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網訊「鬱達夫前妻王映霞曾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情人！」這是近來在網上流傳甚廣的《王映霞的感情糾葛》一文中的驚人之語。王映霞之女鍾嘉利（非鬱達夫所生）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氣憤地反駁說，這純粹是一群無恥之徒所造的謠言。她認為，這謠言已對她母親的名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網際網路上出「奇文」引經據典假作真
《王映霞的感情糾葛》一文稱：「鬱達夫的這一次搬家是為了躲避戴笠對王映霞的追求。對這位軍統頭子，鬱達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時候就儘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參加一些社交活動。到杭州後，鬱達夫深居簡出，每天就讀讀書，散散步。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不久就遠赴福州供職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鄉，王映霞迅速成了杭州社交場合的紅星……自己搖身一變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際應酬，再不就是在風雨茅廬招待客人。茶餘飯後，不避男女，開口無忌，說些謔而不虐的笑話。風雨茅廬成了男士們最愛光臨的地方。」
此文還寫道：「風雨茅廬的風風雨雨、招蜂引蝶的豔聞，已經沸沸揚揚地傳播開來。遠在福州的鬱達夫毫無所覺。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經投入了別人的懷抱，鬱達夫才有所知覺，連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與他同住。王映霞雖然遵囑南來，但只住了三個月便以水土不服為由返回杭州。這時日本全面侵華開始，1937年8月13日大舉進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攜家避難到浙西山區的麗水，與情人比鄰而居，惹出許多閒話。這個情人就是戴笠。鬱達夫到麗水尋到麗人，攜家前往武漢，滿以為可以斬斷他們的關係，不料卻截獲了他們之間肉麻兮兮的三封情書。鬱達夫憤怒已極，把這三封情書照相製版，在朋友中廣為散發，想要王映霞知難而退。王映霞無所謂，來個不辭而別，鬱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鬱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
《王映霞的感情糾葛》一文還透露說：「德國有一位漢學名家馬漢茂，出版了一本有關鬱達夫與王映霞婚變的書，公布了一批王映霞寫給情人的書信。」說得似乎有板有眼。
造謠污衊由來久故人之女斥謠言
針對這些荒唐的污衊和造謠，鍾嘉利說：「總是有那麼一些人，想把我的母親踩在腳下。2000年2月，我母親去世時，有人就說，要放兩個『炸彈』。結果，在香港的下流小報上登出了這篇污衊文章。其實，最早寫這類污衊文章的是與我母親同時代的一個詩人。這位詩人還居然寫文章稱是我母親的朋友。我母親的朋友我都認識，但唯獨沒有他。此人到了老年，整個心態不正常，愛罵誰就罵誰。後來，不知是誰，把他的文章進行了發揮，寫成了這個樣子。」
鍾嘉利說，其實，我母親在世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造謠污衊了。我問過母親，母親回答說，當年戴笠同鬱達夫確實有過來往——當時抗日作家和國民黨大員來往是很正常的。
鍾嘉利指出：「因為曾經嫁給過鬱達夫，我的母親在文革中曾被當作『反動、黃色作家的老婆』被批鬥，吃盡了苦頭。直到現在，仍有個別人妄圖抹殺我母親和鬱達夫在一起的12年歷史。」
捕風捉影無稽談「情人風波」實訛傳
鬱達夫之子鬱飛的妻子王永慶聞知此事後告訴記者，據千龍網,實際上，鬱達夫與王映霞婚變風波所涉及的人物是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後來，有人以訛傳訛，把許紹棣當成了戴笠。
王永慶說，當年鬱達夫搬來杭州後，戴笠等人曾以拜訪名義對鬱達夫進行監視。當時，魯迅曾經對鬱達夫說，杭州也不是避風雨的地方。
王永慶告訴記者，至於馬漢茂發表所謂王映霞寫給情人的情書一事，他們曾在1983年左右調查過，其筆跡既不是鬱達夫的，也不是王映霞的——完全是造謠污衊。
記者查找種種版本的鬱達夫傳記資料獲悉：1938年7月，鬱達夫和王映霞因小事爭吵。王映霞出走之後，鬱達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裡喝酒消氣。無意之中，鬱達夫發現了許紹棣寫來的三封信，便誤以為是許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立即氣急敗壞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寫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遺物。」幾個大字。接著，又去報館刊登啟事，以為王映霞已經「捲逃」了。但最終證明，鬱達夫的猜疑和判斷是錯誤的。後來，鬱達夫又刊登了道歉啟事。
總之，「王映霞和戴笠」、「王映霞和許紹棣」等所謂「情人風波」全都是好事者的捕風捉影，純屬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