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大家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
這情景，很像一群哲學家在討論死亡，而最後，評判者沒有讓他們及格。在人類一些最本原的問題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銜。是啊，還能說話的人誰也未曾抵達過死亡，那又怎麼說得清呢？既然說不清，那就與嚴重弱智的阿四沒有太大的差別。
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現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家裡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著走，去找。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門，他就離不開門了，分分秒秒等我回來。」
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面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裡看一眼，認出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著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裡出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了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裡看。雙腳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脫落了，他都沒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麼？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產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
「什麼？」他奇怪地看著我。
我說：「你就像你家阿三，在關閉著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亮光，等親情，除了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
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家從那裡看到了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謝晉在六十歲的時候對我說：「現在，我總算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時，文革結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清涼寺的鐘聲》《高山下的花環》《最後的貴族》《鴉片戰爭》……
文革以後的他，不再是在時代話語的縫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過來，以人性的標準來拷問時代了。
謝晉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煩重重。如果說，文革前的審查總是指責他「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那麼文革後的審查者主要是指責他「揭露社會的黑暗過多」。
有趣的是，有的審查者和評論者一旦投身創作，立場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認識兩位職業的審查者和評論者，年老退休後常常被一些電視劇聘為顧問，參與構思。作品拍出來後，交給他們當年退休時物色的徒弟們審查，他們才發現，這些徒弟太不像話了。他們憤怒地說：「文化領域那麼多誹謗、偽造、低劣都不審查，卻總是盯著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饒！」後來他們捫心自問，才明白自己大半輩子也在這麼做。
他們不知道，年邁謝晉眼睛深處的一半憂鬱，與他們有關。
能成為謝晉的朋友，非常愉快。我從旁觀察，發覺謝晉交友，有兩個原則。一是拒絕小人，二是不求實用。這就使他身邊的熱鬧中有一種少有的乾淨。
有時，好人也會利用小人，但謝晉不利用。他對小人的辦法，不是爭吵，不是驅逐，而是在最早的時間冷落。他的冷落，是炬滅煙消，完全不予互動。聽對方說了幾句話，他就明白是什麼人了，便突然變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轉身，眼角掃到一個朋友，石山又變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會被他選為演員和編劇的老朋友，永遠是他的座上賓。他們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幫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敗壞，是從利用開始的。」謝晉的友情，從不敗壞。
他一點兒也不勢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觀眾，與天下千萬觀眾沒有區別。但因為他們是官，他會特別嚴厲一點。我多次看到，他與官員講話的聲調，遠遠高於他平日講話，主要是在批評。他還會把自己對於某個文化高官的批評到處講，反覆講，希望能傳到那個高官的耳朵裡，一點兒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遇到麻煩。有時，他也會發現，對那個高官的批評搞錯了，於是又到處大聲講：「那其實是個好人，我過去搞錯了！」
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覺得拍電影是一個力氣活，謝晉已經年邁，不必站在第一線上了。我提議他在拍完《芙蓉鎮》後就可以收山，然後以自己的信譽、影響和經驗，辦一個電影公司，再建一個影視學院。簡單說來，讓他從一個電影導演變成一個「電影導師」。
我過了很久才知道，他對我們的這種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電影，他想自己天天拿著話筒指揮現場，然後貓著腰在攝影機後面調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證明自己依然還保持著藝術創造能力。……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籌拍美國華工修建西部鐵路的血淚史，他要拍《拉貝日記》，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輩領袖的女兒們的生死恩仇、悲歡離合……
他在中國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但回到家，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天地。
他與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個小孩，腦子正常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謝衍。謝衍的兩個弟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三和老四，都嚴重弱智，而姐姐的情況也不好。
這四個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這十年間。當時的社會，還很難找到輔導弱智兒童的專業學校，一切麻煩都堆在一門之內。家境極不寬裕，工作極其繁忙，這個門內天天在發生什麼？只有天知道。
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謝晉的那麼多電影聯繫在一起，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憊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門的圖像，不能不讓人一次次落淚。落淚，不是出於一種同情，而是為了一種偉大。
一個錯亂的精神漩渦，能夠伸發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嗎？謝晉作出了回答，而全國的電影觀眾都在點頭。我覺得，這種情景，在整個人類藝術史上都難於重見。
謝晉親手把錯亂的精神漩渦，築成了人道主義的聖殿。我曾多次在他家裡吃飯，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圍著白圍單、手握著鍋鏟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萊塢明星、法國大導演、日本製作人，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況，然後隆重請出。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曾讓我百脈俱開。在客人面前，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他把這種光彩，帶給了整個門庭，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總經理張惠芳女士說，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輛麵包車，路上要好幾個小時，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嗎？」「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每次回頭，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家後代唯一的正常人，那個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兒子謝衍，竟先他而去。
謝晉和兒子謝衍
謝衍太知道父母親的生活重壓，一直瞞著自己的病情，不讓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去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
他懇求周圍的人，千萬不要讓爸爸、媽媽到醫院來。他說，爸爸太出名，一來就會引動媒體，而自己現在的形象又會使爸爸、媽媽傷心。他一直念叨著：「不要來，千萬不要來，不要讓他們來……」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圍的人說，現在一定要讓你爸爸、媽媽來了。這次，他沒有說話。
謝晉一直以為兒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經那麼嚴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對話的兒子，已經不成樣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風乾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謝衍吃力地對他說：「爸爸，我給您添麻煩了！」
他顫聲地說：「我們治療，孩子，不要緊，我們治療……」
從這天起，他天天都陪著夫人去醫院。
獨身的謝衍已經五十九歲，現在卻每天在老人趕到前不斷問：「爸爸怎麼還不來？媽媽怎麼還不來？爸爸怎麼還不來？」
那天，他實在太痛了，要求打嗎啡，但醫生有猶豫，幸好有慈濟功德會的志工來唱佛曲，他平靜了。
謝晉和夫人陪在兒子身邊，那夜幾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員怕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撐不住，力勸他們暫時回家休息。但是，兩位老人的車還沒有到家，謝衍就去世了。
謝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不久，家鄉上虞的母校春暉中學打來電話，說有一個紀念活動要讓他出席，有車來接。他一生，每遇危難總會想念家鄉。今天，故鄉又有召喚，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春暉中學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才開，這天晚上謝晉在旅館吃了點冷餐，倒頭便睡。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回來。他是朝左側睡的，再也沒有醒來。這天是2008年10月18日，離他85歲生日，還有一個月零三天。
此刻，謝晉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臟問題，住進了醫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樣成天在門孔裡觀看。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任務是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他把包遞給爸爸，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來，他接過包，再遞上拖鞋。
好幾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裡去了？他有點奇怪，卻在耐心等待。突然來了很多人，在家裡擺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來越多，家裡放滿了。他從門孔裡往外一看，還有人送來。阿四穿行在白花間，突然發現，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彎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門邊。
這個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個人，還有一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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