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峽谷——李西安的音樂人生(下)

我們這一代人，有一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我覺得，我一直在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滿腔熱情地背著它。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就在通知裡寫這麼一句「我願在八千公尺上設下自己的帳篷」，就算是我的墓志銘。儘管很多人難以理解，為我惋惜。

——李西安

 

 

 

 

「在八千公尺上設下自己的帳篷」，這是李西安的座右銘。其目的，則是「為所有的星辰提供一個運轉的空間。」

 

燃燒自己，即或不能照亮整個世界，也至少為些許後來者點燃火把，摸索出一條路。

 

實際上，無論是他當初放棄作曲和理論研究，還是其後做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改版《人民音樂》，推出青年作曲家，建構中國音樂張力場，都是為了為其他人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讓所有的星辰都在其中運轉。」對於八十年代以後出現的中國現代音樂，李西安給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關心和支持。有人說，如果沒有他，中國現代音樂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書寫中國新潮音樂史，李西安是一個繞不過的話題。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中央音樂學院中斷了十年之久的招生重新進行，並且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分別設立考點，其中作曲系招生名額總共只有6名。

 

這一年，李西安和徐源被作曲系派往上海招生。令所有人出乎預料的是，這一年報考中央音樂學院的考生特別多。這些考生基本上在文革前讀完了初中或高中，插隊下鄉，接觸地方音樂，積累了深厚的音樂基礎和人生經驗。文革十年人才的積累幾乎在一夜之間爆發出來，所有專業加起來報考人數達數萬人。

 

作曲系上海考點考生共有四百人，在三天的時間裡，兩位主考老師統統沒有睡覺，他們夜以繼日地改卷、判分，並且不時地為考生們程度之高，水平之強而感到驚奇。有一位考生，竟然在規定的時間裡不僅寫了一個奏鳴曲式，全部標出了配器，等於一部單樂章的交響樂；他寫的歌曲不但是四部大合唱，中間還有好幾次轉調，在當時簡直不可想像。後來在北京參加全國平衡的時候，楊儒懷先生不信，但當他親自試奏後卻讚不絕口「嘿，不是瞎胡鬧!不是瞎胡鬧！」（這位考生即是當年入學考試的第一名林德宏）。

 

生源太好了，看著那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李西安想起了自己讀書的年代，他們太想進學校學習了，水平也很高，實在覺得沒有辦法往下刪。他和徐源老師商量，毅然找到了上海招考負責人，要求擴大招收名額。負責人說：「好到什麼程度呢？怎麼跟院部匯報呢？」李西安建議：「你就跟院部說：『我們班（即施萬春、關乃忠、李西安、楊振維他們班）被認為是空前絕後的，而他們的入學水平超過了我們班的入學水平』。」後來，北京、廣州和四川的考點考得也非常好，李西安支持左茵老師給中央寫信，並提供了很多上海考試的情況，建議大幅擴大招生名額。後來，中央領導看到了這封信，批准「同意擴大招生」。

 

結果，這一年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共招收36名學生。其中，僅上海考點就有譚盾、陳其鋼、葉小綱、胡詠言等當今中國樂壇的領軍人物。（林德宏入學後，二年級就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弦樂合奏《思》的總譜，在班裡一直是令人羨慕的一位。畢業赴美後，失去聯繫）

 

李西安與譚盾（1983）

 

說到譚盾的入學，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考試通過以後，他接到的卻是不錄取通知——體檢不合格。原來體檢的早上他喝了杯牛奶，於是化驗不正常。譚盾當時很著急，拿著在湖南開的體檢證明找到李西安。李西安說：「這個不行，你是在上海參加的考試，趕緊去上海復檢。」 譚盾在上海的體檢依舊正常。李西安拿著譚盾的體檢結果，找到作曲系、教務處、醫務室，都被一口回絕，最後不得不找到院長趙渢，趙院長採納了李西安的建議，在校醫的監督下，去指定醫院再次複查，如合格，入學試讀，隨時有問題隨時退學。最終，譚盾順利入學。

 

音樂家黃飛立的兒子黃安倫很有才華，有著異常艱難的學習和奮鬥經歷。當時他的作品在音樂界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79年參加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考試的時候，黃安倫各科非常優秀，唯獨和聲因為沒做完所以未通過。儘管大家盡了多方努力，黃安倫依然沒有被錄取。古人云：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對這種過於刻板的體制，李西安為《光明日報》寫了有史以來自己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未來屬於年輕一代》，認為「他們正像野火不曾燒盡的小草一樣，不僅在巖石縫裡生存下來，而且還挺起自己的枝莖，綻開自己的花朵，在時代的風雨中，鍛鍊著筋骨，洗滌著靈魂，面對著現實，謳歌著未來。」「難道我們不該更加倍地珍惜和愛護這些年輕的後來者嗎？」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園丁們，要小心啊！」（李西安《未來屬於年輕一代》，《光明日報》1980年2月1日）。

 

儘管李西安後來調任中國音樂學院，但仍然與這些晚自己一輩的年輕學子們交流、溝通，他時常鼓勵他們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當別人只看到一片黑暗的時候，你能看到透過黑暗射進的一線曙光，你就是先知；當別人認為某些事辦不成的時候，你能經過努力和拼搏辦成了，你就是強者。過去的時代只允許極少數人是先知，是強者，大多數人只能跟在後面盲目地追隨；而我們的時代要求每個人都是先知和強者，……要以主人公的責任感，積極關注並參與主宰中國音樂的命運與前途——引自李西安《走出大峽谷》，載作者文集《走出大峽谷》，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在其後的時間裡，除了在《人民音樂》及其他場合對這些青年作曲家們進行介紹之外，李西安又參與策劃主辦了譚盾、葉小鋼、陳怡、瞿小松、許舒亞、郭文景、何訓田等人的專場音樂會，並發表系列評論文章。

 

李西安與周龍、陳怡夫婦（1997）

 

1985年4月22日，譚盾個人作品專場音樂會在中央音樂學院演奏廳舉行，引起了巨大震動，有的記者曾將其比喻為「一石激起千層浪」。整個音樂界的焦點在這兩年基本上都集中在對「新潮音樂」的評價上，毀譽參半，褒貶不一。青年作曲家正在崛起，他們是怎樣想的，怎樣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的？在《文藝研究》編輯蔣力的倡議下，李西安邀集了瞿小松、葉小鋼、譚盾，進行了—次長談：

 

崛起的一代也是探索的一代，怎樣對待他們在崛起中進發出來的巨大衝擊力和在探索中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曲折和失誤呢?我想借用德國啟蒙運動思想家萊辛的一段名言來回答：「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著全部真理，在他的左手捉著無與倫比的永遠活躍的追求真理的動力(即使再加上永遠不斷使我出錯這一點)，而對我說：挑選吧！——我就會謙恭地握住他的左手……」——李西安、瞿小松、葉小鋼、譚盾《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人民音樂》1986年第6期。

 

這篇文章，就是後來在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被認為是「中國新潮音樂宣言」的《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

 

我承認我是有78屆情結的。……我欣賞他們，一方面是因為人才難得，同時也因為他們所初顯的創作傾向與我對中國音樂之路的思考產生了共鳴。

96年在法國，「巴黎之春」音樂節的負責人……明確表示，只有這一代中國作曲家的作品不再是模仿，他們使用的是西方的方法，但卻是自己的音樂語言。……這是我幾十年來所祈盼的一種音樂創作狀態：沒有模仿，沒有困惑，它讓我心中湧出一種久違的自豪感——引自李月紅《中國音樂之路的求索者——李西安訪談錄》，《中國音樂》2004年第4期。

 

 

在教育上，李西安很少掛「音樂教育家」的頭銜，不過他對於教學卻有著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在他看來，老師僅把會的東西教給學生，是遠遠不夠的。最好的老師應該教給學生一種創造性的能力。一個好的老師，不應當讓學生學得像自己，而是學了以後「我」依然是「我」，保留個性。教出來的學生能超過自己，才是最好老師。

 

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他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既尊重學生的觀點又善於循循善誘，使學生對知識的學習從以往的被動接受轉為主動汲取，充分施展個人的才華。其中，謝嘉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87年，謝嘉幸考取中國音樂學院李西安作品分析的碩士研究生。他不僅各科成績優秀，而且興趣廣泛。有一段時間，他對美學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提出音樂作品只有經過「審美機制」後，才能夠被觀眾心理所接受。但這個心理機制究竟是什麼？很難說清楚。對於初學者，在這一純思辨的終極追問領域極容易迷失方向。當時謝嘉幸馬上面臨畢業答辯了，但他仍處於對這一問題思考的白熱化階段。作為導師，李西安考慮了很久，最後他毅然決定讓謝嘉幸推遲論文答辯，勇敢地進入這一看似與音樂無關的研究領域。他不時鼓勵自己的學生，並且建議：「人有邏輯思維、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形象思維中最抽象的，就是音樂。音樂思維是否能對解開思維的奧秘有所幫助呢？」最後，謝嘉幸日以繼夜地工作，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就出版了生平第一部專著《反熵·生命意識·創造》。這部著作對國際著名學者裡夫金《熵：一種新的世界觀》進行了全面的反駁。在新聞發布會上，李西安以導師的身份說了寥寥數語，闡明了他對學生所持的開明態度：「我沒有對學生寫作這本書做過太多指點，我對其中所涉及的現代物理學等領域並不熟悉。但我想重要的是，我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沒有疆界的空間，我們應當尊重學生的個性並且支持他們的發展。」

 

迄今為止，李西安或單獨，或與他人聯合帶出了十位碩士研究生，涉及作品分析、作曲、電子音樂、音樂音響導演、器樂表演藝術和聲樂表演藝術等專業。在這些專業中，很多領域李西安未必熟悉，但他可以帶不熟悉專業的研究生。因為很多學生對專業本身相當熟悉，缺乏的是與之相關的重要內容。「我教出來的學生，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比我強。我認為這應當是一位教育者應當達到的一種境界。學生比我們差，這個事業就要萎縮，得讓學生個個都比自己強才行」（筆者2005年6月30日採訪李西安的筆錄）。

 

李西安非常強調同行之間的團結與合作，早在實驗樂團工作的時候，他就告誡團員們打破由人際關係造成的封閉狀態：「大家要把自己老師最好的東西學到手，但不要把你們老師輩的恩恩怨怨帶到實驗樂團來，應當做新一代的民樂教師。只有民樂整體繁榮了，中國音樂才會繁榮」（筆者2005年6月30日採訪李西安的筆錄）。

 

對於人才，李西安持一種來去自由的觀點，而不是用某些條件和待遇作為限制。1988年8月，在美國定居的譚盾回國，曾和李西安商量過回中國院任教的想法。沒料到《光明日報》第二天頭版頭條就以《來去自由——發揮出國藝術家才能的明智選擇》為題刊載了的李西安觀點，接下來又有多家報紙來採訪。他對此的態度是「欲擒則縱、來去自由、葉落歸根」（《光明日報》1988年8月26日）。

 

 

1991年初，李西安卸任。

 

此時的他，無官一身輕。按照道理，既然不在其位，就應當靜下心來把已經停止了幾十年的研究和創作重新檢起來，圓了自己當初的音樂之夢。此時，人們對中國旋律和民族曲式的研究呼聲很高，而他是這一領域最有發言權的專家之一；現代音樂產生了十幾年，也需要有人為它寫作專著，這一切，李西安無疑是最清楚的人。

 

然而，他有自己的想法。既然多少年以來一直來為中國音樂修橋鋪路，並且已經取得了某些結果，那就換一種方式，繼續從事音樂策劃，為年輕的一代開闢空間吧。

 

在這段時間，李西安先後組織策劃了潮州音樂大師楊秀明個人獨奏音樂會、張維良個人獨奏音樂會、曹德維個人獨奏音樂會、孟曉亮打擊樂新作品音樂會、陳其鋼作品中國首演音樂會、馬可經典作品音樂會，「呼喚詩神」——世界名詩交響音樂會、「千裡共嬋娟」——中國千古名篇吟誦音樂會、福建南山寺建寺1265周年音樂會、首都高校音樂「流動大篷車」活動、北京市大型春節晚會「春潮：2004」、澳門2005國際華語歌曲創作比賽等活動。

 

此時的他，儼然是一個音樂社會活動家，他率團赴香港演出「白雲觀道教音樂會」、「中國道教音樂會」；赴香港參加「20世紀國樂思想研討會」、「大型中樂作品創作研討會」及第二屆全國旋律學學術研討會；赴臺灣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作曲家研討會」；率團參加日本亞洲藝術節、95法國秋季國際藝術節、96法國春季國際音樂節、98裡斯本國際音樂節、98澳門國際音樂節、2001裡昂國際音樂節等等；還擔任香港中樂團藝術顧問、新加坡華樂團藝術諮詢委員等職，或精心策劃活動，或在會議上慷慨陳詞，繼續實踐自己的音樂理想。

 

香港中樂團21世紀中國作品國際比賽評委（2000）

 

然而，民樂的現狀在他心中依然是塊心病。

 

民族器樂，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河。它曾為人類做出過輝煌的貢獻。然而，當二十世紀封閉已久的國門打開之後，伴隨著西方音樂、流行音樂、新潮音樂的衝擊，人們突然發現民樂在整個國民社會音樂生活中正處於「低谷」。如何才能扭轉這一趨勢呢？中國音樂學院實驗樂團在「保留要純正，創作要大膽」的建團綱領的指引下，曾經做出過不少的努力，引起過很好的反響。然而，這一試驗隨著1984年李西安的調離而夭折。

 

怎樣才能繼續當年實驗樂團尚未完成的實驗呢？。

 

1996年，由李西安和當年實驗樂團主要成員之一的張維良共同發起，華夏室內樂團在京成立，張維良任團長，李西安任藝術總監，葉聰任指揮。

 

「華夏」建團伊始，作曲家們就對它表現出意想不到的熱情。僅到1999年為止，與「華夏」合作過的作曲家有北京的羅忠鎔、高為傑、王西麟、郭文景、葉小綱、楊青、崔權、朱琳，上海的朱踐耳、楊立青，四川的賈達群、鄒向平，臺灣的潘皇龍，旅法的陳其鋼，旅美的譚盾、陳怡、瞿小松等中國作曲家；紐西蘭的傑克·巴頓、葡萄牙的米蓋歐、荷蘭的卡斯·詹森、貝特·科培拉和美國的皮特·貝爾根等外國作曲家，形成了以華夏室內樂團為實驗基地的強大的創作群體。

 

1996年，華夏室內樂團在「96巴黎國際音樂節」首演成功。作曲家陳其鋼異常興奮，他趕到樂隊的住處和大家促膝談了整整兩個通宵，言談中不知說了多少遍：「華夏太可愛了！」還千叮萬囑：「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想方設法堅持下去。『華夏』對中國音樂太重要了。」赴紐約演出結束後，譚盾第一個舉杯為「華夏」的成功祝酒時，喊了一句：「『華夏』萬歲！」頓時引起全場的熱烈歡呼。

 

這一時期，由李西安策劃的華夏樂團重要演出有：建團音樂會，中國現代作品音樂會之一、之二，民族室內樂音樂會，新編潮州弦詩音樂會，壎箏琴簫古典名曲音樂會之一、之二、之三，中秋音樂會，「唐宋古風」音樂會，「邂逅」現代爵士音樂會、參加世界各地的國際藝術節，美國十六座城市巡迴演出等等。

 

實際上，在樂團剛剛建立的時候，這位藝術總監就袒露過辦團的初衷：

 

為了和音樂界的朋友們一起

圓天華先生——

「讓中國音樂與世界音樂並駕齊驅」的世紀之夢

我們將以傳統為源頭

以世界為參照

在這兩者的廣闊時空中

求索不止（《華夏室內樂團》序）。

 

華夏室內樂團赴紐約演出（1997）

 

二十世紀末，國內曾就中西音樂關係有過一次持續十餘年之久的大討論。面對百年中西音樂關係這個「死結」，有人說「全面的現代化與世界化」，有人說「重建中國音樂的主體地位」。那麼，李西安這位有著長期實踐的理論家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的呢？

 

他多次談到：本世紀，人們對待傳統音樂有三種態度：1、原樣保存，以「國粹派」為代表；2、移步不換形，以梅蘭芳為代表；3、涅槃而後生，以中國現代音樂家為代表。「原樣保存或在保存中漸進發展傳統的方式十分重要，而且是創造新音樂的養分和源泉。但標誌著整個文化轉型期的方向和實質的，卻是轉型期的特定產物——『涅槃而後生』。」「我欽佩『移步不換形』的偉大，更讚美『涅槃而後生』的悲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一個從沉睡中驚醒而要步入新世界的民族，就要有鳳凰那樣的氣概，自己啄來樹枝，自己點燃熊熊大火，再投身到火堆中，焚燒自己衰老的軀體，在烈火中求得新生。」「我想，以傳統為源頭，以世界為舞臺。舍此別無選擇」（李西安《走出大峽谷》，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頁、96頁）。

 

鑑於李西安在音樂評論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2000年中國文聯授予他首屆文藝評論一等獎；2004年又授予他文藝評論獎理論文章一等獎。

 

 

「充滿希望的航行勝過抵達目的地」，一位學生在新年的賀卡中為李西安寫下了這句祝語，以感謝先生當年的鼓勵和幫助。人們常說，童年好幻想，少年好夢想，青年好理想，中年好思想。人生總有許多美好的希望，即或不能或當時未能立即實現，只要自己認為正確，並且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了，就是最大的欣慰，人生的意義也正在於此。

 

李西安一直用這句話激勵自己，並且把它同樣贈送給自己的學生和朋友。對於他而言，有著很多美好而又充滿希望的航行。

 

多年來，中國高等藝術專業教育存在一定的問題。1994年，為了貫徹落實國務院李嵐清副總理的指示，文化部召開在京直屬院校前任及現任領導座談，討論同類藝術院校合併問題。在大家為中央音樂學院與中國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與中國戲曲學院是否合併爭執不下的時候，李西安卻出人意外地提出將文化部在京六所直屬院校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合併，組建中國藝術大學的構想。這一構想引起了部領導和與會者的濃厚興趣，以致後面的會議全部圍繞這一話題進行。有些院校領導表態：「讓我們學校和同類學校合併，堅決反對；但要大家共同來組建中國藝術大學，我舉雙手支持。」

 

隨後，李西安將會上的發言進行了整理和補充，落成《關於創辦中國藝術大學的構想和可行性分析》一文，遞交有關決策部門。在文中他認為，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百年來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潛存著危機：專業面過窄，學科缺乏交流，人文精神失落，民族文化教育日漸衰弱，改革效果甚微，教學質量滑坡等等。為了實現國家「經濟與文化同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我們應當建立中國藝術大學，實現各藝術門類的交流和整合（後改定為《關於創辦中國藝術大學的構想》，刊《藝術教育》1996年第2期）。這一提議在所有倡議中，力度最大，但效果卻最好。文化部對此極為重視，《藝術教育》雜誌以《當代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的潛在危機及其出路》為題，發表了該文的理論部分。

 

在巴黎羅浮宮（1995）

 

八十年代初，有很多中國音樂表演藝術家在國際比賽中頻頻獲獎，國人曾為此歡欣鼓舞。李西安對此異乎尋常地冷靜，他在給林默涵的報告中就曾談到，這不是中國音樂走向了世界，而是世界音樂走進了中國。這表明西方音樂在中國更加普及，而中國音樂走向世界的標誌應該是中國的音樂作品被世界承認，同時國民擁有很高的整體音樂素質。

 

在他看來，為了讓中國音樂真正走向世界，應當打造一個堅實的音樂結構的金字塔。只有提高普通國民音樂教育的質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音樂界存在的問題。

 

基於這樣的理解，他非常關注國民音樂教育。1989年，他在中國音樂學院建立了新型的音樂教育系，該系設立的初衷，即是試圖以此為起點，改變過去普通音樂教育以專業音樂院校為藍本的辦學模式，提高普教師資的素質。李西安同時也很關心兒童音樂教育，「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但當前並沒有特別好的音樂教材，尤其是缺乏民族音樂方面的教材。1984年，李西安主編出版了為小學課本部分古詩詞譜曲的《兒童唱唐詩宋詞》磁帶；1989年，主持將全部小學課本的古詩詞譜曲，錄製出版了《配樂古詩鑑賞》的書和磁帶；1994年，他又與高為傑合作，為香港一所國際學校編寫頗具新意的兒童音樂欣賞教材，為新世紀的孩子們培養民族情感和人類意識。而針對各大音樂院校附中學生專業技能高，文化素養低的情況，李西安又倡議對附中文化課進行大幅度改革——即專業課在附中上，文化課與普通中學合辦，改變過去有音樂沒文化的窘狀。這一提議引起了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反響，可惜因故未能實現。

 

現今的李西安，已經退居三線。用他的話說：「作曲是一線工作，音樂的發展根本的動力還是在於創作；音樂管理和策劃的目標是推動他人往前走，實際上已經是退居二線了。我現在所作的是三線工作，從事中國現代音樂資料庫的搜集和整理，為他人的研究、創作提供資料基礎」（徐天祥《走出大峽谷——李西安訪談錄》，《中國音樂學院40周年院慶特刊》第17頁，2004年9月印製）。

 

在他的建議下，中國音樂學院建立了「中國現代音樂資料庫」，專門從事中國現代音樂文字、音響資料的搜集與研究。「新潮音樂產生二十年，歷經風雨……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為它書寫歷史了」（徐天祥《走出大峽谷——李西安訪談錄》，《中國音樂學院40周年院慶特刊》第17頁，2004年9月印製）。

 

書寫新潮音樂歷史，李西安為後學者做了很多努力。首先是他個人文集《走出大峽谷》的出版，文集中的很多文章記載了二十年來新潮音樂的信息和評論，是研究中國現代音樂必不可少的文獻；另外更重要的，則是他編輯的《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書。該書收錄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2003年初音樂界發表的幾乎所有關於新潮音樂正反兩方面評價的重要文獻，從中可以窺探到中國現代音樂的歷程和人們音樂觀念的縮影。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中的多篇文章涉及李西安，但這些文章無論是否正確，編者均從學術的角度予以了收錄，且不加任何評論，全部原文照錄，文集也不帶前言和後記，全部留待後人評說。

 

訪談結束時，李西安先生在臨行前贈予筆者這樣一段話：

 

人可以生存得很平庸，也可以生存得很有活力、很有創造力。人生的價值在於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正如地平線一樣，我們永遠走不到頭，但我們還是要往前走，這是人類的悲哀，也是人類的偉大。充滿希望的航行勝過抵達目的地。一切事情都是過程，事情的樂趣也往往存在於其中（徐天祥《走出大峽谷——李西安訪談錄》，《中國音樂學院40周年院慶特刊》第17頁，2004年9月印製）。

 

 

李西安一波三折的人生經歷極不尋常，他個人奮鬥的歷程，其實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整體奮鬥的一個縮影。

 

這一代人，生於動蕩年代，經歷諸多磨難，於國、於家、於個人，都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回首百年，眺望歷史，中華民族還不夠強大，華夏音樂尚有待覆興。投身社會，參與實踐，積極推動著音樂朝健康的方向發展，用柔弱之軀擔當道義，用微弱之力推動歷史，不求希望立即實現，但求努力點點滴滴，「正如地平線一樣，我們永遠走不到頭，但我們還是要往前走，這是人類的悲哀，也是人類的偉大。」

 

這一代人，成長於新中國成立，嚮往著美好的未來。別夢依稀，來夢依稀，社會運動耗費了他們的青春，他們卻依舊如一，對中國音樂一往情深，忠貞不渝。立足中華大地，大河依然濤濤，長城依然巍巍。珍惜過去，我們有著輝煌的古國文明，在八千年的歷史和全球的視野中去探尋中國音樂；放眼未來，我們上下求索，攜手奔波，為中國音樂的明天前赴後繼。

 

他從根本上放棄了個人的發展。背棄小提，是客觀使然；背棄作曲研究，則是主觀選擇。

 

他的願望很多未能實現。常常，他不得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理想，依舊在彼岸。

  

多少年來，他從未為自己感到惋惜，儘管很多人不理解。

 

多少年來，他很少為自己辯解過一句話，哪怕在最困難的時候。

 

然而，筆者不僅要讚頌一種思想，更要讚頌一種人格。在李西安身上，有一種浪漫主義精神和理想主義思想。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是一種值得張揚的人性品格和道德現象。儘管憂患未盡，心意未滿，但理想不變，希望永恆。

 

——完稿於2005年7月

 

 

 

作者附言：這是2005年7月筆者為音樂家李西安先生寫就的小傳，當時我正在讀本科三年級。在今天看來，這篇傳記有著明顯的缺點，不僅是它的時間節點為十年前，而且帶有仰視的色彩，並非嚴格的學術論文。不過它卻反映了一名青年學生對引領中國音樂界改革開放的前輩的尊敬，這種敬仰直至今天仍然如此！故仍按十年前的原稿刊發，以與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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