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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少帥》，我又一次被馮庸吸引住了目光。
與發小張學良相比，這位同是奉系軍閥兒子的空軍中將，仿佛一生都藏在歷史的陰影裡。但得益於演員，《少帥》裡馮庸的零星碎片，已然足夠我拼湊出一個生動而立體的動蕩時代青年形象。
在只差一步就能從絞刑架上救下李大釗的時候，馮庸對張學良說「後面的戲怎麼唱？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樓會塌的。」
在和趙四小姐的對話裡，馮庸侃侃而談「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和「這一代的俠」；
在日軍想以從事反日教學為名逮捕馮庸之際，他笑著反問「大學者教育也，何罪之有？」
如今，瀋陽市鐵西區有一個名為滑翔的小區，這裡曾是馮庸大學舊址。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關東軍闖入馮庸大學，強行帶走校長馮庸，並將所有在校學生驅逐出校園，還搗毀了學校的實習工廠和許多教學及辦公設施。日軍佔領馮庸大學後，隨即將其改建成飛機修理試飛機場，後改名為滑翔機場，「滑翔」這個名字就被沿用下來並保留至今。
馮庸大學，1927年由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馮庸創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亦是當時東北少有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
馮庸其人，一生可謂燦爛而坎坷。其父馮德麟與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為至交，馮庸又與張學良同年出生，兩人於是效仿父輩義結金蘭，並同取 「漢卿」 為字*，時人稱二人為「東北兩公子」。但馮大公子並非空有家世而無實學的風流子弟，史料稱他既「通文墨，善詩文」，又喜讀兵書、善騎射，汽車和飛機這些時新玩意兒更是不在話下，稱得上「文武雙全」。
馮庸1920年從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畢業後，即入東北軍，歷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部隊司令等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加入中華民國空軍，軍銜累至中將。
很難想像，馮庸這樣的出身和履歷，竟然願意「毀家興學」去做創辦和建設一所私立大學這種有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為了建立馮庸大學，馮庸清理變賣了馮家的全部家產，除銀元現金外，還將大量的土地商號等做為校產，其收入投入學校日常運轉。後來學校資金逐漸運轉緊張，校產收入已經難以維持學校正常支出，此時馮家的家產只剩下馮庸為母親養老留下的兩處絲房，但為了支持馮庸大學，馮老夫人毅然變賣這兩處絲房，將全部資金投給了學校。此外，馮庸三妹和四妹碧君、麗君二人，亦用嫁妝專款購買飛機捐贈馮庸大學，這架飛機後來被命名為「碧麗號」。
其實回顧馮庸的人生軌跡，又覺他能做出此舉實在再合情合理不過。
他19歲從戎，年紀尚輕便已見識軍閥混戰下無數有志熱血青年無辜殞命，兩次直奉戰爭讓這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子開始反思戰爭的意義與國家的發展前途。電視劇《少帥》裡馮庸有幾句臺詞，後人大概能藉此一窺歷史上的馮庸：「這麼些年，我們打過的仗都沒有是非，只有撕心裂肺。」「誰落著好了？誰都沒落著好，那還打什麼打？」
馮庸將救國救民的希望寄託於工業與教育。1925年底，馮庸辭去軍職，轉身投入教育事業；1926年，馮庸著手經營奉天大冶工廠以及東北第一所私立工科專科學校大冶工科學校；1927年春天，馮庸大學動工，同年8月，馮庸大學正式掛牌招生。這所以「自強不息，知行合一」為校訓的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的西式大學，即使以現代眼光來看，也是極為先鋒的存在——軍事化管理模式、全外文教材，甚至擁有教學飛機和屬於自己的飛機場。
馮庸大學創辦那一年，馮庸26歲。他既是投資人，又擔任校長和學校的訓練總監。
馮庸在這所冠以自己名字的大學中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不可謂不深厚。他與學生們同住在學校。每天清晨起床號角吹響的時候，他會親自打開宿舍門，用常掛在腕上的手杖不停地敲擊地板，並高呼「起床了」以督促學生。起床後，他還會先騎馬圍著操場跑幾圈，然後駕飛機飛一會兒。馮庸會和學生一起用餐，觀察學生是否吃飽，還經常到宿舍和學生攀談，了解學生的學習生活狀況。
馮庸大學也一直貫徹實行著馮庸的辦學宗旨：「造成新中國的青年」。它講「八德八正」、「五尚五誡」以培養學生品德；相信工業救國，進行軍事訓練，實行強迫性的體育制度；注重教育的公平性、廣泛性和公益性。
馮庸大學的校旗中間有一顆大八角星，其中有紅色「工」字，象徵馮庸「工業救國」的教育思想，也表示學校主要以培養工科人才為教育目的。馮庸大學校歌中亦有歌詞：「謹記學行實踐，救國以工。」
凡是馮庸大學的學生，人人都要接受軍事訓練。他們每周需要學習不少於六小時的軍事操典、築壘、教範和陣中勤務令，還要進行操場和野外訓練，寒冬酷暑、狂風雨雪也從不落下。馮庸親自領導學生春初到野外軍訓，大地泥水甚多，學生遲疑不願臥倒，於是他率先臥倒，膝蓋劃破也毫不在乎。因為這樣的訓練讓馮庸大學看上去就像軍營，所以當時東北人民也將馮庸大學與北大營、東大營並列，稱其為「西大營」。
重視體育鍛鍊是馮庸大學的一大特點。據馮庸大學學生、軍事記者劉毅夫的回憶：「馮大每晨五點鐘起床，全部沒有臉盆、沒有浴盆，每個大寢室有一個冷水盥洗室，每個學生都要赤條精光、跑進去接受冷水淋浴，室外零下四十度時，冷水反而等於熱水，浴後集合在風雪刺面的旗壇上行升旗禮，然後是一小時的晨間運動，馮先生說：『要去掉東亞病夫的侮辱，就要先鍛鍊體魄。』」
馮庸本人更是以身作則，他的百米成績是13秒，高欄成績是18秒5，曾在籃球比賽中一人獨得四十多分。1928年9月下旬，在由馮庸提議舉辦的第一屆東三省聯合運動會中，馮庸大學僅以0.5分之差，名列總分第二，在奉天名噪一時。這次運動會 「開闢東三省體育之先河」，此後東三省範圍內掀起了一個體育運動的高潮，湧現出劉長春、孫桂雲、於希渭等優秀體育人才。馮庸大學的體育水平也突飛猛進，到了1930年甚至超過了東北大學。
馮庸大學為求教育機會均等的實現，首先從實現高等教育機會均等下手。在當時的中國私立大學中，馮庸大學是極少數對學生實施免費政策的學校，免費範圍包括夥食、制服以及全部學雜費。不僅如此，馮庸大學還實行帶有普遍性的獎學金制度。所以，即便家境窮苦的學生也可以得到學習的機會。馮庸希冀通過這種辦學理念來改變社會的不公平，改變社會的落後，使千萬個底層有志青年改變命運。
馮庸所有的關於教育的思想全都著眼於愛國與報國。他想培養的，是具有新思想、傳統的衛國與建國能力的新青年。
九一八事變後，馮庸被捕。面對威逼利誘，他只說：「因此若殺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勢不為賣國賊」。後來日軍將馮庸劫持到日本東京，他經日籍友人保釋，藉機從日本逃出，輾轉到香港，由香港返回北平。回到北平後，他又將逃難來到北平的馮庸大學學生組織起來，在北平復校。
東北流亡學生是最早扛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隻革命力量，馮庸大學的學生自然不可能落後於其他東北學生，可以說，馮庸那些教育理念的成果都在抗日戰爭裡得到了充分體現。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燃起烽火，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在馮庸的組織和帶領下奔滬參戰。為了鼓舞馮庸大學師生的抗日愛國熱情，馮庸還編創了新的校歌：「大陸黑沉沉，同胞血殷殷！人權解放，我們責任；痛恨那帝國主義，窮兇猖狂！誓揚民族光，慷慨赴國殤！百年奇恥，恨難忘！還我河山，志悲壯！」義勇軍們身穿黃呢軍服，每人戴一頂白兔皮毛縫成的雙耳下垂的皮帽，肩背紅綢大刀，唱著義勇軍歌，從北平的廣安門步行到前門車站，其凌雲壯志成為一次極為生動的抗日宣傳。
在126名學生義勇軍隊伍中，還有16名女學生組成的「女子抗日義勇中隊」，由馮庸大學體育系學生，也是馮庸的夫人龍文彬出任隊長。因被登在《中華》雜誌封面上，龍文彬還成了當時女子從軍上陣的新典範。
同年冬天，日軍進攻熱河，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與抗日。這次戰爭中，有教師和學生或死亡或負傷或被俘。熱河淪陷後，馮庸及學生義勇軍返回北平，但由於日本侵略範圍擴大，華北亦岌岌可危。
國難深重，偌大國土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馮家私產亦耗盡，難以維持馮庸大學的運維。馮庸「毀家興學」之志已無法實現。1933年6月，經張學良批准，馮庸大學正式併入東北大學，「馮庸大學」成為歷史的塵埃，馮庸本人則加入民國空軍繼續抗日。
1949年，馮庸隨國民黨遷至臺灣。以他的資歷和功績，想要換取物質上的富足再容易不過，但他始終自持而清苦，甚至在看到臺灣社會經濟形勢的不景氣後，自動放棄了原本每年例行的馮庸大學校慶聚會——而這本是他少有的社交活動。可他又在慈善事上十分積極，即使知道當時臺灣充斥著太多「偽慈善」活動，但看到募捐廣告時仍然願意捐出自己絕大多數的資產。
馮庸曾這樣概括自己從軍和辦校經歷：「餘曾盡忠國家，以廉勤公正為矢；亦曾盡孝民族，以明恥施教為的。」但現今看來，此句用以泛泛而評馮庸的社會責任感和為人脾性，竟也毫不違合。
1971年，馮庸70歲，他為自己立下了一份遺囑。開頭是這樣寫的：「生於變亂，魯鈍無成，民德日頹，隱患無窮。當茲倫常崩解之世，能得埋於母墳階下，吾心安矣。」
1981年，馮庸去世。2013年，在馮庸遠離故土六十多年後，他的外甥張文琦將其骨灰遷回瀋陽，葬在龍泉古園的漢卿園。漢卿園草木蔥鬱，馮庸的墓碑後安然矗立著他的半身石像，上刻四句詩：
如此男兒生不虛，萬間廣廈意躊躇。
將門多少貴公子，吾愛馮庸並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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