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要不要出走？
——談教職、學術、幸福及正確道路
李曉姣，2020.12.22
娜拉，是易卜生話劇《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最有名的事跡就是「出走」——離開了她那偽善的家。劇中，大門嘎吱一聲，高潮處即落幕。可現實中的「出走」不是推門、關門那麼簡單。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魯迅說，「墮落或者回來」，否則，「錢是要緊的」。
而我，如同學術界的娜拉，36歲仍一事無成的中年娜拉，一隻腳已然伸出門外，另一隻腳卻動彈不得。口中不斷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卻找不到正確的出路。可什麼是出路，我的概念仍舊模糊、模糊。我持續思考，又不斷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遺憾。我試圖尋找真相，而真相若隱若現。
1| 教職，一位難求前幾天，我發了一條朋友圈：「我這一行當，一人一桌一電腦而已，電腦還自備，可惜一桌難求。36歲，說句『我的前半生』也不會太過矯情。下半場如何開場，還要好好想一想」。這是我在遭遇博士後退站危機[i]時的一點感慨。如今看來，退站與否不過是表象，這種踟躕早有端倪。也許，從我大齡讀博、延期畢業那刻起[ii]，就已註定了我的學術之路不會十分順利。疫情不過是個契機，讓我無從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還要不要繼續下去。所謂「繼續」，指的是要不要繼續學術事業，而目前更為直接的——要不要繼續尋覓教職。
可教職難求。讀了博就覺得該搞科研，搞科研就覺得該當教授。這裡面當然存在邏輯謬誤，但也並不難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國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職，少於17%的科學博士在三年內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職（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終會tenure成功）[iii]。2018年一項PNAS[iv]調研顯示，半數科研人從入行到離開不到5年。這些數據都指向如下結論：對於一個想要獲得學術界穩定教職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來說，成功不過是偶然，失敗才是常態。如果你不喜歡「失敗」這個詞，也可以替換為中性詞——「離開」。
為什麼找不到教職？人們常給出以下答案：沒有連續海外經歷、年齡超限、專業太冷門/太熱門、「出身」學校不夠好、發表記錄不漂亮等。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沒有拿到教職當然是不夠優秀。可果真如此嗎？我認為並不是，或者說，起碼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導致教職難求的關鍵在於「基礎比率」，也就是教職數量/博士數量。人們或許會說教職稀缺，但這種說法並不準確。首先，教職不是突然變少，而是從來如此。換個隆重些的詞——「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對大學的發展歷史稍有了解，我們會知道「教授」這個詞的真正分量——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大學教授是與僧侶、教會等並列的不事生產的階層，說句「貴族」都不為過。其次，就「學術市場」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職」。因此，並不是「教職短缺」，而是「博士過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提供學術工作的人數（供應量）超過了空缺職位的數量（需求量）——這是供給側問題，而不是需求側問題。進一步，他還給出了一系列數據證明教職並沒有變少（雖然本來就不多），甚至還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職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礎比率。明白這一點，既可以提早明白學界存活之難度從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畢竟，學術界打擊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絕了我，還列出一堆過錯」。
2| 門檻，越升越高以上只列舉事實，尚不涉及價值判斷，最多為求職遇阻的人提供點心裡安慰。明白了基礎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職之難了——職位就那麼多，你愛來不來。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層層加碼，列出種種條款。教育經歷、發表記錄、研究經歷，這些還好理解，畢竟這多少可以衡量穩定產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門檻，雖已是老生常談仍不吐不快。
第一，年齡。我36歲，超過了幾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學術職位的年齡限制。35歲甚至還不夠，已經有不少單位開始要求博士年齡不超過32歲或者30歲了。我心裡暗暗咒罵，這哪裡是招聘博士，這是學歷選秀吧，以「幼嫩」為美嗎？可你說我不理解嗎，我也理解。有剛出爐的幹嘛要割過幾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幹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僅僅是——有年輕的幹嘛要老的？我們可沒有學術上的政治正確！什麼七十高齡攻讀博士學位，這也只能是他國的美談。在國內，首先就得懷疑，你有報考資格嗎？
第二，海外經歷。陽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還不一定，但如果沒去陽澄湖休過假、泡過澡，就肯定賣不上好價錢。這麼說沒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過就我而言，我喜歡渤海灣的飛蟹和赤甲紅。
隨著博士「滯銷」，高校更是有了挑揀的資本。除了年齡、海外經歷，以後逐漸再追加「本地戶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 「熟練掌握一種樂器」、「愛好運動」、「裸眼視力1.0+」、「BMI20±0.5」的條款也指日可待。這可不是強詞奪理，君請看：本地戶籍、本地有房，代表家裡條件好，無生活壓力，可專心科研；無孩兒或孩兒已大（的男性），代表無需「負擔」職工的婚、孕、產、育等假期及福利，不會影響科研教學任務；愛好廣泛，或可催發科研靈感；身心健康，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不是夢。
我可以與用人單位「共情」，可我對此嗤之以鼻。莊子曾講，南方有種叫鵷鶵的鳥，發於南海，止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有隻鷂鷹抓住一隻死老鼠，看到鵷鶵飛過，衝著鵷鶵，「嚇！」對於這樣肆意脫離學術能力而無底線壓價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說別「嚇」了，祝你們幸福。
除了這種傲慢，如今這種「稀缺」還換了種面目，堂而皇之出現在各個高校的招聘啟事上。新浪微博有一個帳號「博士圈」曾寫道，「我翻開招聘一查，這招聘沒有明說，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寫著『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員』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中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坑』！」雖是調侃，仍一針見血。教職難求，這是事實，但請讓我們明明白白地難，明明白白地咬牙堅持，明明白白地飲恨退出——不要文字遊戲！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虛假承諾！
3| 學界，適者生存教職難找是個概率問題。可由於倖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屆的學長已是優青，大學同班同學已是教授，同時入站的博士後已期滿考核，比我小的師弟師妹都按時畢業——而我在哀嘆教職難求？真是失敗！所以，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在學術生態就是如此之當下，到底如何在學界生存？
簡而言之，學術有圈，圈內適者生存——這就是學界生存法則。學術職場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敗者各有各的「不適症」。發文章「慢」——Quit！成果「沒用」 ——Quit！沒有拿到某級別的「項目」——Quit！以上導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與學術本身有關嗎？我很懷疑。每當我被詰問「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講「回」字的四種寫法一般，「額，也不是完全沒用。你看，這裡有點用，那裡有點用。」 不過現在我想，這些也許真沒用。2020年初，我情緒常大起大落，科研無法推進，申請無心打磨，養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時候我覺得什麼自然、社會科學，什麼理、工科，通通沒用，只有醫護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進到2020年末，「2020年全世界發表的論文有4%是COVID-19研究」[v]，年末有望超過20萬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熱度之作，還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證據[vi]——所以，連對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沒用，這可真糟糕。
既然適者生存乃學界生存之道，「你不適合」則成了萬能理由。你不適合讀博，你不適合做學術，你不適合教學——你之所以失敗就是你不適合。這很難反駁，誰會去聽失敗者的訴說？可這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博導眼中適合讀博的「理想博士生」，合作導師眼中適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後」，課題組負責人眼中適合的「理想參與者」，領導眼中的「理想員工」……何謂「理想」呢？以讀博為例，綜合各個角度之說辭，所謂適合讀博無非是以下幾點：
有「心」：好奇心，恆心，平常心，責任心，自信心……
有「力」：毅力，觀察力，學習力，創新力，執行力，溝通力，自律能力……
有「氣」：勇氣、膽氣、志氣……
可是，這些難道不是生而為人的通用的優秀特質和品格嗎？怎麼成了讀博的標準了？讀個博還得是天選之子，可評教授、評博導時也沒見候選人滿足這些要求啊。
《女博士後》一文，我指責了體系，指責這個所謂的學術體系既沒照顧到女性科研人員生育之難，也沒照顧到科研臨時工嚴苛考核之難。我之所以指責，是因為我認為現狀存在問題，不正視問題何來解決問題。這免不了被諷刺為「怨天尤人」、「不務正業」或「無能狂怒」，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勸說「年輕人，不要怕吃苦」，要「只求耕耘、不求回報」。可是，每逢你想批評「抱怨者」不該 「怨聲載道」時，請記著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擁有了已經擁有了的東西。教授們不會抱怨教職難拿，博士們不會抱怨學位難拿——多少也會，但不要當真，那是裝飾性的說辭。我當然知道，每一代人都會面臨不同的問題，戰爭、饑荒、社會動蕩，過去不是「黃金時代」，如今也並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選擇決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條件。繼承下去的條件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我們都是參與者與推動者。
不過，我不會天真到等著體系的改變和完善來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騷太盛防腸斷，主席教導記心間。在這個學術生態之下，是我個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質、所有行為與所有選擇，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狀況。我不能偏袒自己說我毫無過錯，正如我也不會妄自菲薄任由指摘。
學術生態的殘酷，個人特質的不均衡，這些都使得「成功」難上加難。如果真的很難，那它最好值得。這個學術生態會標榜一些成功的準則，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長期的目標，再設置一些誘人的獎勵——目標就是「抓」住你，儘可能「抓」住你。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還是這些外部設置的目標讓你追求的？娜拉的去留獨白，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個體，回歸到這樣的問題——要為學術奉獻、犧牲、燃燒自己嗎？當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職」所在。可它是嗎？
4| 學術，並非天職學界生存艱難，還有這麼多年輕人前僕後繼，寧做被收割的韭菜、被榨汁的甘蔗，不撞南牆誓不回頭。這份工作（職業、志業或天職）必定有其過人之處——這是十分合理的推測。它究竟好在哪兒？
你覺得學術工作是人類從事的各項行業中更崇高的嗎？你覺得學者這個階層的使命很可敬，並且在一切其他階層面前顯得很突出嗎？如果你敢於承認，倒是十分磊落，起碼你確實心存理想，手捧情懷烹飪的雞湯，想要「為科學而科學」，不惜忍受過程中帶來的生活缺少尊嚴的痛苦。如果你不承認（或者羞於承認），那麼面臨「錢少、心累、猝死」等風險，你的選擇難道是因為對受虐的特殊愛好嗎？情懷在作祟。
但這又不僅僅是情懷問題。學術是否天職？學者是否有使命？這都是專門的哲學問題，是幾百年以來先哲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德國哲學家謝林[vii]認為全體學者都有通過科學而變得高貴的精神的崇高使命，為此，學者應當自覺地融入「普遍精神」，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門特殊科學的真正內涵，並與其他科學融會貫通。另一位德國哲學家費希特[viii]認為學者的使命在於用科學知識為社會服務，關心人類的進步事業，使人類不要停頓和倒退，為此，學者不僅要看到當前的立腳點，也要看到人類現在就應當向哪裡前進。而更為我們熟知的馬克思·韋伯[ix]卻說所謂的「為科學而科學」並無根基，學者外在職位、榮譽與內在價值常常錯位，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人應當做的，也是唯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力求保持「頭腦的清明」，並努力傳播這種清明。
學術也許仍是天職，學者或許有其使命——但這可能僅存在於哲學中。回到現實，對於站在十字路口彷徨的人，對於我這樣的中年娜拉，學術遠非天職，只是各種偶然情況的疊加；學者並無使命，科研臨時工的任務就是完成考核進入下一關，不過這個過程或許可以完成別人的使命。高考成績、大學所選專業、研究生導師、研究課題、領域方向，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只是遵循了當下的走勢，並非是出於熟慮後的選擇。而當你真正有能力認清事實，可能已不再有選擇的機會。或者沉沒成本已經大到難以割捨——轉專業、換導師、改方向，哪件事不是難上加難？
即使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者，你的科研道路是註定的嗎？你的研究方向是一生所愛，還是導師課題的延續或同方向的分支？你是為了在某領域實現某種意義而奮鬥，還只是追溯到高考志願書上的一個對勾？就像你相信兩個人的相遇是緣分天註定一樣，認為目前你所從事的研究是「天職」所在，即使不是概率學的不好，也是個美麗的誤會。而對於科研臨時工，不僅研究是偶然的疊加，而且實現的還是他人的使命——如果他人有的話。授予博士學位時，學術委員會說你已「具備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其實依我看，莫不如改為「已具備為教授打工的能力」。
學界成功充滿偶然和運氣，大器晚成是概率極小的童話。適合做學術≠適應學術生態，而後者才是生存之道。我實在算不得適應這個生態，失敗也多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人言遇事不決，問問初心，並常以「不忘初心」勉勵自己戰勝眼前困頓。可這招對我實在無效，因為初心並不見得就高尚。我的初心膚淺的很，我就是想要一個博士學位，然後拿著博士學位在家養養花、做做烘焙。走著走著，怎麼還忘了初心，愛上科研了？
因為忘記了初心，拿到學位的我並不幸福。兩年博士後，每日主題是咖啡+布洛芬——早中各一杯黑咖啡，晚上回家一粒布洛芬。沒有真正享受過什麼假期，沒有好好享受過家庭親子的溫馨。嚴苛的考核固然是其因素，但更難以驅散的是來自自我的審視和否定：我不該休息，我不該享受，我不該開心，我這個科研臨時工不值得過有尊嚴的生活。這種時時刻刻的自我懲罰，不僅嚴重影響了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極度影響科研自信、學術效率、成果產出。
從9月份開始，這三個月我周末同孩子去海邊和公園玩耍，心情好了就大大方方發條朋友圈。走留之際，我這個科研臨時工才想明白：勞逸結合不是原罪，享受生活不是墮落，親子天倫不是恥辱。所以，離開學術，不一定是放棄或失敗，也許只是及時止損。堅持學術，也不代表底層科研臨時工不配過幸福生活。
5| 幸福，有跡可循如果一件事不值得，那麼也不值得做好。所以，痛苦統統都走開！現在，我要幸福！至此，我的問題完全轉為以功利角度，如何獲得持續的幸福？好消息是，幸福似乎有跡可循。以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例，馬丁·賽裡格曼認為獲得幸福需要同時滿足五個因素，分別是「積極情緒（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義（meaning）」，「成就（accomplishment）」和「人際關係（relationships）」。這五個元素相互獨立，均可以準確定義和測量，而且可以通過學習來增強。如果你想獲得豐盈蓬勃的人生（加強版的「幸福」），那麼只關心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是無法得到的。
我愛我的伴侶、小孩和家人，他們也都愛我。我內向、悲觀，卻尚屬積極（否則也不會寫這麼長的吐槽文），如果有意識通過突出自身優勢、增加美好記憶、克服負面行為等訓練，獲得積極情緒也並不是難事。同時，家庭本身也可以給予人生以意義和成就。
所以，目前我需要著重考慮的是投入、意義和成就，這三者各自獨立卻不乏關聯，並且都與「leave or not」的自我追問有關。
投入是指「心流」，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項吸引人的活動中，時間好像停止，自我意識消失。我在讀書、思考、論證時，會進入「心流」。如果我能把我的想法實現並發表，我會很有成就感，即使沒有幾個讀者和引用。如果一項研究、或一篇論文可以代表一個小小的學術觀點，那日積月累的持續而深入的學術觀點，就匯集為一種學術思想，那是更大的成就。我也認為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義的。也許剛開始我需要說服學術委員會、說服審稿人、說服評審人，可隨著成果的積累、學術自信的建立，我會逐漸不再在意那些外部評價。同時，學術這項活動也是逃避「精神負熵」的方法——相比我更加不擅長也不喜歡的社交與世俗生活，躲在不為人意志為轉移的科學小花園中更能發揮我的優勢[x]，一個人獨處我也自得其樂。
我的初心是拿著博士學位在家養花。可是，我能從推導公式中享受到「心流」， 我能從增加人類知識中獲得意義，我能從發表研究成果中獲得成就——「學術」本身確實可以為我帶來幸福。
6| 正確道路娜拉想了又想，似乎得到了些結論：教職不是學術市場的商品，博士才是。不是教職短缺，而是博士過剩。學術並非天職，也無關使命。學術有生態，講究適者生存。如果承認幸福有跡可循，學術這種工作倒可以成為製造幸福的手段。可是，正如我的研究「沒有用」，這些結論也無法為我指點一條正確道路。
可什麼才是正確道路？也許，正確的道路，就是你經過冥思苦想還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經過權衡利弊還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遠遠落後、一輩子無力追趕那些強者仍想負重前行的道路。正如，「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熱愛生活，才是最大的英雄主義」。希望我能更快想通，希望我可以做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