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風雨彌堅
時間倒流到1832年，那時，約翰.納爾遜.達比（John Nel-son Darby）已經在布里斯托的畢士大和基甸教堂講道，並且對「親愛的兄弟慕勒和克雷克所做的顯著的工作」有一些評論。達比是早期弟兄會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從著名的海軍上將戈德森（Godson）得到他的第二個名字。他先在威斯敏斯特學校學習，後來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受教，並且在那裡獲得人文科學金質肩章。
達比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一方面，他一生投入到痛苦的爭論當中，他固執、苛刻、粗魯。另一方面，他又顯出極深的同情心和熱心腸。當他外出的時候，總是住在貧窮而不是富有的家庭當中。在弟兄會的歷史上，有關於他大量的趣聞軼事，既記載於史書，也流傳於民間，他特別喜歡孩子——反過來，也得到孩子們的敬慕和愛戴。
他的天賦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在他去世的時候，他建立和帶領了1500多個教會。他著作等身，有40多卷，其中包括聖經大多數書卷的注釋。他曾將聖經譯成三種文字，並且寫了許多深刻和優美的讚美詩。
達比說導致他自己離開聖公會的原因是「盼望基督教會真正合一，他認為『身體的合一』不應該建立在限制一個人離開教會的自由的基礎上」。在這項新運動的早期，他便表明無瑕疵、無宗派的原則，說「這是教會治理的真秘密」。他寫道：「心胸寬大，像基督心腸一樣，與宗派保持無限的距離……你不屬於任何教派，也不屬於任何人，你只是一個基督徒。」
19世紀30年代的早期，雖然他對慕勒和克雷克在畢士大教堂的工作印象深刻，但他仍然評論道：「我更盼望教派之間再多一點廣泛交流的原則。」這是一個奇特的評論，因為當時克雷克常常向不從國教派的牧師講道，並且與聖公會的牧師、學者諸如迪安.奧爾福德（Dean Alford）、特倫奇（Trench）大主教和迪安.埃利科特（DeanEllicott）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另外，慕勒和克雷克有時也邀請弟兄會以外的著名牧師來畢士大教堂講道。
然而，1835年，達比早期的博大胸懷被另一個致命的原則所侵蝕。那一年，慕勒的姐夫安東尼.諾裡斯.格羅夫斯從印度回來訪問普利茅斯時，他覺察到弟兄們在達比的影響下已有排外和狹隘的跡象。不是因耶穌基督的真理互相聯結，相反，他們正趨向於維持一個統一的原則，即反對一切與他們不同的看法。
鑑於達比在新進建立的如此眾多弟兄會中的影響日益擴大，格羅夫斯給他寫信，提及達比「博大的心胸曾折服和吸引自己」，但是他也很坦白地告訴達比，「你已經偏離了這些原則……並且又回到了你以前所離開的那座城市的原則中去。」
19世紀30年代中葉，早期弟兄會運動內部已經出現歧異的傾向。一方面，像格裡夫斯、慕勒、克雷克和凱普曼力求保持原來的無宗派原則，接受所有「基督已經接受的人」。另一方面，達比和在他影響下日益增長的教會，設想建立一個世界範圍內共同合一的教會，特別強調在上帝的合一原則下遠離罪惡。
另外的緊張關係也隨之出現，1839年，有兩個禮拜的退修會，考慮到畢士大教堂出現的一些教會秩序問題，慕勒和克雷克堅決認為在教會內部很需要有認可的長老和管理機構，而達比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傳道與教導職分的按立和冊封，擔心這樣會導致一小撮被挑選出來的牧師們出現，他認為按立長老會限制聖靈自由運行做工，會導致「人為的正式的」（來自人方面的）與「自然的和非正式的」（來自聖靈的）之間的混亂。
19世紀40年代早期，另外一人登上了歷史舞臺，那就是班傑明.威爾斯.牛頓（BenjaminWills Newton），他在牛津大學獲得第一名，並且成為埃克塞特學院的研究院。不久，他就成為英國最早的弟兄會之一——普利茅斯埃伯利頓街（Ebrington）弟兄會最有影響的人物。他使得這一運動家喻戶曉，通常有來自這一地區不同教會的1200到1400人聽他講道。
牛頓開始猛烈抨擊達比那在他看來不可思議的關於末世的教義。達比卻將他發揚光大，為的是捍衛耶穌二次再來的新教教義。按照這一教義，通常稱作「隱秘的被提」，耶穌二次再來將分成兩步，首先將有「聖徒的被提」，那時基督將所有的真信徒被提到空中，只有那時敵基督者才會興起，並宣布進入大災難時期。第二步是基督榮耀的顯現，敵基督的統治將宣告結束。然而，牛頓還有好多人都反對這一觀點。他問：「如果教會在大災難開始就被提到空中，按照啟示錄所言，誰是在這大災難中有忠心的呢？」牛頓不認為他和達比的不同見解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他認為達比的理論與信仰的中心教義相衝突。對牛頓而言，教會包括所有被基督救贖的人。如果在第一次教會被提的時候他們與教會分開，那麼，那受苦的「忠心的餘數」必被上帝的作為拯救而非基督的拯救。
達比宣稱，新約《聖經》中有相當多的部分不適用於教會，而是指將來歸回的猶太人的餘數。
「你做這樣的區分，實質上是放棄了基督教。」牛頓這樣告訴他。
然而，達比的人格魅力意味著他關於耶穌二次「在任何時刻」都會再來的觀點卻贏得廣泛的認可和接受，甚至遠遠超出弟兄會的內部。沒過幾年，許多聖公會的福音派和美國的許多基要派都已接受此觀點。通過接受這一觀點，以及在司考福（Scofield）的通俗著讀本聖經中詳盡闡述的末世論，使弟兄會運動不斷壯大。
在抵制這有缺陷的新觀點方面，牛頓並不是單槍匹馬，著名的慕勒、克雷克、凱普曼和S.P.特裡格利斯（Tregelles）等堅定的認為，在基督來臨之前，某些事情一定會發生——雖然基督在臨時對教會來說一直是最大的盼望。在聖公會中，特倫奇大主教、迪安.奧爾福德、埃利科特和萊爾（Ryle）的主教們都站在堅持古代信仰之列。
可悲的是，在早期弟兄會之間出現的這些緊張，特別是牛頓和達比之間出現的裂痕，破壞了埃伯利頓街教會的平靜。1845年，達比從歐洲大陸長時間訪問歸來不久，他和牛頓之間一場災難性的爭吵打破了教會的平靜，幾乎使工作停滯不前。
達比開始在普利茅斯獨自教學，並開始對牛頓的教義和人身展開攻擊。他宣布退出埃伯利頓街的團契，後來他曾承認這一舉動是魯莽的。
1847年，衝突的重點轉向另一個新的方面，即關於基督的人性和受苦方面。當然，對這一問題，在教會歷史上，這並不是第一次的爭吵，可悲的是這也不是最後一次，這些爭吵都源自想用有限的理性理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牛頓已經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慕勒也同意牛頓這本小冊子中關於基督二次再來的觀點，但達比卻將這些觀點加以定罪，認為是「褻瀆的教義」，說牛頓的觀點好像暗指「耶穌基督本身也需要救贖」。克雷克猜想牛頓的錯誤僅僅是「那種知識分子的草率思考，但用心仍是好的，是在試圖榮耀基督。」那年晚些時候，牛頓已意識到他思想的錯誤，並且發表了一篇聲明，坦承那本小冊子裡面存在的一些錯誤。他的聲明這樣結束說：「我相信救主不僅不需要救贖，並且能抵擋來自各方面的任何邪惡的影響。」
爭論並沒有到此為止，這真是一個悲劇，達比極力證明牛頓並沒有真正放棄他的錯誤觀點，儘管牛頓做出了意思相反的強有力的聲明。結果導致埃伯利頓街的教會實質上被瓦解，牛頓與弟兄會的聯繫也到此為止，他被迫退入自己創建的一個很小的教會，一直到1899年去世。他仍然寫一些文章和小冊子，後來慕勒評價他的作品「都正確且合乎聖經」，慕勒和太太常常愛不釋手，並且從中獲益匪淺。
1848年4月末，達比訪問布里斯托，仍像往常一樣拜訪慕勒。慕勒請他下一個主日在畢士大教堂講道，因為他已經另有預約，只好婉言謝拒。
5月間，有兩位埃伯利頓教會的弟兄來到布里斯托，要求在畢士大教堂領聖餐。一位在普利茅斯事件的時候一直住在國外，因此被獲準，另一位申請卻被擱置考慮。畢士大教堂內一些達比的支持者對這位紳士獲準領聖餐表示反對。於是，克雷克建議與三個最堅決的反對者面談。反對者來了，說那兩個人分明是牛頓異端派的。
然後，在埃克塞特的一次聚會上，達比公開宣布他再也不去畢士大教堂了，因為該教堂曾接待「牛頓的跟隨者」。然後他又給慕勒寫信，進一步證實此事。此後，他又宣稱牛頓的追隨者曾在畢士大教堂傳播牛頓的著作。畢士大教堂中達比的追隨者開始要求教會對牛頓的著作（已經被譴責，被作者收回去了）來一個正式的調查。
6月，達比的追隨者之一，喬治.亞歷山大退出畢士大教堂。長老們被迫召開一個教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有10個長老籤署了一份宣言，後來被稱為十人書，當然這10個人中包括慕勒和克雷克，由教會的大多數宣讀和批准。然而，達比的同情者旋即離開教會。
這份宣言表明了畢士大教堂關於基督人性的主張，它聲明說「雖然基督作為一個人，一個以色列人，肉身遭受痛苦、試煉，但是，在他的情感和經驗上，在他外在的品質上，都與罪人完全有別。」
此宣言列舉了九條理由，說明為什麼長老們不能按照喬治.亞歷山大的請求對牛頓的錯誤給予正式調查和評判。他們的第九條理由非常幽默：他們覺得如果按照亞歷山大的請求，會把一個罪惡的先例引進來。如果一個弟兄有權要求我們對一個工作進行50頁的審查，他便可以得寸進尺，說我們的調查報告有錯誤，只不過是掛一漏萬。因此我們所有的時間都浪費在審查別人的錯誤上，而貽誤了更重要的事奉。
然而，達比並沒有將此視為玩笑，有一次在訪問約克郡的時候，發現那裡的弟兄們都同情畢士大教堂。於是8月26日，他從利茲（Leeds）發出了一道通函，開出畢士大教堂「會籍」，原因是畢士大教堂據說曾接待過牛頓觀點的支持者！同時，他敦促各處的弟兄會來「評判畢士大教堂的問題」。
慕勒和克雷克對此並不驚慌，也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達比的一個追隨者寫了一篇論文，試圖說明克雷克的一篇出版物是不正統的。然而，達比深知既有才能又經驗豐富的克雷克是堅定的正統派。據說，達比將他支持的論文付之一炬。
10月31日，慕勒決定採取行動。他公開宣布他本人譴責牛頓的教訓，並在一系列的聚會中清楚表明如果有人捍衛、維持和高舉牛頓現已撤回的錯誤觀點，都不能被接納進入畢士大教堂。
從那時起，那些拒絕遵守達比命令以反對畢士大教堂的人，慢慢地被稱為開放的弟兄」,後來他們20世紀的繼承者更喜歡「基督徒弟兄」這一名稱。那些跟隨達比的被稱為「封閉的弟兄」。安東尼.諾裡斯.格羅夫斯的兒子亨利堅持認為，畢士大教堂應當比在達比命令下行動的教會做的更深入一點，批判並拒絕接受牛頓的觀點。達比影響下的教會開始從內心相信畢士大教堂已經不再支持牛頓的觀點。實際上，牛頓早已放棄了他的錯誤，而畢士大教堂從來也沒有接受過這些觀點。
在決定接受某人進入該教會方面，畢士大教堂和與它站在一起的「開放的弟兄會」，都堅定地認為每一個地方教會在這件事上的獨立性。而「封閉的弟兄會」則認為這不是「實際上的身體的合一。」
在這悲哀與騷動的時代，安妮.埃文斯女士仍然是畢士大教堂的會友。她描寫這段時間是畢士大教堂極度痛苦的時期，充斥著巨大的悲哀和動亂，她寫道：
從頭到尾這是一個毀壞的時期，友情終止、家庭破裂、妻離子散、商業交往終止、健康甚至理性都遭到破壞。畢士大教堂需要徹底的謙卑，我們對自己想的太多，我們在人數上猛增，甚至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有許多上層人士也加入到我們中間來。我們作領袖的弟兄，也毫無反省……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血肉之軀能抵擋的。因此，撒旦對我們乘虛而入，使我們在爐灰中懊悔。
但並不是所有的都隨流失去，安妮.埃文斯繼續寫道：
在這悲哀的時代，喬治慕勒總與我們在一起。他並沒有失去主見，他用穩健的手駕馭著一切，當畢士大教堂從騷亂中站起來的時候，她變得更加強大，比以往更加從容。我們的會友不斷增加，到19世紀50年代中葉，我們的會友將近有700人。孤兒院的工作也沒有因此而擱淺，在世界上真是一個奇蹟……
當大復興開始的時候，開放的弟兄會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這是兩位年輕人通過讀慕勒的著作引起的。
但這是以後要談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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