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進在北京天文館B展廳。
▲朱進拍攝的星空。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華社北京1月3日電(記者李牧鳴)1月3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與天地對話：好奇心驅動，無問西東——北京天文館名譽館長朱進希望更多年輕人仰望星空》的報導。
「有兩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覺神奇，心中也愈充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燦爛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法則。」
這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氣勢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其著作《實踐理性批判》。每當想起這句話，抑或真的仰望一下淡忘許久的星空，很多人焦灼的內心仿佛也獲得了一點點清涼與寧靜。
康德所言的燦爛星空，曾讓多少人義無反顧，前赴後繼，譜寫出科學史上不絕的華章。從伽利略到哥白尼，從牛頓到愛因斯坦……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亦授予了三位天體物理學家，以表彰他們「為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所作出的貢獻」。而從2015年LIGO（美「雷射幹涉引力波天文臺」）證明引力波存在，到2019年4月公布的黑洞照片，曲高和寡的天文漸被拉入公眾視野中，像沾上了煙火氣的神靈。
天文，到底有何魔力可以迷倒眾生？天文愛好者，該以何種方式仰望星空？天文學家和他們的生活，是如《星際穿越》般跌宕起伏，還是整日湮沒在觀測與數據當中？
記者日前專訪了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科學傳播中心首席科學家、北京天文館名譽館長朱進，替茫茫然的天文「小白」們，尋找一個通向天文學家與天文學秘境的引力透鏡。
(小標題)研究天文究竟有什麼用？
「與客觀事實相比，我們全部的科學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這正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2019年8月26日，朱進從工作了17年的北京天文館館長崗位上卸任。「我是2002年9月從國家天文臺調到天文館當館長的。按照現在的新規定，一般最多只能幹十年，我這超得太多了。」不過，卸下館長職務的朱進更忙了。
記者最近一次在北京天文館見到他時，朱進剛剛從巴黎參加IAU100太陽系外行星世界命名（NameExoWorlds）項目的新聞發布會回來。這個為112組系外行星和宿主恆星徵名的活動，吸引了全世界78萬餘人的直接參與。
為心愛的人選一顆星星，是硬科幻小說《三體》裡少有的浪漫情節。在《三體》外的現實世界，為心愛的星星選一個名字，同樣浪漫與迷人。對普通人來說，天文的魅力或在於此。
朱進坦言，作為六大基礎學科之一的天文學，特點就是好奇心驅動。天文學家有時「甚至不考慮（研究）這些有什麼用，跟當下的社會有什麼關係，有什麼意義……雖然研究的結果，最後可能跟現實生活關係特別密切」。
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1年來，科技發展讓人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便捷度與日俱增，人們有時似乎過分在意「轉化成生產力」的技術，而無意中冷落了解決「好奇心」的基礎科學，比如天文學。這從高考專業「逐利」的選擇上就可見一斑，包括近幾年中學選科因「性價比低」被「邊緣化」的物理。
基礎科學研究真是僅僅為了解決「好奇心」這麼簡單？好奇心於人類有多重要？
1609年，伽利略因為好奇，把研製了三個月的望遠鏡指向了星空；1666年，休假的牛頓因為好奇，把一塊三稜鏡放在了暗室的窗孔前……誰能料到這些好奇心為後人認識世界打開了多麼廣闊的窗。
2019年12月21日，北京天文館，IAU100 NameExoWorlds中國（內地）命名結果發布活動現場，被IAU最終確認的提案——和織女星同一星座——天琴座的母恆星H D 173416被命名為「羲和（Xihe）」，而其系外行星HD 173416b稱「望舒（Wangshu）」。勝出的提名來自一群對星空充滿好奇的中學生——廣州第六中學天文社。
個頭不高的天文社社長許翊芃說，了解到這個系外行星命名也是一個偶然，就是在《天文愛好者》雜誌上看到了徵集消息，然後開始和小夥伴謀劃。但就是這個偶然，讓他們把中國神話與同樣遙遠的星星搭上了鵲橋。羲和是神話中的太陽女神，同時也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天文學家和曆法制定者；望舒是為月亮駕車之神，也借指月神。
正讀高二的許翊芃沒想到，第一次來北京天文館是以被邀請的方式，「這是我們心中的一塊寶地」。當日下午在朱進主持的天文沙龍上，許翊芃說，「也許未來會走上天文研究之路」。
少年強則國強，天文館，或是一個放飛夢想最好的地方。
(小標題)天文的門檻並不高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來過北京天文館的，一種是沒來過北京天文館的。」
——朱進微博
朱進剛來天文館工作的時候，想得更多的是為天文事業多培養優秀人才，「很多學習特別好的人，最後不一定學天文。這麼好的領域，沒有最優秀的人來學，太可惜了」。後來發現，「天文館跟天文完全不是一回事」。
「可我也慢慢感覺到，天文其實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和每個人都有關係，不一定非得成為專業天文學家。因為，有好奇心的人，會更有幸福感。」
翻看朱進推薦的一本書——《天文館簡史》，扉頁上的文字充滿甜蜜：
「懷著期待的心情，所有人排隊走進一個帶有巨大圓頂的大廳。觀眾落座後，大廳內逐漸變暗，黑暗籠罩，營造出不同尋常的氛圍。接著，穹幕電影開始，我們仰起頭，看著繁星逐漸在圓頂上顯現。隨著光影的移動，講解員的聲音緩緩響起，廣袤的宇宙在我們頭頂加速流轉，爆米花和冰激凌還在口中留下一絲甜味……」
記者有一次參加隔壁古脊椎所周忠和院士的座談，周院士說，對恐龍的熱愛，多數人最多保持到12歲，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對於天文呢？多數人對童年逛天文館的美好回憶，難道只能留著陪下一代再來重溫？
天文愛好者，除了逛天文館，閱讀相關書籍，進階是否需要天文望遠鏡傍身？一步步深入，會不會由此踏上「燒錢」之旅？
朱進在採訪一開始就先給記者掃盲：「一般人可能會覺得，作為天文愛好者，得買個天文望遠鏡。其實，肉眼是最好的觀測設備，初學者我都不建議他們買望遠鏡。」
「很多天象，比如彗星、流星雨，其實用肉眼欣賞就好。望遠鏡是比人眼好得多了，但它口徑一大，視場會非常小。所以越好（貴）的望遠鏡，口徑越大，視場就越小，只能看到天上很小的一塊。當然，也可以看到更暗的天體，把挨得很近的天體分開，能看清楚細節。」
不過朱進也提醒，一般的天文愛好者，能看到的絕大部分天體是恆星。在專業的望遠鏡裡，恆星也是一個亮點。並不像大家想得那樣，在望遠鏡裡就能看見好多特別有意思、特別好玩的東西。
「那些炫目的深空天體照片，是因為相機可以長時間曝光，肉眼絕對做不到，因為肉眼看目標是實時感知的；其次，深空攝影還可以疊加處理，提高信噪比，突出天體細節。所以深空攝影的照片比肉眼觀察的細節豐富得多，亮度也會提高很多。」
天文學的初始是觀測，在沒有高級設備的古代，拼的就是視力，但天文又豈止觀測？從小視力不好的克卜勒，就是因為其出色的數學能力，把導師第谷多年觀測的數據進行分析，推導出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克卜勒定律，他也因此被稱為「天空的立法者」。
(小標題)與天地對話，無問西東
「數學對觀察自然做出重要貢獻，它解釋了規律結構中簡單的原始元素，而天體就是用這些原始元素建立起來的。」
——約翰尼斯·克卜勒
朱進也是因數學走上天文之路的。他1965年在北京出生，4歲就跟父母去了幹校，河南3年，河北7年，高中才回到北京。
少年時代十年漂泊在外，並沒有減弱朱進的京腔京韻：「我別的科目不行，但數學特別好，在河北邢臺的時候，家裡給我找了一個輔導老師『加餐』，那個老師原來就讀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他對我影響非常大。我高考第一志願就報了北師大天文系，除了天文系以外，其他所有志願都是數學系。」
「我們那會兒高考，誰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都是瞎矇的。我語文和英語超水平發揮，所以第一志願就考上北師大天文系了，後來（對天文）就越來越感興趣。」說起16歲上大學的往事，朱進謙虛道：「不是少年班啊，那個年代學制不那麼嚴謹，比我年級高的還有比我小一歲的。」
記者不禁感慨，各科平衡發展之路在當下似是「王道」，學生們都是奮力去堵「木桶的最短邊」，而忘了尋找內心的源動力。或許，缺乏對已知與未知世界的好奇與熱愛，乃至執著，才是很多人真正的「短板」。
1991年從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朱進到中科院北京天文臺（後改為中科院國家天文臺）工作，一幹就是11年。研究領域主要是太陽系小天體，包括小行星、彗星、流星之類。因為在1997年就有了一顆「屬於自己」的彗星「朱—巴拉姆」（Zhu-Balam），很多媒體把他稱為「追星人」。
朱進的微信頭像卻與星空無關——脖子上掛著兩個水壺，奔跑在積雪尚存的山路上。2015年9月，因體檢亮紅燈，他開始恢復中斷了30年的跑步。每個周末去參賽，全國各地到處跑。從半馬到全馬，一年後，基本升級為越野跑。
可能就像他說的，天文是一個不用太跟人打交道的學科，天文學家也多不太擅長和人打交道，更多時候是孤獨地與星空對話，跟跑越野差不多。
不過，最近因為一部紀錄片一直在跟拍朱進的導演王松倒不這麼認為：「朱進特別熱情，劇組因為各種原因放他『鴿子』，再約，照樣樂呵呵配合。」
對於未來會傾注更多精力的科普工作，朱進肯定地說：「做科研其實多一個人、少一個人基本上沒有那麼大區別，不差我一個人；但做科普，勾起更多人的好奇心，或許會有更深遠的影響。」
作為天文界「奧林匹克」的IAU，這次分給各國家地區命名的系外行星系統，也很貼心地都選擇了當地方便觀測的亮星。比如「羲和」與「望舒」所在的天琴座，我國境內一年內有9到10個月都能看到。
雖然天文和航天嚴格意義上不是一個領域，為了普通人「追星」更容易上手，朱進在天文沙龍上也和大家重點交流了人造天體觀測與拍攝。事實上，2019年底我國接踵而來的兩大盛事：12月26日中午幾乎跨越全境的日偏食，12月27日晚「胖五」的完美復出，吸引了眾多「追星」「逐日」者，整個周末，相關照片和科普貼刷屏朋友圈。
在很多科學家眼中，科學精神是比科研更加神聖的使命，替天文愛好者們慶幸，生活在最美好的時代。期待更多人開始仰望星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