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詞話》卷首有[行香子]詞四首[①]，自魏子云、梅節、徐朔方等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關注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撰文探索其來龍去脈及研究其與小說、作者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2016年10月，在第十二屆（廣州）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上，楊國玉先生提交的論文《<金瓶梅詞話>卷首[行香子]詞源流瑣考——兼及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系初刻本新證》一文[②]，列舉了元、明、清三代中刊有[行香子]詞的十六種文獻，最為詳細地梳理了它的源流與比較了它們與《金瓶梅詞話》所引的異同。
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提到了《福壽丹書》，並指出：
在載錄《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詞的各種文獻中，天啟四年（1624）初刊本《福壽丹書》屬於最為特別的一種。
二者相較，有著驚人的一致：同樣無詞牌，無作者，次序也一樣，甚至如上文簡要校勘中所述，明顯的訛、奪亦完全相同；區別僅僅在於：《金瓶梅》稱「詞曰」，《福壽丹書》則題《自樂詞》；另有兩字之差[③]。二者之間可謂毫髮畢肖，何其相似乃爾！
《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詞中的誤字，與正文中的大量誤字一樣，大都是由底本中行草形訛所致，這是萬曆刊[④]《金瓶梅詞話》的「特色」。
因此，這些誤字原原本本地出現在《福壽丹書》中，只能說明一點，即《福壽丹書》中的這四首詞不是出自另外的一部什麼書，甚至也不是來自《金瓶梅詞話》抄本，而是直接抄錄自《金瓶梅詞話》刊本。
至於《自樂詞》，只是編者龔居中為本來無題的四首[行香子]自取一個題目罷了。
正是在這基礎上，他推定：「從（《福壽丹書》）敖祜序作時間天啟四年五月上旬至少上推二、三年，這與《金瓶梅詞話》的最早刊本的面世時間已非常逼近。
這也就是說，龔居中據以抄錄四首[行香子]詞的《金瓶梅詞話》刊本與沈德符、薛岡所記的《金瓶梅詞話》的最早刊本實際上應是同一種書，即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
（明）龔居中 著
另據現存的幾部《金瓶梅詞話》系同版，「沒有跡象顯示這個本子曾經刊刻過第二次。因此，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不僅是《金瓶梅》的初刻本，也應是惟一刊本。」
應該說，他的結論是與我在2008年10月出版的《金瓶梅講演錄》中的第二講《<金瓶梅>的問世與版本》中的第一、二、三節所講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即認為《金瓶梅》成書於萬曆年間，至天啟初年完成刊印工作，目前所見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新刻」即是初刊，而不是重刊[⑤]。
楊先生與我不同的是，他的立論主要依據，是運用了新發現的天啟四年序刊的《福壽丹書》，認為書中的《自樂詞》就是來源於《金瓶梅詞話》卷首的[行香子]詞。
與楊國玉先生的立論不一樣的是，最近讀到了《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上的發表的楊琳先生的《<金瓶梅詞話>刻印於天啟之後新證》一文。
該文也是運用了他「最近發現」的《福壽丹書》的同樣材料，卻是倒過來「新證」出《金瓶梅詞話》卷首四詞是抄自天啟4年《福壽丹書》的《自樂詞》，而不是如楊國玉先生所說的《自樂詞》出自《金瓶梅詞話》，從而得出的結論也相反：
《金瓶梅詞話》刊印於天啟4年以後，用他的話來說，即「傳本《（金瓶梅）詞話》刻印的上下限確定為1625—1644年之間」，也就是在天啟5年至崇禎末年之間。
黃 霖 著
誠如楊琳先生說的，目前關於《金瓶梅詞話》的刊印時間學界有不同的看法。
所謂「萬曆說」，實際上並不如楊琳先生所說的「佔上風」，而都是據東吳弄珠客序署「萬曆丁巳年」而簡單的沿用而已，好像未見過像樣的論文來論證過這個問題。倒是說印行於天啟、甚至至清代的論文有一些。
我是主張《金瓶梅詞話》「刊刻在萬曆末至天啟年間」的。我的論證是用了三條外證和一條內證。
三條外證是分析了當時談到《金瓶梅》刊刻的三個人的三句話：
一是謝肇淛的《金瓶梅跋》說：「此書向無鏤版。」此跋當寫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後，因這一年袁中郎曾寫信給他要書：「《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此跋收在謝肇淛的《小草齋集》中。
該集卷首葉向高序作於天啟丙寅（1626），故一般說來，謝肇淛到此時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曰：「……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馬仲良「榷吳關」時在萬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時由馮夢龍開始慫恿書坊刊印，未果，但「未幾時」，在「吳中懸之國門」。這個「未幾時」是個不確定說法，又我們無法考定沈德符寫這條材料的具體時間，只是知道當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寧知府之後，因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語。換句話說，多數是寫在天啟年間。
三是薛岡的《天爵堂筆餘》卷二說到「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餘略覽數回。……後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從薛岡的這段話中，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從「往在都門」萬曆二十九、三十年間（1601-1602）到 「後二十年」，當在天啟一、二年間（1621-1622），換言之，這個初刊本當在天啟年間收到；
第二、從字裡行間來看，薛岡於「後二十年」看到的《金瓶梅》與當初從文吉士那裡看到的「抄本不全」的《金瓶梅》沒有什麼兩樣，他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應該說是一致的。
至於有人認為，薛岡在這段話中引了東吳弄珠客的一段話，以此來證明他前後讀到的是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而不是詞話本系統的。這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萬曆本書影
我的內證是借用馬徵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筆者和魯歌先生一起進行了一項繁瑣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種版本匯校一遍，發現這個詞話本為避皇帝名諱，改字的情況很突出。
我們統計，從第14回到61回，刁徒潑皮「花子由」這個名字出現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卻一連13次將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這是為了避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名諱。由此可窺，從第62回起，它必刻於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曆九月初六日以後。[⑥]
在馬徵先生的文字後，我接著說：
這一事實，的確有力而生動地說明了《金瓶梅詞話》刊刻的過程：
假如這一百回的大書從萬曆四十五年由東吳弄珠客作序而開雕的話，刻到第五十七回時泰昌帝朱常洛還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強姦了常娥」之「常」字還沒有避諱，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時，天啟帝朱由校已經接位，故在以後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諱，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吳巡檢」尚未避崇禎帝朱由檢的諱，故可確證這部《金瓶梅詞話》刊印於天啟年間。[⑦]
我的這些論證，現在楊琳先生看來，「都是沒有多大證明力的」。他迴避了有關薛岡《天爵堂筆餘》的一條論證[⑧]，而是選擇了其他二條相對寬泛的外證和一條內證來一一分析的。
的確，我的論證是有粗糙之處，特別是第一條外證與一條內證，但楊琳先生的分析還是可以討論的。
馬 徵 著
謝肇淛說「此書向無鏤版」的時間，我當時是用了最寬鬆的上下限時間。對於上限，我是用了袁中郎借十分之三書給謝肇淛的時間，說是「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後」。
這比之馬泰來先生用稍後丘志充借十分之五書給謝肇淛的時間「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間」前了十年。
應該說馬先生因此而他認為謝肇淛寫跋的時間「約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⑨]更為確切。
萬曆四十八年也就是泰昌元年，這比我用袁中郎借書給謝肇淛的時間更向後，實際上更符合我要論證的《金瓶梅詞話》刊印於萬曆末年至天啟初年的推斷。
至於下限，本是據謝氏去世或收有這篇《金瓶梅跋》的文集問世的年限來考察，都是有可能的。
謝氏寫定《金瓶梅跋》後，過四年「天啟甲子（四年，1624年）冬入覲行至萍鄉卒於官舍」，比較突然[⑩]，假如已知《詞話》鏤版，也是來不及修改的。況且當時他可能也無編集的想法，故也不會去考慮修改的。
但過幾年後由謝的親戚、好友徐【火勃】、葉向高輩幫他整理文集出版和寫序時，應該還是存在著《金瓶梅》刊本未曾面世，或已面世而徐、葉輩尚未見到，或他們已見鏤版而未改跋語的三種可能，話是不能說死的。
正因為謝說的「此書向無鏤版」話，我們畢竟是見於出版的文集，所以用文集的序的時間來說明其書下限，還是存在著一種可能的，怎麼能說「扯不上」關係呢？
當然，我這裡只是就事論事，僅就這一句話來討論其上限與下限的可能性，假如結合下文沈德符、薛岡等話來看，真正的下限顯然應該往前推，恐怕推到天啟四年以前還是合理的。
崇禎本與詞話本
至於楊琳先生說「沈德符所謂『懸之國門』是《金瓶梅》，沒說是《詞話》」，認為我是將現在普遍稱作「崇禎本」的《金瓶梅》與「傳本《詞話》」「混為一談」了。這顯然是他缺乏《金瓶梅》流傳的基本常識而作了誤判。
將《金瓶梅》專指崇禎本而與「詞話本」的《金瓶梅詞話》明確區分開來，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山西發現了《金瓶梅詞話》後的事。
明人在談《金瓶梅》時基本上都是將詞話本與崇禎本「混為一談」的。
《金瓶梅詞話》卷首的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等，之所以一會作稱之為「詞話」，一會兒又稱之為「傳」，一會兒就直接稱作《金瓶梅》，這只能說明當時的「小說」概念十分模糊，並沒有將這幾個概念細加區分罷了。
它正像嘉靖年間有的《三國》，一會兒稱之為《三國志演義》，一會兒又稱之為《三國志傳》，以及《水滸傳》又稱作《宋江演義》，《西遊記》也稱作《西遊釋厄傳》一樣。
明代唯一在《詞話》本之外，說到《金瓶梅詞話》的，也是與《金瓶梅》混說的，這可見於崇禎二年的《幽怪詩譚小引》。
該文一會兒說「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一會兒又說「《金瓶梅》，一部世說也」。
這不但可證早在湯顯祖於萬曆44年（1616）年逝世之前確實存在著詞話本的抄本，且《金瓶梅詞話》《金瓶梅》等，當時都是混說的。
再說《金瓶梅》本來就是主要寫金、瓶、梅三人的「傳記」故事的，所以一時稱它為《金瓶梅傳》，當時人覺得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們是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要求古人的。且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也從未發現過這篇序為其他什麼《金瓶梅》寫的任何證據，也沒有發現過有什麼真正的《金瓶梅傳》的存在。
《幽怪詩譚》書影
至於沈德符說的《金瓶梅》究竟是「詞話本」還是「崇禎本」，還是要看他說的：「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其贗作矣。」
這難道是指崇禎本《金瓶梅》嗎？
第三條，我引用馬徵、魯歌兩位有關「花子油」避諱問題的論證來作為內證，因當時沒有親自覆核，的確存在問題。
現在看來，《金瓶梅詞話》第39回就出現了「花子油」，而到第62回之前的第61回又是用「花子由」的，所以馬、魯兩位描述的過程本身是有紕漏的。
不過，楊琳先生的這篇文章關注了《金瓶梅》的避諱問題，包括文章後面討論崇禎本的問題時也涉及了避諱問題，倒是值得重視的。
在楊先生的啟發下，我翻檢了一些明代通俗小說，看來它們對於避諱大都是漫不經心的。
比如刊於萬曆20年的《水滸志傳評林》、38年的容與堂本《水滸傳》及42年的袁無涯本《水滸傳》都沒有避萬曆皇帝朱端鈞的「鈞」字。這或許與明代前期大都不太注意避諱的風氣有關。
但到天啟、特別是崇禎年間，避諱問題就強調了，胡適當年就注意到「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日知錄》卷廿三）」，
所以，刊於崇禎14年的金聖歎刻的《水滸傳》「處處嚴避明朝皇帝的名諱，可以說是明末刻書避諱的一種樣本或範本」[11]。
的確，金聖歎將「常」、「由」、「校」、「檢」等字基本上都改成了「嘗」、「繇」、「較」、「簡」等了。但是，假如要學楊琳先生那樣找一些例外來，還是不難撈到一些漏網之魚的。
胡適當年就注意到了「全書用『鈞旨』『鈞帖』凡幾十處，如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都不避諱換字。這一點頗不可懂。」[12]事實上，此書「鈞」字不避諱的共有31處之多。
其他如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的「厚」字，全書就出現了16處；明穆宗朱載垕的「載」字更有40處之多。
這些皇帝或許離金聖歎時代略遠些，相對放鬆還可強作說明的話，那明光宗朱常洛的「常」字，金聖歎小心翼翼地改成了192個「嘗」字，卻在第29回還是有「常言道：眾人好度，人難度」，第35回也有「李俊往常思念」，未避諱。
朱常洛的「洛」字，在第36回也有「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的文字。
書封
作為避諱的「樣本或範本」尚且如此，其他明確在崇禎年間刊行的小說既注意用「簡」「撿」等來避諱的同時，也還是可以摘出相當數量未作避諱的例子，如刊於崇禎五年尚友堂的《二刻拍案驚奇》卷一《進香客莽看金剛經，出獄僧巧完法會分》有「忙忙未及簡勘」句，
卷四《青樓市探人蹤，紅花場假鬼鬧》有「簡出貢生赴京文書」句，卷十三《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判溪裡舊鬼借新屍》有「區處家事，簡較莊租簿書，分毫不爽」句，
這三句中的「簡」字都應是避諱，但同書卷四《青樓市探人蹤，紅花場假鬼鬧》有「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卷十六《遲取券毛烈賴原錢，失還魂牙僧索剩命》有「可檢他來算」，都是不避諱的。
另外如刊於崇禎年間的《型世言》第2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有「況且到那撿驗時，如今初死還好」，第13回《擊豪強徒報師恩，代成獄弟脫兄難》有「買求銀兩，屍不須再撿」等，
都將「檢」刻成了「撿」字，但也有如第16回《內江縣三節婦守貞，成都郡兩孤兒連捷》有「選了一個湖廣湘陰巡檢候缺」，第19回《捐金有意憐窮，卜屯無心得地》有「便篋中去檢此銀」等不避諱的。
如此等等，難道僅僅用一些未成避諱的例外就可以反證小說中確實避諱的不存在嗎？難道就此可反證這些小說不是刊行於崇禎年間了嗎？
胡應麟的「辨偽八法」中有一條：「核之事以觀其時」。我想這原則也適用於辨真。
不論考察其真還是假，我們在將各種各樣的事物與現象，包括事件及器物、地名、避諱等等與時代相核時，首先當注意兩種情況是否同時存在，不能只睜一隻眼睛盯著一種現象，而不睜另一隻眼睛注意另一種相反的現象。
在兩種情況同時存在時，當更關注與發現其在這個時代中新出的、特有的現象呢，還是抓一把前後時代都有的現象來比對更有價值？
一部疑似刻於天啟、崇禎年間的書，當出現了避「由」「檢」等諱的現象，又同時存在著不避諱的現象，我們的興奮點當放在哪裡呢？難道在天啟年前或清代以後會避天啟、崇禎的諱嗎？
上面這些文字只是回應了楊先生批評我的一些意見，提出來討論，至於楊先生的「新證」究竟能否成立，關鍵還是在如何看《金瓶梅詞話》與《福壽丹書》兩書的關係，也即究竟是誰抄了誰的問題？
書影
楊先生說，討論這個問題不外有三種可能：
兩書「都抄錄自它們之前的同一種書」；《福壽丹書》抄自《詞話》；或《詞話》抄自《福壽丹書》。
關於第一種可能，楊先生認為目前沒有發現兩書抄錄的「同一種書」，所以是「查無實據」， 「其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但這兩書實際上並不完全一致（下詳），有可能抄「同一種書」，也有可能抄的不是同一種書，因為畢竟在元明兩代流傳著多種大同小異的[行香子]，在沒有充分的材料證實之前，還是存在著兩種可能性的。
在下文具體討論兩書誰抄誰的問題上，楊先生為了證明不是《福壽丹書》抄《詞話》，而是《詞話》抄了《福壽丹書》，就將目前唯一存世的一種有「萬曆丁巳」年序的《詞話》，
在筆下變戲法似的一會兒將此序說成不是為此《詞話》本寫的，一會兒又說就是為這個刻本寫的，一會兒又將有此序的本子新證為刻在天啟五年以後了，將一本《詞話》變成了兩次刊刻似的。
本來，學界公認的所謂《詞話》就是有兩個最基本的特徵：
一是唯有此書卷首的東吳弄珠客序後署有「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一行字，其他有「東吳弄珠客序」的明刊本都簡化成「東吳弄珠客題」了；
二是唯有此書開卷第一篇序題作「金瓶梅詞話序」，全書的書名及版心都刊印為「金瓶梅詞話」（也有個別冊的封面書名印作「金瓶梅詞」者），
而其他明本《金瓶梅》版心都僅刻「金瓶梅」三字、每卷卷首除個別幾卷留有修改《詞話》時不慎留下「詞話」兩字的痕跡外，絕大多數都題作「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下無「詞話」兩字。正因為《詞話》有此兩個「唯一」，故人稱此書為「詞話本」或「萬曆本」（此年序刊，不等於此年即印成流行）。
楊先生為了讓萬曆丁巳（1617）序刊的《詞話》抄天啟四年（1624）序刊的《福壽丹書》，除了否定萬曆年間時一些學者談到的《金瓶梅》就是「詞話本」外，主要就是致力於否定這本《詞話》是在「萬曆丁巳」序刊的。
為此，他就把該書卷首明明為「詞話」而作的欣欣子序、明確題刊印於「萬曆丁巳」的東吳弄珠客序以及廿公跋統統說成「不是為刻本《詞話》寫的，是刻印《詞話》時刻印者將前人為其他版本寫的序拿來放在前面的」。
書影
這裡說「不是為刻本《詞話》寫的」，也就是說不是為這個丁巳年序刊的本子寫的。那為哪個本子寫的？這個本子不是《詞話》又是什麼本子呢？難道真有這個本子嗎？
但接著又說「是刻印《詞話》時刻印者」如何如何，那這個當下的「刻印《詞話》時」又是什麼時候呢？難道不是這個「萬曆丁巳」序刊的《詞話》之外還有什麼刻本刻於丁巳年嗎？
總之，第一步是要將「丁巳」序刊與《詞話》分離開來，虛構出一個說不出名堂的或不是「丁巳」序刊的、或不是《詞話》的本子。
妙的是，下面文章卻又反過來說：「東吳弄珠客的序是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寫的，說明丁巳年已有刻本。」
一會兒說是前人為「其他版本寫的」，一會兒又承認是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寫的」。說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寫的」，實際上就是承認為唯一署「萬曆丁巳」年序的《詞話》寫的，自己否定了自己前面的說法。
這不但與前面的話產生了矛盾，實際上又與後面說十年後抄《福壽丹書》的才是現在見到的《詞話》，也是對不上榫的，既然十年前就刊刻了，怎麼又成了十年後的「新刻」呢？
總之，楊先生的基本邏輯是，先將萬曆丁巳序與《詞話》予以分割，從而否定《詞話》序刊於萬曆丁巳年或此年序刊的不是《詞話》，然後「新證」出十年後「新刻」的才是真正的《詞話》。
在整個過程中，他有時面對事實，不得不承認丁巳年序刊的即是《詞話》，但為了「新證」天啟四後出的才是《詞話》，又竭力否定丁巳年的序刊本不是《詞話》，所以前前後後，充滿著矛盾，把人搞得稀裡糊塗。
實際上，丁巳序刊本與詞話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丁巳序刊本即是詞話本，詞話本即是丁巳序刊本，要將萬曆丁巳年序刊與《詞話》分離開來，否定萬曆丁巳年序刊的《金瓶梅》不是《詞話》，正像要撥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一樣不可能。
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目前所知，「萬曆丁巳」與「詞話」是密不可分的，天下就是這一部書，不可能有第二部《詞話》，不可能萬曆丁巳刊的《詞話》又是天啟四年後抄引《福祿丹書》的《詞話》。
夢梅館本書影
下面，我們再就楊先生的一些具體論據來一一討論。
比如，楊先生為了證明《詞話》所附的所有序跋都是「前人為其他版本寫的序拿來放在前面的」，就首先斷定廿公跋是「針對《金瓶梅》抄本寫的」。其根據是什麼呢？
因為廿公跋中有一句話：「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對此，我感到十分奇怪。
跋作者寫這句話的主要意思很清楚，就是對「今後流行此書」充滿著希望和給予稱讚，那麼跋語是寫在難以流傳的抄本上合理，還是為即將刊行，能賴此以廣為流行的刻本上更為合理呢？顯然是後者，廿公正是在為《金瓶梅》刊刻的「功德無量」而讚頌的。
再比如，楊先生認為《詞話》有可能抄自《福壽丹書》的理由是：「《金瓶梅》一問世即被視為淫書，無論是正統的士大夫還是政府的高官，大都主張加以禁毀」，所以它的「流通肯定是不會是光明正大的，無論是流通的數量還是流通的範圍都不會很大」，
「作為宮廷太醫院的御醫，龔居中能接觸到民間私下暗中流通且與醫學無關的《詞話》的機會應該是很小的，而他的《福壽丹書》作為養生保健方面的名著，《詞話》作者倒是很容易接觸到的，揆情度理，《詞話》抄自《福壽丹書》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這裡所說的兩個前提都是可以討論的。
根據目前所見的紀錄，當時「正統的士大夫還是政府高官」，從官至內閣首輔的徐階、錦衣衛都督劉承禧，到王世貞、董其昌、謝肇淛、袁宏道輩，恰恰「大都」是讚賞此書的。現在能知道當官的公開提出禁毀此書的，恐怕也只有侯峒曾一例吧。
當時的社會十分開放，「淫書」「淫具」的流通也並不認為不光明正大，春宮畫《風流絕暢圖》前有《引》一篇說：「《春意》一書，坊刊不下數十種。」
《如夢錄》「街市紀第六」載開封撫院諸署附近就有七家「淫店」，專售「廣東人事、房中技術」。
晚明直接描寫性事的小說如《繡榻野史》《昭陽趣史》《浪史》《燈草和尚》《痴婆子傳》等名目繁多。
又名《風流豔暢圖》
就《金瓶梅》一書而言，流傳至今的明本也有多種。看來這些都不是在「私下暗中流通」的。
當然，不論是光明正大的傳播還是私下暗中流通，都不是肯定誰抄誰的必要條件，都不能證明誰抄了誰。
又如楊先生說，「《詞話》標稱『新刻』具備抄錄《福壽丹書》的條件」，也是令人莫名其妙。不被楊先生認為是《詞話》的丁巳年刻本，不是早就標名是「新刻」了嗎？
薛岡看到的刻本不也就是這部有東吳弄珠客序的《詞話》本嗎？為什麼「要等十年左右的時間」再「新刻」出另一部《詞話》呢？
楊先生所見的「後十年左右的時間「新刻」的《詞話》難道不就是十年前那本署有萬曆丁巳東吳弄珠客序的《詞話》嗎？
或許，楊先生要否定萬曆丁巳年刊的不是《詞話》，那只能是崇禎本《金瓶梅》了。
然而，所有崇禎本的《金瓶梅》也都是標有「『新刻』繡像批評」的呀。總之，標有「新刻」兩字根本無法來判斷孰先孰後的，當時凡是新刊的一種本子都是可以稱作「新刻」的。
在後文，楊先生又拿翻刻《詞話》的《第八才子詞話》來說事[13]，說「傳世《詞話》書名『新刻』，刻印質量低劣」。
讀到此，我又十分吃驚。據我親眼目驗過入藏於臺北與日本棲息堂的兩部詞話本及十餘種崇禎本的刊本來看，特別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詞話本不論是刊還是印，都是十分精美的。
或許崇禎本的初刊本也是上等印品，但目前未見全本，從現存的其他各本來看，每一種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十分粗劣的，可以說沒有一種崇禎本比詞話本佳，所以臆想詞話本「刻印質量低劣」來斷定詞話本在後，也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臺灣故宮藏本書影
綜上所述，楊先生關於《詞話》抄自《福壽丹書》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那麼有可能是《福壽丹書》抄《詞話》嗎？
我看也不像，倒恰恰有可能是兩人誰都沒有抄誰的。我認為兩書之間並不存在抄引對方的依據有兩點：
第一是兩書之間的文字畢竟並不如楊琳先生說的「文本文字完全一樣」。不錯，在目前發現的元明清三代流傳的[行香子]中，《詞話》與《福壽丹書》的文字最為接近。
這在楊國玉先生的文章中早就指出，連楊琳先生特別提出的「床」字與「耳」字是兩書共同的「明顯的訛誤」，楊國玉先生早都作了「惟《福壽丹書》同誤」的按語，並作了分析。
但是，兩書最為接近不等於完全相同，楊國玉先生根據排印本早就校出了《詞話》第四首的「數竿竹」與《福壽丹書》中的「數枝竹」有相異之處。
楊琳先生文章所附的國家圖書館藏金陵書林周如泉天啟四年刻本的《福壽丹書》，應該有更好的校勘條件，卻不知何故反而未曾校出「數枝竹」不同於《詞話》的「數竿竹」？我想不可能是為了強說兩者「文字完全一樣」而故意掩蓋吧？
當然，有一處相異，也並不能即可斷定它們間沒有抄引的可能，因為也有可能在抄引時一時疏忽或有意修改所成，但至少我們不能說它們的「文字完全一樣」，因而也可以認為它們雙方並未將對方作為抄引對象的一種可能的存在。
第二，更重要的理由是，這兩部書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都有編集前人文字的愛好。
《福壽丹書》本身主要是編輯前人作品成集的，《詞話》也好「鑲嵌」前人的作品成文。
在一部《詞話》中不難找到有些前人作品被反覆抄引過。二是兩書中有關房中、養生的內容又都佔著相當大的比重，假如要抄引的話，還可抄引更多的文字。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兩書間可以被視作抄引的文字僅此一例！這是有背常理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對方的存在，不能排除它們有各自抄引前人某一作品或相近的不同作品的可能，只是現在還沒有發現這類書而已。
當然，或許確實不存在這類書，那結合謝肇淛、沈德符、薛岡的三句話來看，《詞話》肯定早於《福壽丹書》已經刊行，所以只能是《福壽丹書》抄《詞話》，而決不可能《詞話》在萬曆丁巳年後不久刊行，之後又冒出另一部到天啟四年後、乃至到崇禎末抄錄《福壽丹書》成書的「查無實據」的《詞話》來。
本文作者 黃霖教授
注 釋
[①] [行香子]詞今初見於元彭致中編集的《鳴鶴餘音》，後在流傳中也有改題「自樂詞」「樂隱」「樂住」「幽居自適」等不同名目，且四首排序與文字多寡也不盡相同，但多數還是沿用「行香子」名，且也基本符合[行香子]詞律，故本文還是用「[行香子]詞」來概稱《金瓶梅詞話》卷首所引的四首詞。
[②]黃霖、史小軍主編《第十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407-444。
[③]楊文校出的二處異文是第一首：「算（筭）/美」；第四首「竿/枝」。並對排印本中將「筭」字誤作「美」字作了如下說明：「按：『算』俗作『筭』，《金瓶梅》即作此形，其下『廾』形又作『大』。同形字尚有『弄』『弊』等，與『美』字極近。筆者頗疑此字在原書為俗體，並不誤，乃排印本校點者誤識。」楊說甚是。
[④]「萬曆刊」三字當為作者誤筆。從全文的觀點來看，當為「萬曆寫定的」更為合適。
[⑤]黃霖《金瓶梅講演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5-29。
[⑥]馬徵《〈金瓶梅〉懸案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87。
[⑦]黃霖《金瓶梅講演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7-29。有的地方文字過長，作了刪節。
[⑧]詳見《〈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4期，頁53-55。此文曾較為詳細地考證了當時薛岡初見抄本的時間是在「萬曆二十九、三十年間（1601-1602）」，而他二十年後再見剛刊印的刻本當在天啟初年。這對於考察《詞話》的刊行時間，竊以為是十分重要的，遺憾的是楊先生卻故意避而不談。
[⑨]馬泰來《諸城丘家與<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 期，頁205、207。
[⑩] [明]徐【火勃】《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天啟刊本《小草齋文集》卷末附錄。
[11]胡適《記金聖歎刻本<水滸傳>裡避諱的謹嚴》，1947年11月14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40號。
[12]胡適《記金聖歎刻本<水滸傳>裡避諱的謹嚴》，同上。
[13]《第八才子詞話》原書似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遺失，然知金聖歎首提「才子書」名，崇禎十四年起刊《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同時代同郡毛綸又作《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可知《第八才子詞話》當也作於《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前後。據《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卷首葑溪浮雲客子的《序言》與毛綸的《總論》，可知《第七才子書》刊於康熙五年（1666）。從第五、六、七才子書的內容來看，都是翻刻前人的名著並加以評點，故可知《第八才子詞話》也是翻刻《金瓶梅詞話》的一部作品，或另加評點。
文章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第1期。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