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來，在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華人圈，盛行一種以閩南語編創的俗曲唱本，當地民眾稱之為「歌仔冊」或「歌仔簿」。此種唱本主要以七字句刊行，而又廣泛收錄閩南語的歌謠時調，「其內容多為敘述歷史故事的長篇敘事詩，或與當時社會風俗有關的勸世歌文」[1]，語言生動，節奏流暢，具有濃鬱的鄉土氣息，深受閩臺民眾和海外華人的喜愛，成為系連海峽兩岸文化的一條紐帶。目前所見，存世最早的歌仔冊版本為乾隆己亥（1779）年刊本《繡像荔枝記陳三歌》[2]，直至今日臺灣的竹林書局還有售賣上世紀刊行的出版品。誠如臺灣學者陳兆南所言，閩南語歌仔冊無論是在文學、語言學，還是在社會宗教、禮俗等方面，均具有獨特的價值，值得重視與研究。[3]
臺灣竹林書局鉛印本《最新落陰相褒歌歌》與《燒酒嫖樂勸善歌》
閩南語歌仔冊的研究，肇始於文獻的匯集與編目，但在早期多以「歌謠」「俗歌」或「俗謠」稱之，直至20世紀60年代後，「歌仔冊」一詞才為學界所接受並廣泛使用。如以時間為脈絡，歌仔冊研究大致可分作三個時期：（1）20世紀50年代以前，為研究的發端期；（2）20世紀50至80年代末，為研究的展開期；（3）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繁榮期。以下試依時間順序對歌仔冊的研究歷程作梳理，就不同階段的研究成果及其特點展開述評。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發端期
就目前所知，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乃是最早收藏歌仔冊的公立機構。1936年，歷史學者向達赴英國訪書，寫成《瀛涯鎖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就牛津收藏的中文書籍作紹介，其中亦著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舊藏《新刻莫往臺灣歌》《選刊花會新歌》等「福建民間歌謠」「共計二十一種」。[4]不過據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67年所編書目[5]，可知此批唱本在當時已入館藏，而牛津購買偉烈亞力藏書的時間則是在1882年[6]，故而其來源仍有待考證。而數量上亦有所出入，實際應有19本26種，且多為道光年間刊本，其有標署時間的最早版本為道光丙戌年（1826）刊本《新傳臺灣娘仔歌》及《繡像王抄娘新歌》，最晚者為道光己酉年（1849）刻本《新選笑談俗語歌》。由此推斷，牛津收藏這批早期歌仔冊的時間，應在1849年至1867年之間。
大陸地區匯集歌仔冊的工作，始自上世紀20年代末。1920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三年後又成立「風俗調查會」，開啟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先河，對全國的民俗運動產生廣泛影響。[7]1926年，顧頡剛應林語堂之邀，南下赴廈門大學，任該校國學研究院導師兼國文系教授。其時廈大國學研究院聚集了一批原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的成員，如沈兼士等，他們延續北大民俗學調查的做法，在廈門大學也組織成立了「風俗調查會」，並創建「風俗物品陳列室」，廣泛徵集福建各地的民俗資料。[8]其間顧頡剛曾為廈大的「風俗物品陳列室」，多次購買「風俗物品」，此事《顧頡剛日記》有記錄：
1926年12月20號星期一：……谷葦來，同到大街買風俗物品。入夜歸。
1926年12月30號星期四：……為學校買風俗物品廿三元五角九分。為學校預定風俗物品價廿七元。以上歸校中出。
1927年1月2號星期日：與履安、振玉、元胎夫婦、介泉夫婦、玉苑到廈門市購風俗調查會陳列品，來回皆以舟。
1927年1月12號星期三：……寫日記。算購買風俗物品帳。
1927年1月18號星期二：……回旅館吃夜飯，到市街散步，買風俗物品。
1927年1月20號星期四：……回店，晤式湘，同到市買唱本及小說。
1927年1月23號星期日：……出，與賓於、明鑑同到街上買風俗物品。
1927年1月24號星期一：……到南街買物，往訪陳明鑑，同到南后街買風俗物品，又到總督後買漆器，歸。[9]
上述行程中，1926年12月20日首次明確提出購買「風俗物品」——這一天是廈門大學確定成立「風俗調查會」的第八天，又是顧頡剛赴泉州考察的第六天。據同行的陳萬裡記載，1926年12月17日，即此次泉州之行的第二天，「經道口街育文堂，顧頡剛為風俗調查會購得泉州唱本數十小冊」。[10]道口街是當年泉州的書坊聚集之地，那裡有多家書局如綺文居等刊行有歌仔冊，正如汪毅夫所言，「顧頡剛教授收集、廈門大學風俗調查會收藏的『數十小冊』之『泉州唱本』應包括有閩南語歌仔冊」。[11]
1927年8月，國立中山大學籌建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簡稱「語史所」），時已轉任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的顧頡剛，亦負責起「語史所」的創辦工作。10月，「語史所」下轄「民俗學會」成立，著手展開各地方、各民族風俗、習慣、迷信等的實地調查，對民間小說、戲劇、歌謠及地方志、家族譜、筆記、唱本等進行研究，於此基礎上開設研究生班，刊行《民俗周刊》及民俗叢書。又於舊教職員宿舍設立一所「風俗物品陳列室」，「收買足以表現風俗、習慣、迷信等之器物、文字、雕刻等」，「擬案經費及能力所及，加以擴充，使將來可成立為歷史博物館民俗部」。[12]其中亦購買廈門唱本「七十一種」（實際不止此數），由顧頡剛親自接收並作估價後，於《民俗周刊》1928年10月號《本所風俗物品陳列室所藏書籍器物目錄（續）》上給予刊布。這是迄今所知，海峽兩岸最早刊布的歌仔冊編目之作。[13]
臺灣學者陳兆南所藏光緒間珠玉林本《新刊乾隆君遊蘇州歌》
而在臺灣地區，歌仔冊的採集整理首先由日本殖民政府展開。1895年日本竊領臺灣，為方便殖民統治的需要，臺灣「總督府」於1901年10月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會長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擔任，第一部由岡松參太郎及織田萬負責法律制度的調查，第二部由愛久澤直哉與持地六三郎負責經濟制度的調查。1909年後增設番族科，著手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固有習慣，至1919年解散。」[14]當時曾創辦多種雜誌，對清代臺灣的制度、習俗等作介紹，亦刊布採錄臺灣「歌謠」「俗歌」（事實上即歌仔冊）的文章，如《臺灣慣習記事》第一卷第七號（1901年7月）之《本島の日本領有に歸する前後臺北附近に行はれたる歌謠》（頁71-73）、第二卷第七號（1902年7月）之《臺人の俗歌》（頁73-74），又如《臺法月報》第六卷第四號（1912年4月）《臺灣觀光歌》（頁51-55）、第八卷第八號（1914年8月）之《古き流行歌——獄囚に關する》（頁25-27）等。此外，日人集結出版有關臺灣習俗調查的著作，如平澤丁東的《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臺北：晃文館，1917年）、片岡巖的《臺灣風俗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年）、伊能嘉炬的《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年）、東方孝義的《臺灣習俗》（臺北：高等法院檢察局同譯室同仁研究會，1942年）等，也都有收錄「歌謠」「俗謠」採集的內容。
1929年4月，臺北帝國大學（即今日之臺灣大學）於文政學部設立東洋文學講座，以中國文學為主要講座內容，先後由久保天隨、神田喜一郎等學人任講座教授，講授《東洋文學概論》《東洋文學史》《東洋文學講座及演習》諸課程。[15]臺籍學生主修「東洋文學」（即中國文學）畢業的有田大熊、吳守禮及黃得時三人。當時亦成立「東洋文學會」，1936年鬱達夫訪臺時，曾出席該學會「主辦在鐵道飯店巨星的歡迎聚餐會」。[16]1940年12月6日，「東洋文學會」主要成員稻田尹等人，在廣泛搜集歌仔冊文獻的基礎上，編成《臺灣歌謠書目》。其中收錄臺灣出版的歌仔冊395種（原書錯記為394種），大陸發行之歌仔冊（題為「支那出版書」）85種，共計480種。[17]誠如柯榮三所言，此目錄「雖是以『歌謠』為名，卻是戰前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部歌仔冊目錄」。[18]
此階段嚴格意義上的歌仔冊研究尚未展開，僅有數篇介紹歌仔冊的文章，如稻田尹的《臺灣の歌謠に就いて》，乃是對所見臺灣「歌謠」的概要介紹，文中首次使用「歌仔」一稱，並且認為臺灣刊行的「歌謠」多為大陸出版品的翻印本；[19]又如廖漢臣的《「臺灣民主歌」》（1948），則是作者對所見汪思明舊藏抄本《臺灣民主歌》的內容紹介，認為「這冊歌集從中日開戰寫到臺北入城為止。敘述當時的情形，頗為詳盡。這裡面的情節、人物、時日，雖然有的不符史實、有的有大錯誤，但是，還可以幫助讀者或聽者認識認識當時的歷史的輪廓，並明了一般省民對於當時當權大員的感情如何」。[20]
中山大學「非遺中心」所藏廈門會文堂書局《花魁女全歌》
二、20世紀50至80年代末的展開期
1950年，黃得時發表《關於臺灣歌謠的搜集》一文，雖以「歌謠」命名，實則主要在討論歌仔冊。文章對有清以來閩臺「歌謠」搜集的成果作了系統性回顧，其中亦提及牛津所藏歌仔冊文獻，並將之與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的《臺灣俗曲集》同題材之歌仔冊作比較研究；[21]兩年後，黃氏又發表《臺灣歌謠之形態》，從構造和體制兩方面入手對「臺灣歌謠」的形態作討論，認為「臺灣歌謠」的構造包括「語音」「文字」「字數」「句數」「押韻」「平仄」七項，其體制則有「七字仔」（8調）、「雜念仔」（6調）兩種。[22]這兩篇文章，是臺灣學者首次對本土「歌謠」的系統性考察，開啟了戰後歌仔冊研究的序幕。
然而截至20世紀80年代，有關歌仔冊的研究，仍主要集中於「原始材料的整理與分析上」。[23]1958年8月起，賴建銘在《臺南文化》上發表《清代臺灣歌謠》系列文章，於作者自藏的12種「歌冊」之中，「選擇有關臺灣之變亂故事及深入臺灣民間生活之特寫歌謠，以全節刊載於後，並加附註」，包括《勸人莫過臺灣歌》《拔皎歌》《神姐歌》《臺灣種蔥歌》《臺灣陳辦歌》《臺灣朱一貴歌》等。[24]據考察，賴氏所述的這批歌仔冊，原為臺南文史學家石暘睢舊藏，後歸賴氏並轉售「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目前僅位於新北的「臺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複印件。[25]除此系列之外，同樣以「歌謠」為題介紹歌仔冊的文章，還有李獻璋的《現存せる清末の閩南歌謠集》（《華僑生活》2卷8期，頁7-14）、《清代福佬話歌謠》（《臺灣文藝》25、26號合刊，頁249-301）、鄭志明的《臺灣勸善歌謠的社會關懷（上、下）》（《民俗曲藝》第45期、46期，頁142-151、103-119）等。
自60年代開始，「歌仔冊」「歌冊」「歌仔簿」等民間俗稱，逐漸為學界所接受並廣泛使用。1960年至1964年間，王育德在《臺灣青年》雜誌發表「臺灣語講座」系列文章，其第十七至二十講，即論及「歌仔冊」的內容、本質及評價等問題。[26]又有吳瀛濤出版的《臺灣諺語》，於「歌謠」類中亦提及「歌仔簿」一詞，認為「『歌仔仙』自編自唱，而於唱念的一邊，同時推銷他自己所印的『歌仔簿』。『歌仔簿』（歌詞集）是每本薄薄的，只不過六頁八頁的小冊子，但攜帶輕便，人人一手一本，一邊聽著『歌仔仙』唱念，對於三四十年前尚多文盲的鄉下人來說，不無助其『聽歌識字』，也大可增加見聞，何樂而不為。」[27]此外，薛汕的《書曲散記•臺灣歌仔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陳建銘的《閩臺歌冊縱橫談》（《民俗曲藝》第52期，頁109-121）等文章，也都是以「歌仔冊」或「歌冊」為題作相關論述的。
1988年7月，「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舉辦首次「臺灣歌仔」學術研討會，數十位學者參與了熱烈的討論，認為「歌仔是有聲音的文化遺產，也是最能觸動文化深處的脈流，除了其歌曲與歌詞是豐富的藝術結晶外，其內容反映出人們真切的寫實生活，足以把抓民眾文化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趨向。」[28]會議共分四場，分別包括「歌仔主題學」「歌仔整體性」「音樂曲調」及「宗教音樂」四部份，而第一場和第二場的三篇文章：陳兆南的《陳三五娘唱本的演化》、周純一的《從萬曆刊本金花女到歌仔簿金姑看羊——金花女故事探討》、曾子良的《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的內容及其反映之思想》，均有涉及到有關歌仔冊的探討。其中陳兆南的《陳三五娘唱本的演化》，主要對陳三五娘題材的歌仔冊及其演變過程作了梳理；[29]而周純一的《從萬曆刊本金花女到歌仔簿金姑看羊——金花女故事探討》，則考察了從萬曆刊本《金花女》到歌仔冊《金姑看羊》的題材發展。[30]這兩篇文章以題材為線索，打通了戲曲與說唱的關係脈絡，而非僅僅停留在歌仔冊本身，乃是此階段歌仔冊研究深入的表現之一。
文獻的目錄編制，仍是此階段研究的重點。首先在1965年，法籍學者施博爾（Kristofer M.Schipper，又名施舟人）於《臺灣風物》撰文《五百舊本「歌仔冊」目錄》，就在臺期間所購歌仔冊文獻作編目，所編含「泉州見古堂書坊」「廈門會文堂書局」「文德堂」「上海開文書局」等「大陸版」130餘種，「臺南雲龍堂出版部」「臺南博文堂」「臺北黃塗活版所」「臺北周協隆書局」等「臺灣版」300餘種，文末又附「抄本」3種、「買藥宣傳本」2頁、「殘本」27種，共計541種。[31]
中山大學「非遺中心」所藏廈門會文堂書局《最新工場歌》
其後在1973年，曾永義先生奉「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屈萬裡之命，申請獲得哈佛燕京學社補助，成立「分類編目中研院史語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工作小組」，對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俗文學作分類編目，所得「總計六屬、一百三十七類、一萬零八百零一種、一萬四千八百六十目」，其中亦包含曾先生搜集的394種歌仔冊。[32]1974年，德裔美籍學者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以英文撰寫的《臺灣唱本提要》，由臺北東方文化書局出版，該書收錄戰後刊行的歌仔冊計有200餘種；[33]1981年，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在《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研究科》上，發表《新得中小學說戲曲語學書目提要》一文，對作者新得之中國俗文學書籍作紹介，其中亦收錄《最新桃花過渡歌》等近三十種。[34]
此外，1983年10月逢甲大學中文系陳兆南教授參加「臺灣史跡源流研究會」七十二年會，發表《閩臺「歌冊」目錄略稿——敘事篇》一文。該文「重合賴氏、波多氏、施博爾氏諸家及省文獻會、中研院史語所藏本，並參核歌本著錄，考其存佚」，將敘事類歌仔冊分作「傳統故事」「近代及地方故事」兩大類編目，共收錄近200種歌仔冊；[35]1985年5月，薛汕所著《書曲散記》，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所收《臺灣歌仔冊敘錄》，作為《捫曲九種概說•臺灣歌仔冊》的補充，乃是經趙景深建議完成的，共著錄臺北瑞成書局、鳳山捷發書店等出版之歌仔冊百餘種。[36]1987年8月出版的《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刊有王振義所撰《淺說臺灣閩南語社會的念歌》，文末所附《歌仔簿資料目錄》，乃是作者對自藏歌仔冊文獻的編目，約有100多種。[37]可以這麼說，這些文獻編目的完成，為後續歌仔冊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階段的後期，還出現了數篇以歌仔冊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例如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臧汀生，分別於1979年和1989年完成碩士論文《臺灣民間歌謠研究》、博士論文《臺灣閩南語民間歌謠新探》，兩部論文雖以「歌謠」為題，卻涉及到大量的歌仔冊研究；又如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李李，乃是以歌仔冊《臺灣陳辦歌》為考察對象，於1985年完成碩士論文《臺灣陳辦歌研究》。上述碩博士學位論文的出現，標誌著人們對歌仔冊的探討開始進入專業化的學術研究。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繁榮期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歌仔冊研究成為海峽兩岸的熱潮，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研究隊伍，博碩士學位論文和學術論著的大批量出現，開啟了此項研究的新階段。據筆者統計，從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間，以歌仔冊為主要研究對象出版的著作約有10餘部，期刊論文100餘篇，博碩士學位論文50多本。單從成果數量看，即可見出其繁榮景況。而就研究面向來說，這些成果又主要集中在以下若干方面的探討。
（一）文獻的匯集編目與刊布整理
歌仔冊文獻的匯集編目，仍是此階段研究的重點，亦是相關研究深入的基礎。陳兆南的《臺灣歌仔冊綜錄》，乃是對前編《閩臺「歌冊」目錄略稿——敘事篇》的改訂，在編制體例上更加詳備，但所編僅至「D音部」為止，之後的文獻並未列出。[38]另有王順隆所撰《閩臺「歌仔冊」書目•曲目》《「歌仔冊」書目補遺》，前者收錄作者「個人所持有的370餘種，600餘冊真本、複印件、微卷在內，共計1401筆，可稱是目前已經發表書目中醉完整的一份」；[39]後者是對前者的「補遺」，主要收錄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以及劉峰松個人收藏的歌仔冊，共計371種。[40]此外，柯榮三的《國家臺灣文學館藏黃得時先生捐贈歌仔冊目錄初稿》（載《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頁450-473）、陳益源與柯榮三合撰之《春暉書房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概況與價值》（《成大中文學報》第38期，頁93-140），則是對近年來所發現之公私館藏的刊布紹介。
而在文獻的整理方面，先是曾子良於1995年以個人之力，結集影印29冊之《閩南說唱歌仔（念歌）資料彙編》，收錄傅斯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臺灣圖書館」）以及黃天橫、王振義、陳健銘等收藏的歌仔冊文獻，約有500餘種，惜該彙編並未正式出版；[41]2004年，「中研院史語所」與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影印出版《俗文學叢刊》共5輯500冊，其三六二至三六六冊收錄歌仔冊共計133種，並附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未出版之歌仔冊目錄；[42]2010年，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出版《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二輯）》，其第二冊亦收錄黃天橫所藏歌仔冊，近40種；[43]此外，還有一些校注之作，如張裕宏的《十九世紀歌仔冊：臺省民主歌校注》（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吳守禮的《清道光鹹豐閩南歌仔冊選注》（臺北：從宜工作室，2006年）、施炳華的《臺灣歌仔冊欣賞》（臺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等，亦產生重要影響。
（二）歌仔冊文體形式及流變研究
學界對歌仔冊文體形式及演變的認識，在不斷的研討中得到豐富和發展，其中較為重要的成果首先有曾子良的博士論文《臺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仔」之研究及閩臺歌仔敘錄與存目》。此論文分作上、下篇，上篇為本論，主要對說唱「歌仔」的脈絡、體制、演進情形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藝術特色等展開研究，而下篇為文獻的敘錄與存目，以介紹海內外說唱「歌仔」收藏情形及內容特色為主，亦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獻線索；[44]另有王順隆所撰《從七種全本「孟姜女歌」的語詞、文體看「歌仔冊」的進化過程》，通過對孟姜女歌仔冊的梳理，詳考歌仔冊從「導入」到「本地化」，再到「長篇化」「通俗化」乃至「衰亡」的文體演變；[45]而陳兆南的《歌仔冊版式變化及其意義——論歌仔冊流通版式、規格與體制》一文，則主要是對歌仔冊版式變化的情況作探討，認為「從早期的木刻歌仔冊，到石印本歌仔冊、鉛排活版的歌仔冊，或手抄的歌仔冊，它們都跨越了歌謠、說唱與戲劇三種文類的界限而一併發行和流行」。[46]
「相褒歌」乃是歌仔冊重要的編唱內容，其文體的源流與形式亦受到學者關注。施炳華所撰《談歌仔冊中「相褒歌」的名與實》，首先考察「褒歌」與「相褒歌」的可能意義，並研究相褒類歌仔冊的形式，認為「除引子、收煞外，其他都是『對口而唱歌』（少數歌仔冊是『個人獨唱』）的形式，才可叫做『相褒歌』」。[47]柯榮三的博士論文《臺灣歌仔冊中「相褒結構」及其內容研究》，主要討論「相褒結構」在歌仔冊中的運作情況，認為「在臺灣歌仔冊當中，以『相褒機構』布局成篇者經常使用在『抒情方面』……圍繞著『情』，臺灣歌仔先在編唱歌仔冊時，能夠運用對話，編織出各種任務簡單但情節巧妙的故事」。[48]此外，有關相褒類歌仔冊的研究，尚有陳姿聽的《臺灣閩南語相褒類歌仔冊語言研究——以竹林書局十種歌仔冊為例》（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黃進蓮的《臺灣褒歌的情愛書寫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等。
（三）從語言學與音韻學的考察
此方面的論著數量最多，影響較大的首先有施炳華的《談歌仔冊的音字與整理》，主要探討歌仔冊音與字的問題，並結合以往民間文學的整理經驗，進而提出歌仔冊文獻整理在語言上應注意的條例與方法；[49]又有杜建坊的《歌仔冊起鼓：語言、文學與文化》，在考察歌仔冊文化與文學形式的同時，亦從音詞類型、押韻形式、方言及次方言的定位方法、方言比較、校對法案等多角度對歌仔冊的語言型態展開研究；[50]臺灣師範大學的林香薇教授，近年也多有成果，如《閩南語歌仔冊的詞彙考察：共時與歷時》（《國文學報》第44期，頁213-247）、《論臺灣閩南歌仔冊的漢字書寫--以<僥倖錢開食了歌>為例》（《中國學術年刊》30卷2期，頁215-241）、《竹林書局改編臺灣早期閩南語歌仔冊之詞彙觀察》（《漢學研究》30卷2期，頁229-264）、《海峽兩岸閩南語歌仔冊的漢字比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6期，頁1-32）等，則分別對歌仔冊的文字及詞彙問題作探討。
此外，王順隆的《「歌仔冊」的押韻形式及平仄問題》，通過對數百部存世文獻的考察，發現歌仔冊押韻形式的演進規律，並考察歌仔冊的韻腳實際上反映了韻字音節尾調值的高低關係，亦即「低高低高」或「高高低高」；[51]姚榮松的《臺灣閩南語歌仔冊鄉土題材之押韻與用字分析》，則通過對《義賊廖添丁歌》等四首歌仔冊的統計，發現歌仔冊的用韻整體顯得寬泛，只要主要原音相同或相近即可，而在特殊用字上，可知借音字最多，訓讀字次之，新造字最少；[52]從語言學與音韻學研究歌仔冊的文章，還有林慶勳的《臺灣歌仔簿押韻現象考察——以〈人心不足歌〉為例》[53]等，而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陳雍穆的《孟姜女歌仔冊之語言研究——以押韻與用字為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李蘭馨的《「開臺」、「過臺」臺語歌仔冊之用韻與詞彙研究》（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3年）、江美文的《臺灣勸世類「歌仔冊」之語文研究——以當前竹林書局所刊行個臺語歌仔冊為範圍》（新竹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3年）、郭淑惠的《歌仔冊<八七水災歌>語言研究》（高雄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李佩玲：《歌仔冊<勸人莫過臺灣歌>的時代背景及語言研究》（高雄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杜仲奇的《臺灣歌仔冊<正派三國歌>之語言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陳怡蘋的《「陳三五娘」歌仔冊語言研究——以音韻和詞彙為範圍》（臺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等數十篇。
中山大學「非遺中心」所藏廈門會文堂書局《最新陳三歌全集》
（四）有關閩台歷史事件的研究
從歌仔冊考察閩臺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此階段研究的重點。例如對敷演1895年日本侵臺之唱本《臺省民主歌》的研究，首先有汪毅夫的《西觀樓藏閩南語歌仔冊<臺省民主歌>之研究》，文章通過對福州大學西觀藏書樓所藏歌仔冊《臺省民主歌》的考察，對此本所涉及之文讀與白讀、脫文與缺頁、印本與抄本、口傳與筆錄等問題作考證辨析，認為「《臺省民主歌》在海峽兩岸印行與流傳的史實，乃是日據時期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不曾『阻斷』的一個證明……祖國認同的觀念從來就是臺灣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之最為顯要與重要的部分」。[54]而曾子良的《<臺省民主歌>之研究》，則以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點石齋出版之《臺省民主歌》為底本，參酌其他版本及文獻史料校勘、辨證與注釋，並據文中用詞、用韻、民俗及田野調查，推斷此本作者應為錫口（今松山）一帶偏泉州腔的人氏，又認為「歌中限於政治環境稱抗日義士詹振為匪徒，但表達的卻是庶民百姓對唐景崧棄職潛逃的不滿，以及對抗日力量不能團結的失望」。[55]此外，還有施炳華的《<臺省民主歌>作者與腔調的探討》，則根據歌中所透露的地點、韻腳字的特點、特殊的泉腔聲調和語詞，判定此本腔調屬性應為臺北泉州腔。[56]
另有丁鳳珍的博士論文經過修訂後，以《「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為題出版。該書主要對有關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之歌仔冊作研究，共分四冊，其中第一冊含四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是對「臺灣歌仔」的歷史回顧與現況考察，第三章梳理「歌仔冊」中的政治敘事詩，第四章對張丙武裝抗清時間與《新刊臺灣陳辦歌》內容作解析；第二冊含三章，第五章探討《新刊臺灣陳辦歌》的歷史詮釋，第六、七章分別對有關戴潮春起義的《辛酉一歌詩》《相龍一歌詩》內容作解析；第三冊含三章，第八章考察《辛酉一歌詩》與《相龍一歌詩》的歷史詮釋，第九章則綜合討論三部歌仔冊的文學特色，第十章為結論；第四冊為附錄。書中對張丙、戴潮春起義的歷史事實考察詳盡，而對三種歌仔冊《新刊臺灣陳辦歌》《辛酉一歌詩》《相龍一歌詩》的詮釋與研究，對於了解閩臺民眾的思想情感亦多有幫助。[57]
（五）其他專題性研究成果
在上述四大類之外，還有其他專題性研究成果，從多面向對歌仔冊展開探討，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題材研究，如柯榮三的《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對四類十種時事題材的臺灣歌仔冊作考察；[58]吳姝嬙的《歌仔冊<大舜耕田坐天歌>試探》，則對《大舜耕田坐天歌》的演化現象及敘事特色有所探討。[59]
其二，出版研究，如王順隆的《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43卷3期，頁109-131）、蘇姿華的《臺灣說唱黃塗版歌仔冊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賴崇仁的《臺中瑞成書局及其歌仔冊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李幸娥的《臺灣歌仔冊書寫對廈門歌仔冊的交流現象研究》（臺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等。
其三，女性研究，如洪淑苓的《孟姜女故事形塑的女性文化及其在歌仔冊文本的呈現》（《東海中文學報》第20期，頁55-87）和《才女、良相與賢妻——歌仔冊與歌仔戲中的孟麗君故事》（《國文天地》第332期，頁60-65）等。
其四，風土習俗研究，如陳健銘的《從歌仔冊看臺灣早期社會》（《臺灣文獻》47卷3期，頁61-110）、柯榮三的《從歌仔冊<最新張繡英林無宜相褒歌>看臺灣人與臺灣事》（《民間文學年刊》第2期，頁163-198）、張惠貞的《臺灣閩南語歌仔冊中所反映的臺灣婚姻現象研究——以竹林書局版本為例》（臺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等。
四、總結與展望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歌仔冊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發端期，以文獻的匯集紹介為主；而後是20世紀50至80年代末，為研究的展開期，在文獻匯集與編目的同時，開始出現研究性文章與碩博士學位論文；最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繁榮期，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研究隊伍，博碩士學位論文和學術論著的大批量出現，開啟了歌仔冊研究的新階段。那麼，如何在總結以往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歌仔冊研究的新進展，乃是目前亟需思考的問題。筆者結合自身的研究情況，認為未來歌仔冊的研究，或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展開。
第一、歌仔冊總目的編制。經過數代學人的執著努力，歌仔冊的公私收藏陸續得到刊布，然相較於海內外之實際存目，以往所知仍屬少量，又兼近年來一些私人藏品或流散四方，或捐入公藏，是故如今歌仔冊之全貌，學界實未完全掌握。以大陸地區為例，以往僅知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福州大學西觀藏書樓、廈門市臺灣藝術研究院等有所館藏[60]，而實際在上述館藏之外，北京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等亦有收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乃是鄭振鐸先生之舊藏；首都圖書館所藏，主要為吳曉鈴先生雙棔書屋舊藏本；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是趙景深先生生後的捐贈；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的收藏，為顧頡剛主持該校「民俗學會」購藏之遺存；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則藏有民俗學者薛汕的舊藏文獻。
臺灣地區的收藏，除此前人們所熟知的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之外，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新北的「臺灣圖書館」、宜蘭的「臺灣戲劇館」、臺南的「臺灣文學館」以及政治大學圖書館等亦多有館藏。在海外，如日本與歐美諸國，也都有一些公私機構有所收藏。此外，還有不少私人收藏者，如黃天橫、陳兆南、杜建坊、陳慶浩、劉峰松、林良哲、曾子良、臧汀生、林鵬翔、陳勁之、林鋒雄、楊永智等，亦多有藏本。[61]根據筆者初步調查，目前所知歌仔冊的存世文本至少在2000種以上。如今文獻的搜索與查閱愈加方便，而海內外的交流也更為廣泛，如能在全面著錄各大機構館藏的基礎上，通過對私人收藏者的逐一訪問，補續新發現之篇目和材料，集合眾人之力，全面、系統的文獻編目確是有可能完成的工作。
而在總目的編寫體例上，尤應注重內容的詳備與規範，以便於後來之研究者。在這一方面，其他曲藝、曲種已有較為成功的經驗。以子弟書為例，黃仕忠教授與李芳、關瑾華博士合編之《新編子弟書總目》，乃是近年來子弟書目錄編制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出版之前，作者曾於臺灣發表文章提及編纂構想，「《彙編》的每一種子弟書篇目之條目下，都將包含題名、回目、作者（凡作者可考的篇目，加以考訂，並註明依據）、各家目錄著錄情況、本事源流、同一故事在其他劇種和曲藝中的篇目、結構、用韻、版本、出版物收錄情況和別題等內容。所有篇目以故事發生之時代先後順序排列」。[62]書稿出版之後，亦因為內容翔實，檢索方便，受到子弟書研究者的重視。
依筆者之見，歌仔冊具有自身的文體特點，自然不可完全照搬其他曲種的編目體例，卻可作適當的借鑑，在編制項類上或可作如下設置：（1）在著錄順序上，可依筆劃或拼音作歸類，亦可仿錢曾《也是園書目》著錄古今雜劇的方法，依時代順序按照「春秋故事」「西漢故事」「東漢故事」等分類，並單列「陳三五娘」「山伯英臺」等重要故事。（2）在篇名上，以採用封面書名為優先，並著錄卷端及版心所題，而對於同書異名或同名異書者，應視具體情形，或給予詳細說明，或將之單獨開列。同題材之改編本，可在原本條目之後，按出版先後給予單獨列出。另外，還可通過記錄正文首尾文字及葉數、句數的方法，來區別不同的版本內容。（3）故事內容的說明以及本事來源的考索，也應當是新總目重要的項類之一。因說唱「歌仔」與歌仔戲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對於部分無法追溯故事源流之作品，亦可詳考其在歌仔戲或閩臺其他戲曲劇種的搬演情況。（4）在作者部分，凡可考者均應給予列出，並註明依據。各家著錄情況，亦當給予說明，其中亦可收入部分唱本封底廣告的情形。（5）對於歌仔冊中特殊的「合刊本」，或可集中列於著錄順序的最後，給予單獨反映。亦可將合刊的篇目析出，放於原刊本之後，作為特定版本給予說明。但無論採用何種方式，既應較好地展示歌仔冊全貌，又能方便研究者的檢索查閱。
中山大學「非遺中心」所藏廈門會文堂書局《最新覽爛歌全本》
第二、歌仔冊全集的整理。如前所述，目前所知歌仔冊的存世文獻至少在2000種以上，由於庋藏分散等原因，學界迄今難以全面利用。因此我們認為，在編纂歌仔冊總目的同時，亦有必要整理出版《閩臺歌仔冊全集》。
此前筆者已展開清代部份的整理工作，匯集乾隆己亥（1779）年至宣統辛亥（1911）年刊行的歌仔冊100多種，將先行結集點校出版。在編纂體例上，此集所錄大體依年代先後為序，刊刻時間可考者居前。刊刻時間未明者列後，按館藏機構排序。凡有多種版本存世者，取較早者為底本校錄，餘者作為參校。每篇文前附有解題，說明作者、著錄、內容、本事、今存版本、所據底本與校本等情況。又，歌仔冊多以七字句刊行，據部分唱本封底說明，原則上要求「四句一葩」，即每四句謂一葩，每葩或三土韻或四韻。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多有不符者，或三句一葩，或五句一葩，甚至有六句一葩的。因此，我們在整理校勘中，通過詳細核對不同版本情形，務求儘量保持「四句一葩」的形式。確有不符者，權據文意及押韻情況，視具體情形作相應的標點。而底本所用之借音字，或別具意義的別字、簡寫字，則儘可能保持其原貌，凡用方言讀可通者，均不予改動。以借音出現的人名、地名，亦存其原貌，不一一作改。確有錯漏之處，若作改動，均出校記。部分疑難而影響閱讀者，則略作注釋。書稿大致可在今年整理完成，計劃交付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而清代以後的出版品，數量繁多，版本複雜，在整理上更為困難。相關的出版書坊，不僅閩南、上海的書局，如廈門的會文堂、文德堂、博文齋、泉州的見古堂、綺文居、以文堂以及上海的點石齋、開文書局等有持續刊印，在上世紀20年代後，臺北的黃塗活版所、周協隆書店、嘉義玉珍書店、捷發漢書部、臺中的瑞成書局、新竹的興新出版社、竹林書局等臺灣書坊，也加入了歌仔冊出版行列，大量發行閩南語歌仔冊。此外，還有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的書坊，亦大批量地翻刻廈門會文堂書局的出版品。同一題材作品，常有不同版本，且關係複雜，故此如何比較諸別本、異本，根據不同情形詳加處理，將是此部份整理工作的重點。我們計劃在完成歌仔冊總目的基礎上，用二到三年的時間，將清代以後的文獻分階段加以整理出版。
第三、專題研究的深入。前述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歌仔冊研究主題不僅包括文獻的編目與整理，亦涵蓋文體形式及流變研究、語言學與音韻學的考察、有關臺灣歷史事件的研究，以及題材研究、出版研究、女性研究、風土民俗研究等方面。從研究的廣度來看，可謂較為全面，但就深度而言，卻仍有待加強，以下試擇筆者近來關注的幾個問題加以說明。
其一，文體問題。有關歌仔冊文體的發展歷史，以往多據刊刻形式，以木刻本、石印本、鉛印本和手抄本作簡單劃分，抑或刻意以竹林書局等晚期出版的作品為據，彰顯兩岸歌仔冊存在的不同特點，試圖割裂臺灣出版品與大陸版本之間的傳承關係，強調所謂的「本土化」。實際上，海峽兩岸歌仔冊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其文體演變大致經歷四個階段：1、從乾隆至光緒年間的形成期。2、從光緒年間至上世紀20年代末的發展期。3、從上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成熟期。4、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衰退期。每個階段在句式、用字、押韻、篇幅乃至印刷版式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規律和特點。如能以全面的視野觀察歌仔冊文體的流變文體，對於整個歌仔冊研究將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版本問題。如前所述，歌仔冊文獻的刊行數量不菲，早期主要集中在閩南的廈門、泉州以及上海等地，上世紀20年代後則轉入臺灣各地出版，另有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的書坊，亦大批量地翻刻廈門會文堂書局的出版品。因此題材版本的關係極為複雜，而此前學者對此尚乏全面的研究，這將是未來需要進一步展開的工作。此外，臺灣出版的歌仔冊，大致經歷了從對大陸出版品的簡單翻刻到在地化編創的過程，值得學界深入研究，據此亦可考察兩岸的文化交流及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承。
其三、題材問題。歌仔冊以敘事、說教為能事，題材包羅萬象，既有改編傳統戲曲小說的作品，也有取自古代歷史及民間故事者，以及抒寫臺灣歷史及社會時事的，如《臺灣陳辦歌》《臺灣朱一貴歌》《中部地震歌》《八七水災歌》等。亦收入勸世、勸孝、勸戒毒、戒酒色等勸善教化類的歌謠，以及閩臺當地流行的男女褒歌，因而極富趣味，不僅有助於我們探討有清以來閩臺民眾的思想風貌，其中所敘婚喪禮俗諸項內容，也是考察當地風土民俗的重要資料，理應得到更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其四，源流問題。由於地緣相近，歌仔冊與潮州歌冊、福州揚歌等曲種唱本關係密切，如《臺灣俗曲集》所收之《上大人歌》，實際應屬潮州歌冊，卻長期被誤認作歌仔冊，因而通過文本的比較研究，探討歌仔冊與其他俗曲唱本之關係，亦屬今後研究之要務。又如歌仔冊與閩臺戲曲劇種歌仔戲也有密切關聯，以往多從故事題材上作概要介紹，卻鮮有文本內容的證據，如能以存世文獻的比較研究為基礎，或可釐清歌仔冊在歌仔戲發展歷程中所起之作用，以及歌仔戲對歌仔冊文本內容的影響。
總而言之，閩南語歌仔冊是閩臺地區流行的說唱文學，亦是系連海峽兩岸的文化紐帶，在文學、藝術學、民俗學等各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如何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動歌仔冊研究的新進展，值得學界進一步思考。以上僅根據筆者的考察，以及切身研究的情況，提出一些看法，期待能與大家共同探討。
[1]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43卷3期（1993年9月），頁109。
[2]潘培忠：《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刻本<繡像荔枝記陳三歌>考略》，《圖書館雜誌》錄用稿。
[3]陳兆南：《閩臺「歌冊」目錄略稿——敘事篇》，載臺灣史跡源流硏究會：《臺灣史跡研究論文選輯》，臺北：臺灣史跡源流研究會，1983年，頁24。
[4]向達：《瀛涯鎖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10卷第5號（1936年9、10月），頁29-30。
[5]Edkins, Joseph: 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876, PP.23-26.
[6]Helliwell, David: 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Volume 2, Alexander Wylie’s books.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1985. PP.iv.
[7]容肇祖：《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民俗周刊》15、16期合刊，頁5。
[8]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風俗調查會：《國學研究院風俗調查會之發起與進行》，《廈大周刊》1926年第169期。
[9]以上請分別參考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一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827、831；《顧頡剛日記 第二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1、5、7、8、9、9。
[10]陳萬裡：《閩南遊記》，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頁29。
[11]汪毅夫：《1826-2004：海峽兩岸的閩南語歌仔冊》，《臺灣研究集刊》2004年第3期，頁88。
[12]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工作大綱》，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概覽》，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30年，頁33。
[13]潘培忠：《國立中山大學「風俗物品陳列室」舊藏閩南語歌仔冊述論》，《民俗曲藝》第190期（2015年12月），頁191-230。
[14]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38。
[15]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臺北：臺大中文系，2010年，頁1。
[16]蔣增福編：《眾說鬱達夫》，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293。
[17]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編：《臺灣歌謠書目》，臺北：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1940年，頁1-20。
[18]柯榮三：《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年，頁7。
[19]（日）稻田尹：《臺灣の歌謠に就いて》，《臺灣時報》第253號（1941年1月），頁86-90。
[20]廖漢臣：《「臺灣民主歌」》，《公論報•臺灣風土》1948年第5期，第4版。
[21]黃得時：《關於臺灣歌謠的搜集》，《臺灣文化》第6卷3、4期合刊（1950年12月），頁31-38。
[22]黃得時：《臺灣歌謠之形態》，《文獻專刊》第1期第3卷（1951年5月），頁1-17。
[23]鄭志明：《「臺灣歌仔」的研討盛會》，《民俗曲藝》第54期（1988年7月），頁8。
[24]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上）》，《臺南文化》第6卷第1期（1958年8月），頁66-71；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中）》，《臺南文化》第6卷第4期（1959年10月），頁87-89；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下）》，《臺南文化》第7卷第1期（1960年9月），頁85-92。
[25]柯榮三、林佩蓉：《黃天橫藏舊屬石暘睢庋藏史料圖錄選》，載黃天橫、吳毓琪：《固園文學史暨石暘睢庋藏史料圖錄選》，臺南：臺灣文學館，頁74。
[26]王育德：《臺灣話講座》，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179-223。
[27]吳瀛濤：《臺灣諺語》，臺北：臺灣英文出版社，1975年，頁351。
[28]鄭志明：《「臺灣歌仔」的研討盛會》，《民俗曲藝》第54期（1988年7月），頁5。
[29]陳兆南：《陳三五娘唱本的演化》，《民俗曲藝》第54期（1988年7月），頁9-23。
[30]周純一：《從萬曆刊本金花女到歌仔簿金姑看羊——金花女故事探討》，《民俗曲藝》第54期（1988年7月），頁24-56。
[31]（法）施博爾：《五百舊本「歌仔冊」目錄》，《臺灣風物》第15卷第4期（1965年10月），頁41-60。
[32]曾永義：《俞大綱先生與史語所俗文學資料》，載杜正勝、王泛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頁481-486。
[33]（德）艾伯華：《臺灣唱本提要》，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4年。
[34]（日）波多野太郎：《新得中小學說戲曲語學書目提要》，《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研究科》第18集（1981年2月），頁199-215。
[35]陳兆南：《閩臺「歌冊」目錄略稿——敘事篇》，載《臺灣史跡研究論文選輯》，臺北：臺灣史跡源流研究會，1983年，頁23-72。
[36]薛汕：《臺灣歌仔冊敘錄》，載《書曲散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頁143-163。
[37]王振義：《淺說臺灣閩南語社會的念歌》，載《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跡硏究中心硏究組，1987年，頁285-301。
[38]陳兆南：《臺灣歌仔冊綜錄》，《逢甲大學中文學報》第2期（1994年4月），頁45-66。
[39]王順隆：《閩臺「歌仔冊」書目•曲目》，《臺灣文獻》第45卷第3期（1994年9月），頁17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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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曾子良：《閩南說唱歌仔（念歌）資料彙編（29冊）》，自印資料，1995年。
[4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俗文學叢刊（362-36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43]王見川等編：《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二輯第二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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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順隆：《從七種全本「孟姜女歌」的語詞、文體看「歌仔冊」的進化過程》，《臺灣文獻》第48卷第2期，頁176。
[46]陳兆南：《歌仔冊版式變化及其意義——論歌仔冊流通版式、規格與體制》，載梅豪方、周梁楷、唐一安編：《文物、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南投: 臺灣文獻館，2009年，頁179-208。
[47]施炳華：《談歌仔冊中「相褒歌」的名與實》，《民俗曲藝》第160期（2008年6月），頁75-121。
[48]柯榮三：《臺灣歌仔冊中「相褒結構」及其內容研究》，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
[49]施炳華：《談歌仔冊的音字與整理》，《成大中文學報》第8期（2000年6月），頁207-225。
[50]杜建坊：《歌仔冊起鼓：語言、文學與文化》，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51]王順隆：《「歌仔冊」的押韻形式及平仄問題》，《民俗曲藝》第136期（2002年6月），頁201-238。
[52]姚榮松：《臺灣閩南語歌仔冊鄉土題材之押韻與用字分析》，《臺灣學志》第1期（2010年4月），頁143-204。
[53]林慶勳：《臺灣歌仔簿押韻現象考察——以〈人心不足歌〉為例》，載詹伯慧等編：《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72-181。
[54]汪毅夫：《西觀樓藏閩南語歌仔冊<臺省民主歌>之研究》，《福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頁5-9。
[55]曾子良：《<臺省民主歌>之研究》，《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4期（2008年6月），頁109-157。
[56]施炳華：《<臺省民主歌>作者與腔調的探討》，《臺灣學志》第3期（2011年4月），頁35-73。
[57]丁鳳珍：《「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
[58]柯榮三：《時事題材之臺灣歌仔冊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年。
[59]吳姝嬙：《歌仔冊<大舜耕田坐天歌>試探》，《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4月），頁41-59。
[60]王順隆：《「歌仔冊」書目補遺》，《臺灣文獻》第47卷第1期（1996年3月），頁73。
[61]陳益源、柯榮三：《春暉書房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概況與價值》，《成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2年9月），頁100-101。
[62]黃仕忠、李芳：《子弟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1期（2007年3月），頁134。
作者簡介：
潘培忠，福建漳州人，廈門大學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本文原載於《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一輯，文中書影為作者提供。）
圖文編輯：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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