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作者 ｜ 章偉升
編輯 ｜ 李紅冰
發展中國家暴發疫情只是時間問題
亞布力論壇：截至4月9日，全球確診病例已逼近150萬。除中國外，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確診病例只佔全球的10%左右，但近期確診病例、死亡病例等數據明顯上升，未來疫情會在這些國家暴發嗎？
鄭志傑：我個人判斷，非洲等地區的暴發只是時間問題。目前病例少，可能是檢測沒到位，只發現海面以上的一小部分冰山，我們並不知道海面下到底多巨大。對全球來說，已知病毒感染人群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臨床症狀的病人是我們看得到的冰山頂端。
亞布力論壇：上述國家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薄弱，如果暴發疫情，會產生什麼後果？
鄭志傑：由於許多國家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病毒檢測，我們很難評估疫情。但疫情對低收入國家肯定是嚴峻挑戰，比如非洲一旦大規模蔓延，代價可能比較慘烈。同時，由於檢測不足等原因，相當一部分感染者或許難以就醫而死在家裡。
我更擔憂資源分布嚴重不公平。有些國家已經在考慮壟斷醫療資源，而不是如何讓其他國家也享受到，某些國家甚至明目張胆在機場攔截送往其他國家的口罩。由於全球資源分配不公平，低收入國家患者病死的機率比發達國家患者大得多，這是很無奈的現實。
好在許多國家在全球疫情早期就採取了嚴格的封關和社區隔離政策，相信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中國防疫策略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經驗。
亞布力論壇：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願意或有能力施行中國的防疫策略，舉例來說，萬一非洲的貧民窟暴發疫情，封鎖可能造成更複雜的人道主義危機。
鄭志傑：確實如此。除非外界能夠提供足夠的必需品，否則封鎖貧民窟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近代歐洲某些城市如發生嚴重傳染病，為了防止擴散，當地政府就封鎖一些街區，讓患者在裡面自生自滅。現在，這種情況可能重現。有些國家如果醫療資源不足，政府為了防止新冠病毒傳播，完全可能選擇犧牲一部分人。
美國防疫策略風險仍然很大
亞布力論壇：中國疫情足以警示其他國家，但為什麼仍有那麼多國家防控不當、混亂失序？而且，《全球衛生安全指數2019》報告中多個「在應對流行病方面準備最充分的國家」，此次確診人數反而排在世界前列，比如美國。
鄭志傑：大多數歐美國家有應對傳染病暴發和流行的防禦預案，但預案更多著眼於拒病毒於國門之外，把措施放在第一道防線或第二道防線。一旦病毒突破這兩道防線，其他系統沒跟上，就不可收拾。大部分歐美國家沒有在黃金窗口期採取嚴厲防控手段，最終釀成疫情全球大流行。
美國自疫情發生以來，聯邦政府和國會都沒有意識到疫情嚴重性，這是防疫行動遲緩的主觀原因。美國的國家體制也使聯邦與州政府、地方政府在採取緊急防疫措施時缺乏協調。只有聯邦政府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國會才能撥款，聯邦政府才能採取某些嚴厲防疫舉措，這是防疫行動遲緩的客觀原因。缺乏全民醫保使美國在防控疫情上變得脆弱，低收入者由於擔心沒有帶薪病假而繼續上班，這些困境讓美國健康安全網不堪一擊。
最近，美國每天確診病例猛增（尤其在紐約州），在某種意義上說，卻是社區主動監測的結果。也就是說，有組織、有計劃地普查採樣檢測核酸。不檢測不知道，一檢測嚇一跳。當然，這樣查出來的許多是輕症。美國現行政策是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居家隔離，自行康復。其背後邏輯是，通過主動免疫實現與疾病共舞。
亞布力論壇：美國想要如何實現主動免疫？
鄭志傑：具體地說，是以社會學手段控制感染速度，以醫學手段控制重症率，以經濟學手段控制醫療資源，從而有序實現人群感染，建立人群免疫屏障。但這種策略的前提是，醫療資源極大充足和合理調配。當醫療資源不足，就像大洪水衝擊堤壩，防洪大堤會十分吃力。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醫療資源都嚴重不足。
亞布力論壇：就是說，美國目前的防疫策略風險很大？
鄭志傑：很大。美國一開始覺得新冠肺炎跟流感差不多，是可控的，沒想到突然之間出現這麼多重症。如果新冠病毒沒那麼厲害，主動免疫是一個途徑。問題在於，某些人的病情惡化太快——剛開始出現感冒症狀，第二天、第三天就去世了，紐約一些醫院每天甚至有十幾個新冠病人去世。遺憾的是，現在沒有好的指標評估和測量哪些感染者會出現嚴重臨床後果或炎症風暴。
亞布力論壇：疫情會引發全球醫療資源崩潰嗎？
鄭志傑：有可能。新冠肺炎跟其他疾病非常不一樣，臨床發展進程迅猛和不確定，因而突然之間那麼多病人需要呼吸機，需要轉入ICU。中國為挽救武漢病人不計代價，重症救護包括ECMO人工肺都用上了，對九十多歲的老人都沒放棄。使用ECMO的治療方法很昂貴，救一個人費用上百萬元，在紐約肯定難以大規模使用ECMO。歐美國家的醫療體系需要考慮醫療費用和醫療技術評估，評估這麼做值不值得，以及在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先救誰的問題，個人和集體之間存在衝突。
亞布力論壇：有觀點認為，歐美國家經歷大衝擊後可能形成群體免疫，這對實行嚴密封鎖策略而沒有形成群體免疫的中國會造成壓力——開放可能引起疫情二次暴發，不開放社會經濟繼續停擺。你怎麼看？
鄭志傑：有這個風險，我們還是期待疫苗能研發出來，否則接下來對各國政治、經濟、社會和醫療衛生體系衝擊很大。
全球衛生體系何以如此脆弱
亞布力論壇：人類早就意識到，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槍匹馬應對跨國流行病和新發傳染病，並建立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但是，為什麼這套體系沒能阻止新冠肺炎失控？
鄭志傑：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全球衛生體系的嚴重不足。本世紀短短20年間，就發生六次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包括SARS、H5N1禽流感、H1N1豬流感、伊波拉、MERS以及新冠病毒。
全球衛生體系不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領導力缺失，國際社會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大國退出導致治理赤字擴大、缺乏部分核心大國支持、個別國家的國內政治「負面溢出效應」製造大量不確定性；二、全球合作不足，逆全球化思維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三、全球治理規則建設和制度建設滯後，未能反映當前全球現實。
亞布力論壇：哪些全球治理規則建設和制度建設滯後？
鄭志傑：有人認為WHO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時間太遲了，但怎麼判斷是否構成全球大流行、什麼條件下可以宣布，需要完善規則。宣布之後，WHO怎麼聯合各國進一步應對和防控，又涉及WHO和主權國家關係。假如現在世衛組織想派專家去紐約，可能會被美國拒絕。《國際衛生條例（2005）》規定，各國要達到預防大流行的基本能力，世衛組織表示要對各國的基本能力做評估，結果許多國家反對或不參與。諸如此類事件說明，加強世衛組織領導力是一篇大文章。
亞布力論壇：世衛組織自身能力也存在爭議，比如改革遲滯、官僚化等。
鄭志傑：聯合國系統確實存在官僚化和低效率的問題，世衛組織一直想改革。美國過去在世衛組織一言九鼎，但現在參與度減弱，當然世衛組織也沒有完全按照美國的意願做事，某些政治勢力有意削弱世衛組織的權威。不管世衛組織怎麼改革，總有人覺得他們不聽話，有意設置障礙，致使許多工作難以推行。
亞布力論壇：為什麼短短20年頻繁出現全球公共衛生事件？
鄭志傑：全球衛生體系肯定比以前更強、更好，人類居住條件、吃野生動物的不良習慣也大有改觀，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這20年，全球化確實進一步深化和擴大，全球貿易、貨物和人員更加頻繁流動是主要原因，氣候變化和自然環境惡化是另一個原因。我們應該強調生態健康問題，把人類健康、動物健康和自然健康放在同一個框架裡看待，不能只強調人類健康，要和自然統一、和諧。這就是全球衛生強調的「One Health」或「健康大同」的理念。
全球必須加強合作，別無他途
亞布力論壇：2月3日-2月8日，北京大學全球衛生研究院團隊在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及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第146屆會議，當時主要討論了什麼？有商討全球如何合作研發疫苗嗎？
鄭志傑：當時大家對疫情走向不太明確，覺得像SARS、MERS或是流感，即便如此也夠嚴重，完全沒想到4月份會有上百萬人感染，在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先例。圍繞新冠疫情的技術議題討論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和應對是中國代表團重點參與的，其中一個是基於世衛組織《大流行性流感框架》磋商，另一個是討論《獲取遺傳資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產生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迄今為止，國際上只有這兩個涉及病原體全球分享的國際文書，前者僅適用於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共享和由此產生的維護全球衛生安全的共享；後者是一個雙邊性質的安排，缺乏對病原體全球獲取和惠益共享機制。
可以說，當前還沒有一個在世衛組織框架下獲取新冠病毒樣本、基因序列數據和惠益分享的機制。儘管這樣，中國在第一時間與世衛組織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使得其他國家研製疫苗和有關產品成為可能。當時，中國代表團明確表示，中國將積極參與建立病原體跨境分享框架協議，支持世衛組織在充分考慮各國法律法規的前提下，確定切實可行的機制，幫助成員國實現病原體安全、有效、及時、公平的分享。
亞布力論壇：除了病毒樣本和基因序列，包括臨床試驗在內的數據能否有更好的分享機制？
鄭志傑：2005年起，世衛組織經過多年複雜討論和談判，形成了一個針對流感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國際框架，強調每個國家要有流感監測體系，哪個國家發現流感菌株，數據要向全世界分享。如果是第三世界國家分享了數據，有能力研發疫苗和藥物的發達國家要以最佳價格回饋，同時，研發出疫苗和藥物的生產商要向世衛組織捐贈經費，用於進一步研究、監測疾病，形成良性循環。
針對冠狀病毒，還沒有類似流感大流行那樣的生物樣本分享機制，需要把針對流感的國際框架擴大到其它領域。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初，中國第一時間通告世衛組織和美國CDC，第一時間向世衛組織和各國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時間分享病例數據，中國所做的比《國際衛生條例》規定要求更好。中國是今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的主辦國，又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發現國，如何設定議程、形成制度、爭取話語權，需要認真把握。我們建議中國政府把病原體「全球性多邊惠益分享機制」提上議程，並敦促世衛組織儘快制定相關文書，以彌補這個事關全球安全的國際規則。對於生物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立法空白，國內也應儘快填補，把建設生物遺傳資源制度體系提上國家立法議程。
亞布力論壇：針對新冠病毒的數據分享機制，可以通過世衛組織的職能來實現，還是需要聯合國或G20等更有政治影響力的平臺？又或者需要成立專門的國際組織來推動？
鄭志傑：非常好的問題。世衛組織應該能發揮作用，不過這純屬各國自願參與，缺乏強制性。參與國有義務分享包括病毒樣本在內的數據，如果哪個國家沒有分享數據而導致疫情全球大暴發，是否要承擔國家責任，目前在《國際法》上還沒有明確規定。近期，美國、英國、印度等國家有法律人士試圖起訴中國，我相信中國這次不可能被追責，但從長遠來說是值得重視的。這類法律問題以前沒有碰到，沒有考慮到，未來可能都會涉及，這麼多國家要達成共識非常困難，對接下來制定新框架造成障礙。
現在全球衛生領導力缺失是一個很大挑戰，美國當局不想擔負起這個全球領導力，甚至不想給世衛組織捐贈經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暫時也難以獨立承擔起責任，整個全球治理體系目前群龍無首。除非有足夠壓力逼迫各個國家和非政府行為體走到一起、達成共識，否則接下來幾年全球衛生體系困難重重。但全球必須加強合作，別無他途。
中國在全球衛生上的話語權難以一下子趕上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從中國角度看加強世衛組織領導力和功能（比如提高捐贈經費），是目前最為有效的途徑。雖然美國在弱化世衛組織的領導力，但歐洲及其他國家還是尊重世衛組織的。
中國企業家在全球衛生治理中大有可為
亞布力論壇：構建一個超越政治的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你認為是大勢所趨，還是天方夜譚？
鄭志傑：我對此不抱任何希望。
亞布力論壇：面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國各自為政的局面，未來還會發生？
鄭志傑：在可預期的將來，全球衛生治理無法去政治化。各國不考慮政治問題、全球大同，目前做不到。我原來對國際合作很樂觀，但經過這次疫情，覺得很多方面回不到過去了。
亞布力論壇：私人部門對全球衛生治理的影響力日漸凸顯，比如在WHO體系裡，蓋茨基金會是捐贈最多的基金會之一，他們可以直接影響全球衛生治理。這種被稱為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的治理模式，是否可以打破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壁壘，有效促進國際合作？這種模式是否值得中國企業家、基金會大力參與？
鄭志傑：如果主權國家無法對全球衛生治理髮揮有效作用，非傳統行為體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確實值得關注，企業和企業家在其中大有可為。舉個例子，美國的全球衛生理事會（Global Health Council）代表5000多家企業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向美國國會遊說，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影響法律政策和商業企業發展。在國外，還有很多優秀企業家會投資和捐建醫院、醫學院或是公共衛生學院，為健康和衛生事業做出了不朽貢獻。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著眼於培養有全球視野的公共衛生領導者，畢業生大多數成為國內外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衛生事業管理及醫學教育等領域的中堅和骨幹。我們正在考慮與志同道合的企業家合作成立非營利組織——中國全球衛生理事會，為企業發聲、影響衛生議題、提供學術話語權，我們也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去組織、遊說，在國際上發聲。
鄭志傑簡介：
鄭志傑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全球衛生戰略、疾病流行規律與幹預策略、醫療急救體系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