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歷史的慰藉》，作者：杜君立，出版社：華文出版社
《澄衷字課》 一書對「妓」的解釋是：「女子借色藝以悅人者曰妓。古無妓名，漢武帝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即後世娼妓之始也。」其實中國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創辦的「女閭」，只是沒有「娼妓」之名罷了；也就是說，「女閭」開中國娼妓之先河。
《戰國策》卷二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管仲是中國重商主義的鼻祖，為了幫助齊桓公實現「富國強兵」的國家戰略，他不僅首開食鹽專賣，還實行妓女官營。管仲曰：「蓄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齊桓公首先響應這個「國策」，將自己的宮中的700名美女獻了出來；其他娼妓也全部來自官家。這說明一件事，並不是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頭垢面、粗手大腳的農婦自然沒有這種資格，只能依靠那些養尊處優的官宦家庭。
管仲的娼妓興國計劃實行以後，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政治經濟效果。齊國歷來重視商品貿易，齊國商人「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為了發展娼妓產業，齊國還弛關市之徵，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費提供食宿和「三陪」，設「女閭」來招商引資；一時間，天下商賈歸之若流水，齊國都城臨淄成為天下第一大都會。商人獲得巨利，齊國則成為東方大國，號稱「冠帶衣履天下」。
黃現膰在《唐代社會概略》中記載：管仲設女閭，等於後世之有花捐也。自管仲的「女閭」以後，無代無之。漢代營妓即軍妓，乃官妓的一種。營妓始於漢，歷六朝唐宋不衰。唐承六朝金粉，娼妓之多，空前未有，大體上分家妓和公妓兩種；公妓包括官妓和宮妓，官妓服務於官吏，宮妓則是天子的禁臠。《開元遺事》記載：「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名為風流陣，互相攻鬥，以為笑樂。」開元天寶年間，僅宮妓就有4萬，可見唐玄宗之荒淫無度；天寶二年（743年），唐玄宗下詔：「五品以上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轉眼間便「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不僅是大唐帝國的轉折點，也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唐代都城長安有所謂「北裡」、「平康裡」和「教坊」，其實都是當時的風流去處。稍晚一些時間，五代時期的畫家顧閎中在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就傳神地展現了當時大官僚蓄養家妓的情景。「家妓」的出現得很早，秦始皇的生母趙姬便是呂不韋的家妓。《史記•呂不韋傳》中記載：「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宋朝雖以理學瀰漫，但色情文化絲毫不遜盛唐。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寫道：「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由店入其門，一直至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晩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杭州，「青樓盛多，皆靚妝豔飾，蘭麝薰人，貯以華屋，侍女如雲，尤善諸藝，嫻習應對，見者傾倒，甚至醉生夢死，沉溺其中。故凡遊京師者，謂之登天堂，歸後尤夢京師。」據馬可•波羅記載，蒙元時代，汗八裡（今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達25000人，並實行軍事化管理。
明朝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礎上，設立專門管理妓院的「教坊司」，隸屬掌管教育、外交諸事務的禮部。妓院在京師叫「教坊」，在郡縣叫「樂戶」，性產業的稅收謂之「脂粉錢」。《新都梅史》稱，明代北京的妓女「豔驚天下」，「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雜沓」。明末的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畫舫在水中穿梭，成了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紅燈區，甚至有「秦淮八豔」的說法。揚州最為出名的是養「瘦馬」：「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邀厚值，謂之瘦馬。」崇禎皇帝非常寵幸的田貴妃，據說就是揚州「瘦馬」出身。明代小說《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其實就是以當時社會的色情業為主要題材的，甚至還出現了一部頗為典雅嚴肅的《嫖經》。「明代的青樓遍布全國各地，極盛的娼妓業背後隱藏著一個繁華而混亂的帝國，隱藏著一個法制、道德、倫理與情慾錯綜交織的社會秩序。」
清代一度禁止官吏狎妓，鹹豐之後禁令漸弛，官場幾乎是「無妓不歡，無妓不飲」。各個妓館青樓，高張豔幟，門庭若市，娼妓活躍於官場，不少官吏甚至納娼為妾。慶親王奕劻之子載振，官居尚書兼御前大臣，與妓女謝珊珊大鬧酒宴；珊珊大醉，以脂粉塗抹了右侍郎陳璧一臉，引來滿堂鬨笑；陳璧竟不以為忤。道員段芝貴花巨資為天津名妓楊翠喜贖身，將其獻給載振，段因此而平步青雲，能夠以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
直至晚清和民國時期，北京（北平）的娼妓業依然保持著不可思議的繁榮。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進德會，對知識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吸菸、不飲酒、不吃肉。當時擔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依舊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這讓蔡元培極其尷尬。迫於壓力，蔡元培於1919年3月26日夜開會，決定取消學長制，同時還給陳放了一年長假，這等於將陳獨秀暫時革職放逐。胡適後來說：「……《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頗有意思的是，唐朝時，紅燈區雅稱「平康裡」；到了民國初期，規劃北京南城「香廠模範新市區」，也把妓院區命名為「平康裡」。對那些達官貴人和大商巨賈來說，「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慾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後，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遊。位於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
晚清時期，太平天國取締妓業，許多妓女逃入上海租界，租界內的妓院多達668家之多。「滬上地隘人稠，租界屋宇，鱗次櫛比。光緒初，大小妓院遂皆集於是，……惟無論長三、麼二、野雞，其門口必有一牌，標題姓名或別號於上，牌以木製之，髹以漆，精者為銅為玻璃，且有書姓名於燈者，尋花問柳之人益易辨認矣。」雖然這些妓院按照租界法律照章交稅，但當時有報紙對此深為不滿，要求租界工部局加以制裁，以儆效尤；工部局回答說，我們不是評斷人們的道德的機構，只制裁其有沒有犯法。當時上海娼妓之多，性產業之盛，堪稱世界之最，每8個成年女性中，就有一個是妓女，甚至有不少歐洲來的妓女，故有「東方花都」之稱。著名的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就是一部描寫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
滬濱風月，天下豔稱，青樓妙姬，韶顏稚齒，煙視而媚行者，不計其數。其間一顰一笑，足以顛倒花間之客，而耳畔丁寧之語，枕邊婉戀之詞，盡態極妍，海誓山盟，尤足以腐腸伐性，蕩氣蝕魂。海上自遜清同光而後，女閭之盛，殆甲江南。大道青樓，珠簾鎖院，清歌一曲，纏頭十千，養成一時佚蕩之風，釀成今日奢侈之習。
光復南京後，曾國藩「效管仲之設女閭」，發布弛娼令，「招四方遊女，居以水榭，泛以樓船，燈火簫鼓，震炫一時，遂復承平之盛」。曾國藩號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兩個紅塵女子（大姑和春燕）去世，曾國藩親自撰聯紀念：
大抵浮生若夢，未免有情，對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
姑從此處銷魂，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何時重見燕歸來。
妓院官營體制下，來自娼妓業的花稅便成為古代官府的一項主要稅種，而管仲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娼妓行業的祖師爺，享受到萬世香火。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責任編輯： 安梁_NN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