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瀏覽中國大陸的新聞網頁時經常能看到警方掃黃的新聞。在這些新聞中，威武雄壯的公安幹警身著黑色制服，破門衝進桑拿浴室和按摩房，以比捉賊快n倍的速度迅速制伏嫖客和小姐。此之不足，不少「掃黃行動」還要請人現場拍攝照片，並且拍攝時不準小姐穿上衣服。有人說，這種方法最能表現公安幹警的「能幹」，最能說明掃黃打非的卓見成效，領導看了現場的裸照大概會比較開心……不過，掃黃現場那些被驅迫、侮辱的小姐們在公安幹警的淫威之下瑟縮發抖，看了不覺讓人產生惻隱之心。她們在被迫進入性服務行業謀生之後，還要繼續承受打著「正義」幌子的勢力進行層層經濟盤剝與道德侮辱，其生活不可謂不艱難。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所謂嚴打，實際上是對性工作者的雙重剝奪。首先，進入性服務業的女性大多是在就業市場無法獲得充分就業的女性，我們暫時不討論她們無法充分就業的具體原因（就業市場存在的性別歧視、工資水平、教育程度等等都可能是潛在的原因），女性就業機會的匱乏，實質上是對於婦女工作機會的變相剝奪。而當她們不得以進入性服務業謀生，政府又以嚴打為理由對她們好不容易獲得的工作權利進行二度剝奪。這真是一種極端不人道的作為。
當然，這樣的「不人道」並非中國所特有，就連美國這種所謂「人權至上」的國家也存在類似現象。但二者的區別在於，美國的「嚴打」程度比中國輕得多，並且美國搞「嚴打」的動機並不是因為當地警察局要拍裸照、做政績，而是因為大多數美國的立法者都相信，要想杜絕賣淫現象，應該重點打擊性服務的「提供者」，即妓院、小姐、皮條客這條產業鏈。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美國許多州的地方法院都對賣淫現象制定了懲戒的法條，然而，這些法律都不約而同把槍口朝向了性服務的零售商——小姐。因此，在美國做小姐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即使她們遭受嚴打的次數與程度遠低於其中國同行們。
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Steve Levitt和作家Stephem Dubner合著的《Super Freakonomics》（超級魔鬼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了打擊賣淫行為的一個悖論。即是說，政府和普通大眾永遠只會從「抑制供給」的層面去做一些表面文章，例如打掉賣淫的「窩點」、端掉賣淫的「犯罪集團」等服務供應商。但是，似乎沒有人思考過，性服務的市場需求其實並沒有改變，因此，單純打擊「性服務供給」無形中抬高了交易價格，反而讓從事性行業的利潤增多，而利潤增多又會讓更多的人希望進入這一行業。於是，打擊越多，犯罪越多，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Steve Levitt以他所在的芝加哥為例，簡要說明了性行業多年來在美國的處境。大約一個世紀前，芝加哥的性服務業是非常繁榮的，花錢買春可謂當地男士的一種「風潮」。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1960年代之後芝加哥的城市改造中，不少提供性服務的夜間俱樂部被拆除（例如著名的Everleigh俱樂部），代之以大型的商業中心和寫字樓。這並沒有令賣淫現象在芝加哥徹底消除，不過，性工作者的收入的確降低了。換言之，近幾十年，芝加哥的妓女生活大不如百年前的妓女生活水平。其中的原因除了當局對賣淫的打擊之外，不容忽視的因素是由於婦女地位和權利在近半個世紀的提高。女權的提高伴隨著「性解放」運動的進程，這使得免費的婚外性行為數量比過去大為增多，那麼，在免費性行為的「市場競爭」之下，肯付費購買性行為的人就比過去大幅減少了。
Steve Levitt援引另一位經濟研究者的數據指出，出生於1933至1942年之間的美國男性，他們當中大約有20%的人首次性經驗是和妓女發生的。這個數據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已經下降為5%。超過70%的美國男性在婚前有過性行為，而這一比例在幾十年前還不到35%。
美國社會對於兩性關係的態度多年來逐漸由封閉轉為自由，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性產業規模的萎縮也就不為奇怪了。況且，性產業是不受政府扶持的邊緣行業，不像是鋼鐵、汽車、能源等等行業會受到政策的保護。試想，這個世界上總不至於存在一個政府會將性產業悉數收歸國有，然後出臺一個法令，強制人們進入國有的洗浴按摩中心進行性消費，並且制止民間自發的自由性行為。當然，開個黑色玩笑說，在信奉集體主義和國有企業的國家，這倒不失為一種拉動內需、解決女性就業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極度的荒謬和不人道。
一個具有正常理智的人不可能建議用上述方法來「解決」賣淫嫖娼問題，正如一個正常人不可能寄望於通過單純抑制人們對性的欲望（需求）或者打擊性產業鏈（供給）來徹底消除賣淫嫖娼。我十分認同Steve Levitt在書裡提出的觀點。他認為真正讓社會獲得進步，讓女性越來越遠離性行業的根本方法在於讓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不再受性別歧視），以及整個社會為女性提供的更多機會（就業機會、教育機會）。只有當女性在一個社會中有著充分的發展機會，那麼她們被動選擇從事性行業的可能性才會降低。當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立法問題，它更是一個文化問題。
和幾十年前相比，芝加哥等地的性從業者總人數沒有太大變化，但考慮到芝加哥的人口增長了超過三倍，性從業者的人數比例其實是大幅下降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今天美國的性行業規模一直在縮小，而這一變化的原因表面看上去卻和性行業本身並沒有直接聯繫。正如書中告訴我們的，1963年美國的同工同酬法案以及第二年的公民權利法案等等立法，使得美利堅的女性們大致擁有了和男性一樣的教育權利、工作權利。機會的增多使得女性有了更多的工作選擇權，法律、金融、教育、醫學……不斷增多的選擇領域讓美國的女性有愈加多樣化的就業機會，從事性行業的女性數量因而大幅減少。不過，也不排除有極少數的女性因對這個行業報有個人理想而主動選擇相關的職業。但這種人的數量甚微，對總體統計情況不構成影響。
Levitt寫道：「和六十年前相比，美國今天的賣淫現象已經大為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女權運動。」女權運動在經濟上取得的最大功績，我認為，就是為婦女提供了更為充分的選擇機會。恰如米爾頓•弗裡德曼在《Free to Choose》裡所言：自由選擇給與人們將才能充分發揮的機會。女性地位的上升，使得整個社會為她們提供的發揮才能的機會和選擇權增多，這從供給上減少了性從業者人數；另一方面，一個變得更為開明的社會讓人們用更自由的眼光來看待性活動，不再有那麼多的男人將性視為一樁買賣，這就減少了性交易的需求。當供給與需求兩方面都下降時，賣淫現象自然會大幅減少。
多年前，大夥的手機裡流傳著一句順口溜：「下崗女工不流淚，大步踏入夜總會。」果然是智慧在民間，此語足以概括本文以及Steve Levitt教授的觀點。女工進入夜總會大部分是迫於下崗之後謀生的無奈，反之，想要風塵女子走出夜總會，關鍵是讓她們不下崗，整個社會要給予她們足夠的就業與擇業機會。但恐怕這個希望只是我天真的一廂情願，別忘了，上面那句順口溜還有後續部分：「不給社會添累贅，又給國家交了稅。」整天忙著通過掃黃打非來收稅尋租的某國政府，怎麼會去主動消滅性產業這一塊既可以尋租又可做政績的灰色地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