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中國和韓國三國英語教育的比較探析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這三個國家都有不太成功的經歷，各自的應對和結果卻各不相同。而當下有美國牽涉其中的三國間緊張局勢則進一步賦予了英語教育更深的文化和社會政治意義。
為什麼要比較這三個國家？因為這三個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英語與它們的母語截然不同。
這三個國家移民數量較少，都沒有被西方英語國家殖民過。三國均為低生育率，造成了獨生子女為了將來贍養老一輩而必須取得很高成就的巨大壓力。中國一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直到最近才開始放鬆。日本的生育率為平均每名婦女生育1.39個孩子，而韓國僅為每名婦女1.24個孩子，為經合組織國家中最低。
三個國家間最明顯的區別是國家規模。中國人口為13.5億，而日本和韓國分別為1.27億和5千萬。這跟教育系統所培養出來的英語使用者數量有著密切的關係。三國都有高風險的大學入學考試，而英語是其中的必考科目。2013年，912萬中國學生參加了高考，65萬韓國學生參加了全國學術能力傾向考試（CSAT），57萬日本學生參加了大學入學中心考試。另外，中國大學畢業要求中有一項是通過大學英語考試（CET），2013年有938萬學生參加了這一考試。
從地理上看，日本面積是韓國的4倍，而中國更是日本的25倍。在如此多樣廣袤的地域上對不同族群的人實行教育是一項令人生畏的挑戰，更不用說英語教育。日本則是一個島國，而韓國僅僅與北朝鮮接壤。
中國同日本和韓國還有其他方面的區別。中國政府是一黨制政府，因此教育政策能得以快速地實行。而在日本和韓國則可能花費數年時間。另外日本和韓國一般被認為是單語言單民族國家，而中國則有56個民族，並且除了70%人口使用的官方語言普通話之外，中國還有大約80種語言。更為複雜的是，漢語還包含許多互不相通的方言。
誰來實行英語教育？一直以來的大趨勢是降低開始義務英語教育的年齡以達到更高的使用水平和改善發音。在韓國，使用英語最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掌握正確的發音。
中國教育部在2001年將英語學習從中學提前至小學三年級。然而，中國主要大城市的學校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從小學一年級教授英語。此外，根據Hu教授的數據："中小學的英語教學授課時間有了顯著提高。舉例來說，上海學校的授課時間從1998年到2011年增加了超過80%。"他補充道："這一發展再一次鞏固了英語作為三大最重要學校科目之一的地位，其他兩門科目為語文和數學。"不過如前所述，中國有些省市正在開始提高英語教育的開始年齡以對抗這一趨勢。
另一方面，韓國在1997年開始在小學三年級教授英語。而日本則比較晚，從2011年開始在小學五年級設置英語課程。
如何教授英語似乎是三個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雖然目前三國都倡導溝通式語言教學（CLT）結合用英語教英語（TETE）的方法來取代固有的語法-翻譯教學方法，但是這種方法的有效性依然是有待商榷的。
在大學階段，三個國家都在提供更多使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課程。根據高麗大學教育與藝術設計學院教育學教授Paul Z. Jambor的數據，目前35%的本科課程是英語教學，而這一比例將會增至45%。幾所頂尖大學很快將會提供全英語教學。
在2001年，中國教育部表示在之後三年中5-10%的本科課程將會採用英語授課，而之後的最低目標為20%。
日本通過其"全球30 萬留學生計劃"（Global 30 Project）似乎也在做著相似的努力，但是其力度要小很多。許多日本大學提供英語環境的學位項目。安倍首相去年宣布在未來三年內8所國立大學將從世界各地聘請1,500位學者，其預期的教學媒介也將是英語。但是有批評說這都只是空談而沒有實際行動。
在韓國，當英語成為小學三年級必修科目的同時，韓國教師也接受了快速培訓。舉例來說，2004年在首爾32%的小學培訓是有關英語教學的。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卻沒有出現，日本教師被要求教授英語但是卻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培訓。
同時，為了增加外籍英語教師（NEST's）的數量，日本和韓國在1987年和1995年分別實行了"日本交換與教學項目"（JET）和"韓國英語計劃"（EPIK）。JET和EPIK有著相同的使命，就是提高英語和促進文化交流。
可能是由於國家規模的緣故，中國的情況與其他兩國形成鮮明對比。Feng教授說到："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似乎並沒有像日本和香港那樣偏向學校裡的外籍英語教師。"雖然也存在外籍教師，但是英語教師基本上都是國內培訓的。
國人學習英語170年1、1842年，中英籤訂《南京條約》，闢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貿易的實用需求，使廣州出現了一本英語教科書，《鬼話》(Devil's Talk)。它是一冊粗淺的英語入門書，以漢語注音。例如：把today 注為"土地"，把man注為"曼"。
2、1847年，容閎以及其他幾名在澳門教會學校就讀的學生跟隨學校校長、美國傳教士布朗先生前往美國留學。回國後，容閎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後入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幕府。洋務運動中，使用的大量外國機器，急需懂洋文的技術人員。容閎提出"留學教育計劃"，曾國藩與李鴻章由此聯合上奏清廷提出："由政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得到清廷批准，並在上海成立了"總理幼童出洋肄業局"。
3、1862年7月，恭親王奕?、李鴻章、曾國藩奏準在北京設立同文館，為培養翻譯人員的"洋務學堂"。最初設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後陸續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學等班。除漢文外其它課程多由外國人擔任教習。
4、1872年，清政府向美國派遣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第一批留學生主要學習科技、工程等辦洋務急需的學科。按照計劃，首期留美幼童名額為120名，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預計留學時間15年，經費由清廷支付。首批留美幼童之中，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礦冶工程師吳仰曾，民國政府第一任國務總理、復旦大學創辦人唐紹儀，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
5、1884年，上海點石齋石印行中國最早的英語900句會話書，書名叫《無師自通英語錄》。這部書突破了以單詞為核心的編排方式，代之以譯成漢語的英文句子。它仍採用漢語的字詞來標註英文的讀音。例如：How many chapters are there in this book? 這句英文被注成了"好美呢卻迫忒兒司阿兒則兒意因祭司不克"。
6、1903年5月，京師大學堂合併京師同文館改為譯學館，正式招生開學，分設英、俄、法、德、日五國語言文字專科，學制五年畢業。這是英語進入大學教育，成為一門學科的初始。
7、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校，1919年廢科改系，北京大學分為14個系，年輕的留美教授胡適擔任英國文學系主任。胡適與英文系的另一位著名教授辜鴻銘分別代表了當時新文化運動中的新舊兩派。
8、從外文系創建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轉移到昆明。辜鴻銘、顧孟餘、胡適、梁實秋、梁宗岱、林語堂、徐志摩、鬱達夫、周作人、朱光潛、吳宓等著名學者曾在此任教，他們大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學校還專門聘請了外教，外教為了教授學生，甚至專門編寫教材，一位外教專門編了一本書書名《HOW TO READ ALOUD》，由英國兒歌組成，因為押韻容易上口也便容易記住詞的用法和變化。
英語是文化資本嗎？英語教育總是伴隨著潛在深層次的語言保護主義和民族認同感問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Guangwei Hu教授發表過大量有關亞洲國家英語課程設置的文章。他說道："與英語相關的特定文化價值和信仰可能會和語言學習者本國固有的文化價值和信仰發生衝突。"
當把課程設置的重點放在英語上時，勢必會造成對其他學科的影響，從本國語言的基本讀寫能力到高級科學知識。對此，北京政府將從2016年開始在高考中減少英語並增加語文的比重，同時，學習英語的時間也將從小學一年級調整為小學三年級。
在發展本國語言和學習第二語言之間必須尋求到一種平衡。最佳的情況是這兩者之間呈現相互支持的關係。根據《中國與英語：全球化與身份認同的兩難》一書作者之一，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Yihong Gao的觀點："當富有成效的雙語環境形成後，對本國和目標語言/文化的掌握將由於相互之間的了解而雙雙得到提升。
文化理據是另一個關鍵因素。當教室以外的廣大社會並不使用外語的時候，學習一門外語的動機何在？與本國語言或者數學不一樣，學習外語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是沒有必要的。Hu教授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英語熟練程度是由整體國民對英語作為一種公共價值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決定的。
在中國，Hu教授說到："為滿足改革開放的需要，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學生智力水平以及提高教育質量水平，熟練掌握一門外語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
似乎對於英語學習的渴求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一種現象。Jason Ricciardi是在中國工作的一個外籍英語教師，以前他也在韓國工作過，他注意到："也許英語的魅力在日本已經消失，因為它已然確保了自己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日本已經走過了這一階段。"2012年的GDP增長也表明了這一點。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日本和韓國該年的增長率分別為 7.3%，2.1%和1.6%。同時，根據一項2012年聯合國經濟問卷調查，日本已經被認為是發達經濟體，而中國和韓國則為發展中經濟體。
前往美國大學的留學生數量也支持這一結論。從2009年至今，在所有國家的留學生中，中國學生為最多，其中2012年為23.5萬，韓國為七萬，在印度之後排名第三。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曾經領先於其他國家，而如今日本僅輸出兩萬學生位列第七。Feng教授這樣解釋中國巨大的留學生數量："由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剛剛打開國門，出國留學深造依然是許多家庭的夢想。"
獲得社會地位是另一個學習英語的動因。Hu教授談到："在中國，精通英語已經成為一種明碼標價的文化資本並且具有很高的交換價值。"Feng教授也同意："許多高級的工作職位和終身職業機會都取決於你是否擁有優秀的大學英語考試成績。
而另一方面，東京大學比較教育學教授恆吉僚子則表示："在日本，儘管對英語的重視程度在增加，成為精英人士與會說英語卻沒有必然關係。"
在背後支持這種對於英語學習渴望的是英語教育的私人投資。目前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英語語言服務的市場，其價值高達每年3600億人民幣，且有著高達30%的年增長率。韓國每年的投資在600到900億人民幣之間，而日本僅為不到60億人民幣，而年增長率更低於2%。
不平等和守門效應在日本，高水平英語可以通過私人投資來實現。根據經合組織一項2013年的報告，75%的韓國學生參加被稱為hogwans的私立補習學校。"真正的英語教育發生在那個地方，"Jambor教授說。在hogwans學習的課程中，英語是被認為最重要的，超過了數學和韓語。此外，私立學校有很大一部分授課是用溝通式語言教學進行的，而公立學校則側重於語法-翻譯教學法。
在韓國另外一種被稱為"野雁家庭"的現象也正日益普遍。這種家庭中，父母其中一方（通常是母親）帶著孩子出國在英語國家學習，而父親則留在韓國繼續工作以負擔留學費用。為了減小這種英語學習上的差距，有傳言說韓國政府將強制私立學校最早從小學四年級才能開始英語教育。而此前政府為了對教育熱降溫已經對hogwans實行了晚上10點關門的宵禁政策。
同樣在中國，Hu教授闡述了英語如何引發教育不平等："如今在各階段學校系統的各個學科中都有英語媒介授課，比如信息技術，化學，數學，地理和音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這種英語大行其道的情況影響了學生的科目學習並引發、加深了中國的教育不平等，因為英語已儼然成為了只針對特權階層、富人以及精英人士的一項服務。"
在學生尋求教育和職業機會的道路上，英語扮演著守門人的角色。在韓國，同日本類似，教師針對CSAT大學入學考試授課，該考試只包含閱讀和聽力的多項選擇題。而在中國，高考英語有閱讀，聽力和寫作三部分。中國學生必須通過才能畢業的大學英語考試還有另外的口語部分。
但是從今年開始，包括北京在內的幾個中國城市已經降低了英語在高考中的比重，同時增加了語文的比重。山東省部分地區可能會取消高考英語聽力，而江蘇省則可能取消整個英語高考。
與日本類似，在韓國如果將寫作和口語加入CSAT大學入學考試也會存在公平性問題。目前多項選擇題的形式排除了主觀評分的可能。Jambor教授解釋道："考試中沒有口語部分，因為我們的理念是每個人應該是平等的，應該接受相同方法的測試。正如2013年經合組織報告中關於韓國教育的闡述：「鑑於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依賴於一個更為主觀的標準將為徇私和腐敗提供機會。多項選擇考試形式的一個積極方面就是它為大學入學程序提供了合法性。」
轉到求職方面，許多公司基於英語考試成績來做出聘用決定。然而，與日本不一樣的是，韓國和中國都要求在面試過程中的英語熟練程度。Jambor教授說在韓國"你需要熟練掌握英語才能通過面試，因為其中一部分面試是用英語進行的，更有6%是全英語面試。"在中國，Feng教授說到："大量的工作職位都取決於現場的英語測試。"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在實際工作中英語卻是很少用到的。
前往美國大學的留學生數量也支持這一結論。從2009年至今，在所有國家的留學生中，中國學生為最多，其中2012年為23.5萬，韓國為七萬，在印度之後排名第三。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曾經領先於其他國家，而如今日本僅輸出兩萬學生位列第七。Feng教授這樣解釋中國巨大的留學生數量："由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剛剛打開國門，出國留學深造依然是許多家庭的夢想。"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情況，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過去吸取教訓。歷史表明中國的英語教育在2001年北京取得奧運會主辦權後開始繁榮，而韓國是得益於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現在2020年奧運會給了日本一個機會。伴隨眾多英語教育改革的進行，下一個十年必定會帶來許多有趣的英語教育成果。
資料來源：FT中文網、教育家雜誌網、搜狐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