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啟雯
假設有十個孩子跑到鐵軌上玩耍，九個選擇新鐵軌，一個選擇旁邊的舊鐵軌（沒特殊情況基本不用）。孩子們玩得正開心，一列呼嘯而來的火車朝著九個孩子的方向失控撞去。這時，你會扳動道岔、把列車引向只有一個孩子的舊鐵軌嗎？換個假設場景，失控的火車又一次呼嘯而來並即將撞向前面的九個孩子。你會把身邊的一個大塊頭男人推到軌道上，讓火車因為他的阻力而停下來嗎？同樣是為了九個，犧牲一個，但大多數人會對前者說「會」，卻對後者說「不」。
兩種假設情境的道德計算相同，從邏輯上說答案應該一樣，但為什麼我們的感情卻不這麼看呢？
在《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裡，《科學美國人》專欄作家麥可·舍默博士把每位讀者都置於這樣的「極端悖論」之中。
在舍默看來，我們之所以會陷入前述的矛盾、不安以及無所適從，正是因為對於人類而言，與自己一般無異的活生生的「人」和冷冰冰的「扳道岔」截然不同。在進化的設計下，我們看重人多過「非人」，看重親屬多過非親屬，看重朋友多過陌生人，看重圈內人多過圈外人，看重直接行動多過間接行動。
較之於人類兩足著地、 運用大腦、 形成意識的進化，較之於火、印刷術、網際網路的發明，較之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數字革命的次第發生，經濟上躍進的幅度是最大的。而且這一躍進，並不只是一個勻速漸進的過程。據估計，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青銅時代末期大衛王的時代——我們的人均年收入才從100 美元增至150美元，到1750年工業革命開始，尚未超過200美元。換句話說，人均年收入從150 美元增長到200美元，用了2750年；最後，從200 美元升到6600美元（如今的世界人均年收入），只用了250 年。而且，正如我們所知，對於那些最富裕國家的最富裕人口來說，這一飛躍速度還要快得多。如果我們把10萬年的漫長歷史壓縮成24小時，那麼，我們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的新紀元，只相當於短短的3.6分鐘。
那麼，數十億人的個體活動何以能最終產生文化的集體現象？社會性的協作、利他、仁慈、同情，何以能抗衡本最適合個體生存和繁殖的自私、自利、貪婪、競爭？為什麼富有不能等同於幸福感？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能建立信任並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才能達到社會和諧？為什麼我們的錯誤決定總是與錢有關？
在舍默看來，要科學地解釋上述問題，我們應當用進化論闡釋人類經濟怎樣從「捕獵-採集」進化到「消費-貿易」。
比如某個銀行家，有筆可供借貸的款項，如果借給信用記錄差的人，他冒的風險太大，那些人很可能會不還錢，弄得他破產。這就形成了一種矛盾局面：最需要錢的人，信用風險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貸款；而最不需要錢的人，信用記錄最好，因此能得到貸款。這就呈現出「富者愈富」的局面。進化心理學家約翰·託比把這稱之為「銀行家悖論」，並將之應用到更為深入的進化問題上：我們該和什麼樣的人「深化」友誼？如果我們把生活看成是經濟學，又如果我們把能幫助別人的東西（尤其是友誼）都看成是資源，那麼，按照「銀行家悖論」，我們必須評估相關人等的信貸風險，作出艱難抉擇。 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利他主義是這裡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標準理論為利他主義提供了兩條進化道路：選擇親屬和互惠利他。幫助自己的親屬，幫助願意回報我們的利他行為的人，等於是我們在幫助自己。」
舍默由此推斷，進化選擇了那些傾向於做出利他行為的人。
當然，這有個限度。由於資源有限，我們不可能幫助所有的人，所以我們必須評估信貸風險，信用風險的差異隨即產生。這就再一次出現「銀行家悖論」，仍然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難獲得援助。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因為「酒肉朋友」可能會假裝出利他的樣子，等真正處於惡劣環境時，他們根本不幫我們的忙。而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深切關心我們的安危。環境越是糟糕，擁有真正的朋友就越重要。
市場同樣是不斷進化的，隨之進化的，還有人的行為，而這些進化的行為讓市場具備了某種「心理」——舍默所提出的這一解釋經濟行為的全新方式，事實上將複雜理論、行為經濟學、神經經濟學和道德經濟學等大量互有關聯的前沿科學理論成果「統統劃到演化經濟學的範疇，也即把經濟看成一套不斷進化的複雜適應性系統來研究」。這種解釋經濟行為的方式，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
[美]麥可·舍默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