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最後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在經歷了哭鬧和情緒崩潰，當對死刑的牴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覆直到想通，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
監管死囚監舍多年，趙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後的人生時刻。他說，犯罪嫌疑人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無論上訴與否，從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調換到死囚中。
情緒的波動是難免的。「宣判後一周裡，死刑犯就很難正常作息，哭鬧是常有的事，面對生死大關，人難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潰。」趙亮說，「哭鬧、崩潰、平復、懺悔、面對，幾種情緒周期性連續出現。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死刑覆核下來時，又開始變化，這是人求生的本能。」
一名死囚臨刑前的五小時
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裡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
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使其逐漸接受極刑懲處這個結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對罪行面對現實；三是保護死刑犯合法權益，並接受死刑犯的舉報和申辯。
「終審回來頭兩天晚上，多數人會坐在那裡仰頭空想，唉聲嘆氣或是小聲地哭。」趙亮說，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後幾天裡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麵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大關必須要死刑犯自己熬過去。」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麼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牴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覆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後後。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籤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裡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迴，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後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麵，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裡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麵、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菸，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衝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裡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裡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死囚犯使用的房間
臨刑前，他們說……
美國公布500死囚臨終遺言還原死囚臨刑前內心世界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被處決的死囚人數達到了500人。自從得州1982年12月恢復死刑後，所有被處決犯人的遺言都被記錄了下來。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網站公布了一個資料庫，裡面存放了這些死囚的臨終遺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最後一次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當我說我沒有殺死你的孩子們的時候，我說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處決的戴維•斯彭斯表示，「說實話，我沒殺過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處決前說道，「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諒我。」
傑馬爾•阿諾德1983年搶劫一家珠寶店，槍殺了21歲的女店員瑪麗•桑切斯。他說：「你們失去了所愛的親人，我對此表示深深的遺憾。我也是個人，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給你們答案。我只能給你們一件東西，並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給你們了，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則在臨終前表現出對死刑懲罰完全接受。查爾斯•巴斯因殺死一名警察而被判處死刑，1986年他在30歲時被處決，他的遺言是：「我罪有應得，告訴大家我跟他們道別。」
詹姆斯•科爾本在2003年也說出了相似的遺言，他因誘姦不成謀殺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處決前他說：「這一切本不該發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認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經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監獄表現良好，我認為自己已經不會再對社會造成威脅了。我覺得對我的懲罰已經夠了。」死囚裡奇•格林表示。
「過去大約9年裡，我一直在思考死刑，這個懲罰是對還是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認為處決了我之後，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處決的傑弗裡•道格第說。
表示輕鬆
一些死囚則試圖用幽默輕鬆的話來緩和一下刑場的沉重氣氛，比如傑斯•赫南德茲。赫南德茲曾用手電筒擊打一個女孩和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的頭部，結果造成男嬰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茲被處決，在死亡來臨前他選擇給自己最愛的橄欖球隊加油，他喊道：「加油，達拉斯牛仔！」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