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個問題，在當今中國的語境中，我們應如何劃分左右呢？左右區分的標準是什麼？是依靠階級，價值觀念，還是其他？
一
有的人主張沿用階級階級範疇來去分左右，比如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階級）天然屬於左派，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本質上屬於右派。不可否認，階級歸類方式和自由主義的國家—個人二元論一樣的簡明、清晰。然而，這種簡明清晰卻是以犧牲政治事實的複雜性為代價的。硬性、直觀的階級劃分無法解釋有效解釋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底層出身的人，在很多問題上會站在資本家一邊，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譬如網絡公知粉群體，這一矛盾現象如何解釋？
第二，當前輿論場中的主力，也即中產階級，他們應當屬於左還是右呢？
第三，左派傾向革命，右派傾向保守，所謂的革命或保守，僅僅是就國內而言的嗎？中國革命難道不是在帝國主義支配的世界秩序中作出的政治選擇和決斷？即便在革命時代，左右的劃分都不是單純依據階級矛盾，同時也依據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直接用階級去劃分左右，是否會切割掉很多爭議的國際面向？在後革命時代，左右的劃分不僅牽涉到政治經濟問題，還關係到文化文明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和矛盾，階級範疇能夠全面地概括？
簡言之，簡單用階級去劃分左右，不僅容易忽略敵—友政治關係、主次矛盾的轉化問題，而且會將左派限縮在一個非常狹隘的範圍和視角內。更重要的，在階級政治退場的條件下，人們已經很難用階級去區分左右。
在中國語境中，左右的劃分，從來不是進行客觀的社會分層。左和右代表的不是特定身份，而是立場、利益、觀點、觀念、價值、理解、理論、態度、話語範式的集成。套用一位學者的觀點，左和有，是一種「政治性」的範疇，而非「結構性」的範疇，雙方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能量和道德能動性。因此，對左右的劃分，必須使用一種價值標準，而不能套用身份標準；身份並不必然具有道德內涵。
馬克思曾說，全部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汪暉繼續補充道，實質的歷史關係就存在於社會運動之中。階級首先是一個客觀性的存在；只有在社會運動當中，階級才能轉化為政治性的存在，才能夠擁有政治和道德評價的能力，並進而用以區分敵友。而在後革命時代，階級話語的退場意味著，階級範疇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德與政治評價、組織和動員的能力，難以用於區別敵友，劃分左右、判斷正義與非正義。
今天，輿論場中左右雙方在階級上的對立，與其說深刻表現在現實問題上，毋寧說，更尖銳地體現在歷史領域，也即對中國革命、階級鬥爭的性質、意義，以及這兩者與共和國的關係的歷史理解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像統治者沒有絕對的神聖性、權威性，階級、底層也沒有天然的正義性。任何先驗的道德判斷，都是一種專斷的區分，都會將社會再等級化。
二
現代社會是一個大道歸隱，主義橫行的社會，於是有人主張，應當按照人們持有的主義、價值觀念來區分左右。例如，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是左，信奉自由主義的為右。在價值觀上，左派追求的是平等，右派則更喜歡自由。這樣，人們可以根據某幾個主義和價值觀，整理出意識形態坐標系，以此判斷出人們的左右傾向。
這種區分左右的方法，從人們的價值偏好入手，將左右的劃分標準從客觀身份置換為主觀偏好，顯然比階級劃分更具能動性和凝聚性。並且，它揭示出，在一個統治秩序中，人們的利益訴求，不是由其階級地位和身份決定的，而是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塑造的。價值劃分更適用於後革命的時代。但是根據人們皈依的主義和價值來劃分左右，也不是沒有缺陷。
第一，簡單用幾個意識形態坐標去劃分左右，姑且不論其是否會誤解語境，從而設置錯了坐標，現實中左派和右派的對立是多維度展開的，僅僅根據幾個維度或坐標，不但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左右兩派的立場和確信，而且在日常使用中容易將對方標籤化、格式化，減少了對話的可能。同時，他也解釋不了，左右何以會分享一些共同的概念和價值觀。
第二，這種劃分方式也容易遮蔽問題的實質。人們常常把價值之爭當做時髦的話語反覆傳播，但不得不面的一個問題是，當代中國的爭論，包括左右之間的爭論，真的是價值之爭嗎？在強大的現代化範式的支配下，中國有獨立發生價值之爭的可能嗎？實質上，當前左右之間的對立，根本就不是應該信仰何種主義、擁抱何種價值觀的分歧，而是對中國問題的界定和理解上的差異；問題不是對某個主義、價值觀的態度和解釋上差異，而是如何透過這些主義和價值觀去理解中國，去解釋中國是什麼，應該往何處去的區別。
一言以蔽之，左右的不是在抽象概念上發生了對立，而是在具體事物的理解上發生了對立。
三
當前中國輿論領域中左右的對立，既不是階級的對立，也不是價值觀的對立，而是對於中國問題的界定和理解上的對立。左右的劃分，不是身份的劃分，不是價值的劃分，而是問題理解方式的差異。那麼，我們應當根據什麼標準去辨別問題理解的差異，並進而區分出左右呢？
這裡提出一個標準，就是霸權性意識形態。我們可以依據人們對霸權性意識形態的態度和關係來去分左右。但凡選擇信仰、依附霸權性意識形態，並根據這種霸權性意識形態來看待、評價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就屬於輿論場中的右派；但凡批判、反思、拒絕霸權性意識形態，並主張利用其他理論和知識資源、通過其他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傳統、革命和改革問題的，就屬於輿論場中的左派。
也就是說，左右兩派對中國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制度、人物、事件、當下道路、未來命運理解上的差異，都可以通過雙方與霸權性意識形態的關係得到解釋。同時，這一標準也消解某些含混性，比如左右兩派可以共享一些抽象的範疇，包括改革、開放、市場、自由、平等、民主、全球化、民族主義，對於這些範疇，是通過霸權性意識形態，還是通過其他理論視角去思考，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解。
霸權性意識形態是什麼呢？主要是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兩著互為表裡，支配了人們對於歷史和現實問題、文化與制度問題的思考，影響了人們對於自我立場和利益的感受與認知。一般來說，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是設置了歷史運動方式，抹消了人們的時間和空間意識；新自由主義則是設置了歷史運動的目標，並與現代化意識形態合力，通過價值觀引誘、強制將那些原本獨立的民族、國家文明嵌入以西方為主體的線性進步觀當中。在這種條件下，不加反思地使用霸權性意識形態來看待中國問題，最終只會將中國納入一個不平等的歷史過程和世界體系當中，從而消解中國在文明和制度上的獨立性和主體性。
根據人們與霸權性意識形態的關係來區分左右，主要有這樣幾個優點：第一，抽象的多元論和抽象的全球化一樣，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刻意掩蓋了中心與邊緣、統治性價值與依附性價值的區別。依據統治性意識形態來對人們的左右立場進行區分，能夠更全面、更本質地對左右的利益偏好和訴求、問題意識、思維方式、中國認同和世界觀念進行界定、評價，能夠更清楚地展現出左右兩派的革命性、批判性、保守性和反動性，能夠更為直觀地認識左右兩派的政治品質和前景。
第二，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不直接以霸權性的國家利益為標準呢？很簡單，以霸權性國家利益為標準，得出的只能是極右，而非右派。事實上，霸權性意識形態能夠最大化、最精準地界定霸權的利益邊界和運作方式。擴張性的國家利益正是因為意識形態，才能成為一種霸權，從而合法性地擴展自身的利益邊界。人們既有可能通過意識形態去認識、反抗霸權性的國家利益，也有可能通過它來認同、服從、依附霸權性的國家利益。這即是左與右的重大區別。
第三，以霸權性的意識形態為標準，能夠更好地表明中國的國家性質，更重要地，能夠將中國的國家性質與左右的劃分、評價問題聯繫起來。這一點將在下文論述。
四
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是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化表現為一個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主權完整的革命過程，一個在西方霸權主導的不平等的世界體系體系中捍衛本民族的生存發展權利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反現代性」過程。再加上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基礎，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政權形式，以平等價值為合法性基礎，以文明復興為國家使命，因此在革命中誕生的共和國天然具有「左」的性質。也正是因此，左派才與共和國具有政治上的親緣性，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文明身份也具有更為強烈的認同，對霸權性的支配結構和意識形態表現出更強烈的批判性。
即便在為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採取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仍然對改革、開放、市場等範疇保留著自身的定義，而並未一邊倒地接受霸權性意識形態的定義和節奏安排。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體系中，中國仍保持了政治體制的穩定性，並逐步發展出了一種混合的制度模式。面對霸權性的意識形態的壓力，中國拒絕了普世價值和啟蒙信條，堅持對自身的合法性進行獨立的探尋與確證，努力打通歷史文明、革命原則與改革機制之間聯繫。中國還頑強拒絕了歷史終結的咒言，通過自己的實踐智慧，為人類貢獻出一種更為平等、更為和平的發展道路和命運安排。這一切都與霸權性的支配結構和意識形態要求格格不入的。因而，共和國仍然保持了「左」的性質，仍然保持了進步、革命的性質。
這也為我們重新在中國語境中定義進步和保守提供了新的根據。進步與保守不是看一個人或群體是否堅持改革、開放、全球化、自由等信條或口號。以與霸權性意識形態的親緣或對抗關係為基準，那些依靠霸權性意識形態來批評、 審視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並進而去設計中國的未來的，都帶有保守的性質，而不論其主張是多麼的普世和開放。相反，從中國立場出發，反抗歷史終結的命運宰制，拒絕霸權性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判定和路徑依賴，努力以自己的實踐為基礎去自主創造新制度、新模式、新價值的，都屬於進步之列。能推動歷史進步的，不是自由獨立，而是文明自覺。
於此也需要重新理解鄧小平當年對於左和右的論斷。「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不是抽象地對左派的政治品質及其與國家的命運關係進行評價，而是有著明確的語境和背景的。主要是防止「左」，毋寧是針對中國的國家性質而言的。在中國需要以市場化改革的方式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時候，適當降低共和國「左」的性質，是適當的，甚至可以說是根據現實情勢而做出了一種不得已或暫時隱忍的戰略選擇。但歷史總是變化的，我們決不能把當初這一高度語境化的論斷形而上地演繹成教條。從當初的不爭論到今天的四個自信，時代精神真的在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