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3月25日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提問者:本報記者張嘉
答題人:蔡明亮
1
提問:您在2012年首次和香港電影節、優酷合作的「大師微電影」時,拍攝的《行者》就是講述李康生扮演的一位高僧穿著紅色袈裟,緩慢行走在香港街頭,為什麼今年還要延續這一主題,讓李康生繼續行走?
蔡明亮:香港電影節和優酷今年請我的時候,我就決定再走一次。我這樣很符合「大師微電影」的主題——不忘初心。我沒有忘記我做電影的初心,我不一定要跟著外界變,如果你覺得我拍的內容非常有價值,是好的,是正面的,我就再拍一次「走路」。如果李康生身體可以的話,我還可以再拍一次,「行走」這個作品太有意思了,是一種精神上的運動。
2
提問:今年的短片為什麼叫《無無眠》?《心經》裡有「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這個名字與《心經》有關嗎?
蔡明亮:這個問題得從《行者》系列概念說起,《行者》形象本身有點像玄奘,走路時代的高僧,不過我不是拍真正的玄奘,我是拍精神上的玄奘。現在社會的精神、局勢與玄奘那時是完全相反的,那時是很慢的,用走路的方式,艱苦的,一心一念地走。李康生扮演的形象不見得真的就指僧人、和尚,但他心裏面有僧人那個精神。《行者》系列的每一部在取名時,我都往經文裡靠。這部叫《無無眠》,是從無無明轉過來的。還有一部叫《無色》。
我曾經拍過舞臺劇《玄奘》,玄奘的偉大在於:他一個人,面對茫茫沙漠、漫漫前途,卻義無反顧地走進去。就像人生一樣,你要一個人適應這無助與孤寂。現實是:我們的心都不柔軟了,只知道自己的痛,不知道別人的痛。看我的電影就是一種讓心靈柔軟的訓練,這是解決世界問題的開始。
3
提問:您平常很喜歡看佛經嗎?
蔡明亮:這幾年佛經看得多一些,我覺得有蠻多領悟,有時候會轉到創作上面去。我也喜歡讀老子的書,都曾反覆地在看這些東西,每次看領悟都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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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2012年的《行者》中,李康生是純粹地走,今年的《無無眠》中,您讓李康生在東京街頭走啊走啊,然後去洗澡了,這種變化蘊含著什麼寓意嗎?
蔡明亮:什麼意思也沒有,當時就是李康生走不動了,我臨時決定讓他去洗澡暖和暖和。拍攝時東京溫度是零℃左右,李康生光著腳,緩慢行走就感覺越來越冷,他邊走邊抖。李康生去年曾經中風,身體非常不好,所以為了李康生的身體,我要保護他,就不讓他走了,洗澡是我臨時決定拍攝的。
5
提問:這麼多年來,您的男主角只有李康生。
蔡明亮:是,如果李康生的故事結束,我的表達也就結束了,因為我太喜歡拍這個人。他的身上能體現出我對於電影的看法,對時間藝術的了解,我從他年輕時一直拍到現在,從他年輕的臉拍到現在蒼老的臉,那種生命由年輕變為衰老的正常規律,都展現在他臉上。曾經有人說你已經請得起劉德華了,不要只用李康生,也有觀眾跟我說不想再看李康生了,換別的演員吧,我不同意。我說對不起,我要拍到他死,拍到我死。
大家覺得演員是一個賺錢的工具,是一個消費品,我不這麼看,我覺得他是我創作最重要的一部分。現在李康生身體不好,如果李康生不拍片了,我大概也就停了,我一直這麼說,將來也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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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哪個地方對您來說最有意義?
蔡明亮:臺北的西門町,我在這裡看了很多電影,我在這裡遇到了小康(李康生),這是我與青春相遇的地方,有屬於我的生活氣息。
7
提問:您覺得自己的創作至今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蔡明亮:我覺得我在灌溉一棵樹,沒想過它會長成什麼樣,我現在的想法越來越走向電影核心的概念,回頭探索比較能貼切地做該做的事情。我在做《無無眠》的時候,好像寫生、畫畫,我後來的創作基本上走這個概念,準備營造影像。把電影凸顯出來,我的電影裡情節少,對白少,音樂少,看的是一種感覺、氛圍、影像結構。電影不一定要講完一個事情或者一個故事,不一定要有結論,可以是一剎那的表達。電影不一定非要呈現我們習慣的東西,不同的角度,效果可能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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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認為電影是什麼?
蔡明亮:我家裡有7個兄弟姐妹,從小我被交給外公外婆帶大,他們開了個小檔口賣乾麵,兩人每天都要看電影,輪流帶我去,所以從3歲開始,我就是在麵攤和電影院之間長大的,那時看了大量港臺片,高中畢業就去了臺灣。後來就入了這行。對我而言,電影可以是一首詩,可以是一幅畫,可以是一幅裸體寫生……正因為電影是有無限可能的藝術,而非僅是一時談資,所以,你才尊重它,希望它完整地呈現。看電影時,你觀照作品,作品也觀照你。電影應該給人以啟發,讓人思考,而不僅僅是餵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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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認為什麼最難追求?
蔡明亮:能感動人的東西必然是真實的,可是真實很難追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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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出生於馬來西亞,高中畢業後去了臺灣,這些年來您有歸屬感嗎?
蔡明亮:沒有歸屬感,我的生活經常是從一個旅館到一個旅館,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我很會搬家,我的生活都是在漂泊裡學習到的,一天我想,一個人就60公斤的體重,為什麼要去買600公斤的東西,逐漸地我開始減少買東西,電影也開始做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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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最喜歡和什麼人一起生活?
蔡明亮:我喜歡和老人住在一起,可能與我從小被外公外婆帶大有關,和老人一起,我覺得有安全感,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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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電影裡瀰漫的那種孤獨令人壓抑,您是個孤獨的人嗎?
蔡明亮:我從小就習慣孤獨,我喜歡孤獨而且願意表達孤獨,可能主流的觀念認為孤獨不好,會覺得這個人孤僻,沒有人照顧,可是我覺得人需要學會和自己相處,每個人都需要訓練如何與孤獨相處,就像要訓練我們如何面對死亡一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不認為說我的電影「曲高和寡」是貶義,在古代,這個詞是有褒揚的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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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認為您的電影最不適合在哪看?
蔡明亮:飛機上,因為大家看了會睡覺。我現在拍電影已是隨心所欲。沒有關係,大家看著睡著了或者不喜歡,都可以。我的電影只是為了說明電影還有這樣一種形式,是個人心意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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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很多人覺得您的電影太慢了,您是刻意創造了「慢」這個特點嗎?
蔡明亮:說起來,我電影風格的這種「慢」,還與小康有關。1991年我還在電視臺工作,為劇情片《小孩》挑選演員,一天在西門町的遊戲廳門口遇到了李康生,那年李康生高考落榜,如果復讀的話需要錢,所以他在遊戲廳找了份工作。那時的遊戲廳門都關得嚴嚴的,因為有的裡面會有賭博的東西,會專門找人在門口看著,李康生就是做看門的工作。我看到他,就被他的一種特質吸引,他的臉很安靜,老成,長得不帥,但也不難看,不高,瘦瘦的,他看著我沉默了好久,我就留了電話給他,後來他就來了,估計想著也是可以掙些錢。他很怪,所有節奏都慢,反應也慢,就連轉個身都慢,拍了三天我有些受不了了,問他為什麼這麼慢,看人都不眨眼呢——呵呵,是因為他眨眼的動作也比別人慢,我跟他說不要緊張,要自然地拍戲,結果他慢慢地回了我一句:「這就是我的自然。」這句話很打動我,一是沒想到他會回嘴反擊,二是他所說的「自然」。慢慢地,他改變了我,我就跟著他的節奏,什麼都慢慢的了。我覺得這種緩慢、孤獨,其實也是在訴說生命的本質。
對於大多數觀眾而言,我的「慢」是種叛逆,不過我認為人要有叛逆,世界才會有改變。現代人講究快速,希望加快受到感動的速度,但快速無法使人領略生活中的感受,只有慢下來才能夠深深地體會生命中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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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的電影中除了死一般的孤寂,還經常有大膽的裸露鏡頭,這次的《無無眠》裡也有。
蔡明亮:我拍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這個問題,拍的時候很舒服,我拍完才想到可能會有問題,跟香港電影節專門就這個問題討論,最後他們沒有剪。創作者不能老是屈服,老是順應。藝術家創作的時候應不應該有尺度?你覺得我拍的是色情片是在賣肉嗎?我不這麼看,演員這麼放鬆地去演一個洗澡的戲,而且身體這麼美。我跟優酷說了:「不刪、不噴也不許放大!」我拍完覺得特別好,後面這個問題丟回去給發行人。我會堅守我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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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現在拍電影有什麼要求?
蔡明亮:只要有錢,不限制我,我就拍。但我要有一部分版權,要有在美術館放映的權利。比如看蒙娜麗莎,你不能要求她不許出現在明信片、雜誌上,但最後大家還是會到羅浮宮看她,蒙娜麗莎出現在別的媒材上的影像等於做宣傳,你要欣賞這個藝術品,非要回到羅浮宮的牆前。我完全不怕盜版,我的粉絲和觀眾可以用我的方式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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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在您看來,什麼是創作?
蔡明亮:對我,創作就是與自己的生活重新相遇。這並不是說你非要把攝影機對準自己,而是說你一定要帶著你自己的眼光、心境和情感來凝視你感興趣的人、事、物,經過這一重轉化與投射,你反而能更揮灑地表達自己。我能拍出這樣的電影、緩慢地觀察黑暗,是蠻宿命的,它被我的生活所決定,這是我唯一會拍的片子。所以,那些鬼片、黑幫、上流社會、文革、甜美白日夢、世界名著影片都不是我的世界,我都不會拍。觀眾希望我拍的那種影片,我也不知道怎麼拍。我的電影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經歷轉換出來的。
記者手記
蔡明亮、李康生的「少年時代」
美國電影《少年時代》是2014年的一部現象級電影,其中一個原因是導演理察·林克萊特拍攝此片歷時12年,講述了一個男孩從6歲到18歲的成長曆程。蔡明亮和李康生的合作又何嘗不是一部現實版的「少年時代」,兩人從1991年合作至今,是兩個12年的長度,李康生是蔡明亮電影中永遠不變的男主角,難怪蔡明亮會說:「他的臉就是我的電影。」
2015年3月底,兩人一起現身香港電影節時,李康生依舊沉默,但已不再是少年,而是中風不久,身體狀況不好的中年人,所以,當蔡明亮表示,如果李康生不能再拍戲,那麼他的電影生涯也將結束時,人們聞言為之噓唏——「青少年哪吒」終會長大變老,「不散」也只是人們的一個美好願望。
導演蔡明亮絕對是導演圈的一株奇葩,他是各大國際電影節的常客,被尊稱為大師級導演,但他的電影永遠是一個班底拍攝,主創名單經年不換,拍攝的也都是悶悶的、慢慢的邊緣題材。近年來,他越發考驗觀眾的耐心,沒有情節、一空到底的長鏡頭令不少觀眾如坐針氈,而喜歡他電影的人則將其奉為神一樣的導演,從他的電影中看出了人生況味,讀懂了「活著」二字背後的含義。
蔡明亮本人沒有他的電影那麼悶,他聲音洪亮,笑音朗朗,眼睛很大頗顯神採。這樣的一雙眼睛卻並不願意捕捉外界的喜好,他更喜歡內視「觀心」,「我的電影是為了證明影像可以以其他形式存在,比如,剎那的情緒,比如一瞬間的想法。如果電影都是一種模式,那還有什麼趣味?」
蔡明亮不在乎外界對他電影的褒貶,他在乎的是李康生的身體,因為如果李康生拍不下去了,他就拍不下去了,合作了20多年,兩人的關係一直為人好奇,常被拿來作為談資,對此,蔡明亮曾說:「很多人說我和小康是一對戀人,這太把人看低了,人的情感是很複雜的,不一定有某種關係,它就是命運的安排。」
在如今的電影圈,蔡明亮的堅守、蔡明亮與李康生的親密組合,都因為稀少而尤顯珍貴——他不願意出賣電影為商品,他的電影希望去除故事的虛幻外殼,而深入到一個真實人物的膚質中,這樣迥異於主流的哲學在從另一個角度來完善電影的生命,他們仿佛是結伴而來的行者,遁入到了電影的空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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