小牛肉、湯、捲心菜、麵包、一份甜點和八杯半的1748年葡萄酒。」如果她是在附近的巴伐利亞犯罪的話，最後一餐會提前到早上，布蘭德能會在牢房裡，與等會用劍給她執行死刑的男人來個餐前酒。這個共享開胃酒被稱為聖約翰的洗禮，在施洗約翰後，據說就會原諒那些被斬的人。

       布蘭德，25歲，據說是受到歌德的《浮士德》的啟發，報導稱監獄平時對布蘭德的供應不超過一杯水。她的同伴的就餐條件已經稍微好了一點。

        最後一餐這個儀式的起源至今未定。儘管最早的關於死刑的記錄是公元前22世紀的烏爾納姆的蘇美爾代碼，一些學者認為，最後一餐可能起源於古希臘，在羅馬角鬥士在他們在羅馬圓形大劇場上場前一天晚上會得到豐盛的最後一餐。在18世紀的倫敦，有名或者有錢的犯人允許在絞刑前舉辦聚會宴請外面的客人。第二天，犯人要被綁在十字架上從紐蓋特監獄走三公裡到泰伯恩刑場，這個過程中還將在酒吧前停會兒，通常讓犯人大碗喝酒享受他們在人世的最後的歡愉。（英格蘭的貴族和貴族罪犯,安妮和埃塞克斯伯爵等人被斬首，通常是在倫敦塔，沃爾特·羅利據說在他在威斯敏斯特的舊皇宮廣場前斬首時抽了最後一隻煙）在新世界，阿茲特克人抽中一些人為儀式做出犧牲，作為為期一年的預執行神化儀式的一部分。通常，這些是在戰爭中捕獲的戰士，在一些情況下，在他們被殺後，他們的捕獲者會被給予一些肉體用在特拉塔諾尼，這是瑪雅人在祭祀後將屍體與玉米一起煮食，用在捕獲者家庭宴會上的特殊食物。

        現在很多還保留死刑的國家都會提供某種形式的最後一餐。美國、日本和韓國是58個工業化民主國家中為數不多的保留死刑的，在日本，犯人不知道自己將在什麼時候被處死。2005年，由瑞典藝術家馬特·比格特和拉爾斯·柏格隆製作的《最後的晚餐》，榮免田在日本的監獄裡呆了34年，他說到，犯人可以提任何要求，如果沒有提要求，獄卒會提供「蛋糕、香菸和飲料」。杜馬·庫馬諾，在行刑前在南非的監獄呆了三年，他告訴電影製片人說，獄卒給他提供了一整隻去骨雞和七蘭特——大約六美元，可以用這個錢購買他想要的東西。庫馬諾說，他們買的不是他們死前想吃的，而是他們想留給還活著的人的，因為這些人還在挨餓。庫馬諾在行刑前的幾個小時被釋放了，至於原因他並未解釋。

        在美國，死刑犯的監獄與普通的監獄差不多，都擠滿了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普遍的食物需求是：薯條、蘇打水、炸雞、派。這些需求中有少量的被社會學家稱為「身份食物」——牛排、龍蝦、蝦製品，這些食物在流行文化中是富裕的象徵。儘管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對在信奉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西方，最後一餐的有個追溯的請求——當耶穌基督預見自己將釘死在十字架上，他與他的門徒們最後次了一頓飯。喬納森·維恩·諾布爾斯於1998年在德克薩斯州因刺死兩名年輕的女性而被判處死刑，他的最後一餐要求聖餐聖禮。諾布爾斯在監禁期間皈依了天主教，成為了一名世俗神職人員，據說他被綁在床上時，他表現出了真誠和無限悔恨。當化學藥劑注入他血液時，他還唱著「平安夜」。

（艾倫-戴維斯(Allen Lee Davis)是一個戀童癖和3起兇殺案的兇手，在被執行電刑前的最後一餐，他選擇了龍蝦、炸蝦、炸牡蠣、蒜香麵包以及32盎司的啤酒。圖片為紐西蘭攝影師亨利-哈格裡夫斯拍攝。）

          諾布爾斯音樂學家史蒂夫·厄爾來見證他死刑執行過程，厄爾在《修復》雜誌上談過這段經歷，「我知道喬納森·諾布爾斯在監獄裡改變了很多。我知道與他交往的其他人的生活也在改變著，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這種修復是我們的司法系統所沒有的。我也不確定，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是否還對那個概念有興趣。問題是大多數進入監獄的人將來有天會出獄，與我們一起生活。考慮到我們關押了那麼多人，我們最好還是要學會修復他們。我相信喬納森已經教會我們如何去做。這些東西我們自己是永遠無法知道的。」

         截止2013年6月，自從建立第一個歐洲永久居住地，美國及他的殖民地機構共處死了15,825名男男女女。這其中大部分人沒有得到專門的最後一餐；紐蓋特監獄的傳統並沒有隨著威廉姆·布拉德福特和約翰·卡佛一起乘五月花號達到美國。喬治·肯德爾被認為是在新世界處死的第一個英國人，他被指控為西班牙的間諜，１６０８年在詹姆斯敦被槍決，目前沒有關於他最後一餐的記錄。（刑事處罰在那個時期的性質是肯德爾可能因為盜取情報信息被槍決，或者絞死或者在火刑柱上燒死。）

        斯科特·克裡斯蒂安森，他撰寫了大量關於美國監獄文化歷史的文章，他認為標準的最後一餐可能出現於１９世紀末或者２０世紀初，隨著現代化管理國家的出現。隨著上中層階級情感細膩化，舉止優雅的追求，混亂和喧囂的公開處決方式逐漸沒落，認為人的道德素養在提升的觀點使得死刑的反對聲更加響亮。修復，而不是簡單的威懾和懲罰，稱為司法判決的重要目的。與此同時，也有人擔心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政府急需在一個羽翼未豐的國家找到一條平衡城市、工業和多樣化發展的道路。

       答案，或者看起來如此，是用國家管理的監獄的長期監禁替代更多的殖民和共和國早期的集體制裁——罰款、驅逐、鞭打、勞改。犯人與社會隔離開來，消除他們離經叛道的衝動。處決，長期以來被認為對公眾具有直接威懾力，但是現在卻被認為是刺激了它最初想要制止的暴力。他們轉移到了監獄的室內，在那裡見證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主要的官員和商人。

         除了效率和禮儀，克裡斯蒂安森寫到另一方面，「這種精心設計的死亡儀式的新的一面是需要向公眾詳細的描述的細節，」包括犯人要求的最後一餐。這使得政府形成了一個人性化、公平的監管者形象，但是它也——有意或者無意的——陷入傳統的對老式公開處決的迷戀，一家人可能跳上馬車，挎著籃子，湧入城市廣場，觀看別人「升天」。

        克裡斯蒂安森說，報社「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便士報的開端，當蒸汽印刷機刺激了美國大眾傳媒業的發展。當處決從監獄中消失後，報社發現大眾仍然非常渴望知道過程的細節。1835年，例如，六月太陽先驅報的讀者們獲知費爾南德斯是第一個在貝爾維尤監獄私下處死的人，在他的最後一天，他盡情的享受了白蘭地、雪茄和監獄長的恭維。

         大約200年後，美國在通訊技術的改革甚至超過了當時便士報帶來的變化。1976年，在十年的全國暫停後，又恢復了死刑，隨著對死刑的辯論，公眾對最後一餐的興趣又被重新點燃。但是，由於迅猛發展的報紙和娛樂產業，以及網際網路的星期，這場討論不斷的擴大，再擴大。1992年，總統候選人，阿肯色州州長比爾·柯林頓因為拒絕放棄對他所在州的尼基·雷校長的死刑而被大眾責難，這名男子智力受損，他要求將他最後一餐的一片核桃派留下來以後吃——這個病態的事實也成為了故事講述的細節。沒過多久，美國勞教部門開始在網站上公布最後一餐的要求。德克薩斯州是第一個這麼做的，它在2003年關閉了最後一餐的頁面，此後，它收到很多關於其見不得人內容的抱怨。

（泰德-邦迪(Ted Bundy)是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強姦犯和戀屍癖者，他1989年在佛羅裡達州被處以電刑，最後一餐包括牛排、雞蛋、煎餅、麵包、牛奶和果汁。圖片為西蘭攝影師亨利-哈格裡夫斯所拍攝）

          當死刑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後，最後一餐最為一種文化現象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兩個世紀內，這個國家從恐怖的公開絞刑，有時候犯人也會被斬首或者窒息而亡，到致命注射，這是當今美國最常見的處死方式，在這些情況下，死亡都是可以管理的。犯人死前會服用鎮靜劑。他們不允許聽音樂，以防產生情緒上的反應。最後的遺言多數是寫在紙上的，而不是口述的。如果他們是口述的，他可能是對著監獄的工作人員而不是死刑的見證者。這個團隊是非常完整的，當學者羅伯特·詹森1998年寫他的《死亡工作》時問一個死刑執行團隊的官員，他負責的工作是什麼時，這個官員回答，「右腿」。

         國家認可的殺戮從大眾視野裡消失反映了死亡在一個對死亡的膽怯與日俱增的社會中越來越明顯的隔離。死亡，傳統上都發生在家裡，被親戚朋友圍著，在19世紀後期開始向醫院轉移，現在大多數人都在醫院裡死去。

         劊子手的一餐或者阿茲泰克人祭祀盛宴的儀式其實都是分離。他們關心的是死亡的意義——寬恕、救贖、安撫眾神，標誌著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儘管犯人可能仍然向神職人員祈禱，但是他們死刑的過程已經沒有精神和靈魂的內容。最後一餐是在非人性的監牢環境下的奇怪的符號和生命儀式。從那種意義來說，很難說美國現代的最後一餐到底是什麼？

         雖然從某些角度說最後一餐是食物與死亡親密關係的一個極端例子，它幾乎是所有社會裡臨終習俗的一部分。畢竟，基督教將死亡與廚房的侵犯聯繫在一起：夏娃和那個該死的蘋果。古埃及人在墳墓的牆壁上畫食物，所以，即使已故的祖先沒有盡到上供的責任，他的靈魂也能得到安息。當有部落成員去死時，美國土著會看到很多與食物有關的儀式。比如，東北部的休倫湖區，會舉行送別盛宴幫助他們勇敢的離開：將死之人穿著葬禮的長袍，與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特別的食物，發表演講，領導大家一起歌唱。

        佛教徒會向「惡鬼」提供食物，為了讓他們回來妨礙生活。食物墨西哥亡魂日不可或缺的東西，亡魂日是從阿茲泰克流傳下來的節日，它被認為是死去的亡魂返回地球的例子。墳墓得到清理和粉刷，還會提供很多特別的食物——玉米粉蒸鼴鼠肉、甜甜的亡靈麵包、頭骨炮製的糖（歷史上是用莧屬植物種子）、酒——留給死人吸引他們的來訪。在美國，為了方便和舒適，也會給舉行葬禮的人家送吃的。

         在中國，尤其會用食物來滋養和保護死者——古代中國人甚至將所謂的爐灶模型與死人埋在一起，這樣它們就永遠都能做飯了——作為回報，他們希望死者能保佑活著的家庭成員健康長壽、富裕安康。

           當有人去世的時候，這個家庭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幫助死者從社區中剝離開——從身體上離開他——然後開始從屍體到祖先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食物是中心，有時候像是誘惑，有的時候又像是棍棒。在艾米麗·阿埃倫的《中國村落的死亡崇拜》一書中，她描述了一個葬禮儀式上，一小碗米飯和一隻煮熟的雞頭被倒在地上，出現了一隻狗，它把雞頭叼在嘴裡，猛然「被人用長棍鞭打，直到它落荒而逃.這隻狗代表了死者，這隻雞頭代表了屬於他們家族的財富。」其儀式是為了趕走死者，使其明白「他已經享受了他那份財富了，所以他不要回來了，不要來打擾生者了。」

         將這些習俗聯繫在一起的是對生者的重視，而不是對死者，處死前的最後一餐也是這樣。當蘇珊娜·瑪格麗特·布蘭德坐下來享受劊子手一餐時，她就像是表示，她在處理自己的死亡——她原諒了那些判決她並決定她命運的人。不管她是否做了這些讓步都不是重點，但是那些對她做出判決的官員能安心睡覺，問心無愧了。

         現在美國公眾在抗議死刑，死刑和最後一餐的社會意義已經消逝了。社區不再參與。在美國的殖民地，死刑是公開加強加爾文信徒在人本性墮落的信仰的機會，但是也提供了一些娛樂。人們蜂擁而來看一個人在面對人生最後的謎題時是如何表現的。1790年10月20號，數千人圍觀了32歲的約瑟夫·芒廷在康乃狄克州，紐哈芬的綠地上被絞死，他被指控為強姦罪。他會像當局希望的那樣認罪和懺悔嗎，或者他像「遊戲」樣死去，譴責這個判決？

（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自製炸彈炸毀俄克拉荷馬聯邦大樓，導致168人死亡。他被執行注射死刑，最後一餐只要了一份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圖片為西蘭攝影師亨利-哈格裡夫斯所拍攝）

        20世紀下半頁，威懾的概念得不到證實，修復的承諾幾乎被忘記，懲罰和使其喪失能力成為美國司法系統主要的目標。這也部分是因為處於變化狀態的政治氣候。新保守主義運動從1964年，巴利·戈登華特失敗的總統競選中死灰復燃，使公眾對上升的犯罪率，糟糕的社會福利計劃，明顯的反越戰情緒和種族騷亂感到擔憂。作為回應，紐約頒布了洛克菲勒禁毒法案。該法案是過去30年中對犯罪最嚴苛的政策，隆納·雷根警告欺騙福利系統的「福利女王」的腐蝕效應。「個人責任」成為從美國經濟生活到它的抵抗犯罪戰略的定義原則。

        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高效地提出死刑的懲罰理論和個人責任的觀點，當它處理的對象是個心智不健全的人時，不能處以死刑，因為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國家要殺他，即使他知道這個案情的事實。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向法庭寫到，「這可以說，死刑是可以實施的，因為它有使反抗者意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性，使社區團結起來的潛能——要肯定自己對犯人嚴重罪行的判斷，這樣的話最後的懲罰才能找到並實施。

         換句話說，公眾對懲罰的需要要求有些不能原諒的怪物的犯人有辨明是非的能力，並且自由的選擇做恐怖的事情。他們肯定不是嚴重殘疾或者社會、家庭破碎的不幸的副產品。但是這種道德上有罪的社會公敵的形象在去除犯人個性和自由意志，使他失去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司法系統中是難以持續的。當國際去除異常和抽象事物時就像外科醫生去除腦內腫瘤時，這很難讓人們體驗到滿意的懲罰感。

        在19世紀，當美國政府停止公開處死，官員遇到類似的困境。歷史學家路易斯·P·馬祖爾解釋道，沒有官方的關於公開絞刑的說教布道，人們是怎麼「自由的構建他們自己的詮釋而不是只接受官方那一個說法」。也曾有擔憂，私下執行死刑會對公正性產生懷疑。簡而言之，不管罪犯是否確實是不可饒恕的怪獸。在收回死刑控制權的努力中，當局看到了新型大量發行的報紙對於公眾獲取行刑信息的優勢。記者的描述使得大眾對這種有各種名目的殺戮有了某種形式的監管。

（綁架、謀殺犯維克多-費戈爾(Victor Feguer)1963年接受注射死刑，他選擇了一顆黑橄欖作為最後一餐。圖片為西蘭攝影師亨利-哈格裡夫斯所拍攝）

         丹尼爾·羅錢斯是埃默裡大學的一名歷史學助理教授，他爭辯道，最後一餐——和最後遺言——的儀式，恰恰是堅持這本來剝奪情緒化的過程，因為他們使得犯人恢復了一些人性來滿足公眾們給予罪犯相應懲罰的需求，因此有助於死刑一直得到支持。就像羅錢斯提出的，「國家通過媒體加強了個體作為世界上獨立活動主體對懲罰的理解，不受環境或者社會狀況的影響。然而通過無數其他的用來拒絕、安撫和操縱罪犯的程序，國家顯示了它在維護秩序、安全而人性的滿足了我們懲罰犯罪的需求的能力。」這是種雙贏的戰略。畢竟，國家必須要將自己用來懲罰罪犯的暴力與它想要懲罰的暴力區分開來，通過最後一餐和最後的遺言，將認同和同情延伸到那些沒有受害者的罪犯們。事實上納稅人有時候在為支持公眾公義的憤慨饕餮行為買單。

         這個螺旋的最後一次轉變是犯人通常得不到他想要的。這只是要求，而不是他們最後得到的——更不用說實際上他們吃的，通常只有一點點或者什麼都沒有——這被記者向大眾報導了出來。大多數國家都對提供什麼，提供多少有著嚴格控制，有個消費限度，比如，基於某天監獄廚房有什麼。

          所以菲力牛排和龍蝦尾？根據布萊恩·普萊斯的介紹，在這裡可能是切碎的肉和魚排，他在2003年假釋前曾在德克薩斯州為其他罪犯烹飪最後一餐超過十年（之後，他出了一本書《死前一餐》介紹這段經歷）。在2001年出版的《最後的晚餐：死刑囚牢中有名的最後一餐》裡包括這樣的玩笑：這怎麼能成為最後的一餐：24個玉米餅、兩份奶酪、兩個完整的洋蔥、五個墨西哥胡椒、六個辣醬玉米餡餅、六個炸玉米粉圓餅、一品脫的牛奶和一杯巧克力奶昔？這是犯了謀殺罪的大衛·卡斯迪略在德克薩斯州注射死亡前一晚上打包好的東西。「

         卡斯迪略在1998年因刺死一個酒品店員而被判處死刑，實際上他的最後一餐是四個脆皮墨西哥卷餅，六個辣醬玉米餡餅，兩個炸玉米粉圓餅，兩個洋蔥，五個墨西哥胡椒，一夸脫咖啡和一杯巧克力奶昔。經過大量的傳播，說的都不是他當時點的那令人大吃一驚的東西了。

        但是也有倔犟的人拒絕自己的最後一餐。

（安吉爾-迪亞茲(Angel Nieves Diaz)因為槍殺一家脫衣舞俱樂部的經理而被判死刑，他拒絕了最後一餐，監獄為他提供了一份日常的牢飯，但也被他拒絕。圖片為西蘭攝影師亨利-哈格裡夫斯所拍攝）

        到了2011年，德克薩斯州停止供應最後一餐，羅倫斯·羅素·布魯爾點了兩個炸雞排、一磅烤肉、一份培根奶酪三明治、一份肉食者披薩、三份春餅、一份煎蛋卷、一碗秋葵、一份藍鍾冰激凌、一些花生醬帶碎花生軟糖、三杯根汁飲料——但最後他什麼也沒有吃。這促使一位憤怒的州參議員威脅道，如果獄政局不停止最後一餐這種做法，他會叫它成為非法的。

        這位參議員打壓由納稅人買單的過分待遇，肯定贏得了他那些對犯罪持強硬態度的選民的衷心支持。但是這倒也算是合適，最後一餐的虛情假意，至少是在德克薩斯州（它在過去三十年裡比其他州多處死了幾百人），就這樣帶著一堆未解決的矛盾消逝在歷史中，被一個利用機會安撫自己選區的政客處心積慮的譴責給埋葬了。現在在孤星州，監獄裡犯人在被處死時能得到的只是當天監獄菜單上說供應的東西。正義將得到伸張。

來源：刑事法前沿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