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遠
華夏文化是神傳文化，華夏文明之所以長期繁榮世代傳承，這主要得益於傳統文化所蘊涵的崇高智慧，儒釋道精神蘊涵其中，敬天順天之傳統，追求「天人合一」。
「天人感應」是中國古人對宇宙和人的相互關係的一個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基礎的。
古人認為天人可以相互感應，天象和人事變更直接對應，天是主宰人、社會命運及賦予人以吉兇禍福的存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的善惡行為能夠被天所感應到，即「天之照人，與鏡無異」，「為善，天地知之；為惡，天地亦知之」。天人關係本質上是神人關係。
儒釋道三家宗旨無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規律去做。
儒家講「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因果報應」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論之一。
對於遭遇災難，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的理論，都是一致的，都認為是「天人感應」，是人心不好，因果之報，改變人心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修德向善才能感動天地，消除災難。
傳統文化重視個人修養，要求凡遇事要向內找，能使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通過完善個人以達「天人合一」，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身立命。
古人認為天是宇宙萬物的最高主宰，人應按天的意志來行動，人要與世界萬物和諧相處，認為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對人的譴責和嘉獎的兆示。
上古時的河出圖，洛出書，鳳鳥至，都是古人認為天下要大治的預兆，「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易書》），指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氏順天呈象而化育天下，開啟了華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
三皇治世，五帝定倫，大道昌明，萬邦協和，天降祥瑞頻現。
如唐堯時的「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木、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楷、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莆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正是「堯為仁君，一日十瑞」（《述異志》）。
夏商周時強調天命觀，認為上天至公無私，賞善罰惡，報應昭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德動天，即惟有德之人，可以上動天心，天雖高遠，德無遠不到。
如《詩經•小雅•天保》中說：「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意思是天佑有德，永言庇護，恩賜福祿數不清。《詩經•大雅•皇矣》中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的監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的安定。上天直接幹預和決定著社會現象，自然界的異常現象是由於人的不良行為引起的。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描寫出西周末時發生地震及同一時期發生的日蝕等多種其它反常的自然現象，解釋為朝廷「不用其良」（沒有任用賢能）、壞人專權等失政行為的結果，是對時王和權臣敲響警鐘。
《尚書•洪範》對天人感應進行系統性整理並形成了「天人感應」的概念，明確指出「感應」的方式是「天」監察人的行為，然後通過一系列自然現象來表達自己的意志，與人事行為是否端正直接感應。
《呂氏春秋•明理》則分門別類地把災異分為風雨、寒暑、陰陽、四時、人、禽獸、草木、五穀、雲、日月、星氣等許多方面，每個感應之中又區分出許多種複雜情況。
春秋時盛行的佔星術，可依據天體的運行推測人事的吉兇禍福。
孔子作《春秋》言災異述天道。
《春秋》為儒家《五經》之一，被後人稱為「禮義之大宗」。《春秋》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間的歷史大事，涉及多國。
內容包括天文氣象、政治經濟、社會生產與生活等諸方面，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其中記載了「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廿二史札記》）孔子作《春秋》的目地，不重在事和文，惟獨重在義。
時值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孔子認為上天會根據人的行為善惡邪正下應於人，即以災異來譴告人，使人反省改過。
孔子作《春秋》的要義是化導世人以接近聖賢之人。
孔子說：「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
認為災異是由於人事行為不正引起的，勸國君「正刑與德，以事上天。」
如魯宣公時發生蝝害，蝝即未生翅的幼蝗，《春秋》明言宣公因「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宣公於此天災後，能及時反省改過，恢復了古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災害，保住了莊稼收成，故孔子深為宣公僥倖而書之。
再如魯桓公時一次旱災，「旱者，政教不施之應」，桓公不納諫，「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
孟子認為《春秋》於亂世以救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漢書•五行志》說：「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幹》《坤》之陰陽，法《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
墨子說：「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倡導「尊天順天」，符合天道，順應自然。
認為人君須要時時刻刻注意自然變異，檢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違背了天意，及時改過，爭取挽回天意。
墨子說：「夫既尚同於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存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之人之不尚同於天者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當人們與天子的意志統一，但天子與上天的意志未統一時，天災還會發生。
違反天意的人，必將受到上天的懲罰，即所謂「天譴」。
墨子還說：「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認為天意在「愛民保民」。墨子的相關論述記錄在《墨子》在一書中。
西漢時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應說之大成，著有《春秋繁露》等，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
《春秋繁露》主要闡釋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故書名為「繁露」，並以天人感應為核心，闡述「王道及三綱五常來源於天」的倫理。
董仲舒認為，天人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人君若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以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加以鼓勵。
他向漢武帝進言說：「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之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恐懼，其殃咎乃至。
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他指出象日月蝕、地震、山崩、水溢之類等災異的發生不能只看其表象，都有其內在根源。
董仲舒關於「王」字做了如下解釋：「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之？」（《王者通三》）
他還說道：「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認為天是至善的化身，天以慈悲為懷，生養萬物，包覆一切，對萬物一視同仁，以日月風雨、陰陽寒暑養育萬物，生生不息，這都在體現天意。
而聖人之道正是法天的博愛無私而建立，布德施仁，設誼立禮均屬對人類一視同仁的表現。天的一切活動皆是善的體現，而人之仁德取法於天。
董仲舒對傳統祭天祭神方式加以提倡，他認為祭祀並非禮儀程序，而是直接通乎神明。
他說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提出君主應率民事天；他認為天意至仁，君主必須效法天，實行仁政。
他說：「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指出王正，則風調雨順；反之，則天災人禍並至。董仲舒繼承了孔子、孟子的義利觀，提出「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張，強調道義之上，道德規範是「天」為「保民」而賜予人間的，人要順天不能逆天，要接受聖人的教化而為善，堅決阻止「奸邪並出」。
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關注之下，動機不善就可以懲罰，不必等到釀成事實，並相信任何異象都有所昭示。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說：「天與人相通，就好象形與影、氣的關係，做好事的人，天報以福；做壞事的人，天報以禍。
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
因此講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當象天行動，人君至誠的心能感動皇天，使陰陽變易；如果人君逆陰陽，背天心則會有災異發生，這是天皇對人君的告誡」。
宋明理學對天人關係的闡釋，認為「天」、「天理」是至上、永恆的，做人要遵循倫理原則——「綱常」。
宋代張載在《西銘》中寫道：「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這是說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宋代程顥和明代王陽明等理學家，皆明確提出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說天地萬物本為一體，而「仁」一以貫之。
認為「天人」是個整體，他們之間存在著聯繫和對應關係，天象的變化會帶動人類社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天人感應，對應關係，因果關係，如影隨形。
對於災異，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朝廷專門有欽天監這樣的機構來監測天象、地震等，有關人員要收集相關情報，提出建議上報皇帝。
一旦出現災情，皇帝要發表「罪己詔」，反省自己是否失德，要避殿、減膳、罪己、求言等，以補過失；地方官要去懺悔，分析發生災害與人心的因果關係。
史料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如遭遇乾旱時，地方官在那裡幾天都在懺悔，然後祈禱天，這時就會下雨；災害發生時，皇帝下罪己詔，然後去天壇祭天，災害就會排除。
如《商史》記載：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即位後，天不下雨鬧大旱七年之久，成湯於是來到桑林之野誠懇的向上天祈禱，他以六件事自責道：「是因為我的政令無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違職責；或是我的宮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後宮弄權亂政；或是我吏治不嚴使賄賂盛行；或是我聽信讒言以使小人得勢？」話還沒有說完，方圓數千裡便下起了大雨。這就是歷史上的「湯禱桑林」。商湯禱雨的事例，是古代國家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
更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開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於納諫、勇於自責的精神，故儒家將其列為「聖德芳規」，成為古代官場的一種道德精神，亦稱之為「官德」。
《韓詩外傳》記載：春秋時期，宋國有一次遇到了大水之災，魯國派使者前往慰問。宋國國君回應說：「寡人不仁，因為齋戒不夠誠實，徭役擾亂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天降下此災，又給貴國國君增加了憂慮，以致勞煩先生前來。」
孔子說：「看來，宋國大概會很有希望的。」學生們問為什麼，孔子說：「當初桀、紂有過錯卻不承認，很快就滅亡了。商湯、周文王知道承認自己的過錯，很快就興盛起來了。
過而能改，君子之道，善莫大焉。」宋國後來果然成為國富民強的國家。
《漢書》記載：漢元帝時，京城長安一帶發生日食、地震等災變，元帝深感震驚和憂慮，於是向群臣問以政治上的得失。擔任給事中的匡衡按照儒家經典予以了答對，他說：「自君王以至黎庶，皆要敬天崇善。
君王要行仁政，做善事，為百姓祈福。應減宮室之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奸邪。公卿大夫要循禮恭讓、好仁樂施、重義輕利，作民眾的表率。
然後再在百姓中推廣道德文化，弘揚仁和之風。上行而下效，這樣國家可以興旺，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匡衡提出的改良措施，得到了元帝、大臣們和百姓們的擁護和讚賞，實施後果然社會風氣好轉，災異不興，國泰民安。
《明史》記載：明朝正德九年，黃廷宣出任太倉（現在的江蘇）知州時，吳中那裡大旱已經幾年了，千裡荒田，百姓遭受大饑荒。黃廷宣立即開倉賑災，奏請朝廷減免稅賦，罷黜貪官，任用賢人，實行善政。
他誠心誠意的在露天向上天祈禱，結果風雨立至，上天降甘霖於太倉全境，而其它的州縣卻依然大旱不止。
人們都說這是黃廷宣推行德政、愛民惠民，上天給予的甘霖之報。
《清史稿》記載的「天象示警，詔下而雨」的事例：清代嘉慶帝即位後，下詔求言，各級官員紛紛給朝廷建言獻策。洪亮吉任職上書房，寫下一份長達千言的奏摺，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辭激切，觸怒嘉慶，下獄並定死罪，隨後嘉慶後悔，又下旨改為流放伊犁。
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後，這年四月，北方大旱，地方官們祈雨，不下；嘉慶祈雨，不下；設粥場賑濟饑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還是不下。
嘉慶憂心忡忡，感覺自己辦錯了事，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於是決定下詔為洪亮吉平反。他在詔書中公開自責處罰上書言事官員，並說：「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
承認給洪亮吉所加罪名「取巧營私之咎，皆屬子虛烏有」。
為了表示虔誠，他決定把平反的詔書親自抄寫一遍，最後兩個字是「欽此」，當他寫完最後一筆的時候，一道閃電劃破長空，緊接著雷聲大作，大雨從天而降！嘉慶感嘆道：「天鑑捷於呼吸，實可感畏。」
天垂異象示吉兇，古人非常重視觀察天文、天象。如周代大夫尹喜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相連，祥瑞氤氳，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請任函谷關令，果見老子出關，於是拜其為師而得度。
歷史上許多先知、先覺和高人都能通過觀察天象，預知世間大事的發生和朝代的變遷，如三國時諸葛亮的《馬前課》，唐代李淳風和袁天罡的《推背圖》，宋代邵雍的《梅花詩》，明代劉伯溫的《燒餅歌》等，其創作之嚴謹、思維之縝密、應驗之神奇，令人驚嘆，警示後人，明智之士當選擇以趨吉避兇。
翻開人類歷史，天災幾乎從未曾斷絕過，史料同時也記載了許多行善者身上發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風雷不殃的事例，充份證實了重德向善最能夠得到上天的眷顧與保護，縱使是在危難關頭，他們也能夠化險為夷，因為「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相信天人感應，相信善惡有報的真理，注重提升道德。
傳統文化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的思想文化體系，給了中華民族偉大的生命力和內在的凝聚力，經過漫長歷史走到了今天。
然而當今卻逆天而行，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相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割裂了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使道德淪喪，以惡為能，無惡不作，危害生命，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使人神共憤，必遭天譴。
當天地異象頻現，天災人禍頻發，警示人們什麼呢？
回歸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會擁有光明的未來，才能獲得上天的護佑和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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