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的陌生人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楊群
發於2020.7.27總第957期《中國新聞周刊》
距離北京地鐵昌平線沙河站一公裡左右，便是松蘭堡村。這裡歷來是外來務工人員聚居的地方，很多外賣騎手就租住在這裡。松蘭堡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內便宜很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和管哲約在下午5點在村口的松蘭堡南公交站見面。
管哲開著摩託車呼嘯而至，他穿著短衣短褲，皮膚黝黑，胳膊、膝蓋上露出多處擦傷留下的結痂。見面說了幾句話，管哲便讓記者上了他的摩託車。
管哲最近一直待在家裡，沒有出去送外賣。前些日子，他騎車拐彎時突然竄出一輛汽車，他下意識地急剎車，自己摔倒在地。「幹這份工作，磕磕碰碰其實很常見。」他說，在送外賣的5年裡，他的休息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10天，這次受傷竟是休息時間最長、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穿過一段沒有任何交通標誌線的公路，很快就到了松蘭堡村。遇到防疫人員檢查，忘記帶出入證的管哲趁著檢查人員不注意，車子一溜煙便溜進了關卡。
「外賣幹得時間長的，不是拖家帶口，就是特別缺錢的，」騎著摩託車的他加大嗓門說，「一般人都堅持不了太久！」
管哲住在松蘭堡村，
在這裡吃飯 「10塊錢就能管飽。」
管哲今年剛滿30歲，從小在哈爾濱長大的他，高三那年生了場重病，花光了家裡的20萬元積蓄。最終他放棄了高考，去一家餃子館當面點學徒。2012年，22歲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從此進了北京。他在北京工作，拿的卻是哈爾濱的工資，再加上餃子館廚房空間狹小，工作時間又長，做了4年麵點師傅後，管哲終於忍受不了壓抑的工作環境，乾脆辭職不幹，送起了外賣。
一進入松蘭堡村，便感覺村裡村外是兩個世界。和村外大小商家規範店招相比，村裡的招牌則顯示出無處不在的「混搭」氣質。
一位松蘭堡村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裡幾乎家家戶戶都對外出租房子，村民平日裡就靠著租金為生。他指著一棟灰白色的四層小樓說，「這家的房子一層就可以隔出15個房間，一共四層，一個月租金收入就有4萬多塊錢。」
好在松蘭堡的租金不貴，一個單間平均每月只要600元，如果要整租一個套間，也只要1500元。相比北京其他地區動輒幾千、上萬元的房租，這裡交通便利，附近有地鐵和公交站，很多外來務工者和初入職場的大學生，都願意在這裡租住。
早些年，松蘭堡地區的治安不好。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走在路上拿著砍刀的場景時有發生。隨著政府加強對流動人口登記管理，現在這類情況就很少發生了，但各種安全事故還是不斷出現。
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附近的蘭堡公寓小區還發生過一次火災。據說大火是住戶在室內給電動車充電造成的，事故造成2人死亡。
雖然外賣員的工資不算太低，但他們對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所以很少通過中介租房，也不會住在正規的小區裡。
多名外賣騎手向記者介紹，他們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環外的城中村，也有的散住在三環以內老舊小區的居民樓裡，或者藏身於市內條件很差的胡同。不論在哪裡住，他們普遍都採用群租的方式。比如，一個三室一廳的套房，會被隔斷成四五個房間，每個房間放上兩三張上下鋪的床，一套房裡能住十幾個人。
記得剛做外賣那會兒，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個地下室裡，每個月房租只要300元，陰冷、昏暗又潮溼的環境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政府不讓住在地下室，他住過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樓，也住過十幾個人的群租房，最後才搬到更遠的城中村。
雖然大量外賣員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工作，但他們長期不是社會關注焦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用「蜂鳥」來比喻他們。他解釋說，「他們懸停於城鄉之間，被排擠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於偌大城市裡每一處犄角旮旯，如蜂鳥般不停地扇動翅膀，試圖懸停在城鄉的上空。每次的城市遊走，每次的回家探親，都讓他們無所適從。只有不停向上飛翔，努力讓自己不跌落而下。」
廉思課題組對北京市快遞、外賣小哥進行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一群體超九成以上的(92.32%)為非京籍，其中有超八成(83.33%)出生於鄉鎮地區。家鄉地主要為環京區域的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黑龍江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廉思把他們的生存狀態稱為「遊牧化生存」。
摩託車拐過幾條小路，終於到了管哲住的地方。這是當地村民家的一個獨棟房子，管哲租的是一樓的小房間，每月房租700元，他在這裡已經住了三年多。屋內除了幾樣簡陋的家具，沒有什麼像樣的生活用品。由於房間沒窗戶，一進入屋子，一股異味便撲鼻而來。他有些不好意思，連忙打開門通風。
「每天8點多出門參加晨會，到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這裡對我來說，只是個睡覺的地方，能夠滿足簡單的生活需求就行了。」他說。
工作日的白天，松蘭堡暫時少了許多喧囂和人氣，只有到晚上才熱鬧起來。6點以後，年輕的打工者們開始陸續下班返回住的地方。從村口一進入就能看到，路兩邊店鋪的招牌指示燈天還沒黑就亮了起來，有白族風味館、安徽牛肉板面、新疆阿里巴巴燒烤，還有無處不在的蘭州牛肉拉麵。
這些街邊餐館很多都是外地人開的。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以來自北方農村為主，這裡的餐館也大多是麵食。「村外吃飯價格很貴，村裡的餐館就很實惠，」管哲說，「10塊錢就能管飽。」
城中村的生活條件雖然不好，但對管哲來說倒還算便利。除了餐館之外，各種雜食店、小超市、水果店遍地都是。管哲工作的外賣站點在昌平城區，距離松蘭堡村還有10公裡。他說，住習慣了，就懶得再搬家。他的同事們也都住在昌平各處的城中村裡。
直營改為代理，
張肖肖的權力一步步縮小
張肖肖住在西沙屯村，這裡位於松蘭堡村6公裡以外的地方。相比松蘭堡，西沙屯的交通不太方便，附近沒有城鐵站，但住在這裡的打工者同樣不少。在村裡，張肖肖指著一輛黑色奔馳車說，這裡的村民幾乎家家都開這樣的豪車。他不無羨慕地說，「聽說西沙屯馬上就要拆遷了，不知道他們到時候可以分幾套房。」
張肖肖的房東是個60多歲的光頭老人，他正坐在三樓大平臺的椅子上休息。被問到西沙屯是否要拆遷，他說，「從2018年就開始說要拆，到現在都沒動靜。我就是一個老農民，有什麼好問的？」隨即便轉身餵鴿子去了。
房東家的鴿子籠是一個雙隔間的大鐵籠子，裡面養著40多隻肥碩的鴿子。距離鴿子籠不遠的拐角處，便是張肖肖的住處，逼仄的房間裡擁擠不堪，感覺似乎比鴿子籠還要小。
張肖肖是管哲的站長，他管轄的北京昌平南站點覆蓋昌平城區周圍3至5公裡。2018年餓了麼收購百度外賣後，更名為餓了麼星選。平臺為了方便管理，將昌平南站點劃分成連鎖商圈站點和普通商圈站點，分別對應著連鎖品牌商家和普通商家。
29歲的張肖肖掌管著包括管哲在內的38位騎手。他之前從望京廝殺出來，成為那裡的五位站長之一。後來，他離職過一段時間，去深圳當代理商的區域負責人，由於實在受不了華南溼熱的天氣，再度回到北京，到了昌平這邊當站長。
每天上午9點，張肖肖都要提前趕到昌平亢山廣場，召集全站的晨會。騎手們列隊之後，他要檢查著裝，然後挨個點名。點完名後，開始講過去幾天的數據，再說一些近期的注意事項。在疫情期間，他還要給騎手們測體溫、為外賣箱消毒、檢查健康碼。外賣平臺要求對晨會過程拍攝視頻，並且將騎手的照片上傳到專門的App上進行打卡，這些都是站長每天必須做的工作。
張肖肖是山西運城人，2013年電力專業大專畢業後，到北京密雲一家電力設備廠上班。這家工廠生產各種電力配件。他剛進廠時每月工資只有2500元，不過福利很好，不僅包吃包住，還給交五險一金。三年後，他升到帶班班長，帶著幾個學徒，工資也漲到每個月6000元。只是這種每天在工廠「三點一線」的生活實在讓他厭倦。
經表哥介紹，張肖肖在2016年從工廠辭職，改送外賣。當時作為餓了麼的專送騎手，待遇很好，每個月保底工資4500元，此外還有計件工資。一開始，他在朝陽區北土城民族園站點幹，由於業績好，幹了不到7個月就被調到望京當站長，每個月收入輕鬆過萬。
張肖肖改行做外賣員算是趕上了好時候。當時，美團、百度、餓了麼三家爭奪市場。2016年春節，百度給外賣員提供返鄉補貼，美團緊跟著就報銷返工車票，還拿出幾千萬元給外賣員做補貼。而剛剛拿下巨額融資的餓了麼更是不差錢，高價挖騎手、聘站長，要與美團外賣在北京一較高低。
情況發生變化還得從2017年11月大興區西紅門鎮發生火災說起。那場造成19人死亡的火災發生後，北京在全市開展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大量地下室、群租房被清理。很多外來務工人員頓時失去了住所，外賣員也受到衝擊。張肖肖說，「當時，站點一下子就走了一半以上的騎手，騎手們要麼沒有住的地方，要麼有住的地方不能給電動車充電。」
外賣平臺運力一下子緊張起來，於是眾包模式開始興起。此外，為了解決長期虧損問題，從2018年開始，美團和餓了麼將「直營模式」全部改為「代理商模式」。作為站長，張肖肖與騎手一樣要和代理商籤約。
在如今的外賣體系裡，上層是美團、餓了麼平臺這樣的遊戲規則制定者；中層是各大代理商；底層才是數量龐大的外賣騎手。站長看似掌管著方圓5公裡的「勢力範圍」，實際上他們與騎手一樣，都是最末端的一分子。
在這種情況下，外賣騎手與平臺之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他們都是與第三方物流公司籤約，沒有五險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險。幸好管哲這次屬於送餐過程中意外受傷，保險公司承擔了大部分醫藥費，平臺還給予每天150元的補助。除此之外，外賣騎手在這個城市，可以說是毫無保障。
廉思指出，外賣平臺其實是用勞動派遣等形式降低平臺應該承擔的責任。他說，「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外賣平臺將風險轉嫁給社會和個人，我們稱之為社會原子化，使得一個人面對整個社會，外賣員孤立無援的境地更加明顯。」
張肖肖有些懷念直營時代的專送騎手，「專送騎手與外賣平臺籤約，各種福利很好，不僅給交五險，還有話費補貼、加班三倍工資等待遇。改為和代理商籤合同後，騎手待遇一落千丈，管理上更是一片混亂。經過平臺幾輪整治，後來才稍微好轉一些。」
但是他還是眼睜睜看著站長的權力一步步縮小。原來站長不僅可以劃分配送區域，還可以調度外賣訂單。隨著這些權力上交平臺，訂單調度逐漸被智能配送系統取代，站長逐漸變成「辦公室主任」的角色。張肖肖承認，平臺收回站長的權力是大勢所趨，此後，針對站長的各種考核也讓工作流程變得更加專業化。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付勇長期研究網際網路公司勞資關係，在他看來，降低運營成本是平臺將直營轉為代理的最大動力。
平臺直營模式改為代理後，很多站長被代理商挖去做業務負責人。那些把握住機會的站長，甚至直接入股代理商公司，如今有的已成為高管，每年可享有幾十萬的分紅。張肖肖當時也被拉去加入代理商，但他覺得風險太大，南赴深圳失敗後，更是錯失良機。後來他拉著管哲跑去陝西寶雞發展了幾個月，結果代理商沒有在平臺活動前儲備運力，一次損失幾十萬元，他倆又從寶雞回到北京。
55歲的老孟說，
「作為騎手，你要跑起來，訂單才會不停。」
孟曉林是張肖肖手下的一名騎手。他每天開完晨會後，先去吃早餐，然後在商圈附近等單子，開始了一天的送餐之旅。
張肖肖則要回到站點的辦公室開啟訂單系統。昌平南站點的系統開機時間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十二點，他要一直盯著，不能出錯。最近，他打算培養管哲做副站長，讓他負責站裡高端運力的後臺系統管理。
外賣平臺一般將騎手分為兩大體系——專送和眾包。專送騎手接受站點管理，他們是外賣平臺的主力軍，專送騎手的數量遠多於眾包騎手。眾包騎手則是自由搶單。但無論哪種模式，騎手不會一趟只送一單，你看到他們在奔忙中為你送來食物，實際上他們還同時「掛著」很多單。
張肖肖說，他在望京當站長的時候，專送騎手感覺比眾包騎手「高一等」。專送騎手屬於「正規軍」，眾包騎手像是「遊擊隊」。「正規軍」算是外賣平臺的員工，而「遊擊隊」則會受到各種歧視。後來，隨著所有直營站點取消並外包給代理商，專送騎手的保障也消失了。現在，很多專送騎手都願意跳到眾包——同樣沒有保障，眾包更自由，單價還更高。
餓了麼相關負責人透露，餓了麼物流商的配送員用工模式分為三種：勞動合同工、勞務派遣工以及眾包人員，具體要看物流商的實際安排。
律師付勇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眾包是近幾年網際網路用工一種典型的、相對成熟的模式，滴滴出行、美團外賣、餓了麼等網際網路公司都引入了這種模式。他說，眾包模式並不是一個法律術語，只是網際網路公司內部的概念。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相對複雜，既有專送，也有眾包。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專送屬於勞務派遣，眾包則更像是居間關係。
作為專送騎手，孟曉林的上下班時間較為固定。他一天中最忙的就是兩個飯點時間，那就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半的午餐時間和下午五點半到晚上八點的晚餐時間。實際上，早餐時間、下午茶時間和夜宵時間的訂單也很多，不過，這些時段專送騎手送得較少，平臺通常都交給眾包騎手搶單配送。
孟曉林是黑龍江綏化人，今年將滿55歲，他在外賣員中屬於年齡大的，人稱「老孟」。在國營廠提前下崗後，老孟在老家做了20多年的室內裝潢，到50歲高齡才來北京打工。他先去緊連著北京的河北燕郊做點小買賣，後來由於當地城管不讓做，他就來北京送外賣了。
老孟送外賣快5年了，先是在百度外賣做了一年，後來隨著公司被合併，又到餓了麼。別看老孟外表黑瘦黑瘦的，實際上身手矯健。送外賣這麼多年，老孟頗有心得。他總是在接到訂單後，立刻就計算好線路、時間，同時開始規劃下一個訂單的配送。
最近一段時間，很多騎手因為疫情無單可送，但老孟的訂單卻總是不斷。專送騎手都是由平臺強制派單，系統會根據時間、距離、背單數量等因素，按照最高效率派單給最近的外賣員。老孟說，「作為騎手，你要跑起來，訂單才會不停。要是在餐廳門口和其他人一起等，系統就不一定派單給你。」
7月4日8點05分，北京昌平區鄧莊村一處出租屋內，餓了麼騎手苗地拿起手機、充電寶、電動車鑰匙、村莊出入證等必備品，準備出門參加餓了麼北京昌平南站站點的晨會。苗地2001年生於遼寧丹東，2020年畢業於遼東學院附屬中專汽車維修與運用專業，入職餓了麼剛滿五天。
對於外賣平臺而言，時間意味著效率和口碑。為了獲取更多的用戶，佔有更大的市場，平臺會儘可能要求縮短送餐時間。按照規則，從用戶在平臺下單那一刻算起，騎手平均只有半個小時，需要掐著時間趕到店裡等餐，並將食物從商家送到用戶手上。一旦超時，不少餓著肚子的用戶就會對騎手作出差評或者進行投訴。差評意味著騎手扣錢，遭到投訴更可能讓騎手白幹一天。
在老孟送外賣的經歷中，幾乎保持著零差評和零投訴的紀錄。他送的是連鎖品牌商家，屬於騎手中的高端運力。連鎖商家往往出餐慢，一般都是接到訂單以後才開始做菜，但是單價高。老孟說，這麼多年他掌握的竅門，就在於溝通技巧和心態調整。他說，「很多年輕騎手心浮氣躁，容易和商家、顧客甚至保安起衝突。」
在大城市裡當外賣員，什麼樣的客戶都可能遇到，有時候要想不引起衝突，就得忍氣吞聲。2016年7月22日，網友在微博上發布一段視頻顯示：北京下大暴雨，一外賣小哥因未按時送達，客戶在家門口數落辱罵了小哥三四分鐘，最後還把飯菜扔在地上！跟帖中，絕大多數人都表示「默默心疼外賣小哥」。
老孟對自己的工作有一種「一切盡在掌握」的自信。他對配送時間總是心中有數。外賣快到的時候，提前給顧客打電話，讓對方出來取餐。在給一家律師事務所送外賣時，顧客讓他把奶茶放在前臺，他細心地拍照留下證據，防止奶茶灑了或丟失而遭到投訴。「千萬不要跟顧客在電話上吵起來，平臺會全程通話錄音，千錯萬錯，一旦吵架，那就是騎手的錯。」他說。
實際上，騎手送餐的時間可能根本沒有半小時。系統派單不合理、商家出餐時間太慢，遭遇尖峰時段，甚至騎手送餐路上出意外，都可能會影響送餐時間。有一次，老孟接到一個來自回龍觀的訂單，要知道回龍觀距離昌平城區30多公裡。老孟估計是系統派單出了錯，他先跟站長報備，要求調單，緊接著就打電話跟顧客耐心解釋，最後，這單錯誤是由平臺買的單。
按理說，老孟根本用不著這麼拼。他老家的房子有250多平方米，分成上下兩層，而他和老伴在昌平卻住在每月400元、連廚衛都沒有的地方。疫情之前，老孟每天可以跑40到50單，每月收入8000多元，老伴幫人帶孩子每月也有8000多元的收入，再加上1700元的退休金，兩口子一個月的收入接近2萬元。
不過，老孟在老家的兒子每個月卻只有2500多元的工資，他們夫妻倆到北京來掙錢，還能順便補貼給兒子。
廉思課題組發現，快遞員、外賣小哥並非全是公眾所認知的單身年輕人。雖然他們的平均年齡為27.62歲，但57.27%的人處於已婚狀態，55.67%的人已育至少一個孩子。27.66%的非京籍快遞員、外賣員在京與配偶共同居住，還有3.65%的人在京與子女共同居住。這些「蜂鳥一族」不僅僅是個體化群像，背後更是一個個由奮鬥支撐起來的家庭。
老孟在一次送餐途中，在電梯裡碰到一個送外賣3個月不到就打算辭職的小夥子對他抱怨，「忙起來腿都要跑斷，閒下來訂單都沒有。」他看著這個青春痘都沒消退的年輕人的背影，嘆了口氣說，「這樣年輕人，有文化的活，沒學歷，幹不了；沒文化的活，又嫌累。不能堅持，什麼工作都做不好。」
胡申武的「地盤」的繁華程度，
完全可以用外賣訂單的數據來描繪
外賣平臺背後有一個複雜的系統，來調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虛擬廚房」，它布滿中國2400多個城市，驅動著數百萬外賣員保持半小時一單的速度，在每天的用餐時間裡奔跑著。騎手們身穿顏色鮮豔的工服，穿梭在城市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小區、每一棟辦公樓，讓數億人共享一個「飛奔在大街上的餐桌」。
要說北京哪裡的外賣最難送，國貿地區可以說無出其右。這裡毗鄰東長安街，交通縱橫交錯，辦公樓、酒店商圈雲集。這裡是在建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中央商務區，是全北京外賣單價最高的地區，也是外賣爭奪最激烈的戰場。
胡申武是國貿地區美團外賣的五大站長之一，手下掌管著100多名外賣騎手。每天僅他們一個站的外賣訂單數就有3000多，最忙的午尖峰時間，這個地區的繁華完全可以用外賣訂單的數據來描繪：96%的騎手在線率、幾百個訂單同時在配送中。
由於國貿地區主要是白領點外賣，這裡的訂單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間會有較大起伏。在工作日，午餐和晚餐是最繁忙的時段。尤其是午尖峰時間，騎手會忙到片刻不得休息，往往一趟就會「掛上」七八個訂單。有時候，騎手只剩下最後一個訂單，商家遲遲不出餐，看著送餐時間馬上來不及，急躁之下很容易會和商家引發矛盾。為了追趕時間，各種意外也經常發生，電動車剮蹭、爆胎等事故簡直是家常便飯，這也是最考驗站長能力的時候。
胡申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只是一個訂單來不及出餐，站長還比較好解決。騎手可以報備給站長，他就會馬上將訂單調走。但如果騎手在送餐路上發生交通事故，這才是最麻煩的。午尖峰時間，每個騎手都處於最高負荷的工作中，此時站長也只能將出事騎手的七八個訂單拆分開，一個個調給其他騎手。
要是騎手偷奸耍滑，站長其實一眼便知。胡申武自信地說，「他只能騙我一次，每個騎手都自帶GPS定位，在系統裡軌跡十分清晰。如果他告訴我電動車壞了，但是在系統中卻繼續行駛，很明顯就是他說謊了。而且只要相處幾個月，每個騎手品性如何，作為站長，其實我是很清楚的。」
從2016年來北京，胡申武一直就在美團送外賣。對於國貿周邊的環境，他再熟悉不過了。他說，這個地區超高層建築非常多，這讓外賣員送外賣難度非常大。現在訂單都是系統分配，但是系統卻做不到像人那樣熟悉地形，往往會將不同大廈的訂單派給一個騎手，一個大廈一上一下就要二十多分鐘，所以這邊午高峰送一單的時間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鐘，甚至六七十分鐘。
建外SOHO、財富大廈A座、環球金融中心，都是讓外賣員「聞風喪膽」的送餐區域。送餐過程中，進入這些大廈的樓層，騎手往往容易迷路。並且，這裡的電梯非常難等，有的大廈只有貨梯允許外賣員乘坐，或者是，電梯在尖峰時段一層一停，會讓騎手崩潰。「如果低於15層，騎手看到電梯需要等，往往就會選擇爬樓梯來節省時間。」胡申武說。
相比於國貿高層建築的密集，西二旗則顯示出不同的氣質。
西二旗是北京地鐵13號線的一個站名，由於這裡是網際網路大公司聚集的區域，也就成為程式設計師聚集地的代名詞。仿佛一提到西二旗，就能想到背著電腦包、穿著格子衫、戴著黑框眼鏡的程式設計師們排隊進出地鐵。
宋義剛今年29歲，來北京四年多了，之前在快方送藥工作過，還在每日優鮮做過配送員。如今跳槽到美團輝煌國際站做外賣員。他一直都在西二旗附近配送，對這邊的大公司如數家珍。在他的口中，新浪、騰訊、百度、快手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是他日常工作的時候都要「趟平」的地方。
能在西二旗附近落戶的，基本上都是「網際網路大廠」。這些公司一般不會租辦公樓，都是自建大樓。百度在中關村軟體園的一期和二期，都是大體量建築。最近，緊鄰新浪總部大廈的騰訊北京總部，終於裝修完畢投入使用。這些在網絡中呼風喚雨的「大廠」，紛紛在西二旗比鄰落戶。
宋義剛說，「這些大公司不允許外賣員進入大廈送餐，我們只能在快到時候提前給顧客打電話，讓他們下來取餐。」於是，每到工作日的中午，你會看到大批穿著黃色或藍色外賣工作服的騎手們在大廈外面翹首等候，大廈裡的訂餐客戶紛紛出來「迎接」，他們是和騎手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程式設計師和外賣員，身處兩個階層的同齡人被大廈的門分隔於兩側，在此時會發生一瞬間的交集。
疫情期間，軟體園的外賣受到的影響不大。宋義剛說，「其實這些公司內部都有食堂，但在這裡工作的人吐槽食堂難吃，就只能點外賣了。」他現在每天可以跑40單左右，最多時候一趟「掛著」14個訂單在跑。「這邊的配送相對簡單，系統會把一個公司的單子派給同一個騎手，騎手取餐後只需要在大廈外等著就行了。」
夜幕降臨的時候，這裡並沒有下班的氣氛，晚上點餐的人還是很多。一座座燈火通明的大廈內部，遵循「996工作制」加班的人，可能要再補一餐外賣，然後投入下一個時段的工作。
薄磊打算回老家開一家餐館，
他的遺憾是錯過了在北京買房的機會
外賣員的職業門檻低得很，沒有學歷、年齡、性別、工作經驗的要求，只要你有一部手機和一輛電動車，就可以幹起來。不過，每天辛苦繁重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堅持下來的。再加上沒有勞動保障、職業認同感低、缺乏長期職業規劃，導致外賣員平均離職率高達10%～15%。
薄磊今年28歲，他的老家是內蒙古呼和浩特。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和站長張肖肖說「再見」了。
2歲時薄磊就跟隨父母來到北京生活。那時候，昌平還是北京的一個郊區縣(於1999年撤縣設區)。父母在縣城開餐館，薄磊的幼兒園、小學和初中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只有高中的時候因為沒有戶口無法參加高考，才回到老家讀書。薄磊自嘲自己是個「學渣」，沒有考上大學。高中三年在老家上完學，他又回到北京。如今，他和父母決定再次離開北京，回老家生活。
「過兩天我就離職，因為下個月我要結婚，然後回呼和浩特開一家餐館。」薄磊有些開心地對記者介紹他的人生規劃。多年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北京人，雖然是在北京長大的。「我在北京20多年，在老家只有三四年，我就覺得我還是喜歡內蒙古。」說完這話，他有點兒沉默。
高中畢業後，薄磊嘗試過很多工作，加油員、導購員、房產中介，他都幹過。去年還跑了一年的滴滴，結果老跑夜車，患上了糖尿病。新冠疫情後，他們家的餃子館生意慘澹。薄磊決定出來送外賣，他知道餐館生意很差，送外賣也好不到哪兒去，只是實在無事可做。
問到對北京還有什麼遺憾，薄磊覺得，可能就是錯過了在北京買房的機會。這麼多年，北京戶口辦不下來，父母也一直猶豫要不要買房。沒想到，這些因素讓他們最後不得不離開北京回老家。「最近幾年，昌平的外來人口越來越少。以前認識的很多朋友，都相繼離開，現在終於輪到我們了。」
持續半年之久的疫情更是讓外賣騎手焦慮不安，他們都不知道可以堅持多久。張肖肖的站點去年每天訂單多達3000多單，管理著100多名外賣員，到如今每天訂單不到800單，只剩下38個外賣員，下個月還有人要走。他們站點的辦公地因為租金到期，代理商不願續籤，不得不搬到立水橋南附近。
管哲原本準備存夠錢回家買房，如今收入減半，計劃早已破滅。他指著外賣平臺後臺系統對記者說，「你看午尖峰時間，只有19個外賣員在線，配送著24個訂單。」
這種在城市中如履薄冰的處境，讓外賣騎手對工資的絲毫變化都極為敏感。最近，他們聽說代理商可能會調低外賣的配送費，群裡馬上就沸騰了。代理商新盈公司北京北區負責人王楊對記者說，「從疫情前到現在，我們的騎手流失率超過50%。如果疫情持續下去，可能還會進一步流失。」
將外賣員比作「蜂鳥」的廉思說，懸停對於漂泊的人是一種折磨。沒有目的的狀態，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我們發現他們對於外賣員這個職業認同度不高，職業前景也不是很看好，職業想像空間沒有那麼大，對於很多前途迷茫的年輕人，這更是一種痛苦。」
今年2月，「網約配送員」正式成為新的職業，被人社部納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幾百萬被人們習慣稱為「外賣小哥」的新生代勞動大軍，總算明確了職業名稱。廉思說，「對於外賣員，我們要給予更多關注。這種關注不光是給一個職業身份，而是真正放開城市落戶限制，提供職業教育機會，給他們一個上升的通道和希望。」
管哲不是很理解「懸停」的意思，但是他其實早已習慣了這樣。他並不期待可以留在北京。這些年拼命工作，其實是生活所迫。父親在外包工地，腳架意外坍塌，砸死兩個工人。作為負責人的父親，需要為此承擔高達120萬元的賠償金。為了不讓父親坐牢，管哲一人承擔所有的債務，將老家房子、車子全賣掉，加上向朋友借的錢，才補上這麼大窟窿。
處理完老家事情，管哲回到北京後就像變了一個人。他開始拼命送外賣，就是為了掙錢還債。經歷過這一切的他，舒開緊鎖的眉頭說，「最近，我剛將債務全部還清，如今是無債一身輕。我還會繼續送外賣，只是不會像以前那麼拼命了。」
最近，張肖肖要請假回家，說是有事需要處理。他說，「這次回家，我可能就不回北京了。」管哲不相信張肖肖的話，笑道，「不要信他『嘴花花』，要不了多久就會回來，在老家除了挖煤，他還能找到什麼好工作？」
廉思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北京的快遞員和外賣小哥中，75.75%的人在北京的時間不超過5年；僅15.43%的非京籍快遞員表示未來不會離開北京；打算未來離開北京的人中，六成將在5年內離開。
想到回老家，管哲一時變得有些沉默，張肖肖也是欲言又止。或許，他們想到自己終歸是這個城市的過客。過不了多久，外賣騎手就會換一撥人，不是管哲，不是老孟，也不是薄磊，而是新一批懷揣夢想來到城市的人。
到那時，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賣騎手，依然是這個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在那些高樓大廈裡跑上跑下的外賣小哥，同樣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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