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清宮體制，滿蒙聯姻與八旗選秀制度是后妃入宮的兩種途徑。滿洲崛起之初與蒙古交往密切，努爾哈赤(1559-1626)、皇太極(1592-1643)與順治皇帝(1643-1661在位)不少后妃出身蒙古部落，與科爾沁部博爾濟吉特氏的婚婭往來尤多。但在康熙朝(1662-1722)以後，滿蒙聯姻政策改以公主外嫁為主，此後蒙古后妃多出身八旗蒙古，而非外藩蒙古，是後宮體制的一大變革。
清代的八旗選秀有兩種形式：每年一次的內務府三旗選秀，與三年一度的八旗選秀。前者是挑選包衣女子為宮女使役；後者是「擇其幽嫻貞靜者入後宮，及配近支宗室」，為后妃的主要入宮管道。但清宮后妃也有內務府包衣出身者。她們可能初以宮女身分進宮，受君王垂青而晉升上位，兩種選秀目的不同，結果卻很難判然兩分。
無論是滿蒙聯姻或八旗選秀，按此兩途，清代後宮理應只有蒙古或旗人女子，不存在民女。順治十二年(1655)，揚州傳聞奉旨採買淑女時，順治皇帝還特意澄清：「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訓，豈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後，尚且不為，何況今日。」但實際上，順治皇帝並未遵守「慈訓」，甚至「選漢官女備六宮」，其恪妃(?-1667)即出身民間。康熙皇帝為一代英主，後宮民女更多，可考者有順懿密太妃王氏(?-1744)、熙嬪陳氏(?-1737)、靜嬪石氏(?-1758)、穆嬪陳氏、襄嬪高氏(?-1746)與貴人陳氏等。此外，還有許多史冊不載，位階更低的常在、答應也來自民間。康熙皇帝的民人嬪妃多數位號不高，除了密嬪王氏以外，其餘在康熙年間都未有冊封，楊珍認為民女位號遭皇帝刻意壓低，黃一農則從「首重滿洲」的族群差異來解釋。但筆者認為，入宮時間是更關鍵的因素。上述嬪妃之中，密嬪王氏入宮較早，育有允禑(1693-1731)、允祿(1695-1767)與允衸(1701-1708)三子，才有機會憑藉著皇寵與子貴晉升。其餘民女入宮甚晚，得寵時間不長，子女年幼，未得冊封，皇帝卻已崩逝，是整體位號偏低的主因。
康熙皇帝的幾位民人嬪妃中，順懿密太妃王氏得到較多的研究關注。黃一農認為《紅樓夢》中的元妃省親情節可能以她的經歷為母題。該文還論及襄嬪高氏有可能為高士奇(1644-1703)族人，其父高廷秀出任過高士奇幕客。劉小萌探討順懿密太妃喪儀時，考證王氏出身民間之外，也另外指出順、康、雍、乾四朝來自民間的妃嬪有30餘人，可見清帝納民女的做法並不少見，而且遲至晚清，宮中應當仍有民人嬪妃存在。在郭成康的研究裡，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的明貴人(後為芳妃，?-1801)與祿常在(後升為貴人)分別為揚州與蘇州籍，芳妃入宮緣由與繼後那喇氏(?-1766)被廢關係密切。此外，趙玉敏也注意到乾隆皇帝的怡嬪(?-1757)原為民女，與壽貴人(?-1809)為姊妹。怡嬪入宮後，家族入包衣旗，其妹再因選秀入宮，為皇帝寵幸，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晉位壽貴人。此外，筆者也在內務府《奏稿》、《來文》發現乾隆皇帝的純惠皇貴妃(?-1760)、慶皇貴妃(?-1774)與婉貴妃(?-1807)出身民間。
相較於康熙皇帝刻意壓抑漢女的位號，乾隆皇帝的民人嬪妃顯得尊崇，甚至有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並從上述回顧可見，清宮后妃族群組成複雜，除了蒙古與八旗女子外，的確還有一群來自民間的女子。1987版《紅樓夢》電視劇中的元妃省親片段
雖是如此，我們對於這些民人嬪妃的身分、背景與入宮後的狀況卻理解不多。原因之一，與存世的《后妃傳》撰述體例有關。在清宮檔案開放以前，學者了解清代后妃生平，多仰賴張爾田(1874-1945)《清列朝后妃傳稿》、唐邦治(1875-1953)《清皇室四譜》、《清史稿‧后妃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五種清史館本《后妃傳》，與皇室家乘《玉牒》。但無論是哪一種版本的《后妃傳》都有錯漏與不全的問題，尤以位階較低的貴人、常在與答應最為嚴重。近年來，受惠於宮廷檔案的開放，后妃研究有更多推進的可能，但低階嬪妃的身分仍難完全釐清。宮廷體制與官書檔案的限制，是目前后妃研究不易突破之處。
官方記述對於民人嬪妃出身的隱諱，也令人聯想到清代旗民通婚的禁令。但實際上，清廷不禁漢軍與民人聯姻或是旗人娶民女，僅限制旗女嫁給民人。此與旗人婦女人數較少、又有選秀之需有關。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革命勢熾，旗民通婚限制才被正式廢止。不過，清朝的皇權尊貴，君王意志得凌駕於律令制度，加上旗人原可娶納民女，因此清宮存在民人嬪妃確實不無可能。但在本文的討論裡，乾隆皇帝多次懲處納娶民女的旗人官員，本身也不願張揚宮中民女，令嬪妃娘家入旗，授命江南的包衣親信看管其娘家族人，體現出皇帝對於旗民通婚一事微妙的心態。因此，旗民通婚在身份、階層上的差異，政策與實際之間的落差為何？是本文希望討論的其一議題。
這些民人嬪妃入宮之後，各自際遇不同：婉貴妃、怡嬪與其妹、祿貴人默默無聞。芳妃的入宮雖然傳聞與繼妃那拉氏被廢有關，但她獲得的皇寵似乎並未持續。相較之下，純惠皇貴妃與慶皇貴妃的榮顯較為持久，她們誕育或撫育皇子，地位更形鞏固。表面上，族群身份並未限制她們的榮寵與發展。但其子女的婚姻、出繼、任官卻隱隱受到母親出身的影響，與內務府產生密切的聯繫。嬪妃家族與其子女發展涉及宮廷政治動向、皇位繼承等問題，乾隆皇帝的隱微考慮，則是本文擬欲討論的另一議題。
《心寫治平》畫卷中的純妃（純惠皇貴妃）和慶嬪（慶皇貴妃）畫像。數據源：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ortrait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Twelve Consorts,」 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69.31#, accessed May 23, 2019.
近年來，隨著宮廷劇的熱播，清宮后妃的故事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聞，但事實上，清代宮闈政肅，向來難窺奧秘。除了出身名門的后妃以外，學界對於清宮嬪妃的身份、家族與生活實貌理解甚少。官方史籍透露出來的訊息，多是宣傳話語或君王修齊治平的正面形象，清代檔案裡卻無意間留下這些嬪妃的生平細節。她們雖然不是宮廷要角，但本文希望經由追查她們的故事，一窺清代後宮的管理體制、嬪妃娘家與宮中往來的實況、皇帝對於滿漢通婚政策的心態與立場，由此探究十八世紀性別政治與族群關係的複雜圖景。
熱播清宮劇中的純妃形象
民人嬪妃的身份與旗籍考察清宮后妃生平，清代的皇室家乘《玉牒》，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張爾田的《清列朝后妃傳稿》、國立故宮藏五種清史館本的《后妃傳》是研究者容易接觸到的材料。但這些后妃傳內容粗略，還有書寫體例的限制，以致無論是哪一種版本的《后妃傳》紀錄都不夠全面。
《玉牒》對后妃的記載非常簡單。筆者所見的版本有二：其一，是收錄在《清代譜牒數據》中的《小玉牒》，內容包括：男直格檔、女直格檔，橫格檔，還有部分滿文玉牒，涵蓋宗室與覺羅子孫。《小玉牒》並未專載后妃資料，除了從皇子、女資料勾稽其生母以外，很難掌握后妃的完整資料。
1938年時，滿洲國最後一次修纂《玉牒》，後來以《愛新覺羅宗譜》之名出版。該書共有八冊，全漢文，僅有宗室橫格檔，末冊《星源集慶》載明皇帝直系子孫與后妃等人傳記，是筆者所見的第二種《玉牒》。但《星源集慶》的后妃傳記也很簡單。舉例而言，從裕陵規制可知乾隆皇帝后妃至少有41人，《星源集慶》卻僅載錄29名后妃訊息，尚有12人的資料不明。
檢視其他版本的《后妃傳》，缺漏情況依舊存在。同樣以乾隆皇帝的后妃為例，唐邦治的《清皇室四譜》著錄29名后妃，人物或內容與《星源集慶》高度相似。唐邦治為清史館協修，主修表譜，因「獲見《玉牒》，獨成《清皇室四譜》，出版於中華書局，為世所重」。從數據的相似度與延續性推測，唐邦治所見的《玉牒》應當就是《星源集慶》。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的成書也與其任職清史館的背景有關。入館之後，他續補吳昌綬(1867-?)未完的《后妃傳》，但成編的《后妃傳》未收錄進《清史稿》，後另以《清列朝后妃傳稿》之名刊印。《清列朝后妃傳稿》載錄乾隆帝后妃28名，少了壽貴人，瑞貴人則附於鄂貴人之後，人物雖略少於《清皇室四譜》，但張氏廣泛摘採官書，以小注形式考證后妃身分，內容詳盡，獲得頗多推崇，方蘇生指出：「（張著）一以官書檔案為主，兼採私著之可信者，文直事核，方之毛氏（按：毛奇齡，1623-1716），殆有過之。」
除了上述已出版的《后妃傳》外，國立故宮博物院還有五種未刊清史館本《后妃傳》。但這五種未刊本《后妃傳》缺漏更多，訊息有限。同樣以乾隆皇帝的嬪妃為例，清史館本一《后妃傳》是張爾田《后妃傳》的初纂版，內容略於刊印本，記27名后妃傳記，不見瑞貴人與壽貴人。清史館本二《后妃傳》是後來的《清史稿‧后妃傳》，作者是金兆蕃(1869-1951)。此本僅錄19名后妃，嬪位以下空白，唯有晉位太妃者才稍被述及，或以寥寥數語述及生育子女的妃子。清史館本三、四、五的作者都是奭良(1851-1930)，但內容更略。清史館本三僅記14名后妃，嬪位以下失載。清史館本四、五的內容相同，均載錄16名后妃的數據，順妃、婉妃與嬪以下10名女子「以上俱無出，可不書」，故僅存名號，無傳記，得見沒有誕育皇嗣的嬪妃是失去國史載錄資格的原因之一。
雖然《清皇室四譜》與《清列朝后妃傳稿》比五種清史館本《后妃傳》更加豐富，但無論是哪一種版本的《后妃傳》，均未述及乾隆皇帝的全體嬪妃，低階的貴人、常在、答應經常缺位，甚至部分清史館本《后妃傳》的嬪位也一併失載。值得說明的是，誕育皇嗣雖是國史載錄的標準之一，卻非絕對，張、唐著作中「無出」也有立傳者。但從《后妃傳》的書寫體例可以推知，祿貴人在各個版本《后妃傳》俱不存，極可能是因為她的位號太低，也不曾誕育子嗣之故。
雖然有所缺憾，《后妃傳》仍是我們定位清宮后妃出身的初步依據。下文以內容較為豐富的《清皇室四譜》為例，羅列本文探討的幾位嬪妃數據，筆者將考訂其中一些人的身分，並繼續探討《后妃傳》的體例問題：
皇貴妃蘇氏，亦稱蘇佳氏，蘇召南女。雍正時入侍高宗藩邸，(雍正)十三年生皇三子贈循郡王永璋。高宗登極，賜號純嬪。乾隆二年十二月冊晉純妃。八年生皇六子質莊親王永瑢。十年生皇四女和碩和嘉公主。十年十一月晉純貴妃。二十五年庚辰四月，晉純皇貴妃，旋於是月十九日卒，諡號純惠皇貴妃，葬裕陵旁，稱純惠皇貴妃園寢。本文討論的七名嬪妃中，純惠皇貴妃、慶皇貴妃、婉貴妃、怡嬪的身分殆無疑義，祿貴人因無數據而無法並舉，需要辨析的是郭成康討論的明貴人是否就是後來的芳妃，怡嬪之妹是否等同壽貴人？
根據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入旗清單，尚未晉升為貴人的明常在胞兄為陳濟，可知其母家姓陳。乾隆皇帝後宮中有兩位陳姓嬪妃：婉貴妃與芳妃。婉貴妃是「雍正時賜高宗藩邸」，她入宮甚早，不可能與乾隆三十年(1765)繼後納喇氏的事件有關，故推測檔案中的明常在應當就是後來的芳妃。
此外，趙玉敏將同為柏姓的壽貴人視為怡嬪之妹，但此說恐怕還要更多的驗證。因為乾隆年間另有一位白(柏)貴人活到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08年6月19日)才薨逝。這位白太貴人在檔案裡也會混寫被成柏太貴人，極可能也是柏姓或白姓。在清代檔案裡，貴人以下的嬪妃位號、稱號並不規範。例如：本文討論的祿貴人是陸姓，名稱就經常「祿」或「陸」混寫。書寫的不規範與「嬪」位以上才經禮部冊封，再擇定封號的體制相關。貴人以下因未有正式封號，稱號紊亂不一。這位白(柏)太貴人薨逝時間與壽太貴人相近，兩人可能同時在內廷生活，但誰才是真正的怡嬪之妹？礙於宮廷簿冊等材料尚未公布，只能暫時存疑。本文姑且將壽貴人的資料一併羅列，但下文討論為求謹慎，仍以怡嬪之妹柏氏稱之。
按清代後宮體例：皇后以下，「皇貴妃一位，貴妃二位，妃四位，嬪六位，……貴人、常在、答應俱無定位。」后妃等次體現在傳記的詳略程度。《清皇室四譜》的筆法主要是：位號、后妃姓氏、父親名、入宮身分、位號封贈與生育子女的時間。多數嬪妃僅錄貴人以上的位號，常在、答應以下著錄與否，隨意性甚大，此與《后妃傳》「從其後封」的體例有關。所謂的「從其後封」，指的是史家撰寫《后妃傳》時更著重后妃後來晉封的身份，早期位號經常不錄。奭良撰寫《后妃傳》時指出：「(鄂貴人西林覺羅氏)此無出，可不書。即書應從其後封，茲存常在之名，以資考訂。」鄂貴人在嘉慶三年追封貴妃，因未誕育皇嗣，原可不錄於《后妃傳》，故其「常在」身分只是史家考訂的存筆，貴人以上的封號才是《后妃傳》的撰述重點。
《后妃傳》「從其後封」的體例可能受《玉牒》纂修的影響。乾隆二十二年(1757)修纂《玉牒》時，禮部向內務府要求查明：「乾隆十二年以後加上皇太后徽號，冊立皇后，冊封妃嬪等封號年月日期先行諮覆外，至妃嬪母家姓氏、職名及晉封貴人年月一併行查內務府。」可見在纂修《玉牒》時，就僅標註貴人以上的位號，常在與答應一般不錄。《玉牒》是民初史官編纂《后妃傳》的重要材料，一旦《玉牒》不記，後修的《后妃傳》也更略，更嚴重的是資料的錯漏。舉例而言：唐邦治記芳妃「初號」為貴人，忽略了她曾為常在。這些錯誤雖然微小，卻容易令人誤判嬪妃的入宮身分與時間，進而核實其真正身分。
《后妃傳》一般不會標明嬪妃的族群身分或旗籍。加上這些嬪妃的父親均無職，更難定位其族群身分。雖然《清皇室四譜》載純惠皇貴妃、芳妃與怡嬪為「某佳氏」，推知應為旗人。但「某佳氏」也有可能是抬旗後封的姓氏，而非本姓。實際上，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內務府《奏案》可知，這些民人嬪妃的家族經歷「由民入旗」的身份轉變，情況更為複雜，這份檔案詳情如下：
乾隆四年莊親王奏請奉旨入旗。純惠皇貴妃之兄蘇鳴鳳等一戶現有人丁：蘇鳴鳳之侄元琳現任員外郎，蘇鳴鳳之侄孫松齡現任委署苑副，松齡之子富住現任筆帖式。金玉現任筆帖式。這是一份簡略的入旗清單，從中可以注意到幾點：第一，純惠皇貴妃、怡嬪(此檔錯寫為宜妃)、慶貴妃、芳妃、祿貴人的家族分別在乾隆四年(1739)、七年(1742)、二十二年(1757)、四十三年(1778)、五十四年(1789)時，由內務府總管莊親王允祿、傅恆(1721-1770)、阿里袞(1712-1769)、福隆安(?-1784)、福長安(?-1817)奏請「奉旨入旗」。換言之，這些嬪妃原非旗人，乃經皇帝特旨，家族才奉旨入為旗籍。第二，嬪妃娘家入旗時間與其入侍時間並不一致。例如：純惠皇貴妃在藩邸時期入侍，卻遲至乾隆四年冊封純妃時，家族才隨之入旗。對照前述的小傳，其他幾位嬪妃也有類似的情況。第三，嬪妃的入旗家人主要是直系親屬或兄弟家戶，祿貴人卻由姊夫一家入旗，顯得特殊。這與祿貴人的娘家人丁單薄，只有姊妹相依之故，後文將再詳論。
從行政程序來看，五名嬪妃家族「奉旨入旗」皆由總管內務府大臣辦理，是入內務府三旗，而非一般的外八旗。根據乾隆五十八年內務府《奏案》中嬪妃家族與旗籍檔案，核查隸屬單位後，列表如下：
乾隆年間民人嬪妃的家族與旗籍。資料出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奏案》；鐵保等編纂，李洵等點校，《欽定八旗通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卷3，頁52、55、57；卷5，頁92；卷7，頁131。
五名嬪妃的娘家人在入旗之後，分屬內務府三旗的旗鼓佐領與管領之下，這樣的安排饒富深意。內務府的旗鼓佐領的人員是漢姓包衣。純惠皇貴妃、慶皇貴妃與怡嬪娘家被編入旗鼓佐領，暗喻其原為漢人的身分，才會撥隸於文化、語言更為相通的旗鼓佐領。在內務府的階層組織中，佐領與管領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單位。《聽雨叢談》有言：「內務府三旗，分佐領、管領。其管領下人，是我朝發祥之初家臣；佐領下人，是當時所置兵弁，所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內務府包衣佐領與管領不僅起源不同，各有職分，所挑的差事互不相涉。清初管領下人在婚姻、法律上受到較多限制，地位似乎又比佐領下人略低。因此，若可從管領擢升佐領，也屬於「抬旗」的一種。舉例而言，乾隆皇帝的儀嬪黃氏(?-1735)原為「高宗藩邸格格」，屬管領下人。皇帝即位之後，她被封為嬪，母家也從管領撥歸本旗佐領，與慧賢皇貴妃(?-1745)娘家的抬旗事務一同辦理。由此看來，芳妃與祿貴人娘家在入旗之後隸屬管領下人，隱約流露出乾隆皇帝較不重視其母家的心態。畢竟從前引的人丁清冊來看，芳妃與祿貴人的母家人丁稀微，家族出身恐怕也不是太高。
另外說明的是，婉貴妃的家族並未出現在上述的入旗清單上，筆者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內務府回復禮部的諮文發現她的娘家「系漢人」。該年十月，禮部為纂修《玉牒》諮文內務府，請求查明嬪妃的娘家姓氏、職名等訊息。內務府先是回覆：「再婉嬪、慶嬪、穎嬪、忻嬪俱非內務府佐領管領下之人，無憑可查等語。」禮部只好再度行文內務府。至該年十二月時，內務府總算回復禮部的諮文：
今準內務府諮稱查得：裕貴妃之父，原催總耿德寅，系內府鑲黃旗富拉他佐領下漢軍。慶嬪之父閒散陸世龍，系內府鑲黃旗英廉佐領下漢軍。婉嬪母家姓陳，系漢人，伊之名字另行查明諮送。……除將查明裕貴妃並慶嬪父家姓氏職名先行諮覆玉牒館外，其婉嬪之父職名俟內務府查明到日，再行諮覆。慶皇貴妃的娘家推測約在該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入旗，內務府才會「從無到有」地生出陸家的資料。值得注意的是，婉貴妃母家尚未入旗，依舊「系漢人」，內務府才會無據可查。
婉貴妃是「雍正時賜侍高宗藩邸」，她入侍乾隆皇帝許久，未生育皇嗣，位號升遷極慢，受寵程度可能不如其他嬪妃。乾隆十四年(1749)時，她首度受封為婉嬪。至五十九年(1794)，皇帝打算退位了，才進封為妃。前引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奉旨入旗清單未列名她的家族，推測陳家在乾隆年間一直沒有入旗。至嘉慶六年(1801)時，她受封為婉太貴妃，冊寶尊稱她為「陳佳氏」，可能遲至此時，家族才入為旗籍。
上述幾位嬪妃及其娘家奉旨歸入內務府三旗，也體現她們與一般旗人后妃身分的差異。清宮后妃的旗籍不乏因「抬旗」而變動，《聽雨叢談》指出：「下五旗滿洲，或皇后、皇貴妃母族，例得抬入上三旗；若大臣建立勳勞，亦有奉旨抬入上三旗。至蒙、漢軍大臣著有功績，或撥入本旗滿洲，或抬入上三旗滿洲；及內務府人撥入外三旗滿洲佐領，皆隨時出於特恩，不在定例。」清代許多出身包衣、下五旗的后妃，因抬旗特恩，家族身份變更成上三旗滿洲，得以更尊，前述的慧賢皇貴妃即是一例。但相較之下，純惠皇貴妃、慶皇貴妃、芳妃、怡嬪與祿貴人的娘家卻是奉旨「入」內務府三旗，卻與包衣后妃「抬出」內三旗型態差異極大，八旗制度的等差體系除了證明她們原非旗人的身分之外，也呈現出后妃家族的族群差異地位。
嬪妃們的來歷與宮廷管理模式定位這些嬪妃的民女身分後，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的來歷與背景為何？雖然線索有限，但檔案裡的隻字詞組，仍可一窺部分嬪妃家人的籍貫、家庭等數據，以及乾隆皇帝如何透過內務府包衣管理這些民人親戚的立場與態度。
純惠皇貴妃與婉貴妃都在寶親王時期入侍藩邸。純惠皇貴妃的來歷不得而知，婉貴妃是「雍正時賜侍高宗藩邸」。事實上，清代因不禁旗人娶民女，皇子或近支宗室府娶漢女為妻妾十分普遍。杜家驥梳理《玉牒》的男直檔時，列舉數十個愛新覺羅家族婚配民女的例子，時間跨度從努爾哈赤到光緒年間(1875-1908)。因此，蘇氏與陳氏在乾隆皇帝的藩邸時期即已入府，在當時可能一點也不奇怪。
乾隆四十年(1775)時，發生十一阿哥(即後來的成親王永瑆[1752-1823])府中殷姓女子家人來訪一事，證明不僅在宮中，皇子藩邸也存在民人女子。該案的諸多細節與本文主旨相合，茲摘錄如下：
奴才舒文謹奏為欽奉諭旨事。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兵部火票遞到尚書公福隆安傳諭內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從前賞給十一阿哥使喚之殷姓女子，其母兄再來京，投至府中，當經阿哥交出。詢之據稱想念伊女，到京探望，今知在阿哥府內，可以放心，即擬料理回家等語。此等賞給阿哥女子非有名號，自不便歸入內務府旗分，給以養贍。但伊等或因其女在阿哥府內，即視為榮貴，倚恃生事，此風斷不可長。今既訊無別項情節，祇需遣回本籍，無庸查辦，著傳諭舒文，於伊等到家後留心察訪，如果安分營生，原可聽其自便。倘稍有倚藉阿哥名目，借端滋事之處，即應照例治罪。從前安寧、普福於此等事每意存容隱，致獲罪咎，此舒文所深知者，務須引以為戒，毋得少存姑息。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奉旨傳諭等因。奴才伏查，殷姓居住蘇州府常熟縣地方，其家稍可自給，平素尚屬安分，本年進京之處，奴才實未得知。現在專差密訪，知其尚未到蘇，俟伊等到家，奴才謹遵聖訓，留心察訪，如果安分營生，聽其自便。倘敢稍有倚恃滋事，不安本分，奴才察訪得實，即遵旨奏聞。從前安寧、普福俱以容隱獲咎，奴才素所深知，悉斷不敢稍存姑息，復蹈前轍，自取罪戾，有負聖主教誨成全之至意，所有奴才奉到諭旨遵辦緣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睿鑑，奴才謹奏。覽。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具奏人舒文為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監督，他的報告中提及原籍常熟縣的殷姓女子生活在宮中，後被賞賜給十一阿哥使喚，才歸入阿哥府。殷姓女子為何入宮，不得而知，但她的際遇可能與純惠皇貴妃、婉貴妃極為相似，只是寶親王后來成為乾隆皇帝，蘇氏與陳氏因而獲得嬪妃的位號，走上不同人生機緣。此外，上諭還提及「此等賞給阿哥女子非有名號，自不便歸入內務府旗分，給以養贍」。可見「有名號」是民女入旗的基本資格，但非絕對，前述婉貴妃的情況即是一例。再者，乾隆皇帝提到「從前安寧、普福於『此等事』每意存容隱，致獲罪咎」。警告舒文不可重蹈覆轍，說明「此等事」不只發生過一次。
安寧、普福或舒文是十八世紀常任織造、鹽政、榷關等重要稅差的內務府包衣。身為皇帝的包衣家人，他們長年行走內庭，與皇帝關係親密，深悉君王的想法與性格，成為照管民人嬪妃家人的主要人選。而這樣的作法在康熙朝已有前例。康熙四十八年時，出身江蘇的王嬪(即前述的密嬪王氏)之母病故，即由蘇州織造李煦向宮中奏報相關消息，而非地方官員。
在乾隆初年，專責處理「此等事」的內務府包衣的確以駐派蘇州的安寧(?-1762)與圖拉(?-1751)為主。安寧是內務府正黃旗人，初為拔貢生，後以哈哈珠子挑為侍衛。乾隆四年，安寧外派蘇州織造兼任滸墅關監督，來年擢升江蘇布政使，仍管織造與關務。乾隆皇帝說過：「安寧原系侍衛，在內行走，隨侍有年。因其頗能向上，猶可造就，用為江蘇布政使。」可見他頗受皇帝信賴。但在乾隆十三年(1748)時，安寧因舉孝賢皇后喪事不哀，復「罔顧官箴，置本處女子為妾」而遭譴，回侍衛上行走。返京後，他又遭巡撫策楞(1706-1756)與織造圖拉奏參侵蝕關稅，被查封家產。乾隆皇帝復寬免死罪，派其往熱河效力。乾隆十七年(1752)，安寧賞內務府佐領銜，復管蘇州織造兼滸墅關稅務。「二十二年因失察家人舞弊，降內務府主事，仍革職留任。」四年後，他再度升任為江蘇布政使，兼管織造與關務。來年，皇帝賞予總管內務府大臣銜。但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他再因管關家人侵蝕關稅，遭陳宏謀(1696-1771)彈劾，削去所有職銜，不久後過世。
圖拉原在內務府造辦處當差，在乾隆五年至十六年間(1740-1751)外派蘇州，任織造兼滸墅關監督。他與安寧的關係非常微妙，兩人因在同城，必須協作。但乾隆皇帝也經常要求圖拉打聽安寧動向，彼此監視制衡。例如在乾隆十三年時，皇帝密諭圖拉調查安寧買妾情況。圖拉覆奏指出，安寧自乾隆八年(1743)以來持續在江寧、杭州、蘇州購買女子，部分留用，部分送人。購買民女侍妾是安寧在乾隆十三年受譴的原因之一，加上圖拉與策楞又參他侵蝕關稅銀兩，安寧險些論斬。兩人互動的緊張與對立，亦是可想而知。
安寧與圖拉同為外派蘇州的內務府包衣，雖有嫌隙，在照管蘇州嬪妃娘家一事上卻得同舟共濟，一起合作。乾隆六年(1741)五月時，乾隆皇帝透過怡親王弘曉(1730-1788)傳諭安寧：「內廷一位主兒姓柏，祖籍蘇州，著織造處訪問伊父母來京相見。若尋著時，即便著人照看送赴來京，或伊年老令子弟跟隨一人來亦可。不過看望，並非來京居住，回去時仍令伊等約束，不可在外生事，密之，欽此。」依照清宮體制，「內庭等位父母年老，奉特旨入宮會親者，或一年，或數月，許本生父母入宮，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餘外戚一概不許入宮。」當時柏士彩(1672-?)年已69歲，符合「年老」的要求，可入宮會親，但皇帝卻要求安寧「密之」，不可聲張，恐怕與柏氏的出身有關。安寧接旨後回覆：「奴才等到任之初，即聞知伊等在蘇居住，恐萬一有聲張多事之處，著人密訪。伊等亦實知謹飭，安分生理，未敢多事。」安寧接任蘇州織造是乾隆四年，一到任就「聞知」怡嬪家人的事，推測怡嬪早在此前已經入宮。
據安寧另一份報告，乾隆六年赴京的柏家人員有：柏士彩、柏妻範氏、長子柏永吉、媳王氏、長孫女、次子柏永慶、次女與三女，共8口。這份名單違反「其餘外戚一概不許入宮」的原則，也與上諭中「令子弟跟隨一人來亦可」的期望不同，卻得到特許，順利上路。但柏家此次赴京，確如諭旨所言，「不過看望，並非來京居住。」同年十月，柏士彩等人回蘇。安寧在蘇州購買住房30間，供其家口十七、八人生活，每月再給20兩的盤纏銀。此外，安寧「恐其因內庭走過，在外誇耀，是以於伊等初到接見時，即嚴加教戒，並密令人在伊住居方近查訪。」「是以即將伊子喚進內署，嚴行申飭，並諭以不比外人不好，即可以在內署責處。此後伊等益加畏懼。「折中」「伊子」指的是柏士彩的長子柏永吉。安寧特別擔心他「少年心志未定，恐其在外交遊蕩廢，益屬甚非體統，且終慮倚恃內庭，以致聲張。」安排他進滸墅關幫管帳目，若非家中有事，「不許擅自出署」或請假。
乾隆六年柏家人可能進京兩回，該年十二月，安寧再送親丁11名，口僕男婦9名到京。此次未見柏家主要人物赴京，但柏家卻在此時奉旨入旗，內務府撥予柏永吉、柏永慶每人披甲3兩錢糧米石，另有住房61間；地7頃，每年可得租銀2百20兩；還有取租28間，每月可得租銀10兩，「以資養贍。」從前述家口資料可知，柏士彩長子永吉為監生，家中還有親丁、男僕，絕非地方寒素人家。
即便安寧如此小心謹慎，怡嬪的母親範氏與路人發生的糾紛，仍讓圖拉與安寧險遭問責。乾隆八年五月十一日，柏家三度由京返蘇，範氏隨即乘轎返歸娘家。路經吳縣時，轎夫碰撞居民沈四的幼孩，沈四之妻金氏與轎夫口角，還與範氏撕扭，鬧上吳縣衙門。柏士彩往告安寧。在安寧的壓力下，知縣姜順蛟拘提沈四夫妻，將沈四「重責三十板」。柏士彩又續告範氏遺失金簪與珠子，要求將沈四收監。圖拉發現事情即將一發不可收拾，沈四可能因「追賠不起，勢必有性命關連，致滋物議。」趕緊與安寧商量，反覆開導柏士彩，「柏士彩方允寢息」，沈四也被釋放回家。事情解決後，圖拉才向乾隆皇帝報告，幸好乾隆皇帝「不加罪譴」，只要求柏家赴京，故柏家一行人於八月十二日北上，自此定居北京，不復返蘇。
安寧在江蘇待的時間很長，除了柏家之外，他也照管過慶皇貴妃陸氏的家人，並因「有負職守」，遭到懲處。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慶皇貴妃之父陸士龍捐納縣丞，欲赴部候選。安寧認為「捐納縣丞，似非在地方生事可比，祇行奏明，遂令其赴部。」乾隆皇帝聞知後，責備他「失於覺察，致伊凂人代捐官職，及至聞知，又復不能阻其赴補。」安寧惶恐之下，自請革職回京當苦差。最後被降為內務府主事，仍留織造任，以為薄懲。
乾隆皇帝希望嬪妃家人低調生活，不得生事，標準卻主觀模糊，無法「善體上意」的安寧因此受罰。事實上，若另據柏家的入旗清冊，發現柏家在乾隆年間任官者並不少。例如：柏士彩次子當過「山東平原縣知縣」；柏臺長子柏華寶出任過「山西試用理問」；柏士彩三子柏永瑞是「山西吏目」。可見乾隆皇帝並不反對這些嬪妃的娘家人任官。但乾隆二十二年陸士龍捐官卻挑動皇帝的敏感神經，可能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該年是皇帝的第二度南巡，時機特殊，乾隆皇帝擔心陸士龍藉此生事。南巡與強化嬪妃娘家的管理關係密切，後文探討芳妃、祿貴人娘家的管理模式時，得見皇帝同樣的考慮。第二，安寧傳稿記其乾隆二十二年因「失察家人舞弊」降為內務府主事，但實際上，他的降職與陸士龍捐官案關係密切，也是上諭所言「安寧、普福於此等事每意存容隱，致獲罪咎」的真正原因。涉及陸士龍捐官案的另一名內務府包衣普福(1707-1768)時為兩淮鹽政，他「斂資幫助」陸士龍捐官，推測此事涉及鹽商的資金網絡。乾隆皇帝多年後提到：「直至安寧知事難容隱，始行奏聞，則其徇情掩飾，已可概見。」普福因此也被革退兩淮鹽政，降補內務府主事，改任淮安關監督。
陸士龍捐官案引發乾隆皇帝的不安，乾隆二十二年十月，慶皇貴妃的娘家父母、兄弟與侄子、侄女共15人，另有親丁15名、僕人男婦23名也悉數赴京，並照柏士彩例入旗。內務府撥給陸士龍的四個兒子每人披甲3兩錢糧米石，涿州地7頃85畝，每年可得租銀264兩；正陽門外西河沿取租房，每月可得租銀12兩1錢。此外，崇文門內蘇州胡同75間官房中，撥出43間提供其家口居住。陸家北上與入旗正好趕上該年朝廷纂修《玉牒》，前述內務府與禮部的文牘往來適巧證明該家族「由民入旗」的身分轉變。
「斂資」投資陸士龍的普福也是乾隆朝前半葉活躍的內務府包衣，從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他長期出任兩淮鹽政，能力又好，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包衣家人。乾隆皇帝說過：「普福從前屢獲罪愆，朕復加恩用為兩淮鹽政，若論辦理鹽務，較高恆自更諳練。」但乾隆三十三年(1768)時，普福涉入乾隆三大案之一的兩淮鹽引案，因侵蝕商人餘息銀遭革職，自此失勢。但他以鹽政身分駐紮揚州時，除了資助陸士龍捐官外，也照管過揚州籍的芳妃家人。根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兩淮鹽政伊齡阿(?-1795)的報告，芳妃有一名兄長陳浩「向在揚關茶行代客辦理投報稅課，每歲辛工可得百餘金，以資養贍，守分安靜。從無滋事。」乾隆皇帝說過：「想此人必系普福管理鹽政時，薦伊在揚關管事」的安排。
出身揚州的芳妃，娘家人是由兩淮鹽政與淮安關監督照管。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乾隆皇帝透過福隆安傳諭給蘇州織造舒文、兩淮鹽政伊齡阿與淮安關監督寅著：「明貴人之兄陳濟來京具呈，懇求當差。看來此人系不安本分之人，若驅令回籍，不免招搖生事等語。」考慮之下，乾隆皇帝決定將「陳濟留京賞給差使安插，不許在外生事。」在同一份檔案裡，皇帝也闡述他對待這些民人姻親的立場：
朕於宮眷等親屬管束極嚴，從不容其在外滋事，恐伊等不知謹飭，妄欲以國戚自居，則大不可。凡妃嬪之家，尚不得稱為戚畹，即實系後族，朕亦不肯稍微假借，況若輩乎？乾隆皇帝命伊齡阿調查芳妃的揚州親屬，「如陳濟之兄在揚尚屬安靜，不妨仍令其在關管事，如有不安本分，及借端生事之處，即當退其管關，交地方官嚴加管禁，不可稍微姑容，致令在外生事。」當時朝中正在籌備南巡，皇帝特地要求：「至四十五年朕巡幸江浙，不可令此等人沿途接駕，混行乞恩。」同一份奏摺裡，乾隆皇帝也要求舒文調查：「陸常在系蘇州籍貫，其有無親屬人等，亦當詳悉查明，嚴加管束，四十五年南巡時亦不可令其接駕乞恩。」最後，皇帝也責備寅著：「陳濟素非安分之人，寅著在兩淮鹽政任內，豈無見聞，乃並未預為訪查，嚴行管束，至令赴京具呈，足見寅著諸事漫不經心，辦理不善之處，著傳旨嚴行申飭。」芳妃娘家兄弟的管理涉及數任兩淮鹽政，寅著的處理方式顯然最不得皇帝的滿意。
伊齡阿接旨後，認為陳濟既已留京，妻子也不便留在揚州，故在八月中旬，僱船將許氏送進京，交由內務府總管福隆安處置。至於乾隆皇帝十分在意的陳浩，向來「守分安靜，從無滋事。」伊齡阿再三保證：「奴才仍不時稽察，資其生計俾得仰荷皇仁衣食充裕，自不敢非分有沿途接駕，混行乞恩之事。」乾隆皇帝接受伊齡阿的安排，惟在照料生計旁寫下硃批：「照舊足矣，不可復多與。」
管理祿貴人的娘家是蘇州織造舒文的責任。乾隆四十三年，舒文到京陛見，乾隆皇帝交代他：「陸常在有無親屬，酌量安頓，既不可使之失所，亦不可至令招搖滋事。」舒文回蘇後調查上奏：「陸常在現有親母繆氏，同已經出嫁之長女並外甥女三人相依居住，此外並無親屬，平日亦頗安靜。」也向皇帝保證：「將來四十五年聖駕南巡，奴才自當專人管束，斷不致令接駕乞恩。」舒文前兩年才處理過殷姓女子一案，深悉安寧、普福與寅著管理不當的前例，管束祿貴人家人極為小心，或因如此，別無他事。
從上述的宮廷管理措施還可以注意兩點：第一，乾隆皇帝並不積極管理這些民人姻親。只要安靜度日，即便他們入旗，仍可回歸原籍。除非遇到「難以約束」的情況，才會被送京定居。但入旗時間一久，這些民人姻親逐漸適應旗下體制。茲以乾隆年間最早入旗的純惠皇貴妃與怡嬪家族為例：
正白旗七十四佐領下查得本佐領乾隆四年奉旨入旗當差，純惠皇貴妃之兄蘇鳴鳳、蘇嘉鳳賞給披甲錢糧俱故，伊侄孫蘇松齡現當委署苑副，蘇松齡之長子筆帖式福住、次子筆帖式金玉，蘇松齡之堂叔元琳現任員外郎，此外並無人口是實。為此佐領七十四、驍騎校李雲龍、領催七十九仝保。 乾隆五十八年正白旗七十四佐領下查得現任員外郎元琳，父蘇嘉鳳故。 現當委署苑副松齡，父蘇元龍故，未入旗。祖父蘇岐鳳未入旗故。蘇鳴鳳現絕嗣故。松齡之子筆帖式金玉、福住，此外並無幼丁。為此佐領七十四、驍騎校李雲龍領催七十九仝保。正黃旗通源佐領下查得本佐領下宜品娘娘於乾隆七年奉旨入旗，於二十二年五月薨逝。常在娘娘於乾隆十年進宮，父柏士彩於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病故，嫡母範氏於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病故，生母張氏於五十四年八月病故。柏士彩長子原任造辦處郎中兼佐領，永吉於五十二年十月病故。柏永吉長子披甲人柏華封於五十五年五月病故。柏華封長子克升額，現年二十一歲。次子克蒙額現在十七歲。柏永吉次子閒散人柏華山，現年二十二歲。柏士彩次子原任山東平原縣知縣柏永慶，改名柏臺，於四十七年二月病故。柏臺長子原任山西試用理問柏華寶，於五十一年十一月病故。子成裕於五十三年三月病故。柏臺次子柏華玉於五十四年二月病故，子閒散人成善現年七歲。柏臺三子柏華書現年三十一歲，子利格現年六歲。柏臺四子柏華詩於五十二年四月病故，子閒散人成德現年四歲。柏臺五子柏華倫披甲人，現年二十一歲。柏士彩三子現任山西吏目柏永瑞現年四十四歲，子閒散人柏華文現年七歲。為此佐領通源、驍騎校常順、領催文昭仝保。現有人丁七口。
乾隆四年時蘇家入旗者，除了純惠皇貴妃的兄弟蘇鳴鳳、蘇嘉鳳之外，還有堂兄蘇岐鳳這三支。岐鳳與其子蘇元龍均已亡故，由其子松齡入旗。鳴鳳與嘉鳳的披甲錢糧由皇帝賞賜，與柏家、陸家的情況類似。經過五十餘年的人口繁衍，蘇家或在內務府體制下挑補到五品至八、九品不等的員外郎、委署苑副、筆帖式等職缺，已經適應旗下體制。
柏家檔案中的「宜品娘娘」為怡嬪，「常在娘娘」為其妹柏氏。原被安寧視為麻煩人物的柏永吉遷居京師後在造辦處當差。乾隆十一年原為「候補副司庫」，後來改任柏唐阿，在各作行走。數年後，柏永吉又升「郎中兼佐領」。柏士彩的次子、三子雖然外任地方，但他們的下一代大多取滿洲名，部分年長者也披甲當差。這些家族入京之後，浸染旗人文化，蘇家與柏家並非特例，陳家、陸家、周家也有類似的情況。
第二，從「入旗養贍」的差異標準，可見乾隆皇帝對民人戚畹的不同重視。芳妃有陳濟與陳浩兩名兄長，只有陳濟獲準入旗，陳浩始終只是民籍。或可推測，若非陳濟「不安本分」，請求當差，乾隆皇帝可能根本就沒打算讓陳家入旗。
乾隆皇帝對待祿貴人的姊夫周家態度也相對冷淡。周家的入旗，可能與祿貴人過世一事有關。從刊布的清宮《醫案》可知，祿貴人向來身體欠佳。乾隆四十八年以後，她一度因為「氣虛痰厥，以致迷暈不省人事，氣倦神弱。」此外，她也長年罹患「痿痺之症，以致手足轉側，不能屈伸，肢體疼痛，自汗惡風」，「不能榮養經脈」。祿貴人的痿痺之症持續數年，容易傷風感冒，至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初五日，由於「脈息暴閉」，搶救不治而暴亡。根據於善浦的考證，祿貴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封祿常在，四十年(1775)晉位貴人，五十四年十二月入葬園寢。她從入宮到入旗將近三十年，若非陳濟「素非安分」，請求當差，乾隆皇帝可能從未注意過祿貴人的娘家情況。乾隆五十四年祿貴人過世，皇帝才可能顧念情分，使其姊夫一家赴京入旗，獲得養贍。
陳家與周家入旗後同歸於管領下人，不同於備受榮寵的柏家、陸家，顯示出這些民人親誼的差別待遇。由此或可推知，婉貴妃的娘家在乾隆年間一直不曾入旗，可能是因為婉貴妃活得比乾隆皇帝更久，加上她的娘家安靜低調，皇帝才會長年不加聞問。
民人嬪妃的入宮途徑除了純惠皇貴妃、婉貴妃的籍貫未知之外，怡嬪、慶貴妃與陸貴人是蘇州籍，芳妃則為揚州籍。郭成康認為南巡是民人嬪妃入宮的主要途徑，並從芳妃與祿貴人的入宮時間，推測她們是在乾隆皇帝第二、四次(分別是乾隆二十二年、三十年)南巡後入宮。
但筆者認為「南巡說」還需要更多的驗證，有幾個原因。第一，芳妃與祿貴人受封與南巡均有時間上的落差。祿貴人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入宮，二十五年「新封」常在，中間有三年的時間差。同樣地，芳妃在乾隆三十一年受封常在，與三十年的南巡迴鑾也有一年的時間差。換言之，她們的受封與南巡時間並不切合，使兩件事能否順理成章的聯想在一起？實有疑義。
第二，芳妃入宮與繼後納喇氏被廢是否有直接關連？也值得商榷。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納喇氏在南巡途中，因自行剪髮，違反國俗，被皇帝遣送回京，冷落對待，來年病逝。朝廷內外對於此事頗多訾言，也由於不再復立中宮，乾隆四十一年(1776)還發生嚴譄呈請立後事件。根據嚴譄(1731-1776)口供：「乾隆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按：納喇氏)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觸梃，將頭髮剪去。這話說的人很多……」根據這段口供，郭成康推測芳妃就是造成帝後衝突的那名江南女子。
但郭成康的推論也有一些問題：第一，繼後納喇氏是在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才「性忽改常」，出現瘋迷的症狀，可見帝後衝突的地點是發生在杭州。但芳妃的本籍與兄弟都在揚州。雖然乾隆皇帝也有可能將她從揚州帶至杭州，但這一段並無史料可以據明，以致此說仍有保留空間。第二，早在乾隆三十一年以前，純惠皇貴妃、婉貴妃、怡嬪、怡嬪之妹、祿貴人皆已入宮。若編纂《玉牒》的禮部、內務府官員都知道她們的來歷，納喇氏在雍正年間(1723-1735)已入侍寶親王，後來又以皇后之尊統攝六宮，理應更清楚這些嬪妃的背景。為何在此次南巡才強加反對江南妃子入宮？這似乎有些不太合理。根據上述兩個理由，這一則流傳甚廣的謠言有多高的可信度？值得重新商榷。
既然南巡說還有諸多疑義，那是否還有其他入宮途徑？筆者爬網檔案，較為確定的是途徑是內務府包衣呈進宮中的優伶。乾隆五十七(1792)年，皇帝給蘇州織造徵瑞(1734-1815)的字寄上諭提及：「從前康熙、雍正年間，內庭備有女樂。自朕臨御以來，並無其事。即乾隆三十年以前，內庭嬪御尚有由南方選進一、二人者，此二十餘年來久無此事。……」皇帝明確指出，後宮「嬪御」的確有選自南方者，她們的出身可能跟「女樂」相關。然而，清代宮廷「女樂」在乾隆初年已經禁裁，故推知與「女樂」關係密切的「嬪御」較有可能是宮廷演劇中的伶人。道光七年(1827)南府改制昇平署前，宮中的外學伶人或由南巡時攜挈還京，或由包衣稅差等採擇而進，籍貫以江蘇人為多。這些內廷供奉也可奉旨入內務府三旗。《養吉齋叢錄》即言：「蘇州優伶，舊時亦有入內務府三旗者，然只準一二人，以其仿包衣人等俸餉也。其日侍左右，謂之什子。」乾隆皇帝說過：「若將京師漢人、蘇州優伶及太監等之弟侄子孫入於內府三旗，勢必分佔包衣人等挑錢糧地步。但此項人內，如果實心任勉，效力有年，或將其一二人酌入包衣尚可，第不可任意多人。」可見蘇州伶人已有入旗先例。故就體制脈絡而言，宮中嬪御有選自江南優伶出身者，的確不無可能，況且這些民人嬪妃大多為蘇揚籍，也間接證明相關可能性。
但矛盾的是，乾隆三年(1738)五月時，皇帝公開傳諭鄂爾泰(1677-1745)、張廷玉(1672-1755)等人，禁止包衣稅差購覓優童：
近聞南方織造、鹽政等官內，有指稱內廷須用優童秀女，廣行購覓者，並聞有勒取強買等事，深可駭異。諸臣受朕深恩｡不能承宣德意，使令名傳播於外，而乃以朕所必不肯為之事，使外間以為出自朕意。訛言繁興，諸臣之所以報朕者，顧當如是乎？況內廷承值之人，盡足以供使令。且服滿之後，諸處並未送一人。惟海保處曾進二女子，其一已經撥回。曾進一班弋腔，因甚平常，撥出外者二十餘名，此人所共知者，何至廣求於外，致滋物議？該上諭雖為禁選優童而頒布，卻也間接指出蘇州織造海保進過女子與弋腔班子，有一名女子被留在宮中，作為「使令」之用，她的身分性質可能與殷姓女子相去不遠。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年的禁令針對性極高，蘇州織造海保卻仍舊「購買優人，皆以供奉內廷為名，於蘇揚各處，任意搜剔。」此外，「其實海保自行蓄養在署者居多，歌彈吹唱，達旦連朝。又妓妾數十，多系蘇郡之人。」這些行徑成為海保被參革，安寧上臺的原因之一。
雖然乾隆皇帝禁止購覓優伶，但實際上，皇帝從未放棄此事，只是禁令在前，只能以更私密迂迴的方式進行。乾隆六年，皇帝透過怡親王府的鹽商布勒亨將一份伶人清單交給圖拉，「內開生旦淨丑年歲姓名共20人，俱稱奉王諭照單速行辦買，如有難辦之處，令伊(按：即布勒亨)與奴才商量。」圖拉接單辦事後，卻向乾隆皇帝報告：「(伶人)大概多系不肯赴京，為甚難辦。」皇帝硃批寫下：「好，難為你。」圖拉雖是「奉王諭」辦買伶人，乾隆皇帝卻也明白大規模採辦伶人的難處，間接證明購覓伶人一事若無皇帝允許，圖拉不可能甘冒與安寧、海保一樣下場的風險從事。
除了圖拉之外，安寧也負責過在蘇州購買優伶。乾隆八年五月，安寧成功在蘇州訪得小旦周二觀、寶觀，還有小主李寧一，奏聞：「倘此三人內有尚可學習者，伏懇聖恩，賞與內庭教習調理，或還可出息。除到京交怡親王轉進外，合先恭摺奏明謹奏。」從「賞與內庭教習」與「轉進」可知這些伶人是預計送進宮中。這類的尋訪不止一次，乾隆十一年(1746)時，安寧與圖拉又送小生福觀，還有「家寒」被父賣到戲班的麟觀，同樣也是密交怡親王「轉進」。
負責「轉進」伶人入宮的怡親王是允祥的第七子弘曉，他在雍正八年(1730)襲怡親王爵。乾隆元年(1736)，弘曉年甫14歲，乾隆皇帝「仰體皇考聖心，眷愛怡親王弘曉，教誨作養之。」因為允祥(1686-1730)與雍正皇帝的特殊關係，弘曉成為乾隆皇帝較關愛的近支宗室。乾隆四年八月，弘曉繼承父志，管理內務府造辦處，蘇州織造圖拉原在造辦處行走，這很有可能是兩人接觸的開始，也是乾隆皇帝讓怡親王與圖拉聯繫的因素之一。
乾隆十三年時，圖拉再為潘姓女子入宮事進一密折，生動描繪內務府包衣在蘇州購覓女子的過程。早在兩年前，圖拉已經找到潘女，「密託其親族，借稱京官聘娶。」但「其父雖允，其母決志不從，難以辦理。」時間一拖，就是兩年。「因此女年已二十，家道寒苦，高低不就。」圖拉「密看」過潘女，認為「此女舉止甚莊重，身段面貌俱韻雅」，最後在潘父的合作下，夜間強行將潘女「靜密接進署」，讓圖拉的母親、妻子「看過」她。一開始潘女「不知進京情由，甚遊移不定」，後來圖拉之母「細將進宮好處開導數日，始覺釋然相信」，因此順利在二月將潘女從水路送進京。此外，圖拉還「現在嚴令原辦家人仍密遍訪，或能再得一人相隨同進」。這份奏摺並不完整，我們無從了解圖拉送潘女進宮的原因，為何還要再找一女同進？但從報告的細節可知，乾隆三十年以前，江南的包衣稅差的確多次在皇帝諭令下尋訪民女或優伶，此事並不好辦。潘姓女子的案例顯示民女父母不一定願意讓女兒隻身進京，這些變因都增添江南包衣的任務難度，成為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差使。
本文節選自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副研究員黃麗君刊發於《新史學》第三十一卷第三期（2020年9月）的論文《乾隆皇帝的民人嬪妃》，由作者授權澎湃新聞刊發，現標題為編者所加。(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