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媒體依然靈敏，依然仗義執言又不留情面，但災情之下，這些特點如今似乎難以緩解人們對社會的憂心。他們的讀者是誰呢？那些犀利的言語，是否只是讓那些本來就支持他們的讀者更激動，而原本意見不同的人更不想看到他們？傳媒還能彌合這個社會的裂痕，起到監督的功能，讓一個公民為主體的社會通暢地運行起來嗎？可如果不是他們，難道靠川普、福克斯電視臺或是Instagram網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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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行人從關閉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前走過 圖丨新華社
撰文丨黃昉苨
編輯丨周安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美國人大概是要憋壞了，至少我所在的亞特蘭大，看起來像是這樣。
市中心的高層公寓，居民在周日晚上8點走上陽臺嗷嗷亂喊，間雜著類似敲鑼打鼓的聲音，說是要向「義大利的朋友們」致敬；附近公園平時主要用來遛狗的大草坪，在周六迎來了空前盛況：有人打排球，有人跳健美操，有人翻跟頭，還有個姑娘在兩棵樹之間系了一根繩子，練起了走鋼絲。
沒有人帶口罩，陌生人之間默契地保持著兩米以上的社交距離。
白宮的新聞發布會早就預告過，隨著檢測盒供應的跟上，美國看起來會像義大利一樣。他們是說真的：就在上個周末，隨著紐約州的檢測人均水平超越韓國與中國，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開始飆升。如今，美國感染者數量已經超過4萬名，僅次於中國和義大利——並且預計會在下周超越它們。
單日死亡人數首次突破三位數。劇院、飯店、酒吧等公共場所普遍被關閉，各個州陸續下達「居家隔離」的指令。
美國紐約州，一家「隔離區」內的商戶停止營業 圖丨新華社
因為新冠病毒，美國迎來了被一些人形容為「類似於二戰」的社會危機。與此同時，在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疫情不但得到了控制，當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也並未受到很大衝擊。
看著那些花樣翻新度周末的人群，我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亞洲做到的，歐美做不到呢？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對美國人對新冠病毒的漫不經心感到疑惑
一開始，我並不擔心新冠病毒在美國的傳播。只要信息在社會中自由流動，媒體及時報導，就等於拉響警報，有任何問題都應該能被及時發現。
歐美媒體的表現看起來也正是如此。
新冠病毒很早就出現在英文媒體的報導中。我記得，英國記者拍攝過大年初一湖北小鎮上空曠無人的街道，《紐約時報》記錄過封城時市民對這一決定的支持。
同時，這些媒體也不會放過任何批評政府的機會：他們抨擊政府反應的落後，提醒診斷標準的過度嚴苛，批評聯邦政府對疫情的應對不利。
現在，美國總統總強調自己在疫情早期就阻止了來自中國的訪客，但當初他的自信滿滿和對病毒的輕描淡寫，還都被記著：他曾把民主黨對他處理災情的批評稱為「他們的新騙局」，而他的代理幕僚長米克·馬爾瓦尼曾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上公開表示，媒體一股腦兒關注新冠肺炎的原因，是因為覺得這可以把總統「拉下馬」。
「川普不願意相信這場危機的存在。畢竟，認識到我們正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可能會傷害到他心愛的股票市場。」《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記者諷刺說。
唐納·川普被《紐約時報》列為疫情擴大的首要原因；《大西洋月刊》則總結說，聯邦政府沒有人對這一災難做出足夠迅速的反應。
媒體的評論大情大性，但回到現實中，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對美國人對新冠病毒的漫不經心感到疑惑。
要仔細描述那種感覺的話，就像是，不管我關注的媒體嚷嚷成什麼樣，他人的生活各有各的本色，仿佛有種經年不改的篤定力量。我跟學校裡的本地老師聊過，大多數人的邏輯是這樣的：這病毒的致死率還不到2%是吧？聽說有大量的病人都是輕症？聽說只有年紀大的人和有基礎疾病的人才會發展到重症？我也不老，也沒慢性病，那還有什麼可憂心的呢？
他們對「意見」和「事實」分得很清晰。你的感受和意見我們都尊重，但是要改變我的感受，請拿出證據來。
3月20日，華盛頓潮汐湖畔賞櫻的遊客 圖丨新華社
數據看起來確實只像一場稍重的流感，對身強力壯的人毫無威脅。憂心忡忡的華人開始為隔離囤貨，其他族裔則渾然不覺。在社區傳播的消息傳出來之前，各地的華人超市已經空了許久。可與此同時，我遇到過幾個東亞女生戴著口罩坐上校車，當地的年輕人看見，發出一陣鬨笑。
後來人們才知道，早在1月，世界各地陸續出現來源不明的新冠肺炎病例時，西雅圖的傳染病專家海倫·朱就坐不住了。西雅圖也會出現類似情況嗎？答案在她的手上，但她沒有權力揭蠱：朱博士是流感監測系統的研究員，實驗室裡有大量當時當地出現感冒症狀病患的鼻拭子。
把這些樣本從測試流感換成篩查新冠病毒是違規的，也是對病人隱私的侵犯。1月，海倫·朱和同事就開始要求聯邦和州層面的官員批准她們的篩查。但是，他們從疾控中心問到FDA，得不到批准。
總統似乎是鐵了心沉浸在自己定義的「勝利」中不肯出來
被官僚體系的條條框框束縛住的，不只海倫·朱。
1月24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宣布，他們已經開發出一種針對Covid-19病毒的測試方法，而 FDA批准這一方法，另花了一個半星期。
與此同時，華盛頓大學臨床病毒學實驗室助理主任亞歷克斯·格雷寧格（Alex Greninger）希望自己的實驗室能幫助測試新冠病毒。然而，要達到FDA的標準，他們需要展示的測試結果數量，要比當時全美的確診病例數量更多。這需要兩到3個星期的準備時間。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對於像新冠肺炎這樣的疾病，3周的時間足以讓病例數從100傳播到1000。
2月5日，終獲批准之後，CDC開始把試劑盒發往全美各地，卻很快發現其成分有缺陷，無法檢測出結果。從那時起，試劑盒短缺的陰影就籠罩著，到今天也沒消退。
最後，到2月25日，遲遲得不到批准的海倫·朱博士擅自用流感測試的樣本做起了新冠檢測。這才揭開了病毒已發生社區傳播的蓋子。
可惜，總統似乎是鐵了心沉浸在自己定義的「勝利」中不肯出來。
根據《大西洋月刊》的說法，直到2月26日，聯邦層面仍然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嚴重。儘管CDC官員表示，如果不加控制，病例會很快上升。可川普總統不同意這個意見：「我們做得超好！病例數幾天以後就會降到零蛋了。「
紐交所門口，醫護人員等待為進入人員測量體溫 圖丨新華社
到美國以後，我看到這種消息會比未出國時更為驚心。專業人士能毫不猶豫地公開指出民選領袖的錯誤，川普本人在抗疫這件事情上的言論就屢屢被有「美國鍾南山」之稱的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糾正，但是，這個社會上的很大一部分人——也許就是把川普選上去的那些人——是真的會只相信總統，而認為專業人士過度敏感。而他們的好惡，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氛圍，與政界人物的言行。
何況這屆聯邦政府，大概是真的沒把新冠肺炎放在眼裡。
當朱博士揭露出問題之後，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學家特雷弗·貝德福德（Trevor Bedford）幾乎立刻就開始了對美國本地病毒的研究。一個「毀滅性的成果」在實驗室中漸漸清晰起來：這些病毒的基因太相似了，它們不是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人帶入美國的；然而它們又分化出了許多亞種，說明新冠病毒已經在西雅圖無聲無息地蔓延了好一段時間——估計有6個星期。
也就是說，3月1日的西雅圖，就好比1月1日的武漢。如果不加控制，那它在3周以後就得面對數百人喪生的悲劇。
第二天，貝德福德就敦促西雅圖的官員立即執行社交疏離相關政策。但《大西洋月刊》的記者Alexis C. Madrigal極為細心地注意到，那天晚上，在福克斯電視臺，川普還在大抒己見：「好多人會得這個毛病，很溫和，很快就能復原，甚至連看醫生都不用去看，他們都不用給醫生打電話。」
沒有充分的檢測，沒有數據，一切都無從談起
疫情發生後，突然看到很多美籍華人感嘆：下次再也不會投川普的票了。
有人在美國生活了30多年，第一次遭遇路人因為他是華人，就掩著鼻子繞道走；有人實在沒想到，這個疫情能被總統搞成這樣；還有人手裡自從川普上臺以後一點一點漲起來的股票，在短短幾天之內跌回了從前。
疫情恐慌下，紐交所多次觸發熔斷 圖丨新華社
另一些華人則是純粹的驚訝：居然還能投票給川普？看不出來他公開表達的這種歧視態度能給華裔帶來滅頂之災嗎？
華人針鋒相對的觀點，也是美國社會的縮影。在過去的幾年裡，政治兩極化的現象在美國愈演愈烈，雖然民調顯示還有大約七成「沉默的大多數」認為「政治觀點不同並不會影響對人的好惡」，但在我實際的經歷中，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簡直到了「多說一句都多餘」的程度。
原本，左派應當爭福利，右派應當爭權利，可不知道為什麼，到了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似乎是「自由派覺得川普是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而保守派有相當一部分認定，歐巴馬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代——政府開支增多，醫療保險費居高不下，股市疲軟，稅務負擔沉重，中產階級過得很是吃力。在他們看來，川普的上臺才改變了這一切，他雖然話說得糙，可他讓醫保降低，帳單減少，股票持續上漲，製造業眼看著就要回流了。
可是，自由派會問，你看不到嗎？沒有政府買單，城裡的平民這下更負擔不起醫保了，他們得病了怎麼辦？川普說的那都是什麼話？他是要鼓勵白人永遠享有超越其他族裔的特權嗎？
這種撕裂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會深深捲入其中。而對美國的政見沒有那麼深的代入感的我，也常常感到「左右為難」。聊天不小心說到喜歡大城市——左派說，那你一定討厭郊區對不對，郊區的生活最糟糕了，無聊、虛假、沒人性。右派說，你喜歡危險的地方嗎？你知不知道紐約有多危險？要是聊天說到自己喜歡吃肉——左派會感到為難，為了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我們應該少吃肉，所以喜歡吃肉這種話，怎麼能說出口？右派則會很高興：嘿！世上最好吃的就是培根和牛扒！滋滋冒油，一次一斤，大口吃肉，別給我整那沙拉什麼的，那都是娘炮吃的。
新冠肺炎又怎麼會例外呢，何況今年還是大選年。
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因為之前的新聞學訓練，我所關注的幾乎都是傳統媒體。可是，這個自由派媒體構築的東西岸精英小世界，對新冠疫情的態度，可能與另一個沉在水面下的「更大多數的美國」迥異。
一個看福克斯電視臺、住在寧靜郊區、在社交媒體上只關注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美國人，可能看到的是與我截然不同的疫情。
像全國無數個保守派中產階級郊區一樣，在路易斯安娜州紐奧良的郊區，人們不相信新冠肺炎值得擔憂。許多人都在社交媒體上轉發帖子，認為媒體的這些擔憂，是自由派在歇斯底裡地唱衰川普，挫敗總統上任以來振興股市的功績。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紐約時報》要專門報導一位住在這裡的、丈夫罹患新冠肺炎的川普支持者。45歲的馬克·弗裡洛特（Mark Frilot）罹患新冠肺炎之前，身體健康，連發燒感冒都很少有。現在，他躺在重症監護室裡，已經喪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
而在弗裡洛特太太的社交媒體上，保守派的朋友們正以他們的角度談論著新冠病毒。有人強調著它的輕微；有人拋出嘲笑的表情包；還有人在問，有人真的得過這個病嗎？
為了抗疫救災，伊利諾州香檳市市長黛博拉·費寧（Deborah Feinen）決定動用市長在災害時期享有的特權，讓她可以更方便地調用醫療資源、管理人口、分配食物乃至實行宵禁。那才是3月12日，在當時看來，她的反應堪稱迅速。
然而，向州議會提出申請的第二天，她的社交媒體迎來了憤怒的保守派市民的激烈抗議：原來，這項市長特權的30項細則中，涉及了一條禁售槍枝與爆炸物的規定。比起疫情，市民更關心自己的持槍權利。
3月10日左右，我開始大量地看網絡上更新的各個電視臺新聞。非常難忘的是，看到一個福克斯新聞臺的節目，聊恐慌對經濟的影響。話題並不新鮮，只是在場諸位嘉賓的語氣，就好像病毒這會兒還在國境線外蹦噠，永遠也不會和他們的觀眾有任何健康上的聯繫。
嚴格來說，他們的態度，並不是毫無根據。就在一周前，單看確診人數，還完全看不出疫情有多嚴重：社區傳染出現了，試劑盒並未隨之到來。
如果只有「未來可能很嚴重」的風險，而沒有確切的數據支持，一個地區的領導人能採取多積極的措施呢？在一個城市還只有個位數病例的時候下令取消大型活動，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歇斯底裡？
沒有充分的檢測，沒有數據，一切都無從談起。
「政府擔心公眾輿論，不習慣於下達嚴厲的命令，公民也不習慣於服從命令。」《紐約時報》的報導，這樣分析美國疫情擴散如此迅速的原因。
3月13日下午，白宮的庭院裡玉蘭盛開，總統唐納·川普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美國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一個朋友發朋友圈說，在記者會現場，大家都肩膀挨著肩膀地坐著，只有她和另外兩個記者戴了口罩。而此時，已有與川普總統接觸過的政界人物確診新冠肺炎。
川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圖丨新華社
疫情爆發前的世界，如今看起來恍如隔世
這幾天，華人圈的話題從「募捐」變成了「互助」。父親的大學同學發信息問我有沒有口罩，沒有的話她可以寄點給我。
藥房裡的口罩早在1月底就已經難覓蹤影。她在美國生活了近30年，是一家大型醫院的研究員。聊了一會我才發現，她也只有普通口罩——不是N95，不是外科口罩，而她工作的醫院裡已經有一位同事被確診陽性了，但依然沒有人戴口罩。她的老闆一直都對病毒滿不在乎，說她反應過度，直到3月19日，看著全美的確診人數直線上升，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她只能說：「已經太晚了。」
在亞洲的不少國家，新冠病毒被「透明、高效和團結」的方式管控住了。
但在歐美，人們似乎有著更大的我行我素的衝勁兒。按《紐約時報》的話說，「研究發現，美國人和歐洲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身上，而不是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繫。」
太平時節是不大注意得到這一點的。2020年的3月11日，周三，我最後一次離開自己住的小區。在我記憶裡，那天好像是美國最後的平靜。街頭各類的飯店、酒吧還不鹹不淡地運營著。學校剛剛發過郵件祝學生「春假愉快」，並提醒「去疫區旅遊」的同學回國後自我隔離兩周。
當晚，演員湯姆·漢克斯和NBA球員戈貝爾確診新冠肺炎。從第二天起，各個白人常去的超市都被搶購一空。
沃爾瑪網站的「末日生存包」已被搶購一空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美國人也會在乎。Covid-19病毒的消息一直在媒體上播報，美國CDC早已建議大眾在家中儲藏足夠吃兩周的食物以防萬一，但似乎什麼都比不上「名人中招」來得更牽動神經。我想起在學校的語言中心上課時，教美國文學課的老師說，「誰也別來教導我該怎麼做，美國人就是有這股子勁兒。」
但提醒到普羅大眾的這個過程，也許花了太長的時間。根據病毒學家貝德福德的分析，現在，美國可能的新冠病毒陽性病例大約在60000到245000之間。
而現在，他們驟然要面對的，不光是疾病，還有漫長不知盡頭的「社交疏離」。
疫情爆發前的世界，如今看起來，都覺得恍如隔世。推特上一條帖子問大家：「還記得嗎，2019年最糟糕的事情，只是《權力的遊戲》的那個爛結尾。」
我早早地在家蹲了起來，努力做好一天三餐飯，連購物也讓超市送貨上門，只偶爾去社區旁的公園走走。學校在線上課的間隙，與外國同學聊天，他們對我真的在家躲著似乎非常驚訝。
在分析報導的最後，《大西洋月刊》的記者Alexis C. Madrigal對美國現狀的批評極為激烈：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沒有人有勇氣說出他們需要說的話：為了拯救同胞，我們必須先把我們的城市悶上一陣、讓經濟衰退一會兒。地方上的官員要做出這樣的決定，必須得有勇氣、上級政府的全力支持和確鑿的數據。而實際上，既沒有人告訴他們得這麼做，也沒有任何的數據能讓他們自己去決定要怎麼辦。」
「沒有強大的聯邦領導，每個州都在自行其是，就好像他們的居民只會在州境內齊刷刷地待著一樣。即便確診和住院人數日益增長，川普總統仍試圖用充滿黨派偏見的方式去對付病毒，並因此鼓勵了美國人民忽略那些合法的、嚴峻的警告。」
還有一些消息能讓人不要太過焦慮。比如，就算是情況最嚴重的紐約州，醫療資源也尚算充裕，還有希望在崩潰之前踩住那個急剎車；紐約州開始大規模檢測後，死亡率下降到了千分之五。
儘管如此，在美國，能否做到「社交疏離」全憑自覺。執意要外出的感染者或許還能被法院的令狀與全副武裝的警察留在家裡，可對健康的居民，不會有人往他們的門上加把鎖。
防疫專家的建議會被多少人所接受呢？
就在美國各個州相繼進入緊急狀態，餐館酒吧陸續關閉之際，媒體驚訝地發現，邁阿密的海灘上人頭攢動。成百上千學校被關閉的青年人，此刻正在「抓緊最後的機會」狂歡。一個白人小青年的話被電視臺反覆播放，他看起來實在太輕鬆了：「得病就得病唄！不管怎麼說，我不會讓它打擾我去派對的。」
「某種程度上，歐洲人正在為生活在開放富裕的民主國家而付出代價。在這樣的國家，人們習慣於自由行動，方便的出行和獨立決策。」《紐約時報》的分析，似乎也適用於美國人。
傳統媒體依然靈敏，依然仗義執言又不留情面，但災情之下，這些特點如今似乎難以緩解人們對社會的憂心。他們的讀者是誰呢？那些犀利的言語，是否只是讓那些本來就支持他們的讀者更激動，而原本意見不同的人更不想看到他們？傳媒還能彌合這個社會的裂痕，起到監督的功能，讓一個公民為主體的社會通暢地運行起來嗎？
可如果不是他們，難道靠川普、福克斯電視臺或是Instagram網紅嗎？
3月初，年輕人在曼哈頓廣場拍照社交 圖丨新華社
然而，除了普通人的特立獨行，許多其他事情也許是更重要的：美國總統並不是第一天如此滿嘴跑火車，川普政府的政令不是第一次出現令人瞠目的混亂，保守派選民也不是第一天不信任《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些「不接地氣」的自由派媒體。國家的政治兩極化，天價的醫療費用和複雜的保險系統都不是新聞。曾經輕鬆就可以過上住別墅、開大車生活的工薪階層，眼看著越來越維持不住這種生活水平，早在4年前就被認為是川普當選的重要原因。
疫情把美國原有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放大了。
共和黨執政的這幾年，削減了許多支出。CDC一度也曾面臨經費裁減的危機。伊波拉疫情之後，歐巴馬政府部署了應對大流行的美國全球流行病應對小組（USPandemic Response Team）。不過，在2018年，為了削減政府開支，它被裁撤了。
一些問題很容易解決：各州政府的發布會跟下冰雹一樣地砸入各家各戶的電視機中，迅速地科普了關於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起初，懷疑自己可能得新冠的人得自費數千美元才能做檢測，很快測試費用全免，治療費用也被陸續納入各個保險公司的報銷範圍。個人年收入不滿75000美元或者夫婦二人不滿150000美元的公民都能收到1200美元來自聯邦政府的補貼，每個孩子還能多加500美元。雖然聯邦政府無權封城封路，但疫情嚴重的各州都已經要求各公司僱員在家辦公，沒有必要原因不得外出，老人不外出，病患不外出。
但一些「大坑」是很難在長久疏忽之後轉頭就補上的：病患數量的驚人增長，口罩幾乎蹤跡難覓，重症監護室、呼吸機缺乏，醫療系統的昂貴讓人傾向於小病在家自愈，民眾之間的撕裂，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民粹領導人對傳統媒體的汙名化……
邁阿密的海灘上依然擠滿了認為Covid-19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場流感的年輕人。90多歲的老奶奶在電視新聞上感嘆，不明白這些年輕人是怎麼了，為什麼不願聽別人說話呢。《紐約時報》是這麼形容這群人的：「他們是『反抗者』與『不信者』。他們急於蔑視權威，比起Covid-19病毒，他們更怕死於幽閉恐懼症……也許社會責任感對他們來說太過新鮮。」
看到他們在媒體上被譴責，我也有點驚訝，因為幾天之前——也就是大學生剛開始放春假的時候，這似乎還是美國大多數人的共識。短短數天之內，沉重的事實讓大眾的認識驟然轉變。
可是原本，事實可以不用那麼沉重的。
紐約時代廣場，大屏幕滾動播放新冠肺炎新聞 圖丨新華社
出品人 | 楊瑞春 主編 | 王波 責編 | 金赫 運營 | 迦沐梓 閆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