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辭官回故裡，有人星夜趕考場，」雖然近些年來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各國的公民通過技術移民、投資移民等多種方法，爭取獲得美國的永居權，但也有一部分美國公民冒著被徵高額離境稅的風險，主動放棄美國國籍。
美國財政部與美國「國稅局」(IRS，即美國國內收入署)網站最新發布的《聯邦紀事》(FederalRegister)顯示，2015年放棄美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俗稱「綠卡」)的數量達4279人，同比增幅為20%。而這一數字在2008年，僅為231人，是2015年人數的一個零頭。
相對3億多的美國人，這個數據或許微乎其微，但因為增長趨勢迅猛，而且離開的大多是商界、政界、娛樂界等有地位、淨值高的人物，還是引發了美國各界的關注。
隨著近年與美國國籍「說再見」的人數不斷創新高，美國政府也由此賺得盆滿缽滿。因為，對於部分要放棄美國國籍的人而言，還有一筆不菲的「贖身費」在等著。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的處理美國退籍稅務方面事務的律師均表示，儘管在申請退籍的進程中，美國政府不會詢問退籍的真正原因，但美國繁瑣的稅收體系是導致部分美國人徹底與山姆大叔說再見的原因。再加上美國政府正嚴打海外避稅，除了那些高淨值人士外，一些因為工作、家庭原因離開美國本土在世界其他角落生活的美國公民或者本就持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也都在算筆帳：留下與離開，哪個成本更高?
退籍人數創新高自2013年起，放棄美國國籍或綠卡的人數量再一次呈上升態勢。至今，已持續三年。專門負責處理美國公民退籍稅務OnlineTaxman稅務公司創始人維萊莫納(VincenzoVillamena)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這一群體的總量相對較少，但退籍的趨勢還會上升。「IRS公布的只是當年當季退籍成功的人數，但仍有不少人正在進行退籍的操作。」
美國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所的谷歐文律師對本報記者表示，他也注意到了去年美國退籍人數創新高的現狀。「雖然較3.2億的總人口來說這一數字微乎其微，但是去年放棄美國公民身份已經是2012年的4倍，這一趨勢有可能會進一步惡化。」谷歐文說道。今年又恰逢大選年，谷歐文表示，他已聽到不少美國公民由於政治主張的不同，揚言如果「某某某贏得總統大選，就放棄美國國籍」的說法。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人要急著與美國國籍或者美國綠卡說再見呢?維萊莫納總結道，就他接觸到的客戶而言，這些人絕大部分原本就居住海外，或者擁有雙重國籍，極少是呆在美國本土卻非要為了放棄國籍去海外的。當然，不排除一些在美國本土工作、年薪動輒千萬美元的企業高管。比如，臉譜網(Facebook)創始人之一的愛德華·薩維林(EduardoSaverin)就在2012年Facebook要上市前就放棄美國國籍，移民新加坡。谷歐文還告訴本報記者，他所遇到的退籍客戶中還有2位華人的身影，分別為上市公司老總及企業高管。
近來，現年51歲的英國倫敦市長鮑裡斯·詹森(BorrisJohnson)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放棄美國國籍。「碰巧生在美國，我有了美國國籍，現在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去年2月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如此表示。據說，他一直在進行脫離美國國籍的操作。
那些放棄美國國籍的名人還包括知名風投家吉姆·羅傑斯、「新興市場教父」麥樸思(MarkMobius)、全球化投資先鋒約翰·鄧普頓(JohnTempleton)等。與這些身價萬億的土豪相比，還有不少出生在美國、但在實際生活與工作中與美國沒有任何聯繫的普通民眾，因為雙重國籍的存在，使得他/她的生活充斥著美國的影響。
本報記者在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官網上看到，在羅列的美國公民服務中就有「預約放棄國籍」這一項。其中，要放棄美國國籍或者綠卡，以下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必須在海外;需親自前往美國駐所在國的外交機構(領事館或大使館);進行宣誓。而且，解釋條文中也寫明，不能通過郵件或者代理機構組放棄美國國籍流程，也不能在美國本土提出上述訴求。網頁還善意提醒道，「等待華盛頓批准放棄美國國籍的時間至少需要6~8周。」
贖身費得多少?
但是，要徹底與美國國籍或者綠卡說再見，沒那麼容易。面對不斷有人放棄美國國籍與綠卡，美國政府已在2014年將退籍或放棄綠卡的手續費，即註銷護照的費用從450美元上調至2350美元(約合15275元人民幣)，漲了數倍。維萊莫納告訴本報記者，隨著退籍的人越來越多，不排除註銷護照的費用會上升。
ButlerSnow律師事務所為退籍人士進行稅務規劃的克裡斯·麥克勒莫(ChrisMcLemore)認為，這筆費用更多地被用來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針對退籍事務的開支。「原先，領館或者使館一個月可能只要應對5個人的退籍事務，但現在，人數猛地翻了10倍，工作量也可想而知也加大了。」他說道。
自2014年秋以來，美國政府已收入高達1260萬美元的「贖身費」，比過去6年總和的2倍還要多。人均2350美元的護照註銷費，僅僅是「贖身費」的一部分。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的美國退籍稅務方面的律師都提到了「離境稅」(exit-tax)的存在，成為了檢驗那些退籍者決心的「試金石」。
谷歐文強調，這些人首先要有5年的美國完稅證明;其次，如果擁有200萬美元以上資產(包括海外資產、工資、房產、退休金、藝術品、珠寶、股票等)，或者近5年所得稅年均淨繳納金額達到15.7萬美元(按2014年標準)，那麼就要被課以「離境稅」。其額度取決於他們所有資產變現後的價值。「離境稅」按照收益計算，66.8萬美元以下免稅。個人退休帳戶(IRA)及其他遞延稅款帳戶的遞延收益按普通稅率徵稅，最高39.6%。
在麥克勒莫看來，「離境稅」的存在，使得放棄美國國籍或者綠卡的代價更為「昂貴」。他表示，一些高收入人群甚至花費2萬美元聘請一隻專業的稅務處理團隊，來理清退籍所需要支付的「離境稅」。
而且，支付高額稅款的痛苦還沒那麼簡單平息，一些過去放棄了美國國籍的人再往後的幾十年裡不斷為此買單。「這真的使大家感到困惑，」麥克勒莫說道，「你走進大使館，就退籍進行宣誓，上繳了美國護照，已經放棄了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但在某些情況下，你依舊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稅務聯繫。」
Facebook創始人之一的薩維林儘管已移民新加坡，但他依舊得為自己持有的Facebook的股票收益和其他資產向美國政府交稅。他在一份聲明中提到，「我有責任並將支付數億美元的稅款給美國政府。我已經支付了一部分，並且將會以我作為美國公民期間所賺取的財富為限繼續繳清應繳稅款。」
當時有好事的美國媒體替薩維林算了筆帳：Facebook上市之際，按其發行價區間上限計算，薩維林所持的5310萬股價值高達38.4億美元。倘若他不放棄國籍，薩維林需要繳納的稅金至少6億美元，但在他「脫美」之後，由於新加坡並沒有資本利得稅這一項稅目，因而他只需要再向美國政府補交1.5億美元的離境稅即可。
維萊莫納對本報記者表示，甚至，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有些人交了「離境稅」之後，如果他們的資產被美國公民繼承，還可能會再繼續被要求繳交遺產稅。
稅負不是全部動因
美國是經合組織(OECD)中唯一對公民在全球任何其他地方獲得的收入都進行徵稅的國家。該納稅義務還覆蓋至在海外出生的美國人的子女。全球範圍內，除了美國，還有非洲的厄利垂亞對公民全球徵稅。
71歲的尼爾森(Donna-LaneNelson)已在2011年放棄美國國籍，當時已成為瑞士公民6年，在日內瓦居住了近20年。談起退籍經歷，她形容好比「一次離婚」。而促使尼爾森真正放棄美國國籍的原因，是因為瑞士當局威脅她，要關閉她的銀行帳戶，因為她是一位美國人。再加上在海外填寫各種報稅登記表格，對年事已高的尼爾森而言，根本跟不上美國國內複雜的稅收政策。
擁有美國與德國雙重國籍的高曼(EzraGoldman)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德國政府從不要求我申報、填寫和我在海外取得的收入，」高曼說道，「但是，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我必須申報在全球的收入，並進行納稅。」而困擾高曼的是，他曾嘗試在當地銀行用美國身份開帳戶，想進行生意投資。銀行工作人員卻建議他用德國身份開帳戶。
出身在美國的蘇珊娜·赫夫曼(SuzanneIclefHerman)12歲時便隨家人移居到加拿大，她既沒有為美國企業工作過，也對美國的稅法一竅不通，但是當她出售了在加拿大的一套住所時，卻收到了一張六位數的稅單與罰單。這讓她大吃一驚。為此，過去2年中，她一直諮詢精通美國稅務的律師，補填了一系列文件後，繁複的稅務法則、雙重稅收的規定，使得赫夫曼去年再三思索後，決定放棄美國國籍。
對於詹森而言，這位倫敦市長也不得不每年像其他美國在海外的公民一樣納稅，甚至出售自己在倫敦房產所得的收入都要給美國上繳一筆不菲的「資本利得稅」。
維萊莫納告訴本報記者，他的客戶總是對美國名目繁多的各種稅收以及繁瑣的報稅程序抱怨頗多，「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敏感的經濟時期，政府總是千方百計地增加稅收，來彌補各種成本。」美國國稅局估計，美國公民不為海外資產報稅的現象，之前已造成美國國庫每年高達1000億美元的損失。
「美國人並不希望將他的隱私向美國政府公開，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工作、生活的美國公民，他們並沒有享受到相應的服務，卻還得向美國政府繳稅。」維萊莫納指出。
當然，那些放棄美國國籍或者綠卡的美國人絕不會將「稅務繁瑣」的理由冠冕堂皇地掛在口上，畢竟在此後入境美國時會冒著被遣返的風險。根據《裡德修正案》(HEART法案)規定，以避稅為主要目的脫籍公民不得再次加入美國國籍。此外，放棄公民身份之後的10年之內，只要一年當中在美國居留的時間超過了30天，向美國政府繳納所得稅就依然是必須的義務。而且，美國國稅局有權追查該公民過去5年內漏報的海外收入，而因為他放棄了美國國籍，將會加大追查力度。
儘管與加拿大、歐洲一些國家動輒40%以上的企業所得稅相比，美國的稅賦並不算太高(2009年後，美國聯邦公司稅率從15%到35%不等，加上州稅，最高稅率為39%)，但其他國家的優惠稅收政策也不時地向部分高淨值美國人招手。比如，頗受這些高淨值人士青睞的低稅國家新加坡、瑞士、盧森堡、開曼群島等。資料顯示，新加坡目前的稅率為0%~22%。除了較低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新加坡也不徵收資本利得稅，同時不對銀行利息和股息徵稅，並且，新加坡已取消遺產稅;盧森堡不對非本地居民的資本收益、銀行利息或股息徵稅;開曼群島則被稱為「避稅天堂」，徵稅額為0%。維萊莫納表示，他的一些客戶退籍後就馬上移民中國香港或新加坡。
除了稅賦外，在谷歐文看來，另一個原因便是美國人政治觀點的不一致。已在美國待了15年的谷歐文認為，美國整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正越來越極端化(polarized)：保守派越來越保守，自由派越來越靠近社會主義。2016年的大選以及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亞的辭世都會對美國未來20~30年的政治環境產生巨大影響。
美媒將這一現象稱為「選舉後遺症」。2004年共和黨的小布希和民主黨的約翰·克裡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對弈後，美國社會就出現了嚴重的「選舉後遺症」，申請移民到加拿大的美國人翻了三番。厭煩美國政治、不滿政府理念，也成為了部分激進的美國人放棄美國國籍的原因。
當然，對於詹森之類的政治家而言，出於競選英國下屆首相的需要，向英國「效忠」是他放棄美國國籍的考慮。更早一些，希臘前總理帕潘德裡歐(AndreasPapandreous)也是出於政治需要，放棄美國國籍。
FATCA推波助瀾
接受本報採訪的律師都還提到了美國國會2010年通過、於2014年7月生效的《美國海外帳戶納稅法》(FATCA)，認為後者對當前的「退籍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法案要求外國銀行找出並仔細檢查金額不低於5萬美元(約合32.5萬元人民幣)的美國帳戶，然後將這些帳戶情況報告給美國稅務部門，或者預扣30%的分紅、利息等收入，並將這筆資金交給美國財政部，否則面臨2萬~70萬美元不等的處罰。
但按照美國法律，如果在當地國家已經納稅，只需向美國提供相關繳稅證明，就可以在美國獲得免稅額(中美之間也有相關協議)。也就是說如果當地國家稅收標準超過美國，那麼就不用納美國的稅了。只有納稅額少於美國，才需要補繳。
美國人馬克(MarkSpitalnik)十多年前來到中國，從醫療律師起家，如今在中國開了家養老機構ChinaSeniorCareInc.。每年，他都必須按照FATCA的規定就他個人及公司向美國稅務局進行海外資產申報。
儘管該法案的初衷旨在打擊美國公民和企業海外逃稅漏稅的行徑，但也使得簡單的海外資金操作變得複雜，給至少760萬生活在美國本土之外的美國公民帶來麻煩。
一些國外金融機構迫於美國政府的壓力，選擇公開名下美國公民的帳戶情況，另一些外資金融機構索性將美國客戶「拒之門外」，不向美國客戶提供基本的開戶或者儲蓄業務，而不是與美國的法律較勁。本報記者在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KPMG)的網站看到，FATCA所指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私募基金、保險公司、證券交易機構等。因此，也不難理解諸如尼爾森、高曼之類的美國人在海外開戶、投資遇到的問題。因此，不少海外美國人不斷呼籲政府取消FATCA。
而美國政府之所以出臺該法案，還要追溯到此前瑞士的一些主要大銀行被指幫助美國客戶隱匿海外資產。2009年，瑞銀(UBS)成為了上了美國政府海外打擊避稅漏稅的黑名單，2014年，瑞士信貸面臨同樣指控。前者此後賠償美國政府7.8億美元，並承諾公開超過4000個美國公民在瑞士的帳戶;後者更是賠償了26億美元。
自從該法案生效以來，美國政府已從海外金融機構與個人的申報、繳稅，甚至罰款中受益135萬美元。
「埋頭算稅」不誇張
稅收一直是歷屆美國政府的錢袋子。經過多年來的不斷修改，美國的稅收制度日健完善，但也越來越複雜。在美國，從稅種看，有聯邦稅、州稅、地方稅、個人收入所得稅、公司收入所得稅、社會安全福利保障稅、健康醫療稅、銷售稅、財產稅、地產稅、遺產稅、禮品稅、消費稅等;從稅率看又分為單一稅率、累進稅率和遞減率稅。
談起這一話題，已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生活十來年並早已取得綠卡的嚴凱(化名)告訴本報記者，「老重了。」他舉例道，加州的消費稅很高，至少8%;收入還要交聯邦稅和州稅。要知道美國不是每個州都有州稅，有些州的稅很低，甚至沒有，比如德克薩斯州。而加州的聯邦稅與紐約州一樣，為10%。「對於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人來說，純繳稅就要交30%，還沒算上中國人俗稱的『五險一金』。」嚴凱說道。而加州的個人所得稅排名全美第一，為9.3%;汽車消費稅排名全美第二。
美國稅收政策研究所稅務基金會(TaxFoundation)今年1月公布的最新稅務報告顯示，住在美國一些州的居民，其稅收負擔要比其他州的居民重很多。
該份報告分析了共26種州稅和地方稅收(包括地產稅和所得稅等)後，列出了全美稅收負擔最重的10個州，其中紐約州高居榜首。數據顯示，該州居民收入的12.7%得用來繳納州稅和地方稅。紐約州平均每個人每年繳約6993.42美元的稅給紐約州和地方政府。緊隨其後的是康乃狄克州，繳稅比例為12.6%。加州排名第六，繳稅比例為11%，平均每個人每年繳約5230美元。
馬克告訴本報記者，除了聯邦稅之外，佔大頭的還是房產稅，這是大部分美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
至於繳稅日期，每年的4月15日是大限。「儘管每年會自動扣稅，但大家還是會趕在4月15日前，自己重新算一遍，美國政府會『多退少補』，」嚴凱說道，「所以，美劇裡那些踏著4月15日報稅截點大家埋頭算稅收的場面，真的不誇張。」如今，為了省去自己手動計算稅務的麻煩，嚴凱說，很多金融機構會提供相應服務，當然，交錢是少不了的。馬克就僱傭了一家稅務機構幫助其進行相應的稅務審計。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政府共收入約合2.67萬億的稅款。美國財政部預計，2016年這一數字會更高。其中，一些變化正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美國稅收負擔有從公司轉向個人的趨勢。
美媒細分財政部的稅收構成發現，在20世紀50年代，企業對政府稅收收入的貢獻超過30%，而2015年，這一比重下降為11%。相反，個人繳稅比重從上世紀50年代的42%上升至去年的近47%。因為企業總是尋找各種合法手段，比如遷移至美國之外稅率更低的國家，把本該屬於企業的稅務負擔轉嫁給個人。
儘管在當前轟轟烈烈的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初選中，有不少候選人主張要改變美國複雜的稅收體系，但目前看來，國會尚且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改革現行的稅收體系。
作者：潘寅茹來源一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