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時關注了一本書:《Thanks, Obama: My Hopey, Changey White House Years》,作者是David Litt,年僅24歲就進入白宮,擔任歐巴馬總統的speechwriter。那時候我才了解到,原來speechwriter是一種職業。
各大英漢詞典幾乎清一色地把speechwriter翻譯成「演講稿撰寫人」或「演講撰稿人」,我也一直把這兩個當做默認翻譯,直到前幾天在看《白宮風雲》時發現字幕組將speechwriter翻譯成「文膽」,頓時有一種撥開雲霧見天日的感覺。
根據百度百科,「文膽」指「專為高階的政治人物(通常是國家領導人)草擬撰寫各種文告、演講稿、新聞稿等文書的幕僚人員」,屬於非正式政治稱謂。
相比中國大陸,「文膽」一詞在港臺地區更常見一些。蔣介石的四大文膽,都是史上有名的人物。去年李嘉誠的一句「黃臺之瓜,何堪再摘」更讓人直呼「文書沒白請」。我還讀到一篇短文,作者提到了「文膽」的英譯,並給出了幾個意思相關但都不太準確的詞:ghostwriter、wordsmith和fountain pen,這真是lost in translation!
在中國,speechwriting的職業化程度遠不如西方國家高,我們還會很隨意地把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稱為「寫稿子的」。正是因為沒有統一名稱,speechwriter才有了五花八門的翻譯:「寫手」、「筆桿子」、「文書」都曾出現過,《娛樂至死》的譯者把speechwriter翻譯成「講稿作家」,也是不錯的選擇。不過最常見的還是字典裡的「演講稿撰寫人」,但我始終覺得這個說法不太像職業名稱,而且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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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互譯時,譯文走樣是常有的事。比如wealth management就經常被翻譯為「財富管理」,其實意思沒錯,但這不就是我們天天掛在嘴邊的「理財」嗎?
類似的錯位現象在翻譯文化特色鮮明的詞語時尤為突出,下面兩個例子都是我最近在工作中遇到的:exam-oriented education被翻成「考試導向型教育」;west-to-east power transmission被翻成「西向東輸電」,正確的說法分別是「應試教育」和「西電東送」。
說到這,我又想起之前在《野心時代》這本書裡發現的翻譯錯誤(遠不止這一處!)。來自臺灣的譯者想當然地把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譯作「發展的科學展望」,這種菜鳥級錯誤,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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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時,我們都會受到母語的幹擾,說出很多中式英語。反過來,英語學多了也會影響母語的表達,隨處可見的歐化中文就是典型代表。
上一篇文章探討了the benefit of the doubt這個習語,我在查資料時還發現了下面這篇博文。
第一句話雖然是用中文寫的,但卻生硬地套在了英文句法裡:我讓學生翻譯…為中文(I asked my students to translate… into Chinese)。
順便解釋一下,Thomas Carlyle說的那句話,其實沒那麼複雜。這裡的doubt是kiss or not kiss a pretty girl,對男孩來說,kiss the girl就是the benefit of the doubt,所以在這個語境下,give her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就表示「給她一個吻」。這位老師的譯文我是真沒看懂,而且in doubt還多了個s。
翻譯時要儘量跳出原文的句法結構,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譯文就會帶有濃濃的翻譯腔。再比如be subject to這個短語,柯林斯詞典將其定義為「受…影響的」,並給出例句Prices may be subject to alteration. 結果,例句的翻譯直接套用了定義,令人十分費解。
這句話應該翻譯為「價格可能有所變動」。同樣的道理,Prices may be subject to adjustment. 價格可能有所調整;Flights are subject to delay. 航班可能延誤;Violators are subject to a fine. 違者將被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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