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五年後，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執導的《推銷員》再次獲得最佳外語片大獎。上次獲獎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別離》。
不管法哈蒂有沒有出席奧斯卡頒獎禮，也不管獲獎是否摻雜了組委會打臉川普的政治快意，無法否認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評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銷員》影響度無法與神作《一次別離》相比，但獲得最佳影片確實實至名歸。
阿斯哈·法哈蒂這位誕生於伊朗的電影新秀，始終在自己熟悉的敘事環境裡堅持。他的每部作品題材、主題都大體類似，但都同樣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在極為嚴苛變態的電影政治審查下，電影卻在蓬勃生長，從近些年其屢屢斬獲國際獎項便可知。
即便跟華語片都是類似「牆裡開花牆外香」的輸出模式，但與我們現在資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現狀比，伊朗電影卻是現實題材佳作迭出。
同時它又是亞洲文藝電影大師輩出的聖地，個個重磅，絲毫不遜於歐洲。
從扛鼎大師阿巴斯·基阿羅斯塔米，到馬基德·麥迪吉、賈法·帕納西、慕森·馬克馬巴夫等重要領軍人，再到新生代的薩米拉·馬克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導演在世界影壇早已舉足輕重。
現在的伊朗電影執牛耳者，當屬阿斯哈·法哈蒂，拿獎拿到手軟。
青年時代，他從德黑蘭大學拿到戲劇藝術和舞臺導演碩士學位，之後開始寫劇本、執導電視劇。
他從第二部電影《美麗城市》開始引起關注，第三部電影《煙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項，第四部電影《關於伊麗》則摘得第59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導演銀熊獎。
著名電影理論家大衛·波德維爾甚至稱《關於伊麗》就是一部「大師之作」。
之後的《一次別離》和《推銷員》均摘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他的電影均自編自導，作者風格強烈。題材上聚焦於伊朗社會現實，對性別權力差異，中產階級焦慮和精神迷失，兩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擇等現實問題，進行可客觀理性的呈現。
但是，法哈蒂卻不是一個喜歡談論政治的人。他的影片更多聚焦於人，而非政治。
伊朗紀錄片導演哈伊裡說，「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語言體系講述中產階級故事的導演。他的作品表現的都是觀眾日常生活，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擁躉的原因。」
法哈蒂的電影總或多或少帶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懸疑性，有直擊生活痛處的魔力，雖然瀰漫著沉悶致鬱甚至絕望的情緒，但並不晦澀難懂，甚至還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構、演員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敘事節奏吸引觀眾跟隨主人公尋找問題的出口，但看完後帶給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迴避的。
他善於提前埋伏筆，看似繁瑣無用的對話總是暗藏玄機，推動後續的故事發展，並得到回應。
《關於伊麗》開頭伊麗跟其母親「飽含深意」的電話，以及隱瞞心事悶悶不樂的狀態，會令觀眾好奇疑惑，而那通電話，竟成為捅破伊麗道德創傷的薄薄窗戶紙。
《推銷員》裡，課堂上學生隨口說出父親在警局這個信息，竟成為後來男主「破案」的關鍵。
法哈蒂不會用毫無用處的嘮叨來擾亂你的視聽，他的影片像猜謎遊戲，越發想抽絲剝繭，而不會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攝影，並非他刻意為之，他曾在採訪中說，「當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觀眾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攝影。這是電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個人的喜好。」
他並不過多追求拍攝技巧，卻專注於講故事，帶有很濃的戲劇色彩。
由張力導向的戲劇性，一再將人物逼向極致，人物需要花越來越多的勇氣面對自己和他人。非常深入地進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長的劇作手段。
然而，反轉和衝突總是自然發生、出其不意，顯示出導演強大的戲劇衝突和細節處理的能力。
《推銷員》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輕男性，竟是患有心臟病的垂垂老者，《煙花星期三》裡做戲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出軌渣男，《一次別離》的反轉再反轉著實精彩，男主和女傭的謊言輪番上場，社會中的謊言、不信任才是最難解的題。
其電影善用道具和意象，雖然難免有過度解釋之嫌，但符號及其隱喻對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關於伊麗》裡伊麗最燦爛忘我的笑容出現在放風箏的橋段，那隻紅色的風箏，正象徵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無論她是因為道德問題自殺，還是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風箏斷線一樣，結束生命才能獲得。
《煙花星期三》亂七八糟、亟待清掃的房間，不正是男女主人雜草叢生、一團亂麻的婚姻生活的寫照？而女主緊緊裹住頭髮的頭巾，更是束縛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個道德枷鎖，似乎可以決定她們的生殺大權。
《推銷員》搖搖欲墜的舊樓、裂縫明顯的牆壁，最終走向悲劇的戲中戲，都暗示了影片結尾兩人貌合神離、婚姻難以癒合的狀態。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於宗教和信仰，女人社會地位的不公、對命運把握的無力無處不在。伊麗無法擺脫已經與其訂婚的男子，苦於無法放開自我追求喜歡的人，只能為難自己。
在她失蹤後，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詢問伊麗有沒有拒絕這次「相親」活動，而對生死未卜的伊麗不管不問。
《推銷員》中因為在洗澡時被看到裸體的女主，甚至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本該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變。
在一個女性極度沒有話語權的國家，女性的貞操、尊嚴、恥辱、信仰，比生命還要重要。
所以《一次別離》中，最後只要撒謊，便可以幫主丈夫還清債務的女傭，無論如何都不肯違背《古蘭經》的教義。
而女性與男性戒備森嚴、界限清晰的社會劃分，始終是男權至上，女人的權利、人性無法得到保障，也令中產階級的生活荊棘遍地。
而中產階級的焦慮與極不穩定公平的社會現實一樣，充滿火藥味，且一點就著。
《一次別離》中西敏堅持要帶孩子移民並因此不惜跟丈夫離婚，也是伊朗現在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在伊朗漸漸現代化、西方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時，他們認識到社會的種種不可解決的問題，但不得不通過逃避來遠離是非。
無論是生活還算富裕的中產階級，還是掙扎在貧困邊緣的下層人民，他們都面臨宗教信仰和自身權益的衝突，都為了生活謊話連篇，都對愛情和婚姻充滿絕望、焦慮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熱衷於呈現他認為的「伊朗式離婚」。他影片中面臨倫理困境的男女，看待問題的方式總無法達成一致，他們最後不是矛盾未解決而堅持離婚，就是感情破裂無法癒合。
無論婚內出軌還是原本相愛，最終都走向毀滅。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會中無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觀。
而法哈蒂在對故事娓娓道來時，也讓人無法對令人絕望和崩潰的不安衝突置身事外，只是這社會的出路在哪裡？
就像失蹤了的伊麗、《一次別離》中沒有答案的離婚判決、《煙花星期三》裡知道婚姻殘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託車的女孩，導演從不給人明確的答案，而是以開放式結局提供無限想像，又或許，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救世主。
法哈蒂電影海報上，常常出現整幅女性圖像，美麗動人。
也經常男女並排對立出現，給人緊張的對峙感以及兩性關係幻滅既視感。
但女性，往往處於中間位置或置於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難怪。法哈蒂的電影中，女性都異常美麗、勤勞、溫柔、善良、充滿包容心。對於社會的歧視和不公沒有發言權，她們往往很脆弱無助，卻絕不會一蹶不振，女性的偉大和包容在她們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負責承載和傳遞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關於伊麗》中鼓勵伊麗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煙花星期三》裡的清潔工女孩單純可愛，就連男人出軌的美髮師都極有魅力惹人憐惜；《一次別離》裡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達理的一個人。
而男人呢，卻往往自大、自負、暴躁，自尊心和羞恥心過強，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無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帶有批判和苛責去塑造男性形象。伊朗男人面對困難易燥易怒的狀態，著實跟女性的溫柔沉靜形成鮮明對比。
而男人們在感到男性尊嚴受挑戰時，第一反應並非安撫女人，而是奮起反擊挽回尊嚴，哪怕付出毀滅兩個家庭的代價。
《一次別離》中，納德故意推倒懷孕的女傭，沒有絲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銷員》中伊麥德因為妻子被羞辱而覺得難堪，一定要將失足老者逼上絕路；《關於伊麗》中因伊麗失蹤發飆，將責任推到作為邀請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們始終以人魯莽衝撞卻沒腦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現，但無比真實可信。
而這都是源於強烈的羞恥心和社會對男權的過度強化。
法哈蒂曾在採訪中說，我試著將我電影裡的每個人物都塑造的現實和複雜，無論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許這是一種無意識的選擇。畢竟在伊朗，女性在爭取自己被剝奪的權利鬥爭中更加痛苦、掙扎，她們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斷力。
這位滿臉絡腮鬍的伊朗男人，在電影中給伊朗女人足夠的深情、寬容和人文關懷，也在他「無意識的選擇」中，成為女權主義的使者。
這位伊朗當下傑出的電影大師，用一個個真實卻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和人物，「潤物細無聲」地剖析伊朗社會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溫柔又強有力地呈現伊朗兩性關係焦慮、道德困境衝突不斷的現實。
「幾年前我在柏林創作一個劇本時，突然聽見外面傳來伊朗的音樂聲，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裡的人和事已經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時間，無論在街上、公車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後我回去了，開始創作《內達和西敏》的劇本。」
他用自己獨特的語言體系，溫柔地講述伊朗社會生活的敏感騷動，危機四伏，乃至每個家庭的「婚姻圍城」，給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為他持續而深情地熱愛伊朗這片土地，也讓看電影的人對伊朗社會困境保持思考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