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現了許多以女性情誼為主題的文學與影視作品，這些故事表明，競爭、妒忌、越軌和負罪感固然是存在的，但真愛也並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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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一名經由業務結識的策展人邀我去亞利桑那開講座。地點設在鳳凰城，住處在她位於圖森的家中。邀約令我有些緊張——並非因為怯場或從未去過那裡，而是因為途中要和一個不熟悉的人一同坐兩個多小時的車。
縱觀我成年後在各大城市的生活——倫敦、紐約以及如今的巴黎——除短程的士外我基本沒有進入一輛車的機會。我也完全沒有與人在一個中途無法離開的空間裡共處兩個小時的經驗。這位同行的專業興趣與我差別甚大——她是一位研究20世紀中葉美國攝影的學者，而我的專長則更近於當代藝術。這聽起來不無尷尬，當她告訴我自己最近剛離婚時，我心裡長舒了一口氣。愛、孩子、傷痛、拒絕、自保和未來打算，是我可以與任何人暢談的普遍性話題。
如今想來，這兩個小時的車程以及共處的時光對我們兩人而言都是一件幸事。當時具體聊了些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化用卡羅爾·希爾斯的小說《除非》裡的話——我們聊天的時候從未想過聊什麼東西，一路閒聊而已。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裡，沿著一條完全無法讓人記住的高速公路行駛，友誼就此誕生了。
這種寬慰是我和我的大部分女性友人都有所體會的。我想說的是它迥然不同於我跟男性友人打交道的方式，差別就體現在聊天上。希爾斯的小說對女性友人的重要性有很好的論述，但她們仍不在故事核心或敘事曲線的高潮。在《除非》一書裡，主角的丈夫問她在例行的朋友聚會上聊了些什麼。她答道：「太豐富了，太不確定了，根本無法描述。用某些人的話講叫閒扯。」「閒扯」一詞把女性友人之間的交談歸結為膚淺而無關緊要的，有時確實是這樣，但閒扯也可能是深遠且事關本質的——很難找到恰切的字詞來形容這種遊弋於欲望、虛榮、失敗和命運之間的分享過程。
《衰姐們》四位主演
亞里斯多德曾提出，朋友對一種充實、幸福和良好的生活具有核心意義。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八卷和第九卷談到了友誼這一主題，雖然他在寫作的時候心裡想到的顯然不是女性之間的友誼。他將三種類型的友誼分別對應於善好、快樂和優勢。唯有這三者都到位，才能實現「良善意願」，進而才能構建起恰當的、深刻的友誼。
「良善意願」是一種相互的、基於共享的價值而想望另一人的善好的感覺。但亞里斯多德還提出了兩個相當籠統的論斷。第一，他聲稱如果兩人之間對此種善好的欲求出現了不均衡，那麼友誼將變得不穩定。然而這種不均衡在女性友誼的各種表達裡恰恰特別突出——尤其在電影裡——有人還據此認為，女性之間幾乎不可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成為朋友。第二，亞里斯多德聲稱能基於前述三種價值來建立並維繫具有完美均衡的友誼的人少之又少。
就這種不均和差勁的女性友誼而言，我們似乎可以舉出無數例證，而女性之間勾心鬥角、相互較勁這一推動情節的手法，在描繪男性友人「兄弟之誼」的篇章中卻相當少見。在自傳《友誼的見證》中，薇拉·布裡頓寫道：「從荷馬時代開始，男性的友誼就享有榮譽和讚美，但女性的友誼……通常不僅不受歌頌而且還面臨嘲諷、輕視和誤讀。」布裡頓指的可能是1930年代電影裡女人們圍著歸國的士兵彼此爭寵的橋段。確實，諸如《榮耀之路》和《永別了，武器》這類電影傳達出了一種相當廣泛的信念，那就是女性沒有能力建立友誼。
進一步看，女性的螢屏形象向來不合實際，即便這個話題關乎極大的興趣、恐懼和吸引力。作為回應，1980年代興起了如今所稱的貝克戴爾測試，它追問電影中出現兩名女性且其談論的話題不限於男性的頻率。但女性內鬥仍是電影或電視劇的常見橋段——在《衰姐們》或《大小謊言》這類連續劇裡就有不少相互較勁、小肚雞腸和彼此鬧翻的場面。《莫負當年情》《賤女孩》和《獨領風騷》等電影也仰賴此一手法。
除了此類朋友之間相愛相殺的常見故事線，也有友誼變成愛情繼而成為某種迥異的東西這類表現，對此可參見《罪孽天使》《玩盡殺絕》《阿黛爾的生活》和《寵兒》。《末路狂花》則體現出了一些有關「姐妹情」的虛假觀念。訴諸如膠似漆的「閨蜜」這一主題，但故事情節上仍舊依賴於友情之破裂的電影還有《四時五十一分》《前妻俱樂部》《欲望都市》《完美音調》《伴娘》和《嗨翻姐妹行》。可能只有在美國情景喜劇《老友記》的理想鄉裡，女性之間才能實現互不攀比和不較勁。一言以蔽之，電影和電視劇這個領域實在是很古怪，要在其中找到對女性友誼的真實表現殊為不易。
《末路狂花》則體現出一些有關「姐妹情」的虛假觀念
我在紐約住了將近八年。最近，某好友表示他會在我50歲生日時為我舉辦一場派對。以亞里斯多德的友誼觀而論，我想我大概是邀請不到足夠的真心朋友了，尤其沒有情景喜劇裡的那一型：我從來不是聚會的發起者，也不是人群裡的靈魂人物，一對一或者小群體會讓我更自在一些。不料很快就有30人應邀，這讓我十分驚訝。亞里斯多德堅持認為，能維繫他心目中的完美友誼的人群規模是很小的。這對雙方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俄亥俄大學人際溝通教授威廉·羅林斯表示：「如何能既尊重彼此生活上的諸多偶發性，又嘗試樹立起我們必將會見面——哪怕不是定期會面——的預期？這是一門相當有挑戰性的功夫。」
其他人也有類似的提法，認為友誼僅限於少數人之間。英國人類學家羅賓·鄧巴甚至還專門提出了一個數字——150，又名鄧巴數，或曰一個人可維繫穩定社交關係的總人數。隨著社會流動變得更加容易，友人也遍及全世界，一些心理學研究考察了友誼這一概念的變遷，兼及社交網絡對友人間書信來往頻率的影響以及網友關係的淺薄性。
隨著反性騷擾運動的興起及其推動力量的壯大，女性友誼在電影和文學裡獲得了更充分的表達。朱莉·貝克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稱：「隨著人們婚齡的推遲以及單身女性的崛起，越來越多的書籍和電視節目開始探討友誼的動態性。」我們見到更多的真實友誼得以被呈現出來，它們並非基於始終不渝的義務或高度節制的關懷與克己，儘管相關情節的戲劇性不算很強，這些女性的友誼仍表現出了相互的尊重以及愛慕，不牽涉任何衝突。這樣的表現相當罕見，不過有個較早的例外是1987的電影《麗塔，蘇還有鮑勃》。更近一點則有電影《相助》、電視連續劇《大城小妞》以及青年電影《高材生》——它們都凸顯了同一個主旋律——健全、不事張揚且互尊互諒的女性友誼皆處於其敘事的核心。
健全、不事張揚且互尊互諒的女性友誼是《大城小妞》等劇集等敘事核心
在文學當中，希爾斯小說裡的女性友誼是一大亮點，一以貫之地凸顯出女性之間的相互支持與親和。她在《除非》裡寫道：
耐人尋味的是朋友如何被逐出了小說，但我大致有一個脈絡。要怪罪海明威、康拉德乃至於伊迪絲·沃頓都無妨，然而現代主義傳統本身就已定下了個人——衝突著的自我——與世界相對立的基調。父母是虛構小說的常客，子女也有其角色。但友人的不在場幾乎成了一種慣例——當敘事已然充斥著各種事件以及個人內心的痛苦掙扎後，似乎就沒有餘地留給朋友了。
這樣看來，雖然電影對友誼多有曲解，但小說裡卻甚少如此。希爾斯認為朋友被敘事忽略的原因在於對自我探究的推崇，這讓我們回到了亞里斯多德。他主張諸價值的相互交換對友誼十分重要，這種看法基於他有關朋友是「另一個自我」的觀念，你愛慕以及喜歡對方，恰如你愛慕以及喜歡自己。這就是有趣之處。
自我仇視和不安全感是近年來兩大最熱門的友誼故事——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菲比·沃勒-布裡奇的電視喜劇《倫敦生活》——的焦點所在。友誼的陰暗面一如既往地佔據主導地位，且因此而獲得了更高的熱度。
這兩名作者凸顯了人類的易錯性，並揭示出女性友誼對自我的一系列影響。透過這些故事裡的友誼，人們可以窺見女性心智的幽微之處，以及友誼如何影響了親密的、內在的以及內向的情感，或曰希爾斯所謂「內在人格的痛苦掙扎」。不管是在費蘭特的小說裡，還是在沃勒-布裡奇基於其早期的個人舞臺秀的電視劇裡，女性友誼中的迷戀和越軌所展現的都不是團結，而是孤獨。這種利用友誼來進行自我探索的扭曲性做法，是兩個故事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它們彼此相關的原因，它們所強調的情感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某時某地有切身體會的。
在兩個故事裡，我們都只得知了故事的一面，兩名作者的共同亮點在於對這些關係是否真的是友誼發出了疑問。歸根結底，費蘭特小說裡的痴迷現象以及沃勒-布裡奇小說裡的越界之舉均不足以為真正的友誼奠基。
《那不勒斯四部曲》圍繞埃萊娜和莉拉之間的關係而展開，旁白是埃萊娜。這一文學手法可直接洞察其中一名女性的內在世界，但另一人仍晦暗不明。讀者僅能推測莉拉行為背後的意向，表面看來，它們是極具暴力和操縱性的，源自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妒忌，此妒忌發端於埃萊娜得到了繼續學業的機會而莉拉則被拒之門外。
埃萊娜對神秘莫測的莉拉十分迷戀，在二人關係隨年齡增長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埃萊娜對她堪稱愛恨交加，有多少崇拜就有多少憎惡。莉拉是她的陰影，在她的一生中持續投射著惡念，刺激著埃萊娜的不安全感。埃萊娜渴望從這個看上去毫無可愛之處的女人那裡獲得認可，渴望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依照亞里斯多德的標準，這根本就不是友誼：「那些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為善才最是朋友，他們都是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於偶性。」
莉拉是個霸凌者，從頭到尾都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在利用埃萊娜。源自智識和性這兩方面的妒忌兼具潛在危害性和自毀性。她們二人的關係裡似乎毫無彼此尊重的成分，兩人看起來也並不喜歡對方。莉拉17歲時曾與尼諾同床——一個當地的男孩，因父親對女性輕浮而被迫搬走——而此時女孩們正在一同度假。她是在明知埃萊娜與尼諾的戀情的情況下這麼做的，哪怕這段戀情從未公之於眾。在這一點上，莉拉的婚姻也不幸福。此舉是她們二人人生走向的分水嶺，而尼諾的在場也在故事後半段的某一關鍵時刻令莉拉失去了女兒，進而無可避免地令二人決裂。合上書卷，讀者仍會好奇：埃萊娜既然如此不自在，為何不徹底和莉拉斷絕往來，將自己從這一有害的關係中解放出來？
《那不勒斯四部曲》
唯有在小說第四部當中兩人同時懷孕的關頭，才相當稀有地出現了某種尚可稱之為友誼的東西：一同去見醫生，一同開懷大笑。然而好景不長，莉拉很快又做回了那個冷酷的自己，暗流重新湧動了起來。
這部著作的關鍵詞是孤獨——埃萊娜發現了莉拉的孤獨，同時也必須料理自己的孤獨，她時常受累於男人的玩弄，也不太在意自己在個人或職業上的能動性。雖然結過一次婚、與尼諾依舊保持著情人關係且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埃萊娜的孤獨依舊揮之不去，而這或許也是她為何不願放棄與莉拉的友誼、視其為一種補救的原因。與前文提及的諸多主流情形不同，埃萊娜和莉拉的關係裡沒有什麼公式化的要素，結局也並非皆大歡喜。
女性對女性的迷戀當然不算新鮮——想一想達夫妮·杜穆裡埃的小說《芮貝卡》。埃萊娜對莉拉的迷戀或許很極端，但這一主題最近又在螢屏上有所復興，如基於盧克·詹寧斯的《薇拉內爾》系列小說改編而成的電視劇《殺死伊芙》以及沃勒-布裡奇的《倫敦生活》。
《倫敦生活》的主角兼旁白「大邋遢」因摯友「小炸彈」的突然去世而陷於孤獨。但其友誼似乎更接近於背景性的次要情節，在劇中的多數情節裡，主角與繼母和姐妹的關係才是核心。
不過，觀眾可在全劇結束處認識到友誼就是一切——其悲劇性的結局乃是主角不安全感、性開放、無釐頭行為以及傷害自己和周圍人們的衝動的關鍵。她與摯友的友誼如此可信，如此溫暖，既有尊重又不乏趣味，以至於觀眾們得知主角的背叛這一真相之後大感驚愕。
親和——兩個人同等地為對方投入——在女性的友誼中極難見到，大邋遢的越軌之舉就深深傷害了友誼。她經常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而且從來不會補救。她對自己的情緒和缺點從來不加掩飾，這一形象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真的會傷害自己所愛的人。或許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就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對親近者做出過這些事。人人都是大邋遢。友誼是一種通達角色內心的手法，一種揭示大邋遢脆弱自我的方式：她的生活漏洞百出，情緒也基本不受約束。
這部劇的火爆也表明了我們對人設豐滿的女性角色走上舞臺中央的深切盼望，且揭示出了女性友誼之於女性本身的重要性。大邋遢與其他主體譬如家庭的關係相當差勁，痛苦無比，但她與摯友的情誼卻十分純潔。鑑於對孤獨的恐懼萬分強烈，如果你在某人身上得不到這種友誼，那就一定要費勁心思去追求。
二人之為朋友，全在於友誼使兩人感覺良好，這種良好既針對對方，也指向自身。這樣的友誼和埃萊娜與莉拉的關係及其之間的算計、猜忌和不安全感形成了鮮明對比。與此相反，大邋遢和小炸彈之間是彼此滋養和互補的關係，這樣的情形在黃金時段的電視劇裡向來不多見。
這兩個故事裡的女性友誼毫無「瑣碎」之處：它們是廣博的，有如史詩一般，也是一種切中時弊的提醒——在這個數字時代，「點讚之交」和線上評論很容易與親密關係相混淆。凱特·麗芙的《友誼療法》和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自我創新中心的創始人雪莉·特克的作品即以此為主題。她們告訴我們，如今友誼正面臨危機。而《那不勒斯四部曲》和《倫敦生活》所做的正是反擊這一悲觀情緒，既凸顯了女性友誼的寶貴，又讓我們看到人竟然可以混亂、複雜與脆弱到如此這般的程度，更闡明了我們何以必須對友人和自己盡心盡力以及無視那些不懂得禮尚往來的人。
這些友誼的範例之所以能引起共鳴，關鍵在於其親密性和脆弱性，這不僅存在於兩個女人之間，也關乎各個主角自身。這些女性有缺陷但真誠，易錯性、孤獨感和不安全感或許讓她們顯得不太可愛，但她們也是完全可以建立人際關係的。簡言之，看見了自己在小說裡的投射之後，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強的孤獨感了。
此外，最有吸引力的故事似乎完全與友誼無關，而是關乎自我意識、自欺、孤獨和自信的。這些聚焦於女性友誼的故事告訴我們，競爭、妒忌、越軌和負罪感固然是存在的，但真愛也並未缺席。女性之間的關係也能讓我們擦亮眼睛，激發思考，引領我們探索自我的各種深層次情感。
我被這種敘事吸引的理由，在於我自己經常輾轉於諸國之間，每次都需要交一些新朋友。漂泊不定會讓我重新審視自己——不一定洗心革面，但確實是一種調適。我必須反觀內心，而協助我做到這一點的正是我的朋友們。此外，漂泊的經歷也強化了我的不安感和空虛感，我的朋友也同樣受其困擾：我並非隨時都有「自愛」，我的朋友也是如此。亞里斯多德要求一個人及其朋友都要有善好的美德，我似乎完全做不到這一點，但我認為，即便我們未必都能堅持對自己高要求，我們彼此之間也還可以努力追求他所稱的「良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