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紀錄片刷屏了阿信的朋友圈，它就是以書籍為主題，由胡歌配音的《但是還有書籍》。
這部「冷門」題材的紀錄片不僅獲得了豆瓣9.4，B站9.9的高分，還連續幾周登上豆瓣一周華語口碑劇集排行榜。
阿信看的時候發現，很多人都是衝著胡歌配音來的，最終卻都被書籍本身感動了，到第5集開播，已經有近40萬的人追劇。
書籍和它背後的故事為何能夠打動那麼多人？說實話，阿信每天生活在書海裡，也知道做書的不易，但是看到這麼多的人，看到他們對書不同的愛與堅持，還是會不禁熱淚盈眶。
隱身於書背後的人
有這麼一群人，他們隱身於書的背後，做著細微瑣碎的工作，架起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他們就是圖書編輯。
編輯在三浦紫苑的小說《編舟記》中，講述了幾個辭典編輯在浩瀚的詞語海洋裡，用15年的時間編制一部詞典的故事，他們把辭典取名《大渡海》——詞語是海洋，詞典就是渡海之舟，而編輯，就是編舟人。
日劇《編舟記》
在阿信看來，編輯的工作有一點「精分」。
一面是豐富多彩，就像日劇《重版出來》中演繹的一樣，要拜訪各行各業知名的作者或者專家、去各個書店尋找賣點、挖掘新人……
在各種籤售會上都看到編輯的身影/日劇《重版出來》
另一面，大多數時候，編輯生活是枯燥且令人「禿頭」。
號稱豆瓣「禿頂會會長」的朱嶽，是一名文學主編，也是一個充滿了奇思妙想的小說家。不過，比起精神世界的富饒，他的現實世界就顯得有些——無聊。
編輯平凡的一天
而在所有編輯中，古籍編輯應該是人們眼中最「悶」的了。在古籍整理編輯崗位上工作了十八年的俞國林，就用「板凳一坐一輩子冷」來形容自己的工作。
不過錙銖必較的工作，也使他能夠從大量的書稿中挖掘到「寶藏」。
在閱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時，俞國林發現了一頁鄭天挺的日記。西南聯大是「抗戰時期」的人才培養中心，但其歷史一直有很多未解之謎。鄭天挺作為西南聯大總務長，他的日記他的日記對於研究西南聯大的歷史意義非凡。
於是俞國林嘗試聯繫了鄭天挺的後人，發現鄭天挺從1938年寫到1946年的日記，竟然都在家中保存完好。
這點燃了俞國林的熱情，但是個人日記要出版豈是容易，為了這個選題，俞國林多次拜訪鄭天挺的後人，前前後後竟磨了13年，又經歷了一年7、8遍地校對，日記才終於問世。
這樣一本耗時14年的書，目前銷量2萬餘冊。很多彈幕都在感嘆：這樣一本耗時耗力的書，銷量只有2萬冊。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編輯們「頭禿」的「罪魁禍首」。堅持純文學的朱嶽，就常常陷入深深的憂慮中。
「做了一個夢，就夢見我們高管來看一下大家的碼洋任務完成得怎麼樣，然後一看我們的數字都特別差，我就覺得哎呀不行，不能再做這種純文學了，真是賣不出去。那種沮喪感，真是一直帶到醒來之後。」
儘管如此，他們依然堅持在這條航線上航行。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一的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的書就是朱嶽所在的部門出版的，得知獲獎消息後，他第一時間說的是：
「託卡爾丘克的書大賣以後，就有錢可以多做點原創新人。」
阿信曾經聽一個編輯說，他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在書店看到讀者翻閱自己出版的書，那個瞬間，所有做書的疲憊，都煙消雲散了。
做書，一件浪漫的事情
編輯們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平衡點，有些人，把書做成了藝術品。
現在我們都知道，做書都是用計算機排版，用計算機設計，但是在半個世紀前，書籍封面設計都還是設計師手繪的。
作為中國最早一批踐行現代設計理念的書籍設計師，寧成春1965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書籍美術專業畢業後，就一直在耕耘於封面設計，《砸碎鐵鎖舉紅旗》是他設計的第一本書。
「字都是自己寫的，鉛筆寫一遍，鴨嘴筆寫一遍，寫完把墨填好，一點點修好，每個字都要寫很長時間。」
寧成春設計的第一本書
1984年和1986年寧成春兩渡日本，跟隨設計大師杉浦康平、真鍋一男學習。回國後，他將從文本出發的整體設計觀念，網格設計等新技術和新理念，引入國內，設計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三聯版《金庸作品集》、陳寅格的《最後二十年》、《錦灰堆》、《城記》等等，這些書已經成為深入人心的經典版本，幾代書迷的共同記憶。
設計師要寫好字體、磅數、行距，再交由工廠製作
《城記》是一本講述北京城半個世紀變遷的書籍，寧成春將封面設計為一個已拆光的城門樓，疊加虛擬的三維城門樓，刻意將建築學家梁思成安放到了封底左邊的角落裡，呼應當時北京拆除老城牆時，梁思成的悲痛與無奈。
《城記》封底
除了封面設計，書籍裝幀的工藝也體現著一個設計師對內容的理解。
張充和，蘇州教育家張武齡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1949年隨夫赴美後，50多年來，在哈佛、耶魯等20多所大學執教，傳授書法和崑曲，被譽為「民國閨秀」、「最後的才女」。
張充和
1993年，制本藝術家薄英（Ian Boyden）因為一次書法展結識了張充和，他深深地被張充和的書法所吸引了，開始向她學習書法，從此結實一段亦師亦友的情誼。
「當我看到她的書法的時候，就像看到一群魚，或者一束樹葉，他們很鋒利，很清晰。」
為了將這種奇妙的體驗傳達出來，薄英花了三年的時間，製作了張充和先生的第一部出版詩集《桃花魚》，限量140冊，目前價格已經高達78000元人民幣。
為了更準確地表現出張充和書法所帶來的震撼，薄英找來德國老牌紙張製造的公司的一款安格爾米白色重磅毛邊紙和一種極黑又不至於暈染的墨水，又手動修復了一臺手搖曲柄凹版印刷機。每冊都是手工印刷，手工裝幀。
桃花魚是一種淡水水母，據說它們總是在春天桃花盛開時出現，薄英只在紙張一面印刷，並將其摺疊，讓這本書在視覺上顯得乾淨，又有一種呼吸感，恰如桃花水母用身體呼吸的樣子。
《桃花魚》內頁
張充和先生有一枚印章，上面刻著：一生愛好是自然。
這也是為什麼《桃花魚》封面的材質是木頭，有三種不同的木材：印度紫檀，阿拉斯加雪杉和非洲的沙比利木。
從內容來的設計，往往謙卑內斂，不動聲色，但設計師們早已把細膩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都融入了進去。正是這些設計，賦予了書籍更廣闊的意義，也帶給讀者更美妙的閱讀體驗。
書就希望它被看
阿信曾看過一部記錄臺灣40家小而美書店的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幾十家各式各樣的獨立書店、舊書店，承載了一個地方的人文底蘊，也是很多人的心靈棲息地。
導演侯季然笑稱：「拍完才知開書店是辛苦、一點也不浪漫的行業。」
看到一條評論說：「書店是天堂在人間的駐館。」那麼那些把書店帶到各個角落的人，就是天使了吧。
lulu和蝸牛是上海的一對夫妻，也是一家書店的店主，每個周末，他們都會去各個書市、書店淘書，再將這些四處收來的書，分享給更多的人。
他們有一個聽起來很「不切實際」的夢想：載一車精心挑選的書，和心愛的人一起，開一輛書車漫遊中國。
但是，他們真的做到了。
2018年，在尋找新址重開實體書店的間隙，他們啟動了這個醞釀已久的計劃。
他們去了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有些地方看起來有些匪夷所思：這裡根本就不會有人買書嘛！
lulu和蝸牛認為，並不是說越來越多的人不愛閱讀了，其實很多人是有閱讀訴求的，只是可能沒有遇到，激發他閱讀欲望的契機點。
他們讓書，出現在它原本不可能出現的地方，也因此收穫了許多珍貴的故事。
在蘇州花橋，他們第一次遇到用香蕉箱裝書的書友，一見如故。
其實香蕉箱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用來裝運香蕉的箱子，便宜易得，兩邊有孔，方便搬運，盒子相對結實，因此成為搬運書的最佳選擇。
二手書市場用於運書的香蕉箱 圖/郵文博覽
在都江堰，書攤擺在水果攤中間，旁邊一個賣水果的大叔就來他們的攤位看書，覺得他們賣書不容易，想買一本書，但是平時也不太看書，不知道買什麼書，蝸牛就向他推薦了一本《小王子》，送給他的女兒。
「我覺得當他女兒收到爸爸送的一本書的，會成為她印象深刻的一個時刻。她肯定很詫異，很吃驚，爸爸竟然送了她一本書，可能沒有這個攤，她爸爸也不會買這本書。」
他們還去了上海的岑卜村，這裡大多數都是老人和小孩，村民們很好奇，為什麼來鄉下賣書，甚至擔心他們一本也賣不出去。
在一些小縣城，一些農村裡，書店是一個非常稀少的東西，他們平時也很難接觸到一些書籍，雖然他們沒有從書攤買走一本書，但是見到這些人走到書攤前，翻看這些書，蝸牛就覺得滿足和幸福，就像她說的：「書就希望它被看。」
有時候幸福感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分享也是一種幸福，就像木心先生所說：「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是免費的，比如陽光、空氣和水。」
lulu和蝸牛的書攤，從上海出發，經過了江西、四川、甘肅、北京、內蒙古等地，行程9000多公裡，跨越了11個省份，在這個純書店正在漸漸衰弱的年代，他們分享閱讀的快樂同時，也通過書，遇見了許許多多美好的緣分。
做書，就是這樣一件飽含著情懷，說起來浪漫到極致，背後卻充滿了挑戰的事情。
經常有人問阿信為什麼會選擇出版，阿信想說的是，雖然這條道路上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但只要還有人在看書，只要還有人喜歡書，阿信就會將這件事一直堅持下去。
就像昨天阿信的大Boss王斌董事長所說：
「出版業一直被人唱衰，但是，革命性的顛覆始終沒有到來。也許事情就是這樣，你所期待的事沒有發生，而你自己可能已經變成了期待的一部分。」因為，我們還有書籍，也希望，書籍，一直有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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