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嘉:回歸「回鶻文」的背後,是蒙古國靠攏西方的挫敗感

2021-01-19 觀察者網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宏嘉】

近日,一則有關蒙古國將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的新聞頗受關注,據新華社3月18日報導,蒙古國政府18日正式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即俗稱的傳統蒙古文或老蒙文。

由傳統回鶻式蒙古文(左)、西裡爾蒙古文(右上)以及拉丁式蒙古文(右下)書寫的「蒙古」

其實這並非是蒙古國近年來首次在變革語言文字上的行動,早在1990年,蒙古民主改革後的首任總統奧其爾巴特,在其上任後曾發布第一號總統令,就是計劃在1994年放棄西裡爾文字,全民改用傳統蒙文;2003年,蒙古政府又出臺《拉丁字母國家計劃》草案,再次表明決心廢棄已經使用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西裡爾蒙古文,但轉而採用的卻是拉丁化的蒙古文;2008年,蒙古國政府頒布了「2008~2015年蒙古文字國家計劃Ⅱ」,則要求科教文藝界擴大傳統蒙古文的使用;2010年,蒙古前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也下達了關於恢復擴大使用傳統蒙古文的命令,要求政府高層的公文和信函必須使用傳統蒙古文,蒙古公民的各類證件也必須在使用西裡爾蒙古文的同時註明傳統蒙古文;2014年,蒙古議會更是下令至2020年正式廢止西裡爾蒙古文等等。

蒙古國在廢除西裡爾蒙古文上可謂立場堅定,決心十足,不過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改換語言的進程中,傳統蒙古文也存在著強力的競爭對手——拉丁蒙古文。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蒙古國的立場?而其近代以來一波三折的文字改換歷程,又能在背後反映出哪些深層次的潛流呢?這就要從蒙古國採用現行文字的歷史源流說起。

蒙古國的官方文字曾經歷了一個較為複雜的變化過程,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後文均以老蒙文代稱)據傳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前後最初創立。元明易代後,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分裂為瓦剌、韃靼以及兀良哈三部。1578年,三部中最強大的韃靼部首領俺答汗為了樹立在蒙古世界的權威,著手重建蒙藏之間的政治和宗教關係,此後藏文開始對蒙古文產生影響,逐漸形成了今日老蒙古文的雛形。

此後無論是長城沿線的漠南蒙古(大致在今內蒙古活動),還是繼續佔據蒙古高原的漠北蒙古(大致在今蒙古國活動),都使用老蒙文進行書寫。

在這裡我們必須說明,內外蒙古之間的差異並非完全由近代以來的政治因素決定,而是一個較為長久的歷史問題。1635年,後金汗皇太極西徵打敗漠南科爾沁部的林丹汗,此後漠南便臣服後金,直接成為其版圖的一部分;1691年,清康熙帝利用調解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的契機,在多倫主持會盟並藉此成為蒙古諸部的共主大汗,漠北蒙古從此「內屬」清朝。因此二者在地位上有所區別,內蒙六盟由清政府直接管理,相當於清王朝的一個行省,而外蒙各部則由相當於「外交部」的理藩院和當地的世襲札薩克管理,比前者更具獨立性,內外蒙古之間的割裂也由此逐漸產生。

16世紀下半葉以後,沙皇俄國勢力進入西伯利亞,開始與蒙古產生接觸。19世紀後期,伴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俄國新建成的西伯利亞鐵路,沙俄開始向清王朝要求外蒙的「特殊權益」。此時的外蒙王公們也希望能夠藉助沙俄吸收先進的西方文明,擺脫落後的經濟社會狀況。由此,俄國極力推進和蒙古各部的交流,並受到了各部統治者的歡迎。面對這樣的局勢,清政府雖然推行了一系列增強外蒙與中央聯繫的措施,但由於罔顧蒙漢差異而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二戰後蒙古國中的軍事學院裡面的崗哨,右邊是史達林,左邊是喬巴山

清朝覆滅後,隨著作為「共主」的清朝皇帝不復存在,外蒙王公開始醞釀獨立。1911年末,外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獨立,僭稱「大蒙古國皇帝」,取年號「共戴」。隨後聯合俄軍驅逐清朝駐軍及行政人員。次年,沙俄與日本籤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雙方劃分了各自在滿蒙的勢力範圍,俄國勢力徹底取得了外蒙的主導權。

不過,這一時期的沙俄只醉心於在蒙古掠奪金錢和資源,對在語言文化上同化蒙古毫無興趣。同時,由於民國政府依然在積極籌劃「收回外蒙」。沙俄自然也不會擔心外蒙的王公貴族們離心離德。

然而,「十月革命」的爆發卻吹響了蒙古文字改革的前奏曲,紅軍在俄國的勝利改變了外蒙的原有政治格局。1921年,蒙古人民黨成立,並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政權,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完成了所謂的「蒙古人民革命」。1924年活佛去世,蒙古人民黨中央通過決議廢除君主立憲制,實行共和政體,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並開始按照列寧主義的原則建設國家。

「十月革命」後,列寧本人曾在蘇聯主導了被他稱為「東方偉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運動,力圖對其境內的各民族進行文字拉丁化改革。從20世紀20年代起,蘇聯開始逐步制定少數民族新文字體系的工作,為那些沒有文字的或雖有文字但其文字是建立在阿拉伯字母基礎上的民族創製新的文字體系。例如亞塞拜然和中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都在此期間接受了文字改革,其中對蒙古最具有借鑑意義的便是對蘇聯境內布裡亞特蒙古人進行的文字改革運動,蘇聯也自然希望能夠將其推行至蒙古國。

另外,這一時期不僅僅是蘇聯,全世界各個國家也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展開了文字拉丁化的運動,例如我國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魯迅和劉半農都先後倡導過漢字的拉丁化改造;中南半島諸國也在法國殖民者的主導下廢除漢字和喃字,改用拉丁字母等等。當然,傳統的蒙文也固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在表音上難以同俄語或其它西方語言轉換,也是蒙古領導人決定改革文字的一個因素。總而言之,1931年,蒙古成立了蒙古文拉丁化改革委員會,並在同年做出了「關於使用拉丁文字書寫公文」的決定,宣布廢除傳統蒙古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書寫蒙古語。

不過拉丁化的進程並不順利,列寧死後,與其風格迥異的史達林成為了蘇聯領導人,就對待「革命夥伴國家」的態度來說,相較於「社會主義」,史達林本人顯然更傾向於「斯拉夫主義」,用所謂的「共同革命理想「來控制人心,顯然不如用「共同的文化」來的有效。1935年,蘇聯掀起了 「泛斯拉夫化運動」,蒙古則首當其衝,淪為蘇聯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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