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是對大部分國產電視劇目持否定態度的，邏輯混亂，演技浮誇，強行升華等硬傷始終與他們不離不棄，相濡以沫，直到濡得這些劇目形象模糊，擺到一起便如同腐殖質與下水道淤泥的勝利會師，毫無違和感。當然，這麼多年下來，我也的確有一些能看完，甚至重複觀看的劇目，有因為演員個人魅力的《康熙王朝》、《神探狄仁傑1-4》《原始版亮劍》，有因為忠實原著的《老版三國演義》，有因為諷喻於荒誕間的《鐵齒銅牙紀曉嵐》、《大宋提刑官》，但真正能讓我多次細體，多方查證，甚至全臺詞背誦的，只有《大明王朝1566》與《走向共和》，其中《走向共和》因敘事時間跨度過大，氣象的確恢弘卻失於細節，而《大明王朝1566》因主線歸結起來只有「倒嚴」與「天下第一疏」，對人物的刻畫更為豐滿，複雜關係的勾勒也更見功力，把話說得過一點，《大明王朝1566》一劇中可謂人人有戲，千人千面，著實是一幅眾生相，這些我之前的文章都已論述過了，今日便不做贅述。
《大明》是一部借用了部分史實、人物進行創作的歷史架空劇，這從劇中各主要角色互相稱呼是稱號而非稱字（如稱張居正「太嶽」而非「叔大」），將張居正參與政局時間提前到與徐階、高拱、嚴嵩共事，將嚴世藩置入內閣且任工部堂官等都可以看出，這也便是本文題目中所謂泡影的寓意。
但這夢幻泡影中並非沒有現實寓意，相反，我認為本劇處處映照了現實，有的情節可謂「字字誅心」，如劇中胡宗憲指斥馬寧遠對「知不可而為之」的荒唐曲解，田有祿受海瑞所託代管縣務時沐猴而冠的醜態等等不一而足，這當然可以用「讀史早知今日事」，用「太陽底下無新事」，用「這不過是人性的循環往復」來解釋，但這同時也至少說明了編劇的世事的洞徹。
而劇中另外的一些曲筆伏筆，便不是單純用無心為之可以解釋的了，此處所謂曲筆伏筆指的是一些歷史上不可能發生，但劇中發生了的情節，如，淳安正堂懸掛了講官商行商要點的《士商十要》，我之前論述過，這分明是在代指官商勾結，再比如劇中內閣的待披紅奏摺上寫的是《橘頌》與《醉翁亭記》，以全劇拍攝的嚴謹程度看，我傾向於認為這是有意為之，畢竟本劇的明顯硬傷只有戰鬥場面過於敷衍與倭寇日語過於棒讀，至於這個情節喻指的是什麼，我想大概是說內閣幹的都是些形式文章吧。
我在構思本篇文章時的設想，是將今年對《大明》一劇虛實相映的一些新發覆做一個歸納總結，除上文已提及的兩處外，還涉及甲：《大明》中官服品級為何以朱、紫、藍序之，既非明制朱、藍、青之序，亦非唐制紫在朱上（愚揣度此處或有朝廷以貴為賤，顛覆舊制度的意思在內，但這個變化不是消滅之變化，是改造為賤籍的變化，這或許和黑五類分子中的三類的劃分有著一定關聯）；
乙：《大明》中為何將明史以諂官筆調定論的胡宗憲重構為劇中身在嚴黨但一心為君、儘量為國、有餘力時為民的「正面」形象，或許劇中胡部堂的形象唯一與明史中吻合的，就是嘉靖的評語「宗憲非嵩黨」，且將原明史中海瑞將捆縛驛丞的胡宗憲公子私銀沒收改編為海瑞將吃了一頓公款招待的胡公子縛送胡宗憲大營，胡宗憲的反應也由正史的「宗憲無以罪」改為了「親自登門拜謝」，劇中塑造的那個「公忠體國，不恤私情私利，以維護皇上名聲為重，以維護百姓基本生計次之，以自身前程為輕」的體制內英雄的形象究竟意欲何為？（這個問題需要展開討論所需論述引證之篇幅稍大，我打算下次寫一篇文章詳論，但私以為這個角色的塑造寫的是那些體制內改良派的難處，與原罪，難處自然是劇中多次提及的「會當媳婦兩頭瞞論」，原罪麼···）；
丙：劇中嚴嵩多次提到「徐閣老是個厚道人」「做我的副手這麼多年，能熬到我倒下，你是個難得的厚道人」有何深意（56年八大選書記，毛髮言：「鄧是個厚道人，我掛元帥，鄧掛副帥」「鄧公道，辦事周到，是個厚道人」73年底提議鄧重入政治局「三七開，優點主要，厚道」）；丁：芸娘身世一段為何在劇中被刪節（芸娘本為直言諫臣之後，因父罪牽連沒為官妓，受盡侮辱歧視，其身世本應於李妃接見時道出，在「我總算明白，為什麼以高翰文這樣的出身，寧願舍了官不做也要娶你」這句臺詞之前，是啊，因言獲罪者的後代受盡侮辱歧視，這會讓我們想到什麼呢？）
但在我梳理資料準備草草成文的時候，卻意外發現《大明》中「改稻為桑，毀堤淹田」一案相關的幾條線索可以互相勾連，於是我決定用較為嚴謹的論證思路與較為可信可考的歷史資料來論述一下我是如何握緊「改稻為桑，毀堤淹田」一案中具有現實意義的餘燼，本文參考餘英時先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論述之法，並力求史料文獻引必有方。
按照嚴謹行文的通例，首先自然是釋題，那麼，所謂「改稻為桑，毀堤淹田」指的具體是什麼呢？劇中以大明朝國庫因皇室揮霍無度，官吏貪墨橫行陷入赤字為背景+，掌權的嚴嵩一黨便提出在浙江施行改稻田為桑田，以求多產絲綢來增加國庫收入的政策，是為「改稻為桑」，而因民眾不信任官府免稅與保證糧食供應的擔保，且嚴黨有希望通過大戶收買災民土地的方式將政策紅利收入自己囊中的私心，做出掘毀大堤使新安江沿線稻田被毀獸行以求低價收買災民土地改種桑苗，是為「毀堤淹田」。在此我們首先明確事件發生背景的第一條，浙江古來缺糧，這一條無論是劇中亦或現實中都有案可查，據國民政府公開資料顯示，民國時期，浙江省每年自外省調撥糧食2億-5億斤，至此改稻為桑之國策在浙江推不動的根本原因也已然明了：糧食生產能力不足，百姓擔憂餓死，況且，皇上一句話讓下面改稻為桑，有沒有想過農民是否有種桑的技術？是否有養蠶繅絲的技術呢？。而這一條衝突稍微抽象化一點的表達方式是什麼呢？「在生產力不滿足自給自足的條件下，對農民生產方式的再分配。」這一點在現實中可能的映照為何？，「大煉鋼鐵」，「農業水利化、軸承化」，「集體農莊式農業勞作」。
相信有的朋友看到我上述的結論會有生吞活剝，牽強附會之責問，那我們且按下此論不表，來對改毀一案最基本的信息做一個梳理。那便是，地點。為何劇本設定毀堤淹田的重災區是淳安與建德，臺詞中為何會有「整個淳安、半個建德，一夜之間全在大水之中」？難道只因為歷史上海瑞曾任淳安知縣，而海知縣是本劇的主線麼？我認為不僅僅是這樣的。淳安縣，地處新安江沿岸，淳安縣城遺址，位於千島湖底。公開資料顯示，1955年，電力工業部興修新安江水電站，選址與淳安建德交界之銅官，至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截流蓄水，淳安、遂安兩座縣城及建德縣部分土地淹沒於滔滔江水之中。故事如此構築，其寓意為何，已十分瞭然了。
而後便是改毀一案中被許多觀眾忽略的一段戲份，王用汲在巡撫大堂向各位省級官員算建德災民的糧食帳，這一段我初看之時只是被「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己溺己飢，望諸位大人慎之。」所打動，認為這一段與劇末「我做大明的官，原無需公公看起看不起，大明朝這麼多官員，也不是公公說誰是小人誰就是小人」一般，是編劇對傳統士人風骨的刻畫。但當我仔細記錄了王知縣劇中所算的糧米帳，再與原中央黨校教授，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韓鋼先生的講座中所述及我國特定年份人均糧食產量數字做比較，其中卻有了另一番滋味。
《大明》中王知縣所算糧米帳如下，「建德一縣百姓，所產稻穀分攤到每人每年不足三百斤，脫粒後白米不足二百五十斤，攤到每人每天，不足七兩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強充飢，壯丁則遠遠不夠，今年建德縣半縣遭災，明年有一半的百姓需要租田耕種，按五五分租，每人每年白米不足一百五十斤，攤到每天不足三兩五錢米，諸位大人，三兩五錢米，你們夠麼？」
這裡首先要說明幾個問題，首先糧食產量計算是有原糧與口糧之分的，其換算比例大約在八成，也就是臺詞中所謂脫粒之意；其次，關於計量單位，明制一斤合十六兩，這也是為何有半斤八兩一說的原因，劇中為方便觀眾理解（也有可能是沒注意），使用了我國自1984年起使用的公制重量計量單位，既兩斤合一公斤，一斤合十兩，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斤仍是一斤，也就是說無論按何種計量制，糧食的重量是一樣的。
那麼，三兩五錢米，蒸成米飯約摸有一斤左右，對於一個成年勞力，夠不夠呢？對現代人而言我想一般是夠了，畢竟物質豐富，還有肉糜可以吃，對於做農活的勞力，素食者們，想來是遠遠不夠的。
接下來我給出的是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來源為韓鋼教授的黨校課程），其一，農林部部長楊立功（音）：77年，全國人均糧食總產量（原糧）比57年少5斤，南方以水稻為主的地區，年原糧在人均400斤以下者佔37.9%（既年口糧在360斤以下），北方以雜糧為主的地區年口糧在300斤以下者佔25.7%（口糧產量按0.85折算），1/3的農民幹完一年活反欠錢；其二，民政部部長程子華（音）：56年全國人均原糧409斤，76年人均原糧405斤，其中十個省400斤以上，7個省不足350斤；其三，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于明濤：77年，陝西省年人均原糧354斤，陝北革命老區人均原糧296斤；其四，王震：78年7月到貴州長徵故地，農民的生活還沒長徵時的日子好。
我首先給出這些數字是因為他們首先引起了我做劇本與現實糧食產量對比的想法，而後通過查閱1962年8月的《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浙江省59年城鎮人口平均口糧為340斤，按照當年的城鄉差距推算，農民的人均口糧數遠低於300斤。此外仍有一個數字十分值得回味，58年浙江省上報糧食產量為320億斤（實際產量為142.1億斤），至59年四月實際徵購57 億零6 百萬斤（其中本省銷售37.6 億斤，純上調10 億斤），此外59年5月額外徵購上調1.4億斤，按比例而言，農民可分得之作物比例為六成，與劇中五五分租，也不過相去一成。贅述至此，我得出的還是前述結論，《大明》中這一虛構的改毀一案，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有所諷喻，也許說的正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改革。
當這個假設成立後，劇中一些略感怪異的臺詞也就顯得稍微合理了，諸如「改稻為桑是國策，死一千人，一萬人，整個浙江的人死絕了，也得改」；「現在所有的糧都得用在改稻為桑上，凡有私自買賣糧食的，一律抓起來，以囤積居奇論處」；「浙江每個省的實情我都知道，可我大明朝現在的實情是國庫虧空，拿一兩個縣的小帳來算國家的大帳」；甚至於嘉靖帝的那幾句不像封建帝皇能說出的話也顯得意味深長「朕的這個位子乾脆交給你們來坐」「拆了金鑾寶殿你們各人也分不了幾塊瓦去」「朕何至於還要靠向別人討飯來過日子」我甚至都已為其中一句找到了疑似對應的記錄。
話說到這，我也沒法再繼續論述了，無論是討論生產關係的變革是否合理，亦或生產改革的步子是否過大，鄙人都是無以言對，也不敢言對的。
那麼就以我目前仍在思考且未得善解的一點來做結尾吧，劇中海瑞曾將戌時破讀為戍時，以該劇嚴謹來看應該不是口誤所致，那麼這一點該做何解呢，我之前設想中該處可能為海瑞為避先皇或先父或母親諱為之，但目前尚未找到支撐此論點的材料，希望明年能有所突破吧，
那麼就是這樣了，明年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