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0年了，還有人覺得女性之間沒有友誼？

李歪歪✑ 撰文

酒鬼 ✑ 編輯

前不久許鞍華導演的電影《第一爐香》預告片上了熱搜，別管評論好壞，身為張愛玲的小粉絲還是有點小激動，於是重新翻了遍小說。

有意思的是，從今天的視角再回看張愛玲，又會讀出一些新東西：

張愛玲的筆下，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女性友誼」。女性之間的關係，要麼是《第一爐香》裡的利用和被利用，要麼是《金鎖記》裡深不見底的殘酷，以及更多的算計、比較和輕視。

就像《傾城之戀》裡，離婚住在娘家的白流蘇陪妹妹寶絡去相親，由於搶了妹妹風頭而被親戚譏諷後，她的心理活動在張愛玲筆下是這樣的：

「她知道寶絡恨雖恨她，同時也對她刮目相看，肅然起敬。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更有意思的是，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大家對女性間關係的認知似乎也沒有太大改變：宮鬥劇裡娘娘們的成長方式就是解決掉其他娘娘，「大女主」們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手撕小三，《乘風破浪的姐姐》一播出，分析解讀姐姐們小動作微表情的文章就鋪面而來。

如果說文學影視作品是對現實生活的藝術再現，那麼，女人多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是非多」？女性友誼，真的不存在嗎？

「女性之間沒有友誼」的背後

為什麼張愛玲的筆下沒有女性友誼？為什麼白流蘇會覺得「一個女人，得不到異性的愛，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我們應該先還原一下「白流蘇們」身處的社會環境。《傾城之戀》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地方在當時，不管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還是生活方式，都是新與舊糅合得最混雜的地方，在女性的處境上，也是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潮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進入中國社會的，在這之前，漫長的歷史中，女性在「三從四德」的行為規範和「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秩序下，從出生到死亡都離不開家庭區域，更不要說去外面建立其他社會關係了。

20世紀初，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下，終於有一部分女性可以走出閨閣，參與更廣泛的社會活動，爭取自己的權利了：

女性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團體，比如1903年建立的中國最早的女性團體「共愛會」，為女性爭取參政權的「女子參政同盟會」；開始創辦報紙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秋瑾在1907年創辦的《中國女報》。

這給當時社會的女性帶來了極大的思想上的解放，可落實到具體的變革上，男性仍然掌握著最核心的社會資源，延續了幾千年的父權文化還在後面死死地拖拽著她們。袁世凱政府就以「女子參政不適合女子生理和本國國情，女子以生育為唯一天職」為由，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男性獨享。

雖然女性運動的聲音開始變大，但還是不夠大。社會上很少有接納女性的工作機會，在家庭分配中，女性也總是處於弱勢。

魯迅在那篇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直接指出了女性解放的問題：

兜裡沒錢的娜拉，出走之後也只有兩條路：墮落，或是回來。

「自由固然不是錢能買到的，但能為錢而賣掉。」

白流蘇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丈夫家暴，她離了婚，這在當時算是一個很大膽的行為了，但離婚之後，因為沒有謀生技能，還是要回到娘家生活。在一個傳統的大家庭裡，一個離了婚的女性處境是非常難的，她發現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重新找個男人嫁了。

發現了嗎？如果把生存本身比喻成一場需要升級打怪的競技遊戲，從百年前開始的文藝作品中，男性的晉級指標可以是財富、知識、社會地位，以及你能想到的其他一切社會資源；而女性的晉級指標好像就是一個：男人。是不是能夠滿足男性的需求，是不是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就是女性世界的一切。

日本社會學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直接指出阻礙女性之間建立友誼的根源：

在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支配的社會中，女人之間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為，所有的女人都以男人歸屬，而互為潛在的競爭對手。

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下，白流蘇和寶絡，一個女性跟另一個女性，註定是殘酷的競爭關係。而這個遊戲規則，是掌握著社會資源的男性制定的。

「女性之間沒有友誼」的背後，其實是根深蒂固的父權制。

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愛玲筆下沒有女性友誼是有其合理性的，她反映的就是男權社會下女性之間不得不互相傾軋的人間真實。

枷鎖從未消失

看到這裡，你也許想問了：

可是現在都2020年了啊，為什麼文學影視作品裡仍然缺乏對女性友誼的書寫？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相信「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儘管女性的生存處境跟上世紀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在太多時候，人們對女性生活的想像力仍然是被禁錮的。人們看不到、也不相信女性有除男性之外的廣闊天地。

「娜拉」們的兜裡終於有了錢，但她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和自我價值的確認，仍然是圍繞男性展開的；在太多影視作品裡，即便是「獨立女性」，她們獲得存在感的主要途徑依舊是得到男性的愛和認可，「女性友誼」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書寫空間。

就像前段時間屢上熱搜的《三十而已》中的顧佳，表面看來似乎是個「獨立女性」，雙商在線，內外兼修，文能幫丈夫管理公司，武能為兒子脫下高跟鞋打架。但你會發現，這麼多技能，最終滿足的仍然是人們對「完美人妻」的期待，女主角自己的生活目標，還是寄托在丈夫和兒子身上。

隨著劇情發展，相比于越來越成為故事主線的第三者林有有，顧佳、王曼妮和鍾曉芹的友誼線卻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詮釋和發展，「女性友誼」更像是劇集裡一個點綴元素，三個不同階層、性格各異的女性因何建立起深刻的聯繫，觀眾並沒有從中得到答案。

再比如之前《我的前半生》，故事開始的時候，在唐晶和羅子君身上，我們好不容易看到了女性之間的支持、互助和對彼此成長的促進，可這段友誼最終隨著羅子君和賀涵的感情線戛然而止。而如果要給羅子君的成長歸因，賀涵的「人生導師」功能似乎也佔了太大比重。

打破一個社會對某個群體的固有認知，既需要持續的勇氣和努力，也需要能夠描繪出豐富性和複雜性的能力。而在當下的影視作品中，這樣的勇氣和能力仍然是稀缺的。

一方面，創作者待在「打小三」這樣簡單討巧的矛盾衝突裡和「女人最終要靠男人拯救」這樣灰姑娘式的套路裡，不願走出舒適區去描繪更豐富廣闊的女性生活；另一方面，這些有意識無意識的創作選擇，又會進一步加重刻板印象，限制女性對自身生活的想像力。

如此往復，枷鎖從未消失。

構建「女性友誼」本身就是解綁的過程

既然枷鎖一直在那裡，我們就應該意識到：

覺察到影視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性別期待和討巧的模型化描述，看到它的局限和不合理，努力甩開和超越之，是現代女性成長中一個逃不開的關卡。

之前我們講過的貝克德爾測試，就是對這種刻板印象的覺知和反抗：

1985年，女性漫畫家艾莉森 ·貝克德爾在漫畫作品《The rule 》中，借角色之口提出了測試影視作品的要求：1.至少有兩個女性角色2.她們連個人之間互相交談過3.交談的內容與男性無關

後來，「貝克德爾測試」進入主流評論界，成為估量電影中女性角色的代表程度及其是否得到充分發展的簡易量尺

其實，不以男性為核心內容的女性友誼，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很多時候，女性之間建立友誼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的打破。

比如湖南江永地區的女性就發明了一種僅供女性之間學習和使用的文字「女書」，通過建立這樣的語言，女性之間發展出了具有歸屬感的同性關係。一些研究發現，相比於其他女性，懂得女書的女性更傾向於參加社會活動，在家庭中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史丹福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員瑪麗蓮·亞隆在《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一書中細數了西方歷史上女性的友誼,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中世紀，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誼就在修道院這樣的場所出現了，修女們可以學習用拉丁文閱讀和寫作，這在當時的普通女性中是不可想像的。也就是在修女留下的文字中，我們看到她們一起工作、學習、祈禱，在生活中相互依賴，有些女性之間會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情感。

這幾年，我們也可以看到身邊的「女性友誼」正在展現出比以往更強大的力量。比如前幾年的 Me too，今年的「姐姐來了」，疫情時期給武漢送衛生巾的「姐妹戰役安心行動」，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為自己的同伴發出聲音，表達她們的需求、痛苦和不滿。

這樣相互聲援和守望的女性友誼，在推動社會正視女性的需求方面，是有巨大的意義的，本身就能給女性創造更廣闊的空間。

回到自身，作為個體，我們首先可以做的，就是認識到「女性之間沒有友誼」是父權文化下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看到它的不合理性，把那個「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的劇本先從自己的頭腦中抹去，去建立、創造和描述屬於自己的女性友誼。

社會給女性的枷鎖，是需要女性在一起互相解綁的。在這個構建友誼的過程中，你才會真正明白那種被傾聽、被看到、被理解的感覺，究竟是怎樣的。

有一天，這些連結會開闢出一個空間，其中的精彩程度會讓你驚嘆：

原來這個世界除了那麼多「應該」和「必須」，還存在一個如此廣闊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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