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
在急如飛矢的當代，追求永恆究竟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勇敢，還是可笑的無知？答案或許不明自曉。拋卻永恆作為一個命題的真偽，僅就追求永恆的諸多條件而言，譬如金錢、時間、精力、感情成本等，對於大部分人而言無疑也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從前人經驗看，多少古人名垂千古卻是死後留名，生前潦倒窮困死後輝煌久遠。「文章憎命達」看起來是說文人的成就與悲悽的生活緊緊相關，實則揭露出文人處境的不得意與窘迫。這與時代背景有關，也與文人清高的本性相連。總而言之，就經典文本中追求永恆的多數文人而言，他們的一生凝固成了悲劇。
我欣賞悲劇，但不歌頌悲劇。因此我不追求永恆。
但另一方面，追求永恆的人看起來是追求永恆，實則是追尋和守候他們內心珍視的東西。它可以是理想，愛情，親情，又或者勇氣，豁達等等。如果將「永恆」的厚度稍微切割一下，我們說追求永恆的古代文人讓人敬重的地方在於他們心中還有沒有破碎的東西。而對這種易碎東西的追求和守護，則構成了文人一生的軌跡，並對後世無數的文人形成了巨大的召喚與吸引。
我願守候那些易碎的物品。
或許，其實也沒有這麼偉大。簡單而言，既然這個社會是多元的社會，那麼我們就該容許那些不同的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對當下而言，娛樂的、短小的、簡單的事物或許更契合大眾的審美需求，既然這些事物能夠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那它一定是符合了時代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尊重它們，同時也容許嚴肅的思想的存在。許知遠說他是不合時宜的，事實上沒有所謂的不合時宜，只是激起的社會的浪潮不同而已。因此，如果將不同的生活方式平等視之，守候值得守候的事物也只是一種時代表徵而已。這與人的選擇與心境有關，與人的評判與獎懲無關。
簡單來說，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英雄主義。
但在做好自己的過程當中，社會將我們規訓，時代將我們塑造，甚至感情，會以它異化的形式對我們的靈魂施加影響。因此要做一個所謂的理想主義者，確實是充滿了重重的挑戰。我們能以藉慰的，除了前輩的話，同行之人的鼓勵，剩下的就是內心的忠誠了。這種忠誠，來自於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易變的、易碎的，因此能夠握住某些東西不單單是一種幸運，還是一種幸福。對幸運和幸福的守護充滿了千辛萬苦，卻是屠龍少年不能放棄的藉口與理由。事實上，對一件東西的守候之所以值得提倡，乃在於：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所結都是善緣，這些善緣會引領自身通往一個更加光明的路口。因此，從儒家珍視人情的角度而言，珍惜別人的期望、喜愛也是充滿了入世精神的生命勞作。這是值得鼓勵的。
世間的選擇千萬，我們踏上的每條道路是命裡的註定還是生活的隨機，就看我們是否注入內心的虔誠和心意。落魄，不值得歌頌；永恆，也難以追求。心安和守候，卻可以成為生活的一個信念與舉動，這能讓平凡的自我飛渡江河到時間深處。時間深處的未知，將此刻的自己召喚、吸引。
（神性）
韋伯說近現代的闖入造就了神性的隱遁。這句話，涵蓋著文明進程的轉進、對現代性的理解乃至古典社會和現代社會盤根錯節的內在糾葛等諸多重大話題，暫且略過。令我們關注的是：究竟什麼是神性？這種神性對於當下民眾精神生態的建構又具備何種啟迪？
要想準確定義韋伯所論的神性，需從其學術著述和西方文明的背景當中去尋找。但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韋伯對中國文化也有精湛的研究。無論是他提出的中國兩條大河所塑型的地理文化觀還是他對儒道思想的闡釋，都是佐證。因此，從中國文化中去定義神性也許可以切中韋伯上面這個論斷所想要揭櫫的內在思想背景。
神，從字源學的角度解釋，主要包括下面幾大意涵：示字旁揭示出神與祖宗、祭祀的隱秘聯繫，以及它跟中杆測量活動的內在肌理。對此，張法有所論證。所謂神，在上古三代，跟帝、鬼等形而上的存在形成呼應；西周時期，則被天所取締；春秋戰國時期，則被道所證明。如果說要用一句話來對不同時期的有關神的稱謂特性進行總結的話，那就是告訴民眾：人要敬畏。
正是因為懷有敬畏之心，人們在祈雨之時相信上天能力的巨大從而戰戰兢兢（商湯禱雨），相信四方八方居住神靈從而如履薄冰（四方風），相信萬物皆有神性和道性從而將世界看做是充滿生氣的宇宙，而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與此同時，戰國時期，古人將對形而上天道的闡述落腳於當下的身心性命，從而開啟後世心性之學的濫觴。但在此過程之中，人們內心的敬畏並未丟失，而是儲存在對人之為人的巨大尊崇之中。正是因此，我們經常說，中國文化在前半段（中唐之前）常講天人關係，而在後半段（中唐之後）則更強調個人的社會屬性。而對於宇宙、文明的巨大敬畏和崇敬之情則主要留存在文化的先秦時段，並以其理想主義的特質對後世文學形成了永恆的召喚和吸引。《詩經》就是證明。
因此，神性和敬畏對接，敬畏和理想對接，理想和人心的在路上的狀態對接。也就是說，神性可以讓個體永遠行進在路上從而跨過無限漫長荒遠的年月。
當然，我們這裡說的神性，取決於個人的定義。可以是宗教、愛好、理想、祖宗、神明、偶像，只要是能夠給個體注入無窮地往前的力量並催發其向上之情都在此一定義範圍。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說，也許當下的人更需要神性的接引。雖然說不同人有不同的生存狀態（機器型、動物型等），我們也沒有資格去評判他人行為的符合標準與否。然而現代人異化的現象確實是不爭的事實。對於一個相信人性挺拔、思想挺立的個體而言，如何尋找到恢宏的音樂作為生命的伴奏，是值得探索的命題。
要而言之，恢復心靈的重量，恢復對生機的渴望，主要途徑在對偉大傳統和心靈的擁抱。甩脫諸多枷鎖的前提，是相信自我的虔誠對神明的敬意。
（公車司機）
遠處的公交車，乘著黃光駛來，將朦朧的黑暗一點點撐破。車子的身軀敦實、厚重，體現出穩定、踏實，正如公車司機的命運一樣，踏實、穩定，在既有的軌道上，司機命運與駕駛之車重疊在一起，一起向前疾馳和奔跑。
穩定的另一面卻是沒有生息。是如軍令般嚴苛的時間規定，是重複了成千遍的手指操作，是熟悉的如刻在腦海中的地面路標，是夜間休息時的一杯紅牛……也許這一切不過是我概括出的詞語，但在今夜司機被口罩裹挾的臉龐上，我捕捉到的神情卻只能命之為疲憊、沒有生機。而這幅臉龐，現在卻遊走到了我筆下。
我想到的是之前讀到的關於某位作家的頒獎詞：他的作品是對渺小人物命運的守候。雖然作為小說家而言，他不過是從自身熟悉的事物乃至自己意欲抒發的情感入手，去架構文字。但只要涉足到了文字的疆域，人物命運之間的交錯感就會自然地將其筆觸延伸到其他行業之人的腳下。對於內心柔軟，具有文學抱負和良知的作家而言，他會善於捕捉疏離、邊緣、擺蕩這些不被察覺的生命「狀態」，因而才締結出觸動人心的作品。正是在這一視域下，小人物的身影和面貌凸顯，並漸而變得清晰起來。
從文學史而言，存在著這樣一條演變脈絡：從前的作家喜歡宏大敘事，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巨大，能夠勾勒出歷史、人生的軌跡，西方的現實主義流派、中國的革命小說無不如此。但隨著後現代的闖入，作家們越發感覺到人力的孱弱，因而回歸語言、回歸技法，寫作對象也傾向個體、敘事視角趨於內聚焦，正是在這一向內轉的過程中，普通人乃至邊緣人的意象開始在文學世界裡紮根並彌散開來。
作家能起到的作用比較有限。他既不能通過寫作讓大眾關心甚至改善司機的生活狀態，又不能通過文字的傳遞讓社會的制度變得更加合理從而從根本上去扶持底層人民，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每個人的生存已自顧不暇，而政治與文學又不能發生滲透的交叉。但在此背景下，依然會有一部分作家將其筆觸延展到底層視域，乃在於他們發現了渺小人物的可愛、可敬、可哀、可嘆，譬如鄭小瓊、于堅、班宇等人所做的那樣。這裡面的關鍵是：他們並不是有意的將視角轉換到底層人物身上，從而鋪下一條悲天憫人的毛毯，只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恰恰有觸動人之心弦的地方，因此他們筆端的流露不過是某次眼光的自然發現和筆端的自然流淌。
更進一步，所謂小人物、普通人，不過是民族、時代、環境塑造的產物。就傳統的看法而言，士農工商，其中工人和商人是最底層的。但攻佔巴士底獄時期的工人、十月革命時期的工人，乃至八十年代中國下海的商客，無不是社會地位極高而又盡收名利。就此而言，所謂的「小」「普通」不過是歷史訴諸於一定領域之人的標籤。此外，官運亨通的領導在子孫不孝之時，事業有成的老闆在婚姻不順之際，也會或多或少地與我筆下司機的「心境」相碰撞。
本質而言，我們是萬千個他人，而萬千個他人又是我們自己。魯迅說，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句話並非是在傳達一種挑起責任的使命感，而是以詩意的筆法講述這樣一個殘酷的道理：每個渺小的、普通的個體，要麼是我們的先祖，要麼是當下的我們，要麼是在歷史之中我們是他們，要麼是在未來之際他們是我們。就此而言，那些有良知的作家才更讓人尊敬。他們守護的不是那些個體，而是每一個渺小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