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4日3時28分，我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作家，曾獲上海第七屆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的黃宗英在滬逝世，享年95歲。
相關連結：痛別！黃宗英今晨逝世，這些美麗的影像我們都記得……
2013年，東方網曾授權發布「口述上海」系列叢書中的精彩稿件，該叢書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現代上海研究中心編纂，其中有一篇黃宗英口述文章——《黃宗英：「角色的種子」》。今天，小紅再次分享這篇文章，以此緬懷黃宗英老師。
△ 黃宗英（右）在電影《家》中飾演梅表姐
原標題為：黃宗英：「角色的種子」
口述：黃宗英
採訪：陸其國 王嵐
時間：2008年7月12日
地點：上海華東醫院
【口述前記】
黃宗英，生於1925年。原籍浙江，生於北京。
1941年起，先後在上海國華劇社、北平南北劇社任演員，參加進步話劇演出並主演喜劇《甜姐兒》等。建國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拍攝《家》、《聶耳》、《為孩子們祝福》、《花轎淚》等影片，並創作電影劇本《平凡的事業》、《你追我趕》（與他人合坐）、《六十代第一春》等。憑在《烏鴉與麻雀》中飾演的餘小瑛一角，在1957年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評獎中獲個人一等獎。曾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是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中國影協理事、名譽理事、國際筆會會員、全國文聯青年委員會委員。
【口述記錄】
宗英老師，我們到醫院來採訪您，打擾您了。
我身體不太好，話說多了累，時間不長不要緊。
我們就少佔您一些時間吧。您能對我們說一下對自己的定位嗎？
「角色的種子」這就是我對自己的定位，那就是普通。
1992年初春您曾寫過：當人生中遇到悲苦、挫折、危難時，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難是藝術家可遇不可求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吃得飽飽的」可以強化認識社會的廣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喜悅、愛情、友誼、親情是藝術的營養缽。這話是您對人生的清醒洞察，也是對您的從藝之路的深刻憬悟。
謝謝你們對我的理解。
您經歷過那麼多雨雪冰霜，風狂雷暴，我們很想聽您講講您的人生經歷。但您身體這樣虛弱，我們又不忍心……
那我就簡單的講一講吧。
我於1925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祖籍是浙江瑞安，1932年隨父移家青島，在那裡讀過小學。1934年，父親去世後，便隨母親去天津投親，上學，並就讀南開中學。1941年初秋，接到我大哥黃宗江的來信後，我聽從他的召喚來到上海。從此，先後在上海職業劇團、同華劇社、北平南北劇社擔任演員，並因主演喜劇《甜姐兒》而開始知名。
您是哪一年開始成為電影演員的？
1974年。
您從影后，曾先後主演過《追》、《幸福狂想曲》、《麗人行》等影片，您參與拍攝的影片《烏鴉與麻雀》曾在1957年於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評獎中榮獲一等獎。
是的。建國以後，我就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那是1949年5月，同中央電影領導部門派出的鐘敬之等，會同夏衍、於伶隨軍進入上海，在上海軍管會領導下，對留在上海的黨員電影工作者徐韜等，接管了國民黨在上海的中央電影企業公司總管理處及攝影場、中國電影製片廠、上海實驗電影工場等機構。
接管任務完成以後呢？
之後由夏衍負責，立即著手進行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籌建工作。原在上海的進步電影工作者首先加入了工作。以後又配備了一些幹部。1949年11月，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由於伶任廠長，鍾敬之任副廠長，陳白塵任藝術委員會主任，我和阿丹也成為了上影廠演員。
進廠後又拍了哪些電影？
我在影片《為了孩子們祝福》、《家》等片中出演角色。
您在影片《家》中塑造的梅表姐這一形象太出色了，幾乎成了銀幕經典形象。
觀眾認可我演的角色，那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在拍那部電影前，曾反覆閱讀原著，揣摩角色的心理。加之我對巴老筆下的梅表姐身處的時代，有一定的認識，這些都給我成功塑造梅表姐帶來了很大幫助。
您在《家》中扮演的梅表姐讓人難忘，這是否和您出身舊式大家庭有關？
不是絕對因素，但也不排斥有一定的影響。當然，最實在的原因，是巴老小說中梅表姐寫得好是最大原因。這給我的銀幕塑造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 黃宗英（右）與徐鳳祥
進入1960年代，您開始把自己作為一顆「角色的種子」的重心，開始移向文學創作這塊土地的吧？
差不多就是這時候我開始了文學創作。首先我深入農村生活，寫報告文學。
解放後不久，您由演員變成了作家，是由於非常愛好寫作，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不是想當作家而成為作家的。我只是有感而寫。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生活的激流中，經受著火與冰的淬鍊。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會的暖與冷、歡樂與痛苦、幸福與苦難、光明與黑暗、美與醜……，這樣才可能換來色濃墨飽的一支筆。那些偉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打動讀者，大都是在他們所生活的那個領域裡，有了大量的切身的感覺材料，作用於他們的思維器官，駕馭著他們手中的筆，憑藉一定的寫作技巧，才寫出作品來。1978年以後，我就是這樣陸續寫了《大雁情》、《橘》、《美麗的眼睛》、《小木屋》等作品。
這些作品都獲得了國家級大獎。
這些作品先後榮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您還將報告文學《小木屋》改編，並作為主持人攝製成電視片。
是的。
您還出版了散文集《星》、《黃宗英報告文學選》等著作。
我只是個業餘作家，寫得不多。
能否由您口述，請人代筆?
我不會，也不習慣自己口述，請別人記。記錄別人口述，那可是我的本職工作。
您今天虛弱的身體，是否和您以前多次上高原有關？
有關。
您曾三去西藏，最後一次去您已69歲了，為什麼念念不忘高原？
那是1994年，為支持生態學家徐鳳翔，使其不致因經費短缺而中斷15年來對藏東南高原植被的考察，我再次進藏。作家好比一臺電子計算機，能算出什麼結果來，要看存進了怎樣的信息。其敏銳度、其反映的深度和廣度，不僅在於生活給他或她什麼題材，更在於他或她長期儲存了什麼，想尋找什麼。我的再次進藏，在我而言，就是我想尋找的內容。蘸著生命的水泉，我寫作，水泉的源頭在哪裡，我說不準確。我只知道，哪裡有水，哪裡的人民才能活。當然，哪裡有人民，哪裡就有流水唱歌。
在電視紀錄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的拍攝中，您可以說把自己「豁」出去了！
說實話，對於高原反應後遺症，最初我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不過那次進藏之前，我是有預防的，我只是覺得我是因為年紀太大才得這個病，如果當時不坐飛機而改走川藏公路可能會好一些，因為那樣會有一個漸漸適應的過程，不像坐飛機，從海拔100多米的北京，一下子直接進入到了3700米的海拔，接著又進入5000多米以上的高海拔，落差太大了。開始鼻子流血，接著手上皮膚變了顏色,由蔚藍而變成寶藍、翠藍，直到藍得像深陰丹士林布，最後，我忽然感到眼睛以下的臉部沒了知覺，好象昏過去了吧。等我醒來，我還奇怪，眼前的攝影師為什麼哭？女記者為什麼哭？後來我才終於知道，我居然昏迷了兩天！但儘管這樣，我也不會打退堂鼓。前後都有高峰，往前走也不過五千多，往後退也是五千多，當然要往前走。
可高原反應太可怕了。
高原反應並不可怕，一個人為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去受苦找累，是特幸福的。
△ 1947年《幸福狂想曲》劇照
您身上的這種精神，使我們想到了曾經和您相濡以沫的愛人，我國傑出的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中國只有一個趙丹，我們想聽您說說趙丹，沒有誰能夠比您更了解趙丹，更能將趙丹說到位的人了。趙丹這位在中國電影史上傑出的表演藝術家，走得實在太早了。
趙丹只活了65歲。
粉碎「四人幫」後，趙丹一部電影都沒演，就離開了熱愛他的觀眾，這實在太遺憾了。
趙丹很想演周總理，很想演魯迅，形象都做好了，而且真的形神兼備。但是結果卻沒能如願。1978年秋，在北京電影製片廠，趙丹試演周恩來總理成功，卻在某一深夜突然得到通知被撤換。我想，他體內的癌細胞就在彼時彼刻分裂的。他受到了太多的刺激和打擊。
您曾經特地為趙丹寫了電影劇本《聞一多》。
可是還是沒能讓趙丹演。《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還是不讓他演。
我和阿丹一樣，我們都珍惜生命，因為我們知道還有多少未圓的夢。我們都追求為而藝術獻身，而不是為其他。當人生遇到悲苦、挫折、危難時，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難是藝術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吃得飽飽的」可以強化認識社會的廣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喜悅、愛情、友誼、親情是藝術的營養體。所幸這些阿丹都體驗到了。
不過想演的角色沒讓演，趙丹肯定不好受。
我同樣不好受。我曾提起過，1979年趙丹應邀為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講課。他不可能講也無法回答自己為什麼不演戲了。他離世後，我出現在海內外記者面前，都無一例外要求我回答，「四人幫」粉碎後，趙丹為什麼不演戲？我能說什麼呢？也許我只得說，遺憾，是藝術中最富於魅力的。趙丹竟然留下如此深沉的遺憾。
阿丹已經完全將自己融入了電影表演事業，不公平的人生，已經無端地剝奪了他寶貴的光陰。阿丹被「四人幫」在獄中關押了5年3個月，他堅持著活了下來，不就是等待著重上銀幕這一天嗎！
中國已經產生，並且還會產生十分出色的藝術家，舉世無雙的藝術家，遠遠超過趙丹的藝術家，但中國不可能再產生趙丹，趙丹只有一個！
「趙丹只有一個！」——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蘊藏著你們兩位藝術家伉儷情深、心心相印，能請您簡單講講和趙丹相識相知相愛的故事嗎？
這都緣於我和他對藝術的穎悟和追求。他們相識於1947年，當時我才22歲，趙丹32歲。但他已經是電影明星了。他是和導演陳鯉庭在朋友寫字桌玻璃板下看到一張我的照片，當時他們正為電影《幸福狂想曲》找演員，他們指著說，他們要找的就是我這雙眼睛。
聽說他們立刻就調來了您演的處女作電影《追》，看後便將您「追」到了上海。
是的。隨後我便和阿丹在《幸福狂想曲》中飾演一對銀幕情侶。影片停機進行掃尾工作，我們將分手時，阿丹突然孩子似地對我說，「我不能離開你。我們不可能分開了，你應該是我的妻子！」於是，《幸福狂想曲》變成了「幸福進行曲」，我變成了他的妻子。我既然鍾情於他永遠天真的正義感和勇氣，也就無悔於跟著他大起大落、久經折騰了。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三十載身為趙丹妻，敲打得我也就不僅僅是陪鬥的了……我與趙丹自1948年1月1日結合在一起，沒刊登結婚啟事，沒辦喜酒；年輕時連照張合影也嫌俗氣。我們絕對不是模範夫妻，是接連不斷的大苦大難把我們冶煉、淬鑄成天地佳偶。
宗英老師，你覺得自己一生中最難演出的角色是哪個？
難為趙丹妻，一生一世撂不下挑子。
繼《幸福狂想曲》以後，您還拍攝了哪些電影？
又拍攝了電影《雞鳴早看天》、《街頭巷尾》、《麗人行》。自從走近阿丹，舞臺與攝影棚佔去了我大部分時間，家裡還有小孩要我照顧。
上海解放前夕，曾由趙丹、陳白塵等人集體討論，陳白塵執筆創作了電影《烏鴉與麻雀》，以迎接上海解放。趙丹在該片中飾演攤販「小廣播」，您飾演一個小官僚的姘婦。
上海解放後的1950年1月，《烏鴉與麻雀》在全國各大城市公映，得到了廣大觀眾的歡迎。1955年，這部影片參加了解放後在北京舉行的優秀影片評選。最初被評為二等獎，沒想到周總理提出疑問：為什麼《烏鴉與麻雀》不能獲得一等獎呢？為什麼不看到國統區的電影工作者是在什麼條件下工作的呢？他們在反動派白色恐怖的高壓下，拍攝出了揭露蔣家王朝末日的影片，我們認為是應該授予一等獎的。後來，大會決定電影《烏鴉與麻雀》改獲一等獎。
您和趙丹一起拍戲、創作，創造了屬於你們自己的歡樂和輝煌。後來您的人生角色，更多地已轉移到作家的定位上，對家庭會有所影響的吧？
我主要寫報告文學，而寫報告文學的前提是，必須深入生活採訪，那些年，我寫報告文學，常常外出採訪。孩子們說，你一走，爸爸就發脾氣。我回家了，趙丹有意不理睬我，但也不說我什麼。阿丹像個頑童，他從小喜歡玩魔術、演戲，還喜歡京戲。在家裡，他和孩子們一起鬧啊，唱啊，瘋啊，在藝術面前，永遠保持一顆難得的童心，那段日子是我們家最快樂的時候。
您的藝術生命旅程充滿坎坷，歲月帶給了您許多酸楚與磨難。
我真想把那部分經歷永遠抹去，像洗一盤磁帶一樣抹去，但它們總是自動地重複播放。然而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發出我的吶喊：用生命的秋天，去擁抱藝術的春天！
解放以後，您在電影事業上有沒有豐收期？
1958年到1960年大躍進時期，好多演員都去拍記錄片，那段時間共拍了41部所謂的藝術記錄片[1]，其中就有我1959年執筆的9本《上海英雄交響曲》，導演是湯曉丹、桑弧、蔣君超等，影片表現了上海工業戰線的意氣奮發和取得的偉大成果。不知道這算不算我的「豐收期」。
應該算吧。對了，剛才我們偶然聽護士小姐說，昨天您剛過了82歲生日。我們祝您身體早日康復，延年益壽。
謝謝。
注釋：
[1]「在文藝工作方面我有過一個錯誤，就是提倡大拍藝術性紀錄片。藝術性紀錄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過也不行。我們提出1958年拍80部，結果下面就搞出105部，其中就有粗製濫造、浪費勞動力、佔用材料的，當然也有拍得好的」。——1961年6月周總理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摘自《口述上海——電影往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上海市現代上海研究中心編著
編輯：喬一萌、衛宜斐、安通
審稿：袁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