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羅河上的慘案》拍攝於1979年,《陽光下的罪惡》拍攝於1982年,兩部電影距今已近40年之久,但無論在故事述說、拍攝手法、服裝道具以及影片風格上,都毫不過時,反而在時光的沉澱中,愈發顯露出珍珠一樣的光澤,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觀眾。
今天,我們將從影片劇本、服飾設計以及上譯配音這三個方面,來和大家解析這兩部經典之作。
這兩部電影,都是以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為底本創作的劇本。被譽為偵探小說女王的阿加莎·克裡斯蒂,是三大推理文學宗師之一。她一生中總共創作了80多部長篇小說,100多個短篇,17部劇作。
比利時偵探波洛,是她塑造的最成功的偵探形象之一。她也是史上最暢銷的著書作家,只有聖經與威廉·莎士比亞的著作的總銷售量在她之上。可見其偵探小說之優秀。
阿加莎創作時期,正值古典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除了善用推理外,阿加莎還擅長將通俗小說的手法運用在小說中,為小說增添了可讀性。阿加莎·克裡斯蒂開創了偵探小說的「鄉間別墅派」。即案件發生在一個特定封閉的環境中,而作案者也是幾個特定關係人之一。
在《尼羅河上的慘案》和《陽光下的罪惡》中,故事分別在尼羅河的一條豪華遊船和法國海濱的奢侈別墅中展開。
遊船在尼羅河上航行,環境封閉,所有的遊客歷歷可數,看似都是偶然來此度假,實則與被害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海濱別墅也是相對獨立的區域,住客一一出場,人物關係明確。
《尼羅河》中,他們或是垂涎著被害人的財產、或是覬覦著她的珍寶、或是來捍衛自己的名譽、或是來奪回屬於自己的愛情。
《陽光》中,他們或是來爭取出版權、或是來洽談演出、或是來要回鑽石。總之,人人都和被害者有著牽扯不清的關係,有著看似要動手又不足以動手的理由。
這就讓讀者陷入偵破遊戲中,開足腦力分析每個人的出手動機。在有限的人群中,猜測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兇手,讓觀影過程充滿參與性、娛樂性及緊張感。
米克·巴爾在《敘事理論導論》中曾說過:「敘述時,通過暫時或永遠隱去故事中的某些材料,使這些暫時或永遠隱去的材料更加生動有力,以迫使讀者用猜想、設想或補充的方式來填補作者留下的空白,從而積極地參與創作。」
《陽光下的罪惡》中,影片一開始,是一場發生在英國原野上的案件。一個迷途的女人發現了受害者而驚慌奔跑。這案子跟電影接下來的故事一點關係都沒有,讓觀眾產生了懸念。電影為何要放一個毫無干係的案子呢?隨著電影的展開,觀眾幾乎都忘記了開頭的一幕。但在影片結尾,不同的案子,同一個兇手。比對保險單上的籤名,終於揪出了真兇。前後呼應,讓作品完整而圓滿。
波羅見到一對夫妻吵吵鬧鬧,妻子一離開,丈夫就和另一個女人調情。那個女人手上裹著一隻精美的鐲子,卻不見她的臉。這讓觀眾產生疑惑。等到了別墅,艾琳娜手腕上就戴著這樣的手鐲,懸疑解開的同時,也揭露了人物的關係。
《尼羅河》中,丟失的披肩、女傭手中緊攥著的鈔票碎角、少了一發的子彈、丟失的珍珠項鍊,紅色的指甲油;《陽光》中,從懸崖落下的瓶子、手錶、恐高症、懸崖的高度,各種信息匯集,指向明確或無關的線索,都在啟迪或幹擾著波羅的破案,也讓觀眾陷入迷思。
兩部電影中,兇手一開始都以弱者的身份示人,展示各種不可能犯罪的證據,從一開始就排除作案的可能,但在結尾進行翻轉,叫人驚嘆。
而當波羅像串珍珠一般將有效信息串聯起來,層層推理、抽絲剝繭,最終擒獲真兇時,觀眾們隨著他的敘述恍然大悟。這過程一波三折,最終謎底現象時,有一種撥雲見日的快感。顯示出偵破類電影獨特的美。
尼羅河畔的黃沙、駱駝、沿街小店、蜂擁而至的兜售貨物的小販以及恢弘壯麗的埃及金字塔,都為影片增添了濃烈的異域風情,使觀眾在獲得偵破快感的同時,享受歷史風物的美妙。
法國海濱中精緻的美食、島嶼聳峙的海域、燦爛的陽光、濃密的綠植、花圃,讓案件在天堂般美好的景致中展開,既點名了《陽光下的罪惡》中的「陽光」二字,也讓影片在充滿著浪漫、華美氛圍的同時,不乏警示:看似寧靜、和美的表象下,潛藏著可怕的心思。
電影是結合了表演、視覺以及聽覺藝術的一種綜合性藝術,包括音樂、美術、攝影等諸多元素的運用。服飾作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方式,將人物性格、社會地位、情感轉化展現給觀眾,同時反映出時代和社會特徵。可以說服飾在電影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兩部片子的服裝設計都是安東尼.鮑威爾。《尼羅河上的慘案》曾獲第51屆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可見其不凡的功底。
電影中的服裝能夠無聲地講述人物性格、生活的年代、經濟、地位等。電影用純色系、線條簡練、材質精良的西服套裝來展現大偵探波羅的紳士、保守、追求簡約、又不失精緻的個性。
《陽光》中的,用深V波點小西裝、誇張鮮豔的飾物,塑造老闆娘達芙妮業務能力突出、時尚浪漫的形象。
在《尼羅河》中,僕人鮑爾斯,永遠身著顏色單一的西式套裝,她一直以中性風示人,和她主人的滿身寶珠相比,她的身上乾淨無一物,既顯露家境落魄的經濟境況,也表現出她呆板、寡淡、又富有一定攻擊性的個性。
道兒太太的服裝叫人垂涎,幾乎套套都是定製的高級服飾,面料、飾物相得益彰,表現出人物經濟富足的同時,也展現出冷豔高傲的個性。
她的出場「壕」氣沖天:一身白色狐皮大氅,黑色鑲鑽紗帽,兩片銀色葉形耳飾,簡約大氣;她的便服月剪裁乾淨,月白色的服裝上用富有光澤的珠貝裝飾,再加上那條價值連城的三圈長款珍珠項鍊,整套服裝元素和諧、統一、相互襯託。
晚禮服是黑色透紗金絲外披,轉眼又換成黑色露肩白色長裙,每一套都熠熠生輝,價值不菲。這樣的服飾搭配,現實出主人優渥的生活環境以及良好的服裝品味。
《陽光下的罪惡》中,反派克裡斯丁剛出現的時候,扎個包頭,服裝款式老氣、配色雜亂,一副被丈夫拋棄的黃臉婆模樣。但是結尾,當夫妻倆以為勝券在握,得意地收拾起行李,準備離開時,「受氣包」克裡斯丁換了一身合身的套裝:經典的黑白配色, 包臀裙,高跟鞋,那誇張的大簷帽,將她襯託得如同時裝舞臺上的高級模特,與之前的她簡直判若兩人。
這裡的服飾特寫,突出了大反派得逞之後的愉悅心理,也是借服裝向觀眾發出「人不可信其表象」的警示。
在《尼羅河》中,道兒太太與道兒策馬沙漠中時,她穿了一件胸前有荷葉邊褶皺的襯衣,顯示出她在蜜月中因愛情而產生的少女情懷。展示她當下輕鬆、愉悅的心情。
《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這兩部片子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歐洲世界醉生夢死的年代,這兩部片子的服飾,很好地表現出那個時代的夢幻般的氛圍。
不管是鏡頭特寫中那鑲紅鑽金手鐲,閃光的銀色連脖禮服、豔紅的指甲,還是影片中女人們穿著的高飽和度且色彩豐富的波點服飾,都讓電影洋溢著濃烈的時代風情。
海灘別墅晚會上,大明星阿琳娜身著粉色緞子晚禮服,影片既為我們點明了她與情人相會的心情,也向我們展示了當年最為流行的優雅、流暢的服裝風格。而身後西服著花的男士、誇張的大泡泡袖長裙都在訴說著當年那個連空氣都奢靡的黃金年代。
這些服飾的設計,留給人們視覺享受的同時,也讓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的判斷。
上譯配音帶來的獨特觀感,可以說是中國觀眾獨有的享受,是屬於我們的藝術珍寶。上譯廠的藝術家們,用他們別樣的嗓音為這兩部電影增添了無可比擬的魅力,這種藝術的再加工,大概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了。
兩部電影的配音演員都是大師,尤其是《尼羅河上的慘案》,有邱嶽峰的加盟,幾乎匯集了上譯當年巔峰時期,所有優秀的配音演員,被稱為黃金陣容。在臺詞翻譯、情感表達方面無可挑剔。
豆瓣有網友表示,這兩部電影,他不是看來的,是「聽」來的。那個年代,一部收音機,可以讓男女老少,陷入聲音的世界,他們隨口都能說幾句經典臺詞。
語言都存在不耐譯性,當英語翻譯成中文,會存在許多問題。翻譯講究信、達、雅。不僅要求翻譯到位,還要求對觀眾來說,適合本民族語言的特性,讓譯文充滿美感。上譯顯然在這方面下足了功夫。
達芙妮見到阿琳娜和丈夫同來住宿時的那句:「就在那會,不僅踢腿比別人踢得高,還比別人會劈叉。」一語雙關,不僅指出阿琳娜作為大明星的舞技高超,更暗示著她不安本分,到處風流的毛病。果然,丈夫立馬變了臉色。
「你好好地歇會,養養神。」阿琳娜知道她約了派特裡克來幽會,暗示她別折騰,守本分。
波羅要去吃白煮蛋,布萊特爵士不滿波羅的故弄玄虛,調侃他:「白煮蛋,他的腦袋就像個蛋,盡說淡話。」幽默極了,還藏了諧音梗。翻譯不露斧鑿之痕,把人物的情緒表達清晰的同時,又傳遞出語言的節奏美和音韻美。可見上譯配音是本著一種「作藝術」的心態來面對,可敬可佩!
畢克的大偵探波羅,不必說,多少人為他著迷。沉穩中不乏幽默,是個邏輯清晰、自帶喜感的老爺子。波羅那眾所周知的聰明與傲嬌,在畢克聲調略低的語調裡顯露無餘。他時常悠著悠著,把胸有成熟的推理一 一推出,帶著意味深長的尾音。「我,霍克爾——波羅。」那個「霍」字的發音,簡直有著迷之魅惑。
案情大白後的長篇論述,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將破案故事的離奇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聲音構建起極強的戲劇張力,把觀眾帶入電影中的世界。至今仍是教科書式的存在。我們依然記得結尾處,畢克那句對愛情的忠告:「像美國人常說的:『悠著點!』」
邱嶽峰配的雷斯上校多少有點不自在,有人說,邱大師難得配了一個老實人,他是真正的英國紳士,可惜戲份太少。要是他活著,我們還有可能在《陽光》中有幸再遇一段妙音。
曹雷在《陽光》中為老闆娘達芙妮配音,她把自己的名字念得那麼標準,讓我們覺得外國人就是那麼說話的。她戲弄大明星阿琳娜時,不動聲色,聲音裡卻是掩飾不住的嫉妒與不滿,她對阿琳娜的丈夫是真心的同情,曹雷的聲線裡,住了一個利落又多情的女人。
李梓的林內特和阿琳娜,幾乎是被害者代言人,冷冰冰的林內特和風騷的阿琳娜,你感覺不到是同一個人配的;
童自榮配的美國憤青弗格森,童自榮給了角色時尚、新鮮的聲音;到了《陽光》中,他讓小說家布魯斯特多情、有趣。童自榮的聲音,千迴百轉中是年輕男性細膩、清朗、不失誘惑的魅力。
劉廣寧配的窮女孩傑基脆弱又瘋狂:「我們怎麼辦?沒辦法,完了。別怪我,先生,您別怪我了,您是有一點兒怪我是麼?」在《陽光》中,她又當了回壞人,可憐的黃臉婆和得逞的罪犯,她前期的委屈、壓抑與最後的囂張無理,能讓你驚掉大牙。
「生活可真殘酷,人必須勇敢地忍受。」蘇秀配的奧特勃恩太太,名言是——「這個剛剛從學校畢業的英國少女,能熔化沙漠奠長那顆殘忍的心!」 蘇繡老師用略帶蒼老而富有「腔調」的聲音,塑造出一位帶有濃重話劇腔、說話咬文嚼字、沉浸在文學世界裡的作家形象。《陽光》中,她成了那個穿著誇張,一直拿個粉撲的壞脾氣電影製作人,和丈夫喋喋不休地爭吵,卻也不失人間煙火的熱鬧勁。
於鼎的貝斯納大夫,聽得出來,是個老實人,到了《陽光》中的阿戴爾,一位操心的電影製作人,倒有了份篤定、幽默的質感;
趙慎之為著迷於珠寶的範·斯庫勒太太配音,她擅用揶揄的口氣懟人,玩笑中帶著惡毒:「好大脾氣,鮑爾斯。」
僕人鮑爾斯是潘我源配的,那聲音簡直「可怕」:嗓音乾枯,仿佛一塊纖維脆弱的布匹,稍一撕扯,立即絲絲縷縷,聲音中有許多撕裂的口子與破洞。
很怕她說話的時候,忽然哪那個字眼掉入黑洞,消失不見。可即便如此,聽她的聲音,你依然感覺無比舒爽,仿佛有許多情緒與力量在那些縫洞中各就各位,帶來豐富的情緒體驗。
《尼羅河上的慘案》和《陽光下的罪惡》,作為波羅偵探電影系列中的兩部,一直為人們所喜愛。本文就電影的三個特色:優秀紮實的電影劇本、精心設計的服裝道具以及上海譯製片廠的配音為切入點,分析了它們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創作者的用心,讓電影本身不懼時光,流傳久遠。
作者介紹:安安,在文藝海洋中溺而不斃的雙魚女
(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