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３月20晚，國民黨的重要領袖、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遇刺，兩天之後不治身亡。這一震驚中外的「刺宋案」隨後引發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讓辛亥革命後相對穩定的政局急轉直下，民國初年轟轟烈烈的議會政治與政黨活動由此被新一輪的革命和混戰取代，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目前依然在用的依據2003年《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所編寫的幾個版本的歷史教材均有涉及，對於「刺宋案」的元兇，均認定是當時的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如人教版教材寫道：「宋教仁力圖以議會政治限制專制統治，袁世凱勢力對他恨之入骨，1913年袁世凱暗中指使把革命黨人宋教仁殺害於上海火車站。」「袁世凱賊喊捉賊，要懸賞緝拿兇手，實際上暗殺的主謀正是袁世凱等人，宋教仁案進一步暴露了袁世凱奸詐險惡的真面貌。」嶽麓版教材認為「宋教仁等人躊躇滿志，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政見，對袁世凱把持的政府嚴加批評，以為從此以後可以通過國會選舉實現政黨政治，重新掌握政權」，「正當國民黨為選舉獲勝喜出望外之際，袁世凱指使刺客暗殺了宋教仁」。
教材的觀點實際上是傳達了近代以來學界對這一事件的普遍看法。如近代著名的學者李劍農認為：「我們看了前面的證據，不惟可以斷定趙秉鈞是謀殺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凱也不能不被認為是謀殺嫌疑犯之一，參以後來應桂馨與趙秉鈞暴死的經過，袁之為謀殺犯，尤很明白。」
學者陳旭麓在所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中寫道：「宋教仁通過合法的政治鬥爭表現了自己的力量，袁世凱曾想以巨金收買他，但宋教仁是個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的人，不願意做袁世凱個人的私黨，當宋教仁要用自己所代表的這般力量『鉗袁』的時候，陰險狡詐的袁世凱使用非法的暗殺結束了他的生命。」
而對這些觀點追根溯源，均是採信當時國民黨人的單方面看法。「宋案」發生不久，孫中山宣稱：「宋教仁暗殺事件，事頗重大……根據收到之報導，其數雖少，而出自袁世凱嗾使之證據，歷歷在目……袁以大總統之高位，尚用此種卑劣之手段，實所不能容忍。」隨後，國民黨機關報《民立報》以「臨時增刊」方式刊登了44件證據，並於所加按語中給出了定論：「宋先生之死，袁、趙死之，非洪、應與武死之也。洪、應二犯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主動人，乃袁世凱、趙秉鈞也。」（「洪」指的是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袁世凱的親信。武士英是應夔丞僱傭的殺人兇手。）之後，國民黨很快發起了討袁的「二次革命」。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袁世凱因為復闢帝制失敗而身敗名裂，國民黨逐步掌控了中國，國民黨對此事的判斷遂成定論。
—線教師在授課時所引述相關史料也多出於國民黨當時的一些論斷。
比如對「刺宋案」元兇的論述，常用的國民黨領袖黃興在宋教仁追悼大會所寫的輓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對於刺殺原因的分析，常用國民黨元老譚人鳳的言論：「國民黨人物中，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餌以官，不受；喚以金，不受。日奔走於各政黨間，發表政見，冀以政治策略，為有次序之進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時聲望大譁。」而對於當時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等一些主流報紙認為、趙最多只應負用人不當之責而非主謀的看法均沒有關注。
近年來，隨著對「宋案」的相關史料的發掘和重新研究，得出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結論。
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有上海大學廖大偉教授，他認為「從袁世凱的一貫信仰和當時的身份、地位，從宋教仁對袁世凱構成的威脅程度，從在上海行刺的困難程度，特別是對『主謀說』原證據的逐條解讀考析，對袁世凱的傳統指認是缺乏真實依據的，是不符合事實的，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沒有主觀故意的痕跡。」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張永教授則判斷：「根據具體證據，刺宋是會黨頭目應夔丞主動提出並策劃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動，袁世凱、趙秉鈞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並進一步分析認為：「宋教仁雖然公開競爭總理，但一直明確主張總統要選袁世凱，而且即使任命宋教仁為內閣總理，袁世凱仍能憑藉總統的權威控制局面，沒有必要冒險刺宋。宋案的發生大體是會黨分子魯莽製造的一次意外事件，由此引發的二次革命也就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對於「宋教仁案」的研究，近幾年最有影響力的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小明教授，他在《史學月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刺殺宋教仁案」的研究成果，並於2018年出版了54萬字的著作《宋案重審》。
該書利用北京市檔案館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所藏的與宋案密切相關的大量原始檔案，重新系統梳理了這一百年疑案。由於「宋案」案情錯綜複雜，遠非簡單的「刺宋案」，尚小明教授把「宋案」案情分為「收撫共進會」（會黨頭目應夔丞於1912年所組成的政治社團，根據張永教授的說法，會黨勢力在民國初年，搖擺於革命派和北洋派之間，政治素質偏低，慣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激化民初社會矛盾的破壞性力量，為穩定南方局勢，袁世凱政府對其進行了收撫利用。）、構陷「孫黃宋」（袁世凱計劃收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在日時期的「劣史」，對其進行宣傳、詆毀，實際上大部分內容為應夔丞道聽途說的不實內容。），低價購買國債（洪述祖許諾應夔丞以低價購買國債作為其刺宋的酬勞。）等多個關聯的環節進行詳細的論述。
根據該書的觀點，我們可以對「宋案」大體做如下的歷史還原。
1913年中華民國首屆正式國會選舉期間，袁世凱對於宋教仁到處發表演說批評袁世凱政府的內外政策，並宣傳其政黨內閣主張存不滿，而當時國務院內務部秘書、與袁有密切私人關係的洪述祖，為謀取更大的官位，同時打擊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國民黨，於是向袁世凱提議利用共進會頭目、當時擔任江蘇駐滬巡查長的應夔丞從日本購買提票「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之，以破其黨派專制之鬼蜮」，企圖以陰謀手段損毀國民黨領袖聲譽並得到了袁的首肯和支持。但應夔丞當時只是為了騙取活動巨款而並沒有有價值的材料，在無法取得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為不失信於世凱，洪述祖擅自謀劃刺殺宋教仁來打擊袁的政敵，並假託中央名義，致電應夔丞「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以「虛名」和「實利」誘應殺宋，最終釀成了這一慘案。
袁世凱原本只是要毀壞宋的名譽，並非要殺害他，對於刺殺一事，袁世凱其實並不知情，真正的「刺宋」元兇是洪述祖，洪本人1917年抓捕歸案，經過京師地方審判廳、高等審判廳和大理院幾次審理，1919年被處以絞刑。對於「宋案」最終的判決結果，著名的近代史學者馬勇也認為「按照當年法院的判決，宋教仁之死追查到內閣總理趙秉鈞，大體上是可信的」。白蕉所著《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中引用袁世凱的幕僚張一麕的說法，也做了類似的精簡概述，「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燬之。袁以為燬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
當然，袁世凱雖不是刺殺宋教仁的主謀，但也並非沒有責任。在南北勢力衝突的大背景下，他企圖使用陰謀手段構陷宋教仁，打擊政敵，並不惜啟用了劣跡斑斑的投機分子洪述祖和會黨分子應夔丞，亦難辭其咎。
再看高中歷史統編教材對此的論述，認為：「『宋教仁案，是在臨時政府即將向正式政府過渡的背景下發生的，是以宋教仁為代表的主張建立責任內閣的國民黨，與以袁世凱為首的政治勢力激烈鬥爭導致的結果，對後來的政局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筆者以為，統編教材這一說法，實際上是受到以上學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影響，沒有簡單認定「刺宋案」是袁世凱本人所為，而只是用了更為籠統的說法，即是民國初年兩種政治力量衝突的產物，因為不管元兇是洪述祖還是應夔丞，均可以認為是臨時政府向正式政府過渡的關鍵時期，北洋系舊勢力與國民黨的權力之爭日益尖銳化的產物，所以，統編教材的這種籠統的說法其實更為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