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這場波及全國範圍的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危機事件，對於各個城市而言就像一場嚴肅的大考。
幾個月前，關於中國GDP增速是否需要「保6」、如何「保6」等問題，曾引發熱議。如今疫情之下我們再來看，單純地關注疫情對GDP的影響也許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數字背後，只有人，才是最終的目的，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福利。
人口密度高、經濟發達的地區，同時承擔了巨大的防疫壓力。而城市經濟、城市競爭力的意義在於，危難來臨時的抵禦能力，以及對於民生的關懷。畢竟，人活著一切才有希望。
疫情挑戰公共服務水平
復工時間雖不斷在延遲，但春節後返程仍是大勢所趨。這是一場危險的遷徙，人口流入的主要城市直面疫情防控的壓力。數據顯示，2020年春節「空城」指數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別為深圳、上海、北京、東莞、廣州、蘇州、成都、佛山、杭州、鄭州。
人口流動的大趨勢與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相互契合。其中，有七個城市都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大城市群，這些城市的外來人口佔比都超過35%以上，深圳甚至高達65%。從確診病例來看，除湖北之外，疫情較嚴重的城市除了外來人口比較高的幾大中心城市，還包括溫州、台州、寧波等這類商業發達中小企業遍布的城市。
分析這場疫情時，不少人直指區位因素。武漢都市圈是強省會都市圈，以中部最大城市武漢為圓心，與周邊的中小城市一起共同組成，在更大的範圍內又形成了長江中遊城市群。因此，許多人將疫情傳播速度歸咎於城市化加速所帶來的城市群內部強聯繫。
但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指出，這種關係在現代公共衛生管理體系和科技的作用之下，是可以被極大程度削弱的。此外，在疾病的研究、治療和預防上，人口規模具有正面作用的。
現在中國的傳染病防治體系，基本是在2003年的SARS疫情後建立起來的。當出現了像SARS這樣的疫情時，它可以第一時間建立起隔離病房。比如上海的公共衛生中心，它就是在SARS疫情後建立的。廣州也曾站在SARS戰役的第一線，政府和醫療系統有豐富的經驗。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長三角、珠三角這兩大經濟發達的城市群都迅速採取措施應對，廣東省繼2003年後再次啟動了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緊接著各大城市先後宣布延遲復工時間，率先行動的是蘇州。
復旦大學教授孫立堅建議，要將流行病學、疾病生物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四個學科共同來進行合作研究、提供政策建議，而不是過度管制和放任。對於不同區域而言，發展水平不同，面對疫情的反應、擴散程度也會不一樣，其中的影響因素包括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水平，公眾的認知水平，城市經濟的發展水平。
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以上海和廣州為中心，佔據了絕對的醫療資源優勢。在2019年年底復旦大學醫院管理髮布的《2018年度中國醫院綜合排行榜》中，上榜的50家醫院以高校為主體的醫院則達到了八成，有21家來自這兩大城市群。比如，鍾南山院士所在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國內呼吸科排名全國第一。
疫情也對物流發達程度和城市群內部產業的聯動能力提出了考驗。以口罩的生產為例，有數據統計在涉及醫用口罩生產經營的企業中，山東、河北、北京、河南、重慶的企業數量分列前五位，共佔全國醫用口罩企業總數的64.12%，其中山東的企業數量最多。
但有報導統計數據指出，截至2020年1月底，全國各省市中上海口罩的日產能最高，能夠實現每日400萬隻口罩的生產能力。上海全市共有17家口罩企業，已經逐步恢復產能。與此同時，廣州、杭州等城市開始為市民免費提供口罩。
疫情面前我們看到，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和公共服務能力等「軟實力」是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之一，能盡力將人口規模與疾病傳播之間的關係降到最低。
哪些中小企業最困難？
在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城市群內部，民營經濟活躍，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不同的環節，各城市圈形成了緊密的互補分工的關係。但在制定短期防控措施時，無論是為抗擊疫情而必須採取的交通和人口流動管制措施，還是各城市獨立採取的延遲復工政策，都給供給側帶來了強烈衝擊，尤其是在產業鏈條緊密的城市群。
其次，恐慌情緒和高度不確定性會抑制投資需求，疫情將對實體經濟尤其是需求端將產生直接負面影響，包括餐飲旅遊、休閒服務、商業貿易等行業。在長三角、珠三角兩大城市群內部，居民服務消費密切相關的行業增長較快，自然而然受到的疫情壓力也非常大。
市場上有一種看法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電商經濟的增長，但事實並非如此。頭部電商平臺的銷售大頭為「出門用」的產品，在出門已經成為一件稀罕事的情況下，消費需求也被大大抑制了。同時，疫情也造成了物流運力的緊張。
中小企業眾多、流動人口密集、消費服務行業發達，疫情影響之下，無論從供給側還是需求側來看，中國這兩大最發達的城市群正面臨著錯綜複雜的「戰疫」形勢。
尤其是近幾年，民企在過去幾年融資結構上出現兩大問題。一是有息流動債務高，並且依賴非標準化債務融資。二是融資結構傾向短借長用，加劇了滾債的風險。然而民企還沒從困境中走出來，如今又要直面疫情的困擾。
企業復工狀態不佳是一個方面，還有很大可能遭遇下遊需求陡然收縮。「開工延遲，周轉放緩，現金流吃緊，償債壓力大」，給企業的生產成本帶來巨大壓力。由於缺乏背景優勢和議價能力，中小民營企業首當其衝，其中一些可能會因為現金流的問題最終陷入困境。
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朱武祥教授、北京小微企業綜合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劉軍總經理、北京大學魏煒教授對995家中小企業的調研表明，受疫情影響，29.58%的企業2020年營業收入下降幅度超過50%，58.05%的企業下降20%以上，85.01%的企業維持不了3個月生存。
疫情來勢洶洶，傳播速度快的特徵非常明顯，發展趨勢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疫情控制必然是放在首位的。然而，在臨時的疫情管制措施之下，從防風險和提高政策前瞻性的角度出發，如何利用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對產業經濟發展的副作用，以及疫後如何儘可能地快速推進經濟復甦，是需要重點關注的。
地方經濟的抗疫壓力
當年非典結束之後，有研究者統計了某些疫區城市數據，發現非典綜合各項因素，可以影響到地方財力的10%。疫情面前，穩民心，也得穩住經濟。
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多部門均發文，明確加強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重點領域信貸支持以及對部分企業貸款進行貼息支持。具體措施包括，通過加大融資支持、適當下調貸款利率，紓困企業因疫情產生的壓力、增加信用貸款，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到期還款困難的，可予以展期或續貸，還要防止各金融機構盲目抽貸、斷貸、壓貸。
同時，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城市陸續推出一系列中小企業減負措施，涉及緩繳社會保險和部分稅款、減免房租、貸款適當展期等諸多方面。
地方層面，蘇州率先推出了惠及中小企業「蘇十條」，確保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信貸餘額不下降、融資成本降低，同時推出中小企業減免房租稅費、緩繳社會保險和部分稅款等多項措施，執行期限為三個月。
縱觀這十條，在加大金融支持方面，上述政策鼓勵各銀行機構通過壓降成本費率，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特別是「三必須一重要」重點領域和資金困難的中小企業，在原有貸款利率水平上下浮10%以上，確保2020年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不高於2019年同期融資成本等。
此外，蘇州市還提出對在疫情期間為承租的中小企業減免租金的創業園、科技企業孵化器、創業基地等各類載體，優先予以政策扶持。繼蘇州之後，多地接連加入了幫扶中小企業的隊伍。
寧波則在全國率先出臺臨時性下浮社會保險費率政策。在寧波，中小企業超過27萬家，約佔全市總企業數的99%。為此，寧波下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1個月單位繳費比例，加大對中小企業穩崗返還力度等政策。政策推行的基礎就在於，浙江省的基金結餘狀況相對較好。上海也發布了一系列企業減負政策，預計可減輕社保繳費負擔超100億元。
為了緩解企業的焦慮，廣東銀保監局指導轄內銀行保險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項額度支持。比如中國建設銀行廣東省分行創新推出適合中小微企業的「戰疫貸」，用於企業生產銷售防疫所需物資、企業擴大再生產等用途，貸款期限為1~3年，至2月5日，已向小微企業投放2734萬元。
此外，在廣東推出應對疫情支持企業復工復產20條中，還有一條包括發揮國有企業關鍵作用。國有大中型企業、行業龍頭企業在貨款回收、原材料供應、項目發包等方面，加大對產業鏈上中小企業的支持，促進產業鏈運行平穩。對已與國有企業籤訂合同的中小企業，確因疫情影響，無法按時履行合同義務的，可以適當延長合同履行期限。國有企業要按照合同約定按時足額支付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相關款項，不得形成新增逾期拖欠。
以位於珠海的格力集團為例，其產業鏈上遊企業武漢興力塑膠有限公司因為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面臨停工減產的困境，格力財務公司將其存量貸款利率下調100個基點，共同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廣州也出臺了十五條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應對疫情，從加強金融支持、降低房租成本、減免緩繳稅費等方面入手，預計將為企業減負約50億元。廣州的政策面覆蓋廣，其中的扶持對象不僅包括中小微企業，還包括全市105萬戶個體工商戶，涵括了餐飲、商貿、交通等受疫情衝擊較大的行業、企業和個體戶。政策還結合廣州作為商貿之都的特點，提出了降低專業市場租金，降低電商平臺費用等特色舉措。
不過，最終各個城市這些政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然取決於此次疫情的各種相關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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