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控你認知的改變，你看待事物與世界的方式，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些東西是一本一本的書疊出來的。」——樊登
撰文：張宇
攝影：鄂坤（EK STUDIO)
拍攝這天，樊登夾著一本《偏見》走進影棚化妝室，這是他近來正讀的新書。此時北京捲土重來的疫情令人心慌，黑漆漆的影棚裡來來去去走著捂口罩的人，一本書的出現為這氛圍增添了沉靜。
開春那會兒，疫情肆虐時，樊登每天除了直播、跑步、陪孩子打球，其餘時間基本都在讀書，與往年相比，這種讀書節奏所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是，樊登平時每月能多讀兩三本書，但從年初到年中，他已經讀了 48 本。這段時間，他抱著新版《西方哲學史》又啃了一遍，儘管之前已讀過其他版本，但那些未消散的疑惑促使他又拿起這本書，硬著頭皮往下讀，「不難受，倒是挺有意思的一個事」，樊登這樣評論這種在很多人看來耗時而枯燥的閱讀。
和很多人不同，樊登將讀書當作休息，他甚至將之定義為一種偷懶行為，「翻書對我來講是輕鬆愉快的」，他說道。自創立樊登讀書以來，六年間，樊登保持著每年七八十本書的閱讀量，書的內容從事業、家庭延伸至心靈、文化，他期待以向大家推薦、講解更多優質書籍的方式，使人們能夠真正讀有所用，也因此，樊登被大家稱作「講書人」。
「講書人」樊登的家中堆著各種出版社寄來的書，每次，樊登都會翻看這些書的封面、目錄、推薦語，接著翻閱書中的章節，判斷內容是否具有科學性、是否有心靈雞湯之嫌，書的使命感是否清晰，以及文筆是否足夠好、是否能為自己提供基於新知的觸動。通過上述種種篩選的書將有機會進入樊登的書單，繼而進入更多讀者的閱讀視野。
比起閱讀，樊登更願意將整理書籍內容視作工作所在，這是他面對鏡頭講書之前必須進行的準備工作。往往，樊登需要拿起自己一禮拜之前讀過的書，梳理書的內容結構，並在其中尋得相應的細微之處進行再次確認，「因為我們要講這本書本身，而不是我對這本書的想法」，樊登稱這種讀書方法為「素讀」，在素讀過程中，樊登需要時刻提醒自己，「這是不是作者的意思」、「作者想表達的是不是這個概念」，他明白，這其中最核心的能力是謙虛。在樊登看來，人要具備這樣一種謙虛的能力，即要時刻承認自己以往知道的東西可以隨時被推翻。
「當你能夠把自己過去的成見放下來，知道自己過去所擁有的那些東西雖曾給予過自己幫助，但它未必一直對，因此，在新證據、新研究、新理論面前，要繼續關注並深入了解這些內容，先把它讀懂，以此保持素讀的能力」。這意味著在不同類目的書籍中，樊登的腦海裡需時刻進行關於新知的循環，這些新知促使他不斷更新自己，也使他為此欣喜。
在前段時間參加《對白》時，樊登將自己的演講題目定為《讀書改變了我》，「你的大腦好像是被好書一本一本地覆蓋過去，一本一本地迭代。」談及讀書與改變命運之間的關聯時，樊登看得輕鬆，他深信若讀書能改變命運，必是運氣在其中發揮了大作用，運氣可遇不可求，但這並不意味著讀書將一無所用，「你可以把控你認知的改變，你看待事物與世界的方式，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些東西是一本一本的書疊出來的。」
在閱讀上，樊登鮮少做時間管理，然而，就在十年前，他還是一位向人講授該如何進行時間管理的講師。那時他博士畢業，在學校做講師，常常給大學裡 MBA、EMBA 以及其他培訓機構講課，時間管理是他常常提及的課題。但後來，他日益發現時間管理常常發揮反作用：使人的效率變得更低。
「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去甄別選擇、去挑剔，然後排序，其實這是一個浪費大量時間的過程，時間管理真正有效的辦法是投入到眼下事當中，把它做好」。在樊登這裡，意識到時間管理的「真相」，《黑天鵝》這本書發揮了不少作用，與《黑天鵝》相似，《反脆弱》也給樊登以啟迪，沿著這些書所詳述的思維方式，樊登不斷打開認知周遭的新視角：「生活是一個複雜態的東西，凡是過度相信時間管理的人，都是短視的。」
在樊登的認知裡，短視的人將生活視作機械體，一切事件都以精確的因果運行，相比之下，他更信奉複雜態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或培養孩子長大，或創業做公司，這其中都無法找到精確的因果關係，凡是找出精確因果關係的人，往往都加入了過度的自我解讀」，樊登說。在他看來，生活的真相是「十年不開張，開張吃十年」，他提到 J·K·羅琳寫《哈利·波特》，提到陳忠實寫《白鹿原》，又提到曹雪芹寫《紅樓夢》，「你做事是需要耐心的，要始終讓自己的人生積極做正向積累，至於正向積累什麼時候能爆發？不知道，可能一輩子都爆發不了，但真的運氣好、要爆發的時候，你得有。」樊登胸有成竹地說。至於那些在別人眼裡屬於「浪費掉」的時間，樊登說，「輕鬆一點，快樂一點，你能夠把這些浪費掉的時間都當做自己的人生，當作美好的狀態，你的人生才會好。」
不過，現在看來事事通明的樊登在年輕時也有過煩悶的時候。樊登自認自己在中國是非常主流的人群，本科 985，碩士畢業在北京，但立足北京後，因為沒戶口，他無法買車、買房，這令他鬱悶，覺得自己被一種偏見裹挾，為了爭取戶口，2004 年，樊登從中央電視臺辭職，考取博士，並最終如願以償。創立「樊登讀書」則是後來的事。
大學畢業後，樊登幾乎不想讀書了，那時他進入中央電視臺工作，在 2002 年，拿著一月一萬八的工資，按理說掌著這麼高的工資，日子可以比大部分人過得好，但樊登卻很苦悶，他在中央電視臺幹得並不順利，但同時，他懷揣著這樣的渴望：成為白巖松、崔永元那樣的主持人。首先是節目做得不順，「做個節目被斃掉了，再做一個又被斃掉了」，後來他有節目做了，周播節目，《三星智力快車》，但一個核心苦悶卻沒有隨之緩解，「太閒了，沒事兒幹」。那時他一月只工作兩天就可以把四期節目錄完，大把的清閒時光浮蕩在樊登眼前，他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另一邊，樊登則在開會時暗暗羨慕著那些經典文化張口就來的大咖們，比如和自己同桌開會的鄭也夫。每當這時候，樊登就覺得自己特沒文化，雖然大咖頻頻引用的是自己非常耳熟的《論語》，但樊登意識到，自己對這些不過是一知半解，這種與他人相形之下的知識的缺失撕開了樊登求知的缺口，對讀書的興趣也隨之來了。
先是讀《論語》，讀一年，又在接下來的兩年讀《道德經》、《金剛經》，這種深入閱讀使樊登放下了對古文書籍的畏難心，「原來這書也沒有特別難」。那段時間，閱讀緩解著樊登的煩心事，他感受到了讀書為生活帶來的改變。
後來，在北大、清華、西安交大、華南理工、武漢大學等高校講課時，樊登時常收到讀 EMBA 的學生的提問：「課程裡這些有趣的內容都是出自哪本書？」於是樊登悉數將書列出，學生們回去一一購買。但等到再次上課，樊登問「上次給你們列的書單你們看了嗎？」學生們的回答幾近統一，「買了，但是沒看」。類似的情況漸次累積，樊登逐漸意識到一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很多人讀書意願強，但是卻沒時間讀。於是，「講書」應運而生，樊登要給大家把讀不懂的、沒時間讀的書講明白。如此嘗試幾月後，樊登發現自己講到哪本書，哪本書的銷量就會變好，漸漸地，樊登讀書的雛形以「會員制」的方式運營起來。2013 年，樊登讀書正式成立。
2020 年 6 月 21 日晚 8 點，樊登在快手直播間「樊登讀書」開啟直播帶貨首秀，這場直播觀看人數近千萬，最火的書在 10 分鐘之內賣出了7萬冊，直播期間所售書籍累計碼洋近千萬。此般龐大的數據顯示著樊登讀書在閱讀上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但也因此，有人將樊登稱作讀書商人。
對於外界加諸自己的標籤，樊登顯示出豁達的態度。「這沒錯，我就是把讀書這件事做成了一個產業，一個生意，我沒什麼好反駁的」，「商業是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上貢獻最大的東西，沒有商業就沒有人類的和平」，樊登繼續說。
樊登深信讀書對人的改變，他希望樊登讀書能幫助更多人養成閱讀習慣。目前，樊登讀書的活動已擴展到縣級層面，在全國建立了 140 多所愛心公益圖書室，為孩子們搭建、提供了學習的空間與機會，並從青少年開始，推動全民閱讀的浪潮。而在讀者這邊，一些事如樊登所期望的，正在悄然發生。
樊登讀書有不少會員是武漢本地的醫護人員，疫情期間，醫護人員們給樊登讀書留言，說樊登讀書為他們提供了精神支持與安慰，使他們能更透徹地理解疫情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並樹立抵禦焦慮和痛苦的信心。此外，更多留言與日常生活有關。曾有一位山西會員告訴樊登，通過樊登讀書她改變了自己和兒子的溝通方式，在一次上學路上，兒子曾喊她靠邊停車，從後排探過身來並環住自己的脖子，說道，「媽媽，你現在變得更好了」。此外，還有讀者曾分享自己如何通過樊登讀書改變以往的交流習慣，並最終收穫愛情和婚姻。如此種種，都是發生在「樊登讀書」的溫情時刻，這也使樊登日益堅定自己做讀書會的價值與意義：「一本書能改變、促成一個家庭，是特別有意義的事」。
執行：K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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